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6）清河的记忆（四）
哈尔滨距离清河其实不远，坐大巴走哈同公路经宾县，过方正，跨松花江大桥，进入通河，再往前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可是我下乡那几年回家来回都要乘船在松花江行程一天一夜24小时多才能到达。24个多小时，现在就是从哈尔滨到上海等地也到了。有一次乘船居然到通河就不走了，说是水浅，轮船过不去。只好从通河再乘长途车到清河。 清河是个小镇，归通河县管辖。清河五七干校所在地原来是哈工大的一个农场，面积不大，山脚下靠松花江岸是平地。五七干校以种小麦、玉米、大豆、水稻和养殖为主。校部有木材加工和机加、电子管等车间，还有化工厂。全校建制为校部、直属机关、车队、宣传队和一、二、三营，四、五、六连和化工连。干部下放陆续有2000多人，知青先后只有800多人左右。下放干部主要来自省政府、省级机关、省教育局、省报社、省出版局、省文联、省文化局、省评剧院等单位，还有来自省属外市县机关的干部。有些干部是延安时期的干部。他们的称呼一律叫“五七战士”。很多知青是“五七战士”的儿女，不少是高干子女。还有一些是小学未毕业的学生。像我这样的初高中老三届毕业生没几个。知青一律叫“五七小将”。还有12个大专院校造反派大学生下放到五七干校，任各营连头头。他们既不是机关干部，也不是在校中学生。不知他们叫什么。没人叫他们“五七战士”，也没人叫他们“五七小将”。都直接称呼他们为“营长”或“连长”。各营连的“五七战士”和“五七小将”混住在一起。大家彼此住一通大铺，吃一锅饭。干活也是在一起。这些干部素质都很高，文化很高，经验丰富，对知青的影响很深。 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五七干校的政治氛围很强烈。动不动就开会，搞大批判。抓住一点小事也上纲上线。在采伐连，有天晚上林场失火，大家都去扑火，弄得棉衣棉裤都是冰水。有位五七战士因脖子是歪的（不知这是什么病），没有去。扑火回来，在帐篷里连夜开会批判他。他低头一言不语。这件事给我影响很深。 连队办黑板报，我连写带编还得设计书写，很卖力气。在学生时代我要求入团没有被批准。在五七干校连队，为了入团，我写了一份6000多字的入团申请书，也入不上团。（有日记原件为证，说的尽是豪言壮语，就不晒出来了。）有一天到连部看几天一次送来的报纸，偶尔发现我写的“入团申请书”被放在废纸堆里，被鞋印踩脏了。我什么也没说，捡起来默默回草屋塞进灶坑烧了。我没想到我这样要求进步，也会遭到批判。可见五七干校的大批判有多么严酷。 回忆那段经历，重发我的一篇文章。 注：2009年11月24日，是我在《党的生活》杂志正式到点到站退休的日子。在位的总编副总编和老编辑们非要请我吃饭。盛情难却，我参加了。席间有人说起了正在电视台播放的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北风那个吹》。我随口说了句：“我下乡时也有剧中人物和情节的境遇。”大家让我讲讲。我说了几段回忆。总编立刻拍板：“写出来，在《党的生活》‘如歌往事’栏目上发。”我知道《党的生活》是不发在岗人员写自己经历的文章的。我刚退休就得到约稿，是编辑部对我的厚爱。于是，我写了《我的“北风那个吹”》，发表在《党的生活》2010年第二期上。
我的“北风那个吹”
帅子遭遇引共鸣 描写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北风那个吹》受到许多观众好评。与广大老三届初高中学生的真实经历和生存状况相比，尽管剧中展示的情景尚有很大差距，但主人公帅子在乡下“传播黄书”的情节特别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也有过类似那样的经历。 与共和国同龄的我，在文革前接受了长达17年严格的正统教育，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留恋那个时期的文化在所难免。1969年，我从哈尔滨码头乘船顺松花江而下，下乡到黑龙江省清河五七干校，在第一天日记里这样写到：“离开了妈妈、妹妹（当时身为外县常务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的父亲正被关押接受审查），心情很不平静。站在船头，靠在白色的栏杆，我向远方眺望……情不自禁哼起了一首儿时喜欢的歌子：‘绿色的原野，金色的河流，到处充满着灿烂的阳光……快藏起离别的忧伤，快鼓起前进的翅膀……投向生活的波浪……”日记抄录的歌词是电影《女篮五号》中的插曲《闪光的青春》。那时“语录歌”、“忠字舞”正大行其道，有人看了我的日记说：“谢晋拍的《女篮五号》是大毒草，你在日记中抄录那样的歌词，胆真大。”我不在乎地说：“那歌词有什么错吗？” 下乡到五七干校，我带了许多书籍，多是我喜爱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当代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雁飞塞北》、《欧阳海之歌》等，还有外国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苏联电影剧本选集》等。这些书伴随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青少年，经常会勾起我对那个时光美好的回忆。所以，在艰苦的采伐、喂猪、基建、烧砖等劳动之余，我经常偷偷地看我带的这些书。那时每天起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在那个雷打不动的时间我有时忍不住偷看一段小说，那是我最快乐的精神享受。当时我所在的连队，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任何所谓“封资修”的书籍。每天沉重的劳动之余，还要经历“三天大批判”、“两天小批判”，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折腾。我身边知青多是没上过初中的六九届以后的学生。他们非常渴求知识、文化，经常缠着我这位初中毕业的老大哥讲故事。 于是，白天在劳动休息的片刻，晚上在睡觉前的大通铺上，我身边总聚集一些小青年听我讲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听我描述文革前老电影中精彩的情节。记得烧砖大会战正是盛夏八月，我在上土班为制砖坯机供土，每天收工，我们班的几个人都到离连队不远的小古洞河，跳进清澈的河水冲洗浑身的汗泥，上岸后，小青年便央求我讲故事。我讲保尔小时候非常调皮，他在神甫家补考，偷偷地往发面里放烟末受到神甫训斥：“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头这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讲保尔的生活，战斗经历，爱情的波折，失明后的痛苦，小知青听入了迷。 当时我还特别喜欢小说《雁飞塞北》。书中记录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时那种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献身，对生活的热爱，特别让我感动，书中对北大荒风光的描绘，对北疆风土人情的展示也特别让我向往。1969年12月，我自愿报名参加采伐连，有幸和下放的五七干部、作家林予（小说《雁飞塞北》的作者），作家潘青、逯斐，和省文联、文化局的艺术家、领导康夫、裴华、王观泉等人以及省评剧院的创作员、青年演员在一起劳动，闲暇之余也听他们讲一些故事、趣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参加过抗美援朝、随铁道兵转业到北大荒开发、后被黑龙江日报抽调当记者的陆伟然堪称是我的文艺创作启蒙的老师，他给我讲的很多优秀作品片段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还指导我和知青初立生（现为沈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办油印版的《林海战报》和诗集《林海诗抄》（我至今保留着这些珍贵的资料）。至今我和陆老师还保持良好的友谊。我那时学会的民歌“张老三，听我告诉你，我刚从前线回来的”，直到现在，我仍然哼唱。
“传播黄书”遭到批判
1970年，标志极左高峰的党的九大召开的第二年，自上而下的深入开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潮席卷全国。五七干校自然首当其冲。当时我业余担任连队办黑板报的工作，也写了不少应和形势的文章，当了极左的吹鼓手。我自以为我是“革命派”，没想到抓阶级斗争会抓到我的头上。 七八月间，连队班组经常开会层层揭盖子，我也不甘落后，也振振有词地提出几个“为什么”。然而我越来越发现揭发的问题指向了我。我开始紧张、害怕，处处小心谨慎，不敢再讲“口头文学”，生怕惹火烧身。但是厄运还是未能幸免。1970年9月8日，连队突然成立党团支部联合调查组，审查唯一的对象就是我。尽管在此之前我曾写了长达6000余字的入团申请书也没被批准入团，我不明白党团支部为什么会拿我这个“群众”开刀。调查组的人（多是下放的青年干部）找我，严肃地问：“你经常看的是什么书？”我如实相告。“你不知道你看的是封资修的黑书、黄书吗？你借讲故事为名散步封资修思想，欣赏他们的生活方式，毒害小青年。”我无言以对。“你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经常躲在被窝里偷听苏修对华广播。你还经常传播十七年被批判的电影，哼唱反动影片《冰上的来客》中的黄色歌曲,什么‘天山脚下有一位可爱的姑娘……’你吹口琴都是什么曲子？”我心慌意乱，吓坏了。我被定为“资产阶级黑手”，勒令我停止劳动写检查。应该承认，调查组说得都是事实，并没有“冤枉”我。按调查组的要求，我赶紧写深刻检查，说自己“受了十七年的影响，中毒太深……”没想到我写的长达60页的检查是“不合格，为自己辩解，想蒙混过关”。我又写了100页，还是没有被通过。一气之下我将一页页检查投入火中全烧了。我至今后悔：要是留下这样的“检查”该多好，绝对是知青岁月的另类“宝贵文献”。由于我态度恶劣，调查组召开全连大会，对我批判。九月下旬的北疆，天仍然很热，我却浑身发冷。批斗那天，我故意光身穿了一件棉袄，站在宿舍两条大通铺过道的中间，垂头而立，听候站在我旁边的两男两女念批判稿。止不住的汗水和泪水顺着我的脸流下来，流到我的嘴里，让我品尝这悲苦的滋味——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时刻。日记本来是天天写的，可是我下乡的第五本日记却一次写了十八天：“这十八天，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是我进行激烈自我革命的十八天，这十八天，我受到最深刻的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办了一次最好的学习班，上了一堂最生动的群众教育课……” 批判会后，我被彻底地孤立了，?1971年底我第二次到深山采伐连，在下山到校部参加大会回连队时，正赶上连队改善伙食包饺子，然而，没有一个班组敢请我吃饺子。几十年过去后，清河知青战友聚会，提起往事，批判过我的知青向我表示歉意。我说，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下，我的行为的确“出格”。换位思考，被批的人不是我，我也会批别人的。何况我在黑板报上也多次散布过极左的言论。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我们的思维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有幸遇见“牛鲜花”
与电视剧《北风那个吹》巧合的是，我也有幸遇到了“牛鲜花”。我的“牛鲜花”是清河五七干校党委书记李洪珍（后任黑龙江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1972年初，五七干校大批干部陆续回城安排工作，知青也陆续被推荐上学。我们分散在各连队的知青都集中到校部，统一成立了青年连。一天，李洪珍书记碰见我，问我被推荐到哪个学校了。我苦笑着说了我的经历。他听了对我诚恳地说：“干校各连队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过火行为，伤害了一些干部和小将，校党委有责任。但我们会对你们负责任的。你要正确对待。你这点挫折不算什么，你看看那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过来的老干部和解放后经历反右和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干部，有多少人遭受过批判？吸取教训吧，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张扬，不知好歹。我看过你办的油印小报，你还是积极向上的青年。遇到挫折不计较，不在意，不消沉，不懈怠，不放弃，你的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 听从他的话，我在劳动之余继续写诗、为宣传队做歌词、谱曲，又参与办了油印的《学大寨》、《烧砖战报》和《五七战报》（这些资料我也保存自今），并被抽调到干校麦收指挥部从事办《麦收战报》。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大批判的矛头开始对上不对下，干校的政治环境也轻松了许多。为准备上学，许多小青年公开地学起了初中文化课。他们找我辅导，起初，我心有余悸，不敢教他们。李洪珍书记又鼓励我：“学文化没有错。没文化建不成社会主义。”于是我不再顾忌，在劳动之余给他们讲解。当然“口头文学”又传播起来，但我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以免“祸从口出”。我再次在知青中恢复了信任和威信，我也终于在干校入了团并被推荐上了哈尔滨中专师范学校。 1972年8月10日离开干校那天，恰巧李洪珍书记到哈尔滨开会。他要我和他乘吉普车一起回哈。路上观赏松花江岸边的大好风光，听着李书记的鼓励——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这位理解我、关心我的“牛鲜花”，我感激一辈子。正是悟懂了他的“五不”箴言，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一步一个脚印，工作和事业都很顺利。我在哈尔滨125中入了党，又当了哈尔滨市南岗区委办公室秘书。1978年参加全国高考，考上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留校党委组织部工作。1984年至2009年11月退休，我又在《党的生活》、《党员电化教育》（后改为《党员电教与远程教育》）杂志担任记者、编辑、副编审、副总编、编审，曾被评为黑龙江省期刊优秀编辑。1996年清河下乡战友聚会，我负责主编了《清河战友名录》一书，并写了前言《寻找青春》，感动了很多人 。老书记李洪珍参加聚会，为我们题词：“忆往昔友情难忘，看今朝共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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