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春节的回忆

宜里农场董建国 发表于 2015-12-13 06:57
实际上，我们农场的坐地户都说是我们给他们上课了。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啥样的，他们都是听我们讲，我们那 ...

回复李再林和董建国两位荒友。
感谢二位提出的问题。如何看待”再教育“是我这篇文章的核心。只不过没有从理论方面提出问题，是通过自己生活实践中的具体人物形象地提出的。
我在当年并没有那么“前卫”，敢于否定“再教育”。只是困惑。第一，受到在陕北插队的同学的影响，他们来信大讲“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认为“贫下中农”太自私，比城市知青落后很多，知青才应该是改造农村的先锋；第二，通过自身的生活实践，不甘心接受那些打着“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号搞的邪门歪道。
“再教育”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否定老三届知青在学校接受的文化知识的含义，认为那是封资修的，必须由农民重新给予教育和矫正。对于知青，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否定，如同说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我们在北大荒时就和领导争论过“知青的世界观”问题，领导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理由就是需要“再教育”。我们当时很不服气，质问：为什么中学毕业进了工厂、部队就不叫知青，就不需要”再教育“了，而到了农村却成了需要长期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了？为什么知青一被推荐上大学，回到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却成了”工农兵“大学生，代表先进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而留在农村的反而成了”妾身不明的“知识青年”了？如果这样，谁还愿意呆在农村，不回城做工人阶级去？我们的疑问令当时的“左派”哑口无言。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知青是否需要学习什么，而是在于知青是否在政治上应该是低人一等的被教育者。知青和老职工之间应该是（实际上也确实是）相互学习的关系，并不是谁先天就该接受谁的教育。真正朴实正派的老职工并不与教育者自居，我在这篇文章中写的指导员、老李、老袁、老毛子等人就是这样的人，这反而使他们身上很多东西更加闪光，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至今难以忘记这些人。我在“《生命中的兵团》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篇文章中提到过这个观点，认为，北大荒知青对边疆建设做出的贡献并不是”再教育“的成绩，而是知青在线老职工学习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并用其改造农村、改造农民的结果。
即使在今天，大学生到农村去，也是当“村官”，不是当被教育者。尽管他们需要从农村和农民身上学习很多东西。

以下是我在2012年2月写的一篇博文的一部分。请林再林等荒友参考。
      另一个分界点，公认是文革中的“12.21”指示，它掀起了上山下乡的大潮，也使“知识青年”的属性发生了深刻改变。至此，随着“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的逐步成熟，“知青”的概念和群体也最终形成。“知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部分。
      “12.21”指示判定了知青的两重性。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通常认为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如果说他们已经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从知识的分量还是从年龄上讲都似乎欠妥；何况文革初期还响应号召充当了“革命小将”，有一阵子还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呢。所以含含糊糊冠以“知识青年”，含有暂戴半个帽子、以观后效的深意。反正你不可能总是“青年”嘛。“再教育”一词对知青既明确否定又留有余地。一方面表明你原来接受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对老三届）或是不完整的（对69届之后），必须重新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另一方面也表明你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所区别（对后者不是再教育而是改造），如果到“三大革命”中接受贫下中农教导，还是可以变成工农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
      总之“知识青年”和“再教育”言简意赅，包含了深刻的“阶级分析”和“继续革命”内涵，切莫小看了。这些词汇可以根据对象、形势和需要任意发挥两重性中的任何一面。难怪潘鸣啸感叹：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言辞生硬的政治宣传术语实例”。
      “12.21”指示明确了知青不是工农兵——否则为什么要接受“再教育？当然也算不上知识分子，在专业知识、工作岗位、生活待遇等方面远不能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相比。许多知青到了农村后并不为农民接受（特别是插队的），多数知青也不情愿在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上被农民同化，知青的集体生活方式更增强了这种抗拒的本能。无论工人、农民、军人、干部还是知识分子都不肯接纳这个群体，使他们成了夹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一个独立的和孤立的阶层。
      至此，我们可以看清楚了在约定俗成的“知青”一词中为什么没有包括回乡中学生。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农民家庭中没有形成自己的集体，因而很快就溶化在农民之中了，就像中学毕业生参军、进工厂后，很快就融化到各自的群体中，成为军人、工人的一份子一样。从来就没有过“知识青年军人”、“知识青年工人”这种名词。只有下乡的城市中学生，从整体看总是不能被农民同化。不管他们下乡多久，仍然自称和被称作“知青”。所以“知青”这个名词的形成本身，就表明了上山下乡运动和“再教育”政策的失败——城市学生并没有被改造成农民，它仍然是一个独立于工农兵之外的特殊阶层。
      与现代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不同，文革中的知青阶层并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按照经济地位划分的，也不是从以往历史继承下来的，更不是“右派”、“走资派”那样的现实政治斗争的产物。它完全是超越经济的政治力量人为生成和人为维持的。这就注定了它难以稳定持久。
      “12.21”指示催生了知青阶层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悖论：只有下了乡的学生才叫“知识青年”，才需要“接受再教育”。如果中学毕业后不上山下乡，或者下乡后回城进厂、推荐上学、参军，就都不叫“知识青年”了，都立刻成为工农兵，不必“接受再教育”了。比如1964年我初中毕业时同班同学有参军和进工厂的，他们都成了军人和工人，有的还在文革中成为工宣队员进驻学校。1975年我回京进工厂没几天，被公司调去参加“工人学理论小组”，与师范大学的老师合作时，成了他们恭敬的“工人师傅”（那时我还是学徒工呢）。即使后来领导不满意被几次批评调回车间，也从没有人对我提到过“再教育”。我下乡七年未能改变知青身份，进厂后一夜之间就成了工人阶级一员；一些在农村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一旦上了大学就成了“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去“上管改”。这种荒唐的逻辑怎么能不给知青运动造成思想混乱和实践逆流？知青运动失败的原因首先在政治方面，但“知识青年再教育”理论中的这种荒谬也是失败的内因之一。
      知青运动高潮的前两年这些矛盾还不突出。1968年7月我们到北大荒时，大部分人是自愿去的，其中不乏高级干部和军人子女。也确有一部分知青满怀激情在“广阔天地”战斗。金训华、张勇、孙连华等烈士都出现在这几年，并不是偶然的。
      但实际生活远比任何耀眼的理论更有说服力。一两年后大家发现，有些人要想成为“接班人”不必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另有“走后门”当兵、上大学等捷径。这等好事当然不会人人有份只是有权势者的专利。“走后门”之风一开，便给“知识青年再教育”说词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混乱，知青中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黯淡，直至陷入信仰危机。70年代中后期再没有出现著名的知青烈士，只剩下“白卷英雄”一类。这也不是偶然的。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很快就使知青阶层变成了一个极不稳定的群体。“九一三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也是知青运动的转折点。此后形形色色的“走后门”返城风愈演愈烈，几乎感染了所有知青及其家庭，影响了社会风气。绝大部分知青都企图用各种方式离开农村，整个70年代每年全国都有10%以上的知青以各种方式离开农村（只有74年是8%）。一方面一波又一波的城市学生大规模涌入农村，另一方面公开或暗地的大量分流离开农村。1975年张春桥再次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掀起虚幻的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时，高级干部在农村的子女已经基本跑光，叫人如何相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一套？
      “再教育”难以为继了。《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的信和毛主席的复信》（1973年6月）和《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1973年8月）以及同期的国务院的报告中，除了一次引用“12.21”指示之外，始终没有出现“再教育”一词。此时各种弊病已积重难返，年迈的领袖无奈地承认“全国此类问题甚多”。无论他还是后来的接班人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理论的破产必将导致实践的破产。文革结束是知青运动历史的最后一个转折点。一旦政治压力骤减，大返城的洪流就像决堤一样势不可挡。1978年中央最终提出知青属于工人阶级，但已于事无补，没有产生任何反响。
      所以从“知识青年”的内涵看，这个群体被强加的的属性和使命也经过了与时俱“进”的演化转变，大致经历了支青、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直至理论和思想破产这几个阶段。到了70年代末期最终成为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问题群体。知青内涵的这个变化过程和整个知青运动的历史过程一样，也应该成为历史学家认真分析的课题。

高非 发表于 2015-12-13 10:18
回复李再林和董建国两位荒友。
感谢二位提出的问题。如何看待”再教育“是我这篇文章的核心。只不过没有 ...

我赞成你的观点！

     搞“四大”的兵团自然摆脱不了极左的模式，我们军马场因不搞“四大”就简单多了。反道是知青中个别“造反派”在刚去时兴点风浪想继续打压“保皇派”，“保皇派”当上了班、排长，个别“造反派”就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受到领导严肃批评。
     我们没有接受“再敎育”一说，只是提倡“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向老职工学习！”。知青完全沉静在业务与技术的学习与专研中，极少有极左思潮的影响。
     可以说，我们在北大荒十余年的岁月，缺少经历极左思潮的磨难。

高非 发表于 2015-12-13 10:41
以下是我在2012年2月写的一篇博文的一部分。请林再林等荒友参考。
      另一个分界点，公认是文革中的“1 ...

我们当时也有这个事，但是当时我们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都是我们啥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