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var(--weui-FG-HALF)]父亲在战争时期和军旅中的经历
1937年10月～1939年5月，父亲担任“西盟会”区长、县团长、县特派员。“西盟会”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其任务是组织宣传民众参军参战，收容散兵游勇集结抗日，为陕北送人、送粮、送情报。吉县与陕北仅有黄河之隔，是陕北前往太行前线的重要通道。听父亲说过他在吉县的故事。他当区长时，收容国军、晋军散兵和地方民勇达1000人，组建了一个抗日大队，父亲兼任大队长。还与日军打过一仗。后来，上级从陕北派来几个人把队伍带走了。这支队伍在解放战争中成了著名的“临汾旅”的主力。
1939年5月～1945年9月，父亲在著名的386旅（太岳军区）司令部机关，跟随陈赓、薄一波、谢富治、陈再道等领导。这期间他的任职有：营指导员、侦查处股长、作战处参谋、情报处科长、抗大学员等等。
1945年9月～1947年9月，父亲在中原野战军四纵队，仍是陈赓的部下，任团参谋长、团长。1947年8月，部队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解放了豫鄂陕大片地区。
1947年9月～1950年7月，父亲在河南军区司令部，任参谋处处长、情报处处长、作战处处长、办公室主任等职。这期间曾化妆卧底，参与策反国民党军一个师起义；组织渡江侦查，解放武汉。
1950年7月～1951年10月，父亲调往华南军区司令部，任情报处处长。在此期间，母亲侯仙芝也在该情报处任秘书。1951年7月25日，我生于广州。
1951年10月～1957年11月，父亲调往中央军委总参二部，任处长。期间曾赴朝参战。母亲随同调入总参二部（1954年4月～1959年5月，母亲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
父亲的事业在北大荒
父亲军旅生涯20年后，在北大荒工作25年，直至离休。他的事业、他的情感、他的欣慰、他的挂念、他的朋友、他的传说、他的灵魂，都在北大荒。他是八五三农场第一任场长，但仅在那里工作半年。从1958年7月至1983年7月，他在八一农大工作和生活长达25年。他生前说过，要把骨灰埋在农大北山。后来因为我们都不在农大了，没能实现他这个愿望。
说起父亲到北大荒的原因，有个误会。他不是十万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中的一员，他是1957年11月单独转业的。1956年夏，父亲到北京北郊小汤山（军队）疗养院疗养，巧遇老战友刘伯增。刘伯增1956年随铁道兵转业到北大荒，任农垦局局长。他对父亲说，解放了，不打仗了，还不如到地方干一番事业。父亲同意他的观点，两人约定到北大荒做伴。当时还拉钩了呢！后来的一年，父亲3次打报告要求转业，总参都没批准。最后还是找了王震（农垦部部长兼副总参谋长）“走后门”才办成转业手续。1957年11月，父亲转业到农垦部机关“帮助工作”，没安排职务，因为他坚决要求去北大荒。3个月后，他如愿以偿，随王震部长一道去了北大荒。在北大荒的第一场战役就是在八五三农场开发雁窝岛。至今，当地还流传着“大酱缸当关地宝，老场长背粮进岛”的故事（他是小说《雁飞塞北》主人公原型）。到北大荒的第二场战役是建立八一农大。1958年6月间，王震对父亲说：在垦区要办大学，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我挂个名兼校长，你上过大学又上过延安抗大，由你具体负责建校工作。要把抗大精神贯彻到建校工作中。在这次谈话两个月后，农大开学了，1200多名农管系的学员陆续报到。父亲的“战争”又开始了。
农大已有61年校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建校期（1958～1966）、“文革”及恢复期（1966～1983）、发展期（1983～2003）、快速发展期（2003年迁校后～）。父亲经历了农大前两个阶段。关于那两段历史，许多老同志写过文章，归纳起来就是：教育为政治服务统一了信念、方向；同艰共苦克服了生存困难；求贤若渴打造了教师队伍；“正规化全日制”立足于大学之林；讲基础重实践形成了受欢迎的务实校风；实事求是落实政策消除了“文革”的影响。在“大跃进”时期成立的大学，全国不下几百家，但像八一农大这样能存续至今的不多，通俗地说就是“有市场”。这是八一农大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也是父亲后半生苦苦痴情的事业。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北大荒100多个农场的主要领导一半以上是八一农大的毕业生。父亲去世前，还念念不忘农大的发展。有人到烟台，他总要问及农大的师资建设、教学成果、学生生活、发展规划、毕业分配、员工待遇等问题。他尤其强调“基础理论课要扎实，实习要针对性强，理论与实习要结合出水平”。这也是他一贯倡导的。他十分重视农场对毕业生的评价，把它当做一面镜子。
父亲的北大荒梦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但是，和十万官兵一同干出垦区永葆青春的事业，这和家庭的牺牲比起来，值啊！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对他的事业心是理解的。八五三农场和八一农大像北大荒沃野上的两棵大树，根深叶茂郁郁葱葱。我常常感叹和羡慕父亲的人生：一个在国家屈辱苦难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平凡书生，投入了绝地搏击的民族冲刺行列，加入了翻天覆地的国家崛起阵营。之后，又有北大荒的事业寄寓灵魂。这是多么辉煌的人生！我们后辈永远为他骄傲。
小时候父亲给我的印象
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因他忙于工作，另外我13岁上中学就离开家了。上世纪50年代，母亲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我家住在中南海红墙里面。父亲是总参二部搞情报的，因工作性质，不常回家。我和二弟、三弟每天去中南海幼儿园，由带棚子的脚踏三轮车接送。四弟由保姆在家看着。我们那个院子应该是早年皇家杂役住的，大约有20户，那时住的都是中南海的普通工作人员（随叫随到）。父亲的通行证是红颜色的，只能进中南海西门，直接回家，那些挂牌的机关都不能进。
1958年初，父亲去了北大荒，年底，他派人把姥姥、二弟、三弟接到农大。因为当时我病了，家人分两批走。1959年5月，母亲、我、四弟来到农大。后来听说那个院子里的住户都搬出中南海了。
农大1963年才有小学，1969年才有中学。我和二弟、三弟都上的裴德小学。姥姥带着我们3个在“山南六组”一间房子里住了3年。父母一直住在农大卫生所旁边的“办公室家”。那3年中，父亲去看过我们两次，都是在参加裴德小学会议之后，顺便去家里看看。1962年夏天，我们搬到了农大新盖的“干部宿舍”。放假的时候，他会叫我们轮流去“办公室家”听训。我印象中，父亲总出差，每次出差回来都欠公款，然后从工资中扣。他的工资一直是在“扣”的状态，家里的花费主要靠母亲的工资。“文革”开始停发工资时，父亲还有600多元欠款没扣完。原因是他在公事安排之外的花销不要发票，如吃饭、乘车、住店等。虽然有些铺张，但公私分明，他主观上就没想报销。记得五年级的暑假，他盯着我练毛笔字，每天都要逐字画红圈。大约1个月，红圈少了，后来又多了。他没给我们特别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不准搞特殊化。记得一次，我和二弟因到大礼堂看电影没买票，挨了打。他说：“人家看你们是校长的儿子，就不要票，将来你们还不为非作歹啊！”我们几兄弟上的都是当地小学、中学，与农村的孩子在一起十来年。他总是鼓励我们和农村孩子交朋友，向他们学习，不许我们有优越感。1964年夏天，我上了黑台中学，开始住校，和父亲接触更少了。父亲真正回“我们家”生活是从“文革”开始的。他被“赶” 回家后，经常还要住“牛棚”。1971年～1977年是他一生中轻松愉快的时光，“解放”了，但没安排重要工作。他回老家，看战友，治病住院。可惜，这期间我离开家了——我“上山下乡”了。
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和病痛抗争了几十年。父亲的哮喘病是在朝鲜坑道里得的，后来发展成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最终要命的就是这个老毛病。从朝鲜回来后，经过疗养，他的病已经好了，但是到北大荒又犯了，每年冬天都很难过。农大建校初期，他每天都熬夜工作，咳嗽声常常把我吵醒，我很心痛很无奈。但是他对到北大荒无怨无悔。多年来，父亲的夜咳声经常会在我耳边响起，督促我战胜困难执着前行。
关心我的大学生活
我们兄弟姐妹6人都上过大学，唯独我是工农兵大学生。1972年4月，我从四师四十一团被清华大学汽车系录取。报到之前我去裴德医院向父亲告别。他对我上大学不以为然，说：“估计学不到多少东西，我本来不赞成让你去，但你妈坚持要你去。其实，以后还会有机会。”他看我很想去上大学，又支持我：“这样也好，国家很需要人，多见见世面吧。”当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复杂的政治因素。他认为，工农兵大学生是时代的产物。从他后来的主政结果看，他对工农兵大学生是一视同仁的。
我刚上大学时，他来信说：“你现在是自己离开家单独在北京学习，而大学的管理和中小学不同，更多地靠自觉。希望你在政治学习上、生活上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是怎样安排？是否每天看报？看不看课外读物？体育活动怎么样？睡觉怎么样？群众关系怎么样？社会活动怎么样？有没有知心朋友？来信告诉我。”
“你是作为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的，是四连党支部和群众推荐的。你在四连劳动4年，党支部和贫下中农为你花费了多少心血，这是永生不能忘记的，绝不要辜负他们。”
“写过入党申请吗？向党组织谈过没有？我很想知道你对入党的态度。”“在学校期间参加社会活动很重要，这也是学习也是锻炼。据我了解，毕业生在校期间做没做过社会活动，出去大不一样。”在父亲的教育下，在学校党支部的帮助下，我1974年入了党，学习成绩也很好。
关心我毕业分配
我1976年2月被分配到青海省交通厅，从事汽车运输修理工作。在毕业前的几个月，我和家里交流过毕业去向之事。父亲来信说：“你很快要毕业了，真正地解决服从组织分配（问题），这可以说是你入党后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共产党员就是要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原则。你想回兵团我不反对，我反对你信里写的‘回家去’。我一向反对一个家族都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会形成一种势力。家族之间再结成亲戚，于是盘根错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原则往往都淹没其中。这是和党性不融的。我们学校这种家族已经不少了，所以，你分配到哪儿都行，我不同意你回农大工作。如果你回到兵团，希望你跟组织部门提一下，不要回农大。”后来，同学们都报名去西部，我也报名了。父亲来信说：“知道你报名去青海省时，我们都支持。刚到那里会感到孤单，工作生活都会有困难。当年我刚到山西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孤独凄苦，工作不知如何下手。接触人多了就好了，万事开头难啊！”
关心我在青海和兰州的生活
1976年，我刚到青海时，父亲说：“你说青藏公路每小时汽车流量200台，这个场面够红火的，建设步伐是快速的，我对青海更感兴趣了。青海是小麦亩产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我因两地分居，又有了女儿，1985年调到兰州，父亲来信说：“穗调兰州，一家人在一起了，工作又干上本行，这是好事。要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尊重领导、团结同志、把方便留给别人，自己多承担困难，有压力有动力才能干出成绩。相信你能闯出新局面。我一生不屑于计较荣誉、地位、报酬等等，希望你也这样。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就其乐无穷了。”
父亲希望我们没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和工农子女打成一片。一次他在信中说：“李国军为你叫委屈，说你没有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非常高兴你没有这种情绪。苦乐观属于世界观，希望你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说实在的，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高干子女的“样子”，这是大家公认的。
父亲去世那年，我女儿苗苗6岁，他很关心苗苗的成长，在信中说：“苗苗，你好啊！爷爷奶奶可想你呢！现在兰州的气温比烟台高，大约你快穿裙子啦。春天容易害病，要注意防止感冒，吃东西要注意卫生……烟台的瓜不如兰州，苹果桃子却比兰州好。我等着你们来。”
父亲的遗憾
1983年父亲在烟台给我来信，说：“离休后的想法，有计划地读点书，读点古籍，特别是有关孔子的著作。从五四运动起，孔子一直是批判对象，‘四人帮’对其更是大批特批，孔老二简直罪该万死，一无是处（他们是针对周总理的）。几十年来，我思想上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放下。中国社会自春秋时起，到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为止，近3000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在思想领域里，孔子的思想体系无疑是起了主导作用的。一个思想体系维系偌大一个中华民族3000年左右，而且直到今天，它的影响仍很深远。其中某些东西我们还要批判地继承过来，成为新的道德标准。于是，这个体系就值得研究了。它的内容实质、几千年的演变、功过是非、力量所在，哪些是孔子的、哪些是后人加给他的或是发挥的，这些都要研究。对孔子要不要一分为二？哪些肯定或否定？哪些可以批判地继承等问题很多。‘四人帮’搞全盘否定，我研究孔子的想法就更强烈了。”
父亲去烟台后买了很多有关历史的书，拉开架势要找个“安静地方”（他说要去柳树村）做学问。可惜，病痛缠身，杂务不断，加上母亲的健康状况，他这个宿愿未能实现，终成遗憾。不过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肯定会有人干的，或者已经干得不错了。我是想搞清楚一些问题，并不是要出什么著作。别人的研究成果能解决我的问题不是更好吗？”
30多年过去了，现实能够告慰父亲的是：禁锢已破，研究孔子的人很多很多。因为中国富强了，走向世界了，全世界的人想学习中国文化都从孔子开始，仅孔子学院就有100多所呢！这个多元的时代，中国青年正继承传统，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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