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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影视专稿480
《知青日记》断想
经常或每天把个人活动、思考、感觉写下来，把发生的事、经历的事或观察的事记录下来，叫日记。 汉人刘向在《新序·杂事一》中说：“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宋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 犹不辍书。”清人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经常章程五条》记曰：“夜间写日记，须载明本日阴晴风雨。” 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雷锋日记》了。有人糟蹋雷锋，说雷锋做好事都写在日记里了。雷锋家境悲惨，母亲死后成了孤儿，挨过地主的鞭子。解放后，他生活在阳光下，热爱新社会，满腔热忱地学习，工作。他没想当文学家、作家，但他有理想，有信仰，经常把自己生活、工作的感受写到日记里，严格要求自己，奉献他人，传承了中国“每日三省吾身”的民族道德传统，这没什么不好。他不是为了发表而写日记，所以我们至今看了仍感到亲切，并为之感动。 在挨饿的年代，我们曾学习雷锋，也常用日记这种形式记载自己的感受和自省吾身，约束自己做个好人，这也没什么不对。 文革动乱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大潮袭来，我们不是先知先觉的明公，不是事后诸葛亮，不可能不随波逐流，不可能善守其身，不可能不说错话，办错事。相信领袖，崇拜领袖，紧跟领袖，领袖的错误和失误不能不铸就我们的人生悲剧。 下乡来到北大荒，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生活压力之下，知青仍渴望学习，甚至偷看被禁之书。其个人最自由、最有意的精神活动莫过于写日记了。 知青当年写日记，当然不会想到要发表。事实上，一般知青，普通知青的日记即使在今天要发表、要出版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办到的。所以，当2008年4月，知青郑幼华向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素梅建议，要出一本知青日记，为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时。作为”报界老人”的郝志红，“深知文字的腻烦和出书的辛苦，不想再重复那劳顿之苦，坚决表示反对”。郝志红的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除了“文字的腻烦和出书的辛苦”外，还有三难：一是征集难。尽管在黑龙江《生活报》、《老年日报》和哈尔滨《新晚报》以及《中国知青网》、《天津知青网》、《北方知青网》、《内蒙知青网》、《老三届知青网》、上海《黑土情》杂志上面向全国征稿，但“四门贴告示，仍有不识字”的。有些知青得知《知青日记》已编辑出版后，后悔没有把自己的日记交出来，失去了发表的机会。当然，也有知情者出于各种原因（有些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不愿意亮出和发表自己的日记。二是编辑难。知青当年记的日记是当年客观的记录，思想认识的错误或局限不能不受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今天的思想去甄别，去选择，去删除与历史决议和现行政策相违背的言辞（例如涉及刘少奇、文革或极左的等词语），但却不能修改、拔高、润色、粉饰、修饰任何记录的事件、行为和认识、感受、体会，等等，这就给编辑带来难度。日记要逐篇看，逐篇选，每句话也要逐句看，逐字审（比如纠正错别字、白字等）。这些没有任何报酬、补助和赞助的编委四年来志愿和义务从事编辑工作，我们不能不向他们致敬。三是出版难。知青与文革有关。没有文革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文革是敏感话题，牵连知青的话题也敏感。知青日记要出版，就要接受层层审查。经常感觉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幸好看到和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不能不感激时代的宽松，社会的和谐。 不是什么知青个人的日记都可以、都能出版的。我们《知青日记》的出版，得益于连续两年被哈尔滨市民政部表彰为“先进社会组织”的哈尔滨市知青联谊会的志愿者们。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大公无私（请注意：我至今不认为这是极左的言辞）的奉献，使来自自黑龙江、河北、辽宁、河南、江苏、贵阳、北京、上海、天津等多个省市56名知青当年写的700余篇日记由哈尔滨市美术出版社出版，得以公开发行。 2012年6月20日上午9时在南岗区长江路黑龙江省图书馆报告厅，《知青日记》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会。 为《知青日记》作序的全国知青先驱、楷模侯隽和黑龙江著名知青作家贾宏图应邀如期出席发布会，并做了实事求是和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为与会知青在《知青日记》签名留念。 怎样评价《知青日记》？ 2012年6月12日，我在北京从“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网”看到“《知青日记》终于结束编辑、排版、印刷过程”的报道，曾回帖写了如下的评价： 《知青日记》出版是中国知青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日记的作者不是作家、精英、学者，都是普通的平民知青，记录的也都是当年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因而具有客观性和代表性。受当年政治环境的影响，知青的思想、意识、行为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用今天的观念去评判昨天的是非没有必要，用思想家文学家的标准评论日记语言的表述也没有必要。诸多日记只是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把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展示出来，不至于使这段历史成为空白，或由人任意解释、粉饰或歪曲这段历史。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不值得今天晒出日记来怀念和纪念。但知青上山下乡却并不是文革的深入发展，而是迅速瓦解了城市里的 “红卫兵” 这个被利用、被损害的组织和力量，极大的削弱了城市里无休止甚至总理亲自出面都无法制止的动乱，使国家不至于继续走向灾难的深渊。所以我认为，文革是错误的，不等于知青上山下乡是错误的。我曾说过，在当时动乱的紧急情况下知青如果不下乡，留在城市继续闹腾，我们都会成为民族的罪人。事实上，知青下乡，经历艰苦生活和劳动的磨难和社会、现实的教育，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和自己，为共和国的稳定而不是分裂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不明就里的人可以自由议论，从北大荒走出来的我们没有必要后悔甚至糟蹋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经历。这就是《知青日记》出版带给我的启示。
2012年6月21日大鹏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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