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茶馆里的娱乐

【家乡文化纪事】

                                      （4）茶馆里的娱乐
                                                                                            张冠立

       音德尔镇当年有一家茶馆，在十字街北面道西第二家。第一家是合作修鞋部，我们都叫它掌鞋铺。茶馆的门面不算大，一窗一门。门倒很阔，分大小两扇。推门进去，迎面一大扇窗户亮子，是给内间采光的。亮子下挨墙搭了一个砖炉子，长长的，连续铺了三四块炉板。炉眼儿上都坐着壶。有的平平静静，有的冒着气，颤抖着壶盖儿。水壶的个头都很大，装满水后，小孩儿拎着挺费劲。那些壶上部是个大圆台，底部还落进炉盖一截。那一截的形状有的是与上面对称的圆台，有的则是口径稍微收小一点的圆柱体。这样的设计主要是让水更接近炉火，提高热效率。对称圆台的那种壶状似趴在地上的大鳖，人们把它叫做“大王八壶”。现在这种大王八壶以及另外一种带圆柱尾巴的壶都见不着了。镇子里煤火烧水的时代已经过去，电水壶取代了它们。洋铁匠的这项手艺也失传了。我对这些壶的记忆不单因为常在那边溜达，在门外就能看得清，还因为家里大人偶尔打发我们到茶馆去买水。夏天家里烧水不方便，来了体面客人就得花钱买水沏茶。
       在这里烧水干活的有两个员工。一位是那个扭秧歌的赵小个子。另一位是我的一个女同学的母亲。两个人干活都很卖力气。经常能看到他们穿着罩衫，拎着灰筒出来倒灰。他们既要值白班也要值晚班，很辛苦。那个年代找工作不容易。多数家庭都是单职工。那时候女人在社会上有事做，是可以引为骄傲的事，家里的日子毕竟能好过一些。所以我那个同学的母亲担当那样的工作真的甘之如饴。尽管茶馆也像掌鞋铺属于合作系统，比不上国营铁饭碗，但能称得上双职工家庭也该满足了，哪能挑肥拣瘦。
       茶馆的里间从烧水间的左面进门。本来是一个方房间，由于烧水间在前面割去了一条，里面前窄后宽。宽绰的地方两边挨墙各摆一趟桌子。中间留作过道儿。喝茶的人坐在桌子旁，要上一沏茶叶，可以坐在那里慢慢地品茶解闷儿。茶花钱，水不论价。茶壶里没了水，唤一声，就有人过来添水。能喝茶的人一沏不过瘾，会叫跑堂的把乏茶叶倒掉，再续一沏茶。乡下人进城，吃顿饭再进茶馆喝水的极少。他们舍不得花这份钱。在饭店里可以要杯开水。就是真的渴了，到那家都可以要口凉水喝。水像空气一样，大家应该共享。茶馆的常客多是镇上的闲散人。他们希望在茶馆里能喝口茶，下下棋，找点乐子，比在阳沟旁凑棋局，闲打唠有身份得多。所以这里俨然一个群众俱乐部，天天会面。偶尔缺席的人会引起在座人的注意，有人会询问某某怎么了，为什么这两天不“上亮子”。茶馆里的棋局给人们带来兴趣不说，单是闲谈就有无限的乐趣。人们喜欢聚在一起打打趣，吹吹牛，试图给平淡无味的生活加点盐，调调味。拿猪肉皮搽过嘴，然后去显富的人肯定有，遇到孩子告急猪肉皮被猫叼去了那样丢脸的事也可能出现过。人有虚荣心是可以理解的，谁都会因为人性的丑陋而犯小错误。我听到一个人在那里牛吹得不小，说他们家的饭菜油水大，放屁把裤子都油了。听了这话大家哄堂大笑。人人内心赞扬他会夸张，有意思，没人会计较他言语不实，想验验他的裤子看看是否有其事，要么信以为真担心他消化功能出了毛病。
       在这家茶馆里，比这种趣味闲聊更有趣和吸引人的是说书。人们之所以肯长期花钱在这里喝茶，那是因为大家都有比茶瘾还盛的书瘾。听书会像抽大烟一样让人屈从欲望不能自拔，因为书中的故事情节环环紧扣，到了你分秒不敢溜号的程度。偏偏在刀已经按在脖子上，不知是死是活的节骨眼上，说书匠来了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人们的胃口被吊着一直到第二天的说书开始。就这样一天天地延续着茶馆的繁荣。
       茶馆里坐堂的说书匠叫董文，一个黑脸膛的大个子男人，说话声音沙哑。据说这嗓音不是天生的，需要多年修炼才能到达这样的境界。只有到了这个火候，艺人才能百说不倦，适应从业的需要。都说董文能背下几十部书，有一千零一夜那种常讲常新的能力。你听完了《薛仁贵征东》可以接着听《征西》，听完了《大八义》，还有《小八义》，什么姜太公、五羊皮、妲己女、何仙姑、铁拐李、鬼狐神仙无所不会，说书场精彩纷呈。董文坐在过道尽头的一张专用桌旁，声情并茂地描绘着人物的形象，模拟着角色的语言，渲染着情节的气氛，在他的口中流淌出一出出人间悲喜剧。在场的人尾随他或悲或喜，难以自己。我们挤在门口张望着的小孩也都混在其中与他们同喜同悲，忘记了自己是偷听的角色。董文的夫人在完成了一节之后起身挨桌收赏钱，我们吓得向门外躲闪，但是不肯离去。好心的赵小个子，或是同学的那个母亲从不清理我们出门，只是送水的时候让我们闪一闪。
       茶馆里的悲喜剧演到“文革”的时候收场了。人们被政治狂涛所席卷，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放下了对帝王将相和牛鬼蛇神的惦念，不再来茶馆了。两个员工不知都参加了哪派，也不知道两人是否为对立派，能不能再走到一个房间里和谐相处。没了说书人，茶馆失掉了吸引力，喝水的人没有了。山穷水尽之后关了门，茶馆消失了。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整理了思绪，开始怀恋起昔日的说书文化。文化局提议成立一个曲艺社，再招说书人过来说书，给人们带来文化享受。曲艺社选址在老头店和回民饭店的中间，地点不错。房子虽然老掉了牙了，维修了一下还算可以。桌子摆上了，艺人请来了，似乎董文也在被请之列。但是说书场再也没有了早年的气氛，顾客稀少，门可罗雀。由于入不敷出，难以为继，最后不得已黄掉了。我猜不出它黄掉的原因。难道说书场是根藤，没了茶馆这棵大树它只能瘫倒？或者因为有了电视媒体中的刘兰芳、田连元的评书，人们对董文级别的说书人再也看不上眼？也可能时代变了，文化生态也随之而变，下里巴人需要让位阳春白雪了吧？他们提议的曲艺社没有搞成，准备组建评戏团也无果而终，曲艺社变成了劳动调派站。我每次抄近道走这间屋子的后门去我哥哥家时，总有一种曲终人散的凄凉感。

这也是一种文化，叫茶文化。描写得细致详细。

拜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