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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我回到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改。 1978年最后一两个月，处境好转，允许我到合肥医院治病。 安子文同我的境况相似，放出来后，也回到原来的流放地，也在这个医院里面。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了解我这个人。我们两个人在医院各住一个单间，天天闲聊，回忆往事，议论国情，还下围棋。 他跟耀邦是亲家。他跟我讲，他会很快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找耀邦解决我的问题。1979年1月4日，我从安徽结束流放，回到北京。安子文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对我非常照顾，曾想让我去当教育长。 但是，我对水电的感情太深，还是愿意回到水电部工作，担任副部长。1982年我已经65岁，准备从水电部退下来。在办正式手续之前，陈云就让大秘书王玉清给我捎话，派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随即陈云写了封短信给我——“李锐同志：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这样，我就没办法再推了。组织部新建青年干部局，工作就是培养和选拔党的高层接班人。陈云要掌握这个局，他在中央开会时讲过：组织部我还得管几年。延安时，他在中央当组织部长时间很长。我和陈云有一些交往。东北解放时，他负责接管沈阳，此时我当他的政治秘书。这是中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问题非常复杂，除日常工作，向中央写报告等文字工作外，还主管外事和看报纸大样。住在北京饭店准备去西柏坡开中央全会时，他谈到想去上海，我说您一定会留在中央管财经，那我就回湖南了。我留在北京时，就到旧书店为他买了一大箱财经方面的书籍，尤其资料性的大书。1950年他还给黄克诚写信，要调我回京，黄克诚根本没告知我。在沈阳时，我们一起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后来让我管水电，也是陈云安排的。1982年3月我到组织部报到，当时部长是宋任穷。后来部长是陈野苹，我担任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等工作，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第三梯队这个名词不一定妥当，就是后备干部。但是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是必要的，是站得住脚的。我一到组织部，就参加两项重要工作，一是选拔第三梯队，二是清理省部级班子，全国几乎跑遍了。我大声疾呼干部必须“四化”，德才兼备，起用一代新人。我特别注意干部知识化问题。1956年胡乔木嘱我给《人民日报》写社论，我写了一篇《干部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当时虽然发表了，但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大跃进中，全国还是砍树大炼钢铁。这一次中央终于下决心把知识化、专业化列入选拔干部的标准。我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四五个月，拟定十二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名单，当年这项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人事小组组长是胡耀邦，他很少来参加会，难有两个人的单独接触。日常的负责人是余秋里。余秋里原来是能源委员会主任，我当过副主任，他很了解我。我在小组还负责编《简报》，向中央汇报会议讨论人事选择的情况。所以跟余秋里联系最多，可说无话不谈，但是重要的事情还是耀邦管。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省级领导干部平均66岁，最初提名的十二届中央委员比十一届年龄还大，因为十一届中委有一部分是文革中上来的工农干部，年龄比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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