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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吴永大 于 2015-8-8 09:52 编辑
店在何处
张冠立
（一）
五十年代，音德尔曾有三家大车店。小小的一个镇子，竟然有三家车店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这三家店都在镇里的好地段，中央街一带。双花店在邱家果匠铺往西过十字路口不远的道南。刘家店则顺着这条街往东，仅隔两个街区，况且音德尔的街区用当地人的话说只有“一胯子远”。孟家店则在这两个店之间的一个十字路口往南不及一箭之地。大车店能占据这样好的位置说明它们成立得早，三家并举，也说明它们处在急需之中。
小孩的时候，天马行空，哪里都转悠，三家店里自然也留下我的踪迹，里里外外给看个究竟。大车店为了停车、喂马以及人过夜的需要，院落里的格局基本上一致。有一个大院，宽宽绰绰，方便车辆赶进赶出，保证进店的车能找到停车的地方。院子里的一侧，设置一个专门喂牲口的区域，搭着搁放马槽的架子或土台，以及拴马的横杆。杆子需要伸手过头才能够着，防止缰绳下垂过低绊着马腿。喂牲口的地方一般离店房很近，方便车上的人夜间出来添草加料。早年的大车出行都拉着草料，有的为了方便还带着自家的槽子和料桶，防止路上喂牲口或店家的设备不全而憋手。店房入户的地方有个账房，拐过去是一个筒子间，里面靠墙两铺大炕，炕的长度视店的规模而定。两铺炕中间的地面，其实很宽绰，只是住了人之后，摆上赶车人带来的东西，怕丢的马具，泡料的桶，甚至还有草料口袋，就剩下两边炕沿下走道的地方了。
我之所以能把店里面看得仔细，是因为孟家店就在我家的斜对过。晚上，我能看到一辆辆的马车拉着粮食从乡下进了城，选择了他们久已熟悉的孟家店。重车进去之后，挨着顺序停在院子里的空场里，卸下牲口，打起车梯，找预备在院子里的石块把车轱辘掩好。车处理停当之后，把牲口牵到井边，从辘轳上打水，一一把马匹饮饱，然后牵到喂牲口的地方拴上；放好马槽，添上草料。做完这些，人就自由了。可以慢条斯理地到账房登记，选择大炕上自己喜欢的铺位，在铺位对着的地面上放好自己的家什。之后，走出店门，去找一家饭店吃一顿饱饭，或者喝上二两小酒。送粮的季节都在冬季，酒足饭饱之后，身上一天的寒冷和疲劳尽皆驱散，在迈出酒店返回车店的那阵子，他们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路上，有点“修养”的老板子还会有心有肠地哼起在家常唱的“王二姐思夫”或者“小拜年”的调子来。进屋之后，诱人的时刻便到来了。脱下脚上的乌拉，退出里面的毡袜，扔到热炕上去烘烤；脱下大皮袄，款去厚重的衣服，用他们卷成枕头放在炕沿旁；爬上炕，枕着这个临时枕头；把皮袄扯到身上，充当被子。炕上的温度不一会儿就返到身上，热乎乎的，再加上腹中的小酒让头脑晕晕乎乎的，睡意顷刻间袭来，连说笑扯皮的劲头都没有了，一步一步地迈入了温柔之乡。
也有酒后兴奋型的人，趴到炕上还不愿睡觉，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搭讪着说话，寻觅感兴趣的话题。但凡愿意搭茬的人都能把家乡的趣事“奉献”出来。讲的人津津乐道，听者七言八语地抒发着自己的观点，用庄稼人惯常的嬉笑怒骂，抬杠推横车的表达方式交流着。夜间的大车店俨然一个农村生活的论坛。直到有人提醒说，“睡觉吧，太晚了”。那些兴致勃勃的人才不得不罢休，附和着说，“睡吧，明天还得起早去粮库排队验粮呢”。
去住店的不都是赶车的，间或也有背包客夜里去投宿。在旅馆业尚不发达的五十年代，大车店也是出门人的一种选择，方便并且经济，比敲门入户，麻烦人找宿儿好多了。大车店往往根据客人的需要帮助他们向附近的住户租一套被褥，舒舒服服，体体面面地过夜。我家是出了孟家店大门够得着的最近的住户。搬到那里后不久成了老孟头儿串门最多的人家。记得一天晚上他领着店里的人来我家，问家里是否有闲着的行李，如果有，可以租给他们，一套被褥四毛钱。恰巧前一阶段姑姑来我家串门，母亲特意做了一套被褥。她走了之后，干干净净地收在我家的地柜里。于是顺顺利利地租给了他们。临走时老孟头儿关切地说，“常有住店要行李的，我告诉他们先上你们这儿来取”。母亲听了这话很高兴，因为四毛钱和父亲那时的工资比是值得挣的，只要把被单和褥单每次洗一水就行了，花费点肥皂而已。我们小孩也知道四毛钱能买多少东西，因为小米才七分六一斤。为此我们要干的活儿无非抱着行李送去，第二天在按时取回，中间还可以在店房里逗留一会看看热闹，听听老板子的那个“论坛”。
老孟头儿原来是孟家店的主人。店是他家开的，所以这家店就以他的姓氏开头叫了出去。他是二龙山茂山屯人。什么时候到旗里来的，什么时候开的店，我们小孩儿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家是烈属，儿子在朝鲜战场上死了。老头儿有不顺心的事就嚷着去找毛主席，还托人给毛主席写信。民政局的人每次都哄他说，“信，毛主席收到了。让我们帮你解决你的困难。主席特别忙，今后有事直接跟我们说，别再给他写信了。”
老孟头儿因为年龄，也可能因为形势要消灭个体户，他离开了孟家店。我不知道后来的经营主体是谁。老孟头儿的独生子死了，仅剩下老两口孤孤单单，为了身边有人照应，把自己的侄子从老家辽宁大虎山弄到了音德尔，安排在孟家店里工作。老孟头儿是我家的常客，一天得来上两趟，上午不来，下午会早早地到场，坐在炕上和我母亲远的近的什么都唠，张家的老婆婆刁，李家的儿媳妇不孝顺，王家的小子摊上事了。母亲足不出户，就能知道大半个音德尔的事。说一个事，老孟头儿还常常感叹地说，“哎，家家都有八出戏”，我母亲总会附和着，“可不是么，谁家都有难唱的曲儿”。由于这种亲近关系，他侄子一家和我们也熟悉起来。他的侄子有文化，干得挺好，后来被调到街道劳动调配所去了，管一些干泥水活儿的“老头儿队”。上初中后，母亲就借这种关系托他侄子给我找活到老头儿队里挣钱。
老孟头儿的家就住在孟家店的大院里，在院子的西北角割出一块儿围了个小院儿。里面有两间房，盖得很整齐；不是砖房，但有石头座儿，墙角和窗门口都使了砖；尽管是泥盖儿，可檐头摆了一条儿瓦。那个年代，这样的房子绝对得算好房子了。老孟头儿虽然“退休”了，可他的身心还在那个大院里，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这家店的兴衰。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从他与母亲的谈话中听出了他的隐忧，那是因为院西的那口井出了一次事儿。
那是一个欲雪的早晨，阴沉沉的。我刚刚不情愿地从热被窝里爬出来走到户外，看到有人匆匆忙忙地往孟家店里面走，像是急着干什么。我好奇地尾随而去，又见进去的人没在院中停留，走出了院落西面的便门。我追到门口，看到院墙外的那眼井边围了一圈儿人，心中一惊，暗叫道，“出事了！”靠近后，看到一个人躺在冰面起鼓的井边。那是一眼笨井，架着汲水的辘轳。滴水成冰的季节，摇上来的每桶水都晃动着向井口四壁溅水，已经让井口细得比水桶粗不了多少。冰面盖过了井口的护栏，只留一个圆窟窿在辘轳的底下。平常在井旁经过，淘气地向里面窥视，后脊梁会顿生一股凉气直冲尾骨，叫人不寒而栗；因为怕失足出溜下去，会急急忙忙退离井口，踮着脚尖，炸撒着手从冰坡上走到没冰的地方。这个躺倒的人到这里来冒什么险呢，我揣摩着。接着听到有人议论说，“这个老头是邵书记的老丈人，家人找了一宿了，谁知在这里投井了”。这时我才清楚人是刚从井里捞出来的。细看，死者的衣服结着冰，侧身佝偻着让人辨不清面目，满头花白，不知那是华发，还是冰霜。听到投井，我即刻想到偷窥井底时那瞬间的感觉。据说投井，要大头朝下往里扎，否则死不了。这种姿势下去，碰头、呛水都是多么不敢想象的痛苦。我在大河洗澡，鼻子呛过水，那滋味实在难受。为什么这人硬要自寻苦头呢？有人在井边看来看去，还记录着什么。后来明白了，他们是公安局的，在做现场勘查。人也一定是他们下井打捞上来的。看着他们忙乎，我却忍不住思考着，邵书记是镇里最大的官儿，有这样一个姑爷，恐怕不会缺吃少穿吧，怎么能投井呢？作为小孩子，我只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挨过饿，明白物质生活的折磨，还未经历过人在精神上的苦痛，所以当时是个无解的思考。
投井事件之后，周围的住户不肯再到那里打水。为了掩盖这桩不吉利的事情，人们把这口井填死了。从那时起，住店的人也不能牵着牲口到井边饮水。孟家店为了避免晦气，也把那个便门封上了。
那一段时间，老孟头儿忧心忡忡，和我母亲唠嗑时表露出他怕那个横死鬼给孟家店带来厄运。
（二）
老孟头儿对孟家店的忧心自然是担心日后人稀客断，店家关门。其实这种厄运已经降临到了其他两家大车店的头上。他怕的是与它们同命相连，眼睁睁地瞅着自己创下的基业烟消云散。
六十年代初期，双花店黄了。那里变成了一家存货的地方，看守“森严”。小孩再到那里闲逛不像先前那样自由。我便放弃了进一步探幽的念头。
刘家店的店主外号叫刘小个子。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刘树全，和我是小学时同学。放学后，我和他常在他爸爸车店的大院里玩耍。双花店垮掉不久，刘家店也悄悄地关门了。在那个院子里又成立一个新组织——运输社。这也是应当时合作之风的一个举动，把散在民间的养牲口，栓车拉脚的人集中在一起走合作化的道路。运输社建社时，各主把自家的牲口马牛驴骡，以及大车小辆统一入社，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入社的人各司其职，赶车的赶车，喂牲口的喂牲口，管理的管理。一个合作组织的设计可谓十分理想。
运输社成立了，让人感觉那里还是一个大车店。院里停放着车辆。马圈里喂着牲口。变化只是在院子的西北角又围出一个院子，用来堆放饲草。年年秋天，一车一车地买进谷草，精心地垛成山一样的大垛。没想到车店的消失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寂寞，而是更新更丰富的乐趣。为了更新他们的畜群，壮大役用能力，他们在西院配种、骟牲口。有时还能看到他们利用一个斜坡费劲巴力地让马和驴交配，准备生骡子。看了那出“戏”之后，我才知道骡子不是骡子生的，而是个杂交种。人们有意为之就是因为骡子具有超乎马和驴的优良品质，脚轻，有耐力，壮实，抗病，还省草省料。可以根据使役的需要配出马生的马骡和驴生的驴骡。马骡高大似马，但身披驴的影子。驴骡矮小，但能看出马的样子。我父亲的食品加工厂曾有一个驴骡，长得比一般的毛驴粗壮，驾辕拉车，推碾子拉磨，干什么都行，特别招人喜欢，只是下巴有点毛病，像人的地包天。据说它随了爹或娘，和杂交而生没什么关系。看到那个驴骡，我经常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指价不当值。那个驴骡肯定也落了那样的命运，尽管它非常优秀。在那个院子里看到的“西洋镜”，成了我日后自学遗传学的感性知识。下乡在青年点，我想搞农作物育种，研究玉米自交系，双交种的制种原理，需要遗传学基础知识。这时我才知道驴马相配属于远缘杂交。远缘杂交会造成不育。骡子不生骡子，原因就在于此。但是生物界存在杂交优势现象，所以子一代优良性状多于父本和母本。能透彻理解这些道理还得归功于当年运输社这一见闻的启蒙。
其实，在运输社的院子里最好玩的是“滑草”。我家住菜市，和运输社只有一墙之隔。尽管他们把墙筑得高高的，绝对挡不住一伙淘小子。我们一左一右的邻居有十来个小孩儿，天天吃完晚饭后都在一起混，摔跤、撞拐子、驮马战，样样都来，但觉得唯有“滑草”比那些把戏都刺激。每年只要草垛码起来，我们就开始打起它的主意，只要有个人提议，大家便一呼百应地翻墙入院进行这个项目。从草垛取草的一端，沿着挪动草捆后的破茬向上攀爬，登上垛顶之后，先享受一下远眺的快乐。草垛比屋顶高多了，投入眼帘的是一条一条的黑泥房顶，以及房顶旁边的街道或者院落。由于高远，它们比身在其中时小了许多。正是后来读诗“一览众山小”的那种体会。尽兴了之后，便走到草垛陡直的那一端，扔下几捆草作为铺垫，便大着胆子开始操作，两脚一伸，后背一仰，借着重力顺着垛边滑将下去。每次过程尽管是一瞬间，但是感觉极好，有眩晕感，有落差感，有冒险的英雄感，也有落地后的成功感。当着从铺垫的草捆上爬起来的时候，感到非常满足，于是再攀登，再下滑，周而复始。但是我们每次滑草都做不到尽兴而归。说不定什么时候被看院人发现了，高声喊着向我们奔来。我们知道，一旦被擒，肯定被拎着去见家里的大人，那种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于是不约而同地，一窝蜂似的抱头鼠窜。那翻墙的动作如猱似猿，轻敏得连自己都佩服自己。后来学了心理学才知道那是一种应激反应，平常表现不出那么大的本事。逃离现场后，会躲在墙角处看后面的动静，听着“追杀”者站在墙头上的詈骂。我们知道那时不能再惹他，刺激了他，真的会跳下墙头穷追不舍，既然不敢钻进家门，在外面是逃不掉大人的健步的。那人骂一会儿，也就无可奈何地泄了气，回去了。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也绝不能再琢磨返回去重新滑草。担心他们做出防范，而去自投罗网。但是第二天大家还会再来一个“一呼百应”。
若干年后，我当了一中的校长，看护校园成了我心中一项硬任务。校园里有很多榆树。春天结满了浅绿色的榆树钱。那东西可以嚼着吃，微甜并有种清香味。于是小孩们都爬树采榆树钱，不但大把地撸掠装进口袋，还成枝地折断，拿着回家。我经常领着值班的老师出面制止，心中怨恨小孩太祸害人。后来想到自己当年的滑草，幡然有所醒悟。滑草时，只图自己快乐，并非蓄意祸害人。顽童幼稚，代代如此，不可一味怪罪。要以平常心对待小孩的恶作剧。其中有值得教育工作者仔细琢磨去获得教育技巧的地方。
（三）
知青下乡以后，我在农村呆了七年，期间很少回家，尤其是教书后在那里安了家，音德尔一年难回一趟了。但闲暇里想家，翻腾小时候玩耍的记忆，孟家店的大院，车店里老板子们夜间的喧嚣，老孟头家小院的寂静，他家墙外那口填死了的井，或者家后院常常攀爬的大墙，以及墙那边高耸的谷草垛。家周围的环境常常进入我的梦境。
到了七十年代，有一年回家，我惊奇地发现孟家店土墙的店房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漂亮的红砖房。急问母亲这是种什么样的变故。她告诉我孟家店黄了，在那个窝子上建了一家旅馆。我意识到老孟头担心的厄运终于降临了；随即问老孟头怎样了。母亲回答说，“他死了”。我想起老孟头年龄不小了，好多年前他的小院仓房里就预备了料子。我偷窥到那口棺材之后，吓得再不敢到他家里去。他预感到了死，但没想到自己死时守住“基业”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咽气时心里一定是空空荡荡的，无儿无女承接烟火，彪炳成就的“基业”也烟消云散。
后来我得知这家新建的旅馆叫国营旅社，是商业局开的。大串联时我的一个队友，初二的一个小磕巴，辛宝来的父亲在那里工作。我不知道老辛磕巴不磕巴。不知道他是管事的还是打更的，但他却像个管家一样，里里外外有身影，兢兢业业做工作。到年底了，旅馆里没了客人，他还在那里转。他家就在南面不远的胡同里。他来回上下班的身影都能从我家的窗户中看到。七四年调回音德尔之后，我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对这家旅馆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是因为和我非常友好的吴永大老师的夫人在那里就了业。她六十年代本是满洲里国际旅行社的一位服务员，因为丈夫受迫害离开边城，让她也丢掉了工作。她这次就业我猜可能是对吴老师落实政策的一种举措。
吴夫人训练有素，在这家旅馆里重当服务员肯定能给这里带来成熟的经验和高品味，况且她也像老辛一样兢兢业业。吴老师常常骑自行车来接她下夜班；没到时间，就主动帮她扫扫地，归拢归拢东西，算作对她的支持；偶尔要久等，他便过马路到我家见我，或坐在炕沿上和我母亲唠嗑，使我母亲感到冠立的这位老师这么随和，对媳妇又那么好。她不知道吴老师有对夫人因自己的厄运导致其失业的歉疚，因而努力寻找机会予以补偿，无论喜忧苦累都应该同命相连。
我听吴老师说他对自己介绍到国营旅社住宿的一个姓贾的小伙子不满意。那人被发现往脸盆里小便，缺乏公德。我听了，也为那人感到脸红，认为如何谴责都不过分。二十年后，我在呼伦贝尔盟教育局出差，同行三人，在一个乡镇招待所住宿。他们提醒我旅馆的脸盆最好不使，许多人都往里面小便。这话使我想起吴老师的话。看来这世界上有一批“小贾”。小贾固然可恶，但小贾现象应当引起旅馆管理者的深思，或者做一下换位思考。这样对他们的愤恨就会减少几分。那时的旅馆条件太差了，室内没有卫生间，冬天上一趟厕所，回来哆嗦半天，神经衰弱的人就别想再睡觉了。我们那次出差，睡觉前有一个有经验的人把走廊里的痰盂拿进了房间，告诉我们起夜时就往那里尿。我开玩笑抨击他的胡闹，表示我不会响应。说了一阵笑话后各自睡去。我半夜里醒来需要小解，话符前言，毅然地披上外边穿的半截尼大衣，登上矮靿靴子，走出房间。出来是一个横走廊，走一段是南北入户门的过道。后门旁有一眼洋井，护水池里外都结了冰，走廊冷得怎样可想而知。棚顶上吊着一个昏黄的灯泡，我借着那不明朗的光拉开了门锁的舌头，拽开门，闪身挤出户外暴露在寒夜中。就在这一瞬间，我身后的门随着走廊里的气流咔哒一声关上了。我心想坏了，被锁到外面了，一边小便一边想主意。小解之后，我回想所住房间的位置，猜想应该是第四个窗户，我便借着月光去数窗户，找到了，又努力地靠近它，因为窗前有一堆柈子，木堆和窗台之间是厚厚的积雪。我的靴子灌了雪，冷湿浸到光腿肚子上。一月的牙克石林区在外面能冻死人，而我却光着头露着腿。我敲了几下窗户，里面有了反应，谢天谢地，我一次找准了目标。我简短地叙说了原因，而后被接了进去，站在走廊里，就觉得进了福地了。第二天早餐的餐桌上，我的那个同志要讲头天晚上的故事，被我制止了，因为陪我们下去的局长和股长都是女的。她们倒被激起疑问，说夜里听到敲窗户，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同志逗笑地指着我说，“让他自己说”。我这才不得不说个仔细。临了，那个同志补充了一句，“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国营旅社住的那个小贾“不要面子，免受罪”，可以看作对旅馆条件不足的消极“抗议”。但是谁也不应该超越时代地去苛求。七十年代的音德尔有国营旅社这样的店家已经是飞跃了。它已经告别了让客人乱哄哄的群居，还得单独租行李的时代。当年纯以旅社的形式经营的旗宾馆（实际叫政府招待所）以及合作旅馆都是这样的条件，没有现在所谓的标准间。一般人也没有享受现在高档宾馆的那种意识，因为多是“梁生宝”出来“买稻种”，没有条件消费。
三十年间大车店一一消失。当年店主老孟头闭眼的时候不知是否意识到他的“基业”必然遭此厄运；假如意识到了，他又是否意识到这一结果和邵书记的丈人跳井没有任何关联。下乡时，我星夜跟车送粮，远走罕达罕，只缘那里设立了粮库。音德尔不但有一粮库，还有二粮库，吸引远近百里的生产队前来交粮，实现粮食管理上的统购统销。七十年代，国际风云突变，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于是街里多处挖了防空洞，有的棚了盖，有的自始至终晾在太阳底下，像一道排水沟。乡下，差不多各个公社都建立了粮库。就连新林这样的小公社也成立了一处粮库。各个生产队从那以后不必远赴罕达罕，就地便可完粮了。那时音德尔粮库已经不再向远处公社开放，谢绝了远程而来需要住宿的粮车。车店自然再无车投宿。另外，粮食系统成立了粮食车队，使用汽车调配粮食，有效地取代了马车的运输。我同一青年点的同学刘德福返城后进入粮食车队当了一名司机，后来还熬成了队长。这新一代的“老板子”远比旧日的“车夥子”神气得多。他们驾车出征，朝发夕归，即使需要在外面住宿也不会屈尊去滚孟家店那样的大炕。他们会住干干净净的旅馆，那里早已预备了现成的被褥。
我家后院能看到的运输社那高耸的谷草垛也不像先前那样高耸了，逐年地矮了下来。他们也意识到畜力远不如内燃机的威风，减损了的牲口不再补充，酝酿着做一次生产转型。但是他们可能也意识到了走这样的路，远不及旗里的运输公司有优势，无奈中只好做点豆腐，搞点“副业”，补补亏损，将就着给职工发放工资。妹妹告诉我她常去运输社买豆腐，方便省事，希望他们的豆腐一直做下去。可是后来，那里的豆腐没有了，车也没有了，大门脸儿的地方被别人的店铺所代替。音德尔的大车店以及它的衍生物就这样消失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烟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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