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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河农场逸事 ● 雪城知青
1974年10月下乡到合江地区梧桐河农场，1979年3月返城回哈尔滨前后共经历了近五年的知青生活。五年，对于漫长的人生长河来说只是短短的一瞬，可这短短的五年，却奉献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北大荒的广袤黑土及坎坷的人生经历已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曾是北大荒人。
（一）自 来 茶
1974年10月26日凌晨，我们哈尔滨市120名知青在梧桐河农场船站（松花江下游）下船后，我们二十几名知青被分到了十二连。当“大解放”汽车拉着我们刚一开到连队，只见一位老农工领着一群孩子在村口敲锣打鼓地迎接我们。放眼望去，连队大约有十几栋房子参差不齐地座落在空旷的原野上，周边除了几簇松树林之外，多少显得有些凄凉。 下了车，几位老知青模样的同志将我们分别领到连队南面的两栋砖房宿舍，东边的是女生宿舍，西边的是男生宿舍，安顿好房间，放下行囊，便招呼大家到连队操场前的食堂就餐。 饭前，一位老知青自我介绍说：“我姓陈，是农田排的副排长，欢迎大家来到十二连。”几句客套之后，几位女知青便给我们端上热呼呼的茶水，陈排长笑着对大家说：请大家尝尝连队的“自来茶。”当时大家都没在意，等红红的茶水喝到嘴里，顿感不但没有什么茶味，反而有一股涩涩的味道，“这是什么茶呀！”不知谁说了一句。陈排长连忙解释到：“这叫‘自来茶’，由于当地的井水含铁量大，所以，水烧开以后就变成砖红色，”听到此话，大家不由暗暗叫苦。 喝完“自来茶”，欢迎宴席开始了，八个菜一个汤，主食是四两一个的大馒头，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应该是很丰盛了。 连队李连长和魏指导员一番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之后，还没等酒菜下肚，女知青那边不知谁早以憋不住心中的酸楚，放声痛哭起来，顿时，女知青们哭成了一团。 男知青们虽没有齐声附合，但也是暗自神伤、潸然泪下，第一次欢迎宴就在这样伤感的气氛中结束了。 回到宿舍，等大家安顿妥当准备洗涮时，才真正体会到“自来茶”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首先要解决“自来茶”的沉淀问题，连队的井水在没烧开之前，与正常的凉水没什么区别，清澈、透明，但水一烧开以后，清水就变成了浓浓的砖红色。由于凉水不能喝，开水味道又涩，所以我们必须和浙江青年一样，学会喝茶。但最麻烦的还是洗衣服，每次洗衣服时，必须到一百米以外的水房挑来开水，再把砸碎的明矾放入水捅，然后用一根棍子顺着一个方向搅动，大约十五分钟左右，红水逐渐分离、沉淀、变清，如果你不沉淀的话，脏衣服可以洗的更脏，而白衣服则可以洗成“屉布子”。 所以，冬天洗衣服必须按上述程序进行，周尔复始。而到了夏天，知青们几乎都拎着衣物到几里地以外的梧桐河里去洗，这样，即可以洗衣服、还可以洗澡，一举两得。
（二） 基建排的故事
七五年春，我与其他几名哈尔滨小知青由农田排被分到了基建排，当上了一名给瓦工师傅打下手的小工。排里总共才有十几名知青和几位当地的老师傅，虽然人数不多，且分别来自四面八方。有浙江的、哈尔滨的、佳木斯的、还有山东、广东和当地的，除了几位当地的之外，我们都住在一个宿舍里，知青们朝夕相处就象是一个的大家庭。 刚到基建排不久，我们就接到两项工程任务。由于当地都是以“拉合辫”为主的草房，为了改善知青们的生活条件，连队决定：一是为已婚的老知青建两栋家属房；二是为连队建一座600平方的职工俱乐部兼职工食堂，这做为一个仅有数百人的连队来说，可谓是工程浩大了。虽然当时的施工条件、材料、设施相当简陋原始，但大家还是在罗队长、排长何日成、副排长马岩明的带领下，想方设法承担起连队交给的施工任务。 首先，“撼地基”的方法就相当原始。连队因财力有限，为了节省红砖和石料，充分利用当地沙子多的条件，在挖完地槽之后，先灌满沙子和水，由于没有震动棒，只能用铁锹来回撼动，直到撼实为止。砌砖没有水泥，全部用沙泥代替，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绑交手架没有铁丝，硬是把草绳子用水浸湿后再绑架子。记得有一天，我们砌砖快平口时，突然“轰隆”一声，只见西北角的交手架突然从二层楼的高空坠到地面，架子上的红砖、泥槽子连同两名女知青全部摔到地上，幸好没伤着人，大家只是虚惊一场。 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两栋家属房落成了，当看到一对对已婚的老知青搬进了我们自己建的新房，心情感到格外的欣慰，而我也由一名小工磨练成为瓦工，用搞基建的行话就是：“把大角、抹灰、发镟、刷墙的技能都已基本掌握。 七六年夏天，俱乐部的工程即将竣工，可是在为俱乐部起名的问题上，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本来在俱乐部的“雨搭“上面，瓦工老方已经用水泥刻好了“职工俱乐部”五个大字，谁曾想，连队的付指导员看了之后，一脸严肃的说到：“不能用这种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必须刮掉”。当时我就争辩说：“本来就是俱乐部嘛，我们那都这么叫，那你说该起什么名字”？“现在全国农业都在学大寨，就叫‘农业学大寨’吧。”我们听了都暗自好笑，但在当时的“文革”期间，指导员的话谁敢不听，没办法我们只能无条件服从，铲下“职工俱乐部”，又重新刻上“农业学大寨”，才算平息了这场起名风波。 当俱乐部建成之后，我们还搭上舞台，挂上紫色大幕，乍一看也跟俱乐部差不了多少。听说我们连队有了俱乐部，每当放电影时，附近连队的知青们都成群结队的坐着拖拉机、胶轮车来看电影。其中，老电影《红楼梦》、《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下集）都是在这里看的。 在后来的几年中，俱乐部内演节目、打乒乓球、羽毛球、直至几百人的麦收大会餐，简直就成了连队的活动中心，这些都给远离家乡的知青们平添了许多快乐和温馨，也给我们的知青生活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三） 打 靶
下乡以后，由于我们农场接近中苏边界，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及民兵“三落实”的指示，为防止“苏修”入侵，农场每年七月都要组织民兵进行实弹打靶。 七五年夏天，连队又要组织民兵打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这些没拿过真枪的小知青是高兴万分，打小就羡慕当兵和喜欢玩枪的我，也第一次尝试了真枪打靶的兴奋和刺激。 那次打靶的地点是在十三连，而打靶的枪支是“七九”步枪。据老民兵介绍：此枪是原来国民党时期的“汉阳造”，性能早以过时，但其枪身及弹头长，杀伤力大，由于年代久远，枪膛线早以磨光，因此，子弹打到靶上，弹孔都是横着的。 一切准备就绪后，老民兵先教我们卧式射击的要领，即：人趴在地上，先把子弹推上膛，双手托枪，左眼紧闭，枪托紧顶肩部，从眼睛、准星、到靶心三点成一线，瞄准后，屏住呼吸再扣动扳机。 按照要求，我们趴在十三连的猪舍内，（当时天正下着雨）瞄准五六十米开外的枪靶，每人五发子弹，开始射击。等轮到我射击时，端着手中的步枪，我是即高兴又紧张，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拿真枪打靶。我心里暗暗默念着射击的要领，瞄准远方的人形靶，屏息凝神，十分紧张的扣动扳机，“砰”一声，枪身猛的一震，我只觉得肩部像被重重的撞了一下，隐隐的有些痛。紧接着，我又端平了步枪，顶上子弹，“砰、砰、砰、砰”连续将余下的四发子弹一一射出。一会儿，只听报靶员大声喊到：“四枪中靶，一枪脱靶，共计二十三环。”听到第一次打靶就中了二十三环，我高兴极了。 转眼到了七七年夏天，连队又逢打靶，枪支也全部换成了半自动步枪。因为连队保卫干事徐国良和我们关系比较好，所以十几把枪、子弹全部放到了我们宿舍，（当时我们已经搬到了小宿舍，有刘松滨、王建设和我）看到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几人自然不能错过。 吃过晚饭，我们三人就分别背上步枪，顶上子弹，悄悄地来到后面的猪舍去打狗。由于自己眼睛近视，我就端着枪跟在他俩后面。等走到猪舍西侧的麦地时，突然，走在前面的王建设喊了一声“麦地有东西”！听到喊声，我俩急忙把枪端了起来，做出准备射击的样子。这时，只见麦地里一个黑呼呼的东西在那里蠕动，我心想：这么大的个头，是不是大黑熊呀！为了谨慎起见，等我们再靠近些时，才看清原来是一头老牛，我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好险哪！这要是开了枪，非得摊事不可”。 一场虚惊之后，我们转到了猪舍前，仔细搜寻着狗的踪迹。猪舍因时常扔一些死猪崽子，经常招至一些老乡的笨狗光顾，当我们接近诱食地点时，果然发现有几只狗正在那里觅食，还没等我们射击，王建设的枪已经先响了，顿时几只狗如丧家之犬，四处逃窜，等我们追到跟前，一只也没打着。没办法，我们只好拎着枪，扫兴的回到宿舍。 谁知，过了几天，“二号”（当地农村的代称）那里传来信息，有一条狗死在井里。
（四） 瓜 秋
记得还是学生时代，每逢放暑假时我都要到农村的姥姥家去过“瓜秋”，那香甜清脆的小牙瓜、绵软细长的白沙蜜、黄绿相间的大金道子，时时勾得我涎水直流，留连忘返。 可是，真正下乡到了农场，五年期间竟然没能吃上一次象样的香瓜，听起来也真叫人难以置信。七五年八月的一个晌午，正是诱人的瓜秋季节，知青们下地回来，一个个晒得是口干舌燥，当时我想，此时要是有香瓜吃，那准会撑破了肚皮，可惜呀，连队根本就不种香瓜，其原因就是抗不了知青们“祸害“。 晚饭一过，宿舍的老知青“小胡子”神秘而狡黠的对大伙说：“弟兄们，今晚‘四号’演露天电影《南征北战》，”（四号是当地农村的代称）“那老掉牙的电影，谁稀罕”，不知谁接了一句。“哎，醉翁之意不在酒嘛，趁老乡看电影的机会，我们来个顺藤摸瓜。”听到这，大家才彼此心领神会。 等天一渐黑，老马、小胡子、韩大个子便带着我们几个小知青，身背口袋，直奔四号瓜地。此时，夜色朦胧，道路两旁全是一人多高的苞米、高粱地，庄稼随着风势来回摆动，发出“沙沙”的响声。沿途还经过一处乱坟冈子，不时的闪着“鬼火”，真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二十分钟左右，我们便来到了“四号”地处屯子东北角的瓜地旁，顿时，一股清洌的瓜香扑鼻而来，举目四望，只见瓜地除孤零零一座窝棚，四处静悄悄的空无一人，真是天赐良机呀。 老马一挥手，我们七八个人便像扇面似的摸进了瓜地。由于当时我是知青里最小的一个，第一次干这事，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的，我拿的家什也只是个黄书包，由于过分紧张没经验，我是不管生熟，专捡大个的摸，一会儿，小书包就装不下了。我急忙来到老马跟前，悄悄地说：“排长，行了吧！”只见老马指了指手中的口袋，“还没装满呢，再等一会，”我急忙蹲在中间的小茅道上。 突然，只见窝棚中闪出几个人影，随着一声低沉的声音吼到：“谁！”我一听，坏了！看瓜人出来了，我一猫腰钻到旁边的土豆地里，顺势就躺在了垅沟里，连大气都不敢喘了。这时，只听见“抓住他呀，有人偷瓜了！”喊声是此起彼伏，遥相呼映。 为防止被瓜农抓住，我不由自主地将书包里的瓜全部倒在了垅沟里。大约一个多时辰，喊声、嘈杂声停止了，地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我躺在垅沟里，隐隐听到屯子里露天电影的枪炮声。此时，我才感到成群的蚊子直往脸上叮，我慢慢地抬头看了看四周，伙伴们一个也不见了，我心想，不能再继续呆下去，否则，蚊子不把我叮死，也得让狼把我吃掉。 想到北大荒的狼，向来胆小的我突然胆子壮了起来，我拎起书包深一脚、浅一脚，没命的往连队的方向跑去。此时此刻，什么乱坟冈子全都抛在脑后，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才找到回连队的路。眼看到了连队，只见老马等人见我没回去，害怕出什么事，又二次返回来找我，看到我狼狈的样子，他们止不住笑着说：“你的香瓜呢？”我哭笑不得的说：“还香瓜呢，人回来就不错了。” 结果，此次行动，瓜没吃着，脸却被蚊子叮成了“馒头，”这真是“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第一次偷瓜没吃成，还被蚊子咬，此事被佳木斯知青老吕知道了，因为他是我们连有名的“横主”之一，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为了帮我解气，他说：“小老弟，下回我领你去，保证不用偷，也不用花钱买，咱还得吃好瓜！” 说过没几天他真的领着我又去了“二号”瓜地。到了瓜地，老吕冲着瓜农扯开嗓门嚷道：“老乡，给我们挑点瓜。”瓜农一看老吕这气势和来头，也没敢硬顶，拿着筐就去摘瓜了。 一会，一篮子香瓜就放在了跟前，闻到这诱人瓜香，还客气啥啊！吃吧。老吕和我就甩开腮帮子吃了起来。没过多长时间，只见窝棚外陆陆续续来了十多个老乡，还有的拿着廉刀和四股插，到了跟前，一位领头的年轻老乡气势汹汹的就问：“你们是那的，吃瓜给钱了吗！” 我一看这场面又有些害怕了，老吕真是久经沙场，他不屑一顾的说：“不就是吃几个瓜还要钱啊，我们是四队的知青，姓吕，那有钱啊！”（我不由得想起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
“ 那好，不拿钱就跟给我们上大队部，”“去就去，我怕谁啊！”老吕边吃边回应着，就这样我们两个被老乡们簇拥着来到了大队部。 因正赶上中午，大队部正在热气腾腾的烙着油饼炒菜那。炕头上放着个小方桌，酒瓶子、闲鸭蛋、花生米摆了一桌子，原来是队长在吃午饭。 只见大队长看到老吕之后，马上笑脸起身相迎。“老弟，你怎么来了，吃饭了吗”。老吕笑着说：“大哥，是你们的人把我们请来的，别说，我们还真有点饿了”。 “来、来、来上桌吃饭，咱们喝点酒”。于是，老吕也真的没客气，两腿一盘就上了炕，看到这个场面，站在地下的老乡们都不由自主的退了出去。 就这样，连瓜带饭我俩是吃个“沟满壕平”回到了连队，此事也成了老吕吹牛的一个范例，现在想起来我也觉得当时真的很幼稚，也挺惭愧的，为吃点瓜，多少有点为虎作伥的感觉。
（五） 献 血
七五年秋的一天上午，连队突然通知，下午一时全连的青壮年到女排宿舍参加紧急会议。 吃过午饭，我与其他知青们一起来到了女排宿舍，只见宿舍内炕上地下挤满了开会的知青，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要开什么紧急会议。“同志们，”副连长王德昌环视了一下大家说到：“今天召开紧急会议，就是机耕队王师付的妻子要动大手术，总场医院要求我们连队自备血源，希望大家在关键时刻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报名献血，党员、团员要踊跃带头。” 当时，刚刚下乡不到一年的我，虽然还不是一名团员，但出于上进心的驱使，也报名参加了这次献血活动。经过短暂的动员、报名，连队共有二十几名青壮男女坐上胶轮车，直奔梧桐河农场医院驶去。 到了医院，我们几个人首先被领到化验室，经过血型化验，也真巧，我和孙胜利、毛七等三名同志的血型恰好与病人相同，“A”型。听到这个消息，说句心里话，我是即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为病人献血，也体现了同志的友爱之情，感到很荣幸，而紧张的是我从小就害怕打针，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经过片刻的休息，我被第一个叫进了手术室的隔壁。只见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医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之后，轻声的问到：“多大啦？”我说：“十八，”“家住哪里？”“哈尔滨，”问了几句之后，她又和言悅色的说：“你不要害怕，年青人输血一个月就能补回来。” 话音未落，又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护士，手里拿着一个约有锄杠粗细的大针管和一根胶皮管子，看到这个架式，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只见护士把胶皮管子先系在我的左胳膊上，由于我天生血管就细，再加上身体又比较胖，鼓捣半天竟没找到血管，没办法，护士只好又将胶皮管子系在右胳膊上，几经折腾，总算找到静脉血管。消过毒后，护士拿起大针管：“噌”的一下扎在血管上，马上殷红的鲜血象泉水似的涌进针管，我连忙把脸转到左侧，紧张的心“怦、怦”直跳。 大约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一转头，看见护士已抽完一管鲜血，针头又扎在血管上。医生看我左顾右盼的神态，轻声的问到：“怎么样？小伙子，”我不知是害怕，还是紧张，顺口答到：“有点头晕。”结果，当血抽到一半的时候，血突然停止了，只是“呼呼”的冒沫子，护士看到这种情况，停止了抽血，“行了，他岁数太小，就抽这些吧！” 听到此话，我心里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病人家属急忙将我扶到走廊里，端来了事先备好的红糖水，不知是输血的缘故，还是真的口渴，我竟足足喝了一大缸子，再一看我的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 回到连队之后，除了受到表扬之外，连队还给了一个星期的假，十元钱和五斤鸡蛋。或许与这次“壮举”有关，一年以后，我加入了共青团。
（六）夜 盲 症
下乡的第二年冬天，我们知青在十三连修水利回来，身心疲惫之中，偶感眼睛有些不适，当时也没太在意。结果到了晚上，夜幕降临，我突然感到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网，有些看不清，只能在有灯光的地方，才勉强看清东西。 由于我原来眼睛就近视，冷不丁遇到这种情况，心里多少有些发毛，我连忙询问老知青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你可能是在修水利时，阳光照射白雪后晃的，你这是‘雪盲症’，没事，过几天就会好的。”听到这话，我心里稍许放松了一些。 第二天，我的眼睛基本恢复了正常，可到了晚上，如果没有灯光，依然什么也看不见。老知青们又说：“你这是‘夜盲症’，没啥大不了的。”也真凑巧，恰好这个时候合江地区文艺汇演在我们总场演出，出于对文艺特别喜欢的我，为了不错过这难得的观摩机会，在宿舍知青们的串弄下，也随大家坐着拖拉机直奔总场而去。 我们连队距总场十八里地，中途须穿过梧桐河的冰面，虽然是隆冬季节，为防止万一，到了河边知青们都下车步行，我也在知青老马的搀扶下跳下拖车。 等车过了河，知青们又都跳上了拖车，可此时，一直搀扶我的老马竟然忘了我这个“夜盲症”患者。我在无人引领的情况下，朦朦胧胧地往前走，突然“砰”的一声，我的脑门撞到已停在对岸的拖车大箱板上，我当时“哎呦”一声，眼冒金花，差点坐在了地上。 听到惊叫声，老马急忙跑了回来，“哎呦！真不好意思，我真忘了你眼睛看不见，快瞧瞧，撞坏没有？”我摸了摸脑门，连连说到：“没事、没事，”可是一会的工夫，我就觉得脑门子发胀，用手一摸，一个大包骤然鼓了起来，虽然这样，我还是坚持到总场看完了演出。 回来之后，我的眼疾仍然不见好转，我心想，不能再这样靠下去了，得找大夫瞧一瞧。于是，我找到连队卫生所王大夫，他听了叙述的症状后笑着对我说：“小赵，你这是蔬菜吃的少，缺少维生素而引起的‘夜盲症’，没关系，我给你开一些‘维A’，你再多吃些蔬菜，很快就会好的。”遵照王大夫的医嘱，我是按时服药，在食堂打饭时，尽量多吃些蔬菜，一周以后“夜盲症”好了。 （七）一次难忘的晚餐
在下乡的知青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非常熟悉的打油诗：“汤、汤、汤、革命的汤，从北安到赵光，一直喝到建三江。”寥寥几句，精辟形象地勾勒出北大荒知青们的艰苦生活。 我们十二连，虽然是个老连队，但每逢春季，由于没有细菜，食堂几乎上顿下顿都离不开汤。土豆汤、萝卜汤、白菜汤，轮着番的上，有时竟一两个星期见不到荤腥。每当食堂开饭时，知青们只要一看到一盆盆清汤寡水、漂着几个油星的菜汤端上来，顿时食欲大减，埋怨声、敲盆声、骂声不断。 一天晚上，刚刚吃过晚饭，同宿舍的本地青年张国忠对大家高声说到：“今晚大伙精神点，看我给大家套条狗，让哥们改善改善伙食，拉拉馋。”炕头的老青年“小胡子”不屑一顾的瞟了他一眼：“哎，你不是逗我们吧，套狗，你是馋肉馋的吧！” “你不信，咱们走着瞧！”猎户出身的张国忠自信的嘟囔着……。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突然我被一阵嘈杂声、叫喊声惊醒，“快起来，狗套住了，快打狗去。” 我一軲辘爬了起来，只见“小胡子”、亚飞、曲家禧正在穿衣服，事不宜迟，我急忙紧随其后，拎起一把铁锹就跟了出去。 朦胧的夜色中，只见七八十米开外，一条大狗正拖着一件叮铛直响的重物在拼命的跑，张国忠紧追不舍的跟在后面。 “国忠，真有你的。”不知谁喊了一句。 大狗在知青们的穷追之下，围着连队足足跑出四百多米，突然，在机耕队的破铁堆前停了下来。 在机耕队门前的灯光照映下，这时，我们才看清这是一条七八十斤重的大黑狗，足有半人来高。原来它脖子上套着一根钢丝绳，钢丝的另一头栓着一个拖拉机上的铁钯片，跑动中恰好被烂铁绊住了，也许大黑狗意识到已经跑不掉了，于是它上窜下跳.扬着头，对着我们“汪！汪！”一阵狂嗥。 此时，早以累得气喘嘘嘘的我们，看到这即将到手的肥肉，也顾不得什么叫害怕了，仗着人多恃众，锹棒齐下，三下五除二就把大黑狗送了命。当大伙把狗拖回宿舍，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钟了，看到这又肥又大的狗，大伙的睡意早以荡然无存，哥们几个一商量，好饭不怕晚，马上就做。 黑狗被吊在门框上，猎手张国忠手脚麻利地扒皮、开膛、剔骨，一会的功夫，狗肉便被收拾妥当。这时，大伙分头点炉子、刷盆、支锅，有的还翻出连队自酿的纯粮白酒。大约忙乎了一个半小时，在“小胡子”颇有经验的指挥下，两大盆炖好的狗肉和狗肉汤热气腾腾的端了上来，顿时，一股诱人的肉香扑鼻而来，溢满全屋。 好家伙，已经一两个星期没闻到肉香的知青们，早以忘掉了往日的矜持和脸面，纷纷围了上来，拎起狗大腿、啃着狗排、沾着蒜酱、就着白酒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国忠，真有两下子”。“小胡子”一边吃、一边佩服地伸出大拇指说到，“嘿！这跟打猎比起来，小事一桩，想吃狗肉，明天咱们接着套。” 就这样，大伙边吃、边喝、边侃大山，推杯换盏、不知不觉一直折腾到天亮，直喝的大伙东倒西歪，在看那两大盆狗肉和几瓶白酒，早以扫荡个精光……。 说句实话，有生以来，各样酒席吃过不少，可是那顿晚餐是吃的最饱、喝的最酣畅的一次，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八） 逃 票
下乡的年代，知青们每年春节回家探亲，由于工资收入很低，为了节省费用，“逃票”的经历似乎都尝试过。记得是一九七五年春节，我们哈尔滨知青一行二十余人结伴回农场，为节省火车票，我们事先预谋了一次“逃票”历险。 当时，从哈尔滨到汤原火车站，大约400多公里的路程，车票是8.50元。8.50元在现在来讲也就能买一斤糖块，可在当时却是我们三分之一的月工资，对女知青来说，那就是一个月的伙食费。 那个年代，家家生活都不是很富裕，再加上受老知青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在回农场时，大家便不约而同的商量好，上火车谁也不买票，能躲就躲，得藏就藏，实在躲不过，查着再说，大不了补一张车票就完了。 登上火车，因为正值春运期间，列车上塞满了过往的旅客和探亲的知青们，人挤人、人挨人，就连火车的过道、厕所里都是人，来回行走非常困难。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一路上竟安然无恙，没有查票。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颠簸，我们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汤原火车站。 汤原站只是一个小站，由于我们是凌晨一时下的火车，所以，在出站口时也没人验票。大家不由暗暗窃喜，一路上紧张的心才算放松了许多，这8.50元车票钱算是省下了。 由于当时天气非常寒冷，又时值半夜，公共汽车须等到天亮才有，没办法，我们只好先进到候车室休息一下。进入候车室，小站里一下子进来这么多旅客，立即引起了站里人员的注意，只见几个铁警和工作人员在候车室内，察颜观色地转了好几圈才进到办公室。 看到此景，有几位知青好象预感到形势不妙，他们不顾寒冷跑到镇里去找汽车，而绝大多数知青仍留在候车室内。观察了一段，见没有什么异常，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难熬的等待当中，大家有的聊天，有的则躺在长椅上迷糊一会，眼看就要天亮了。突然，从售票室出来五六个铁警及工作人员，他们事先关好大门，然后高声说到：“起来、起来，查票了！”大家一看情况不好，可再想出去已经来不急了。 因为铁警们已经从我们的言谈举止及穿着中，看出这是一伙哈尔滨知青，其明显特征就是大家身着哈市流行的“蓝棉猴”及风雪大衣，还有身上背的方包。 紧接着，铁警们开始询问旅客，等问到我们时，大家即拿不出车票，又面面相觑、支支吾吾、乱答一气。“别装了，一看穿戴就知道你们是哈尔滨的小知青，少废话，赶紧补票！”铁警一脸不耐烦的样子。大家一看，破绽已被人家抓住了，只好自认倒霉吧！当时，有一个知青稍微流露出不满的样子，立即遭到一个耳光。 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逃票”经历，最后以失败告终，回到连队后，老青年闻听此事，都笑话我们说：“你们小哈，太嫩。”
（九） 骑 马
说起骑马，首先得先说说“黑鬃马”，据说这匹马原是马场调到十三连的一匹骑马。 它黑黑长长的鬃毛，棕色的皮肤，毛色油亮，长腿细腰，一看就是善于奔跑的马。 当时，十三连的哈尔滨知青，通迅员王福经常骑着它到总场取送文件，因为我们基建排恰好在路边盖连队的职工俱乐部，所以每当看到他跃马扬鞭、马鬃飘逸的样子，简直羡慕死了。 说来也巧，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黑鬃马竟然调到了我们连，由于它是骑马，所以即没上套，也没有像其它马匹那样剪掉马鬃，所以看起来有些野性。有一天，我正在建筑工地的架子上砌砖，突然发现老知青李文江牵着一匹马来到工地旁，他随手将马栓在了道边的小树上，我仔细一看，正是那匹心仪已久的黑鬃马，当时我想，骑马的机会来了。 我连忙放下手中的瓦刀，跳下架子，三步两步来到马前。黑鬃马见有生人打扰，便本能地围着小树转起圈来。为了不惊动黑鬃马，我慢慢靠近它，轻轻地解开缰绳，拽着马鬃蹿了几次才跨上马背。我知道“光腚马”由于没有马鞍子马蹬，骑起来相对比较安全，黑鬃马一见有生人骑到了背上，顿时，前蹄竖起，转了几圈，几次想把我从背上甩下去，我是紧紧地拽住马鬃，楞是没掉下来。黑鬃马一看没能甩下我，便长啸一声，撒开四蹄，“哒、哒、哒”一阵风似的直奔连队后面的马舍跑去。 从工地到马舍大约有四五百米的距离，奔跑之中，我只觉得两耳生风，屁股是从左颠到右，又从右颠到左。凭着老青年传授的经验，我是双手抓紧缰绳，两腿夹紧马肚子，屁股翘起，一瞬间的功夫，黑鬃马已经跑到马舍大门口，由于马舍大门比较低，如要骑进去了非把我撞下来不可。情急之中，我赶紧勒紧缰绳，本能地想把马拉住，可是根本无济于事，马还是颈直的往里闯，我一看不好，再不下马就撞到门框子上了，我一撒手“咕咚”一声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听到声响，马舍的饲养员急忙跑了出来，看到我趴在地上的狼狈的样子，瞋怒的喊到：“你不要命了！”幸好马舍不是水泥地，半天我才从地上爬了起来，扑落扑落身上的泥土，活动活动胳膊腿，调皮的说：“还好，哪也没摔坏。” 有了第一次骑马的经历，我胆子更大了。每逢有机会，我就偷偷地跑到马舍，将黑鬃马一直牵到大野地或后河边，然后在骗身上马，一拍马屁股，黑鬃马便风驰电掣般地跑回连队，那感觉，简直太过瘾啦！
（十）割 柴 草
由于我们连队南临松花江、北靠梧桐河，因地理条件所致，沼泽地特别多，草场也相当丰沛，每到秋季，连队的各家各户，都到坝里的草甸子打柴草。 我们连的知青绝大多数还都未婚，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就纷纷仨一帮、俩一伙地帮助一些关系处的比较好的当地农工家割柴草。 说起割草，听起来简单，可要是真干起来，还真是个技术活。首先，割草必须擅长使用大钐刀，这是割草必备的专用工具。钐刀长约400毫米，宽约100毫米，柄长两米左右，为了便于使用，刀刃磨得锋利无比。使它割草时不用哈腰，只要双手握住刀把，用腋窝夹住端头，胳膊一轮，柴草就像扇面似的纷纷倒下，一天下来，一个人能割几十捆草。 开始，我们小知青都不会使大钐刀，只会用小镰刀，割起草来不但累得腰酸背疼，而且速度也上不来。后来在农工师傅们的点拨下，才逐渐掌握要领，割起草来不但快，还不累腰，真是手巧不如家什妙。 其次，是打草捆不易掌握。我开始就是打不好草捆，捆出来的草，不但拧不紧，一拽就散，后经师傅们的传授和自己的观察，渐渐地摸出了门道。原来捆草时，须先将草捆扎紧，然后将草腰子两头搭接拧上两圈，再翻压在草腰子里面，即结实，又提高了速度 但说句心里话，割草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忙，可每次割完草之后，都要美美的改善一次伙食，这就叫“搂草打兔子，带烧的。” 记得有一年秋天，我们给要好的徐师傅家割柴草。事先，经验老道的徐师傅就带上“丝挂子”还有“旋网”等鱼具，一边选好草场，一边就近在泡子里下好“挂子，”等割完了草，起出“挂子”，你别说还真挂上十几斤鲫瓜子、嘎牙子、山胖头之类的小杂鱼。 回到徐师傅家中，徐大嫂用大酱将小杂鱼焖上，再炖上一锅窝瓜、土豆、豆角，然后将晒好的狗鱼坯子煎成金黄色的鱼段，再炒一盘花生米，切开腌得直淌油的大鹅蛋。等菜一上桌，哥几个喝着白酒，咂着酒菜，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那心情，甭提有多爽了，现在想起来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呢！后来的几年，年年如此。 可惜好人不长寿，就在我们知青大批返城的第二年，听说徐师傅在拆连队的烤烟楼时，竟然意外地被砸死了。有时，荒友们在一起聊起此事时，我心里还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
（十一） 诗 抄
但凡喜欢看书的人都有个共同的嗜好，就是非常热衷于抄写名言警句，我也不例外，而且此习惯一直延续到七四年下乡之后，也未曾中断过，至今在我的几本日记中还保留着当年抄写的众位名人警句。 名言警句中最让人熟知的就是原苏联著名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斐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还有毛主席的好战士，革命烈士雷锋的日记摘抄：“愿你做暴风雨中的松柏，不愿你做温室里的弱苗……。”等等。 本来抄写这些至理名言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即可以陶冶我们每个有志青年的思想情操，又可以启迪我们如何去面对复杂、坎坷的人生，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追求远大的理想。可是就因为抄诗，我在下乡以后却引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小麻烦。 我记得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深受中国人民敬仰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因病逝世。处于对伟人的缅怀和爱戴，从一月八日至四月，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纷纷到天安门广场以各种形式祭奠敬爱的周总理。 直到四月四日，天安门广场自发地聚集了数十万群众，他们不顾“四人邦”组织的压制和阻挠，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祭奠活动。一时间缅怀周总理、抨击“四人邦”的诗抄遍及全国各地。虽然当时我们身在农场，消息相对比较闭塞。但是不经意间，由于诗抄的原因，我也被卷入其中，受到一次小小的政治审查。 起因是“天安门事件”之后，连队的一位佳木斯的老知青从佳探亲回来，偷偷带回一本“天安门诗抄”。处于对诗的特别喜爱，我信手翻看一下，其中就有后来流传甚广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还有：“沉雷九霄炸，夜雨满天洒，巨星陨落大树倾，英灵壮中华……，”等等。看到这些充满激情的诗句，我没加多想就向主人借了过来，然后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足足抄了一小本。抄完之后，我就将诗抄本顺手塞到宿舍的行李底下。没料想，第二天，也不知是哪个好搞小动作的知青，竟然把我的日记本当“战利品”一样交到了连部保卫干事的手里。 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后期，“四人邦”横行之时。人们对这样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非常敏感，看到这样的诗抄，不由分说，当天下午连队保干就把我叫到连部。只见他手里拿着我的日记本，一本正经的问我：“你的这本诗抄是哪来的？”开始我还据理力争说：“不就是抄几首小诗吗！又不是我写的，值得这样大惊小怪的吗！”可保干却面色阴沉的再三追问说：“天安门事件”已经被确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要是现在说清楚，那只是个态度问题，否则，那就要上升到个政治问题。”听到这个口气，看来硬顶是不行了，我也只好如实说清来由。好在当时我在连队也算是个骨干，根红苗正，结果最终是日记本被没收，又挨了顿批评。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邦”彻底垮台，一场小小的风波才烟消云散。 （十二） 吉 他
吉他，是一种西洋乐器，它分“西班牙吉他”和“夏威夷吉他”两种，我这里要说的是西班牙吉他，因为它只有六根琴弦，所以中国人都习惯称其为“六弦琴”。 我真正接触它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时我们一同下乡的有一位朝鲜族知青，我们都称他为老朴，就背去了一把吉他。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种乐器，所以觉的很好奇。等知青们都安顿好之后，老朴便拿出他的吉他为大家弹了起来，虽然水平不是太高，但琴声轻松悦耳、柔美合谐，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记得当时他弹的几乎都是外国歌曲，如《山揸树》、《卡秋莎》等，尽管当时正处在“文革“后期，这一类都属“黄色歌曲”，但知青们自娱自乐，连队倒也没人干涉，渐渐的吉他在连队流行起来，随后，哈尔滨知青张晔滨、王学军等都买了吉他，而且越传越广，直至农场其他连队的哈市知青也纷纷效仿。如果我没记错得话，老朴的吉他应该是我们农场引进的第一把。 但俗话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说起传承下来并真正弹得好的，那是后来居上的哈市知青张晔滨，自从他买了吉他以后，还专门在哈市拜一吉他高手为师，从中学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和高难的弹奏技法。 1976年春节探亲回到农场，他给我们弹唱一首新学的歌曲《苦的咖啡》，大概的内容是：来一杯呀再来一杯呀，再来一杯苦的咖啡呀，一个人来喝咖啡不用谁来陪，过去的事情我也不后悔呀……。当时他用一种全新的弹奏技法演唱的，这种技法俗称“打恰司”，也就是用五个手指弹拨和弦而发出的音乐，声音节奏感极强，再加上他一种沙哑近似爵士乐的唱法，给人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 随着大家对吉他的喜爱，几乎连队的哈市知青都能弹几下子，就连我这个从不摸乐器的手，也学着弹起了吉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小白船》、《山揸树》、《灯光》等歌曲也能用简单的技法弹下来了，只是和弦还有待于提高。 也是从那时候起，张晔滨每次回来都能给大家带回一些新学的歌曲。每当夏季来临，我们一帮知青们围坐在宿舍前的大野地里，伴着月光，几把吉他同时弹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河谷》……等歌曲，歌声在夜空中轻轻回荡着，至今我还难以忘怀当时那种温馨的意境。 记得又是一个春节，知青们都相继回家探亲，只有张晔滨也不知何故没有回去，就他一人留在宿舍里度过了一个难熬的春节。当我们探亲都回来后，来到他的小屋内看他时，他说：春节他就是伴着吉他过来的，是琴声让他忘记了孤独，是琴声让他思念家乡。然后他又为我们自弹自唱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歌曲，我至今也没想起是什么名字，但我听得出歌曲中流露出一种忧伤的韵味，不由人心中产生出悲天悯人的感觉。由于当时吉他还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休闲乐器，一直没有登上大雅之堂，如果要是能上台演出的话，我想他的演唱肯定会受到大家的喜欢的。 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知青大批返城以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河谷》、《山揸树》、等歌曲几乎成了我的保留歌曲，每逢有唱歌的场合我都喜欢唱上几首，借此抒发心中的怀旧情感。
（十三） 修 水 利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影响下，农场每年冬天都要兴修水利，为了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的“人定胜天”的指示，打破“靠老天吃饭”的旧习，在田地修起道道“条田”，每隔几十米都要修一条水渠，以利于在发生天旱时灌溉大田，未雨绸缪,从而确保农场粮食收成。 由于那时农场的机械设备能力所限,修水利都是采用“人海战术”男女老少齐上阵，而且工程还都是在寒冷刺骨的冬季才进行。因为，冬天是北方的农闲季节，为了不荒废有效的人力和时间，冬季修水利就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记得还是大约是在七六年冬天，农场搞“水利大会战”，调集各个连队的知青和农工去远离我们连队40多里的十连与十一连之间修水利，当时我早已从农田排调到了基建排。根据连队的安排，我们排先是负责给连队的农工们搭帐蓬，因为在一马平川的大野地里，没有一块挡风的地方，在加上正是隆冬季节，寒冷的北风裹着大烟炮，冰冷刺骨，即使你穿上再厚的棉衣，一会也会冻的瑟瑟发抖，我穿着一双大头鞋，两只脚也冻的像猫咬的一般。为了使大家中午能吃上热呼呼的饭菜，有个避风的地方歇息，我们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当时农场的几个连队的农工们都分布在一条狭长的渠道内，为了扩大水渠的宽度和深度，必须先用“放炮”来崩出缺口，再用铁锹、大镐、土篮等来修理成型。 说起放炮，那可是个即非常危险又需要胆量的活，由于我们小知青下乡晚，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放炮基本都是由老知青们来操作。当时放炮的方式有好几种，一是用紫铜制作的电雷管，扯出长长的导线，正负两极一对即可引爆，这是比较安全的一种，因成本太高，很少采用；二是纸雷管，像烟卷大小，插在药管上，别看纸做的，每个雷管爆炸力也有800公斤，但需连接在导火索上，由炮手引爆；三是土办法，用稻壳和什么化学的东西炒出来的土炸药。 我们连放炮一般都是由王排长来实施，经过多年的锻炼和实践，他点炮的技术娴熟，胆大心细，从没出过事。每次他在点炮时都要事先检查雷管、导火索和炸药的连接情况，并计算出每个导火索的长度，如第一根短，后面的一根比一根长。再将导火索用刀削出斜面，使药能很快的点燃。点炮时他手还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导火索，在观察好每个炸点之后，便迅速将手中的导火索点燃，顿时，导火索便冒着蓝火发出“哧哧”的声音。只见王排长就像一支离弦之剑，迅速跑到每个炸点，以最快的速度将近十个炸点引燃，然后他又跑到近百米开外的地方隐避起来。一会，爆炸声此起彼伏，他大声地数着炸点的数量，一、二、三直到所有的炸点全部响过，王排长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也不是每次放炮都这么顺利。因我当时担任连队地团支部副书记，为了起到带头作用，我就要求也尝试着点了一次炮，在老知青们的指导下，我觉得已经基本掌握了点炮的要领，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生死考验。王排长为了照顾我，只分给我三个炸点，其他老知青仍然是十个左右。当王排长发出指令以后，我同其他老知青一起跑到各自负责的炸点，我迅速用燃起的导火索点燃雷管上导火索，接着又点燃了第二个，没想到，再点第三个炸点时，由于雷管上的导火索斜面上药面被削没了，怎么也点不着，这时我的心开始紧张的要跳了出来。经过几次引燃没有成功后，我只好放弃了第三个炸点，直接跑回了隐避地点，并把情况报告了排长。当“轰轰“的炮响过后，王排长要大家在等五分钟，在处理完故障之后，才继续进行下一轮放炮。 要说我这次只是有惊无险，还有更惊险的事件。十三连在一次放炮中就出了一次险情。当时是一位佳木斯的老知青点炮，结果不小心，在点炮时被导火索哧着了装在棉袄兜里的雷管，一声炸响，就把炮手炸晕在炮场，这时其他的炸点都已点燃，火星四溅，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是一名哈尔滨的知青副连长，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死危险，硬是把炮手背了回来，此事也一时在知青中传为佳话。 还有一次是我们正在搭帐蓬期间，其他连队在离我们连不到三十米的地方放炮，在事先也没通知我们连的情况下，就擅自点燃了土炸药，（半麻袋）只听到“轰隆隆”一声巨响，顿时，炸飞的冻土块就像扇型一般飞向天空，再如“天女散花”般向在场的农工们砸下来，毫无准备的人群四处逃窜。虽然我们当时离炸点约150米开外，但呼啸的冻土块也“扑通通”砸在帐蓬上，那场面，不由我想起了日本的电影《地震》当时地震情景。奔跑之中，好几个人都受了轻伤，我们的王连长也被土块把耳朵砸出了血，好在没出大事。 放炮中也时常有一些趣事发生，给疲惫的知青们带来了放松和快乐。如平地上打炮眼，那可是个锻炼人们意志的活，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季，大地冻的像石头一般硬，必须用两三米长的钢钎和用粗铁筋作成的“掏耳勺”来实施。操作的方法是：用双手握住近七八十斤重的钢钎，用惯力凿向地面，凿出四十毫米粗细的地洞后，再向地洞里加水，以增加钢钎凿地的进度，每凿进一两寸，就必须用“掏耳勺”清理一次，就这样周而复始一直凿到一.五米深才行，凿一个炮眼要几个小时，为了不挨冻，你就必须不停的围着钢钎转圈，不停的凿。有一次我们凿到一半时，没有水了，进度也慢了下来，只听老知青告诉我们说：“没水没关系，往里撒尿就行”，虽然气味不太好，但也没有影响工程进度。 施工之余，我们还第一次看到了“冰镩”捕鱼的场面。就是在结冰的“死泡子”中央位置，用特制的“冰镩”将冰面凿出一个半米宽1米长深1.5米的冰槽，凿到底部时，还不能凿透，留下约100毫米厚的冰层，通过透明的冰层就能清楚的看到底下的鱼在游动。这时只见打鱼人用力将冰底穿透，只见冰水如泉眼一般迅速地涌了上来，打鱼人急忙用手中的“抄罗子”（网鱼的专用工具）在冰槽里来回的搅动，一会满满的一网鱼就倒在了冰面上，看到这些活蹦乱跳的鲫鱼、山胖头、泥鳅、哈什蚂子等，可真是开了眼了。知青们不由分说，七八块钱就都给买下了，回到连队后经过食堂加工，又是一顿美餐。
（十四）铁 索 桥
小学时就看过红色经典老电影《万水千山》，当时红军20余名勇士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感人场面还记忆犹新。他们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桥上，舍身忘死向敌兵把守的桥头猛扑。战士们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并最终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夺桥任务.....。铁索桥也就是在那时留在我的脑海里，而在生活中第一次看到它，还是在下乡后的事情。 1974年底，我下乡到十二连刚刚两个月，总场宣传队听说哈尔滨来了百十多名小知青，就分头派人到有哈市知青的连队招收文艺宣传队员。由于我在小学中学都当过文艺宣传队员，演过节目，当时嗓子也还可以，所以一曲《闪闪的红星》插曲演唱就被调到了总场宣传队，和我一同去的还有哈市女知青王宏清。 农场场部距离我们十二连十八里地，在途经七连和三分场之间就是曲折蜿延的梧桐河，河道大约有50多米宽，而遄急的河面上就是一座高悬的铁索桥，它长不过百米，宽不过三-四米，桥身都是由数根50毫米左右的钢缆拉成网状，桥面是用厚厚的木板铺就。桥板距河面约有五-六米高，走在上面是左右直晃，让人真的有些头晕目眩、心惊胆战的，但这是春季开河后直达场部的唯一要道，即便是马车也可以通过,否则要绕道很远才能到达场部。 到了总场宣传队的半年之中，由于开始还不熟悉场部的人员和环境，所以每隔半月左右，为了能和连队的哈市知青们相聚，我和女知青王宏清都要结伴步行回连队一次，铁索桥也就成了我们来往的必经之路。由于那时青年男女之间还比较封建，所以，每次回连队我们两个都是大道两边一边一个，也很少有对话。就是到了铁索桥也是如此，有时看到她在桥上左右摇摆的样子，想扶还不敢扶，不扶又害怕她摔下去的心理，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好笑的。 到了寒冷的冬季，河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各种车辆也可以自由行驶了，可要到了冬末春初就要格外小心了。记得一次连队到场部拉大米，顺便还要拉电影机和拷贝，机耕队司机巩传成开着“千里马”胶轮车，放影员王家富和哈市知青伊亚飞等人跟车装卸回来，等到了铁索桥下准备过河时就发生了意外事故。 因河边有清沟（没冻实的暗沟），当重载的胶轮车上到冰面后轮胎压碎冰面，使车辆发生了侧翻，一车大米、电影机、拷贝和装车的几个知青全都扣到清沟里，倾覆的车大箱板还把伊亚飞等人压在车下，是巩师父把他们一一的拽了出来，侥幸没伤着人，有惊无险，但几十袋大米都被河水浸湿了，因电影拷贝也落入水中，知青们盼望的露天电影也没看上。 时光荏苒，物逝人非，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天和来哈的当地两位荒友喝酒聊天才得知，放映员王家富后来提为管教队副队长，多年前已因病中年早逝，想起来真是可惜。如今，留下陈封记忆的铁索桥不知还有没有了，真希望有一天再能回到农场，踏上它那高悬、斑驳的桥板上。 (十五) 探 亲 知青下乡后，每年春节期间农场都给探亲假，让劳累辛苦一年的知青们能回家过上一个团圆年，要回家就要有见面礼，虽然农场的环境不如城市好，可知青们都是吃的细粮，大米和白面。而北方城市却多半是以粗粮大馇子、玉米面、高粱米为主，仅有的细粮和豆油也是有定量的，所以每年回家就必须带些年货孝敬父母。 首先，大米、豆油是必须要带的，我们下乡时家里都给带帆布做的草绿色旅行袋，一袋整好能装50斤大米，两袋100斤，然后是10斤的豆油一桶，剩下就是些零星年货，如当时农垦很有名的纯粮酒“北大荒”“宝泉白酒”60-65度，没啥好烟，就是当地产的红盒“蜂王”烟，抽起来还一股丝丝的香味，也要带上几盒给家人品尝。有时还用发的劳保品棉手套、棉鞋等，到农村老乡家换大鹅、小鸡往回带。 说起来还真的有些故事可聊，75年第一次春节探亲，我们几个要好哈尔滨知青一同结伴回哈。因这边没有公共汽车，也不好意思张罗让连队出车送，所以我们要负重步行12里的汗路先到古城坐公汽，然后再到汤原站坐火车回哈。那时我还没有长个，身高仅1.64米，右肩上背了两个旅行袋一百斤大米中间用手巾系好，一前一后还省得偏坠，左手还拎着一个黄书包，当时这一帮里我是最矮的几个小知青之一，身单力薄，我是走一段就得歇一下，虽说是冬季也是累的缕脸淌汗，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了。 过了“二号”（当地村名），也真是“越渴越吃盐”，偏偏从村里跑出几只大笨狗在后面追了上来，围着我是又吼又叫。因从小经常去农村姥爷家，对狗还不是太害怕，所以看到它们追急了，我就站下不动，可它们也站下来看着你，我走它们就追。看到实在没办法脱身，我就蹲了下来，假装捡石头的样子想吓唬一下，可没成想几只狗后退了几步，就对着我开始哧牙，发出吓人的 “哼哼“声，我一看不好，赶紧拼命的喊前面的荒友们，在亚飞和其他知青的的帮助和威慑下，我才算得以脱身。 好不容易从古城坐公汽到了汤原火车站，又好悬没上去火车。原来，汤原站是个小站，火车到站后就停三分钟，由于没有站台，车身很高，我站的车门口人又很多，旅客们是前拥后挤，把我这个小个子夹在人缝中，再加上100斤大米再肩上压着，我是怎么也上不去，眼看火车都鸣笛启动了，再不上我就要被扔下了，我是使出全身的力气，才挤开人群拽住了车门，这才在旅客们的簇拥下上了火车。 后来我们再回哈探亲，大家都有经验了，开车的司机也都熟悉了，每次都能搭乘连队的车到车站，旅行袋也变成了麻袋，即好拿又不怕摔坏袋子。而到了火车站后，我们十几个人都集中到一个车门，知青们是站成两排，一起往车上传递，等大米袋子都上了火车，大家才一拥而上。 76年春节回家，大米是落实到位了，可豆油还没有着落。这时对我很好的付伟超连长听说后就给我写了一个条，让我到宝泉岭十五团去找他的老战友买两桶油，就这样我是搭车到了40多里之外的宝泉岭十五团，还别说第一次到宝泉岭还真的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因为是兵团二师所在地（后来变成宝泉岭管局），虽说是建在一个丘岭起伏的山岗上，但街道规划的很宽敞，还有百货商店、医院等，而让我印象较深的是那的文化宫，立柱擎顶，高大恢宏，甚至比我们工厂的文化宫都气派，比我们农场的俱乐部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欣赏之余，我是几经打听才找到了十五团所在地。原来，欧阳志中是团部的后勤股长，他高大很胖的身材，人很和蔼，看到我给他的字条，询问了几句付连长的情况后，他不但给我拿了两桶油，还领我在团部吃了顿便饭，道过谢意之后我就乘车返回连队。这是唯一一次拿两桶油回哈，想来还真的感谢付连长，也希望有一天回农场看看他老人家，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也应有80来岁了，他们这一批转业到北大荒的官兵，为了兵团、农场的创业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富裕起来的北大荒人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十六） 老 曲
称他老曲，是因为他是哈尔滨知青当中年令较大的一位，由于家境条件不好，他瘦高、微驼的身材，脸色苍白，牙齿满是黄烟渍，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烟瘾很大的人。 刚刚下乡到连队时，我与老曲住同一个宿舍、一铺炕，他生性耿直、朴实，但脾气倔犟。由于每天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相互之间处的比较好,几年来的交往，也逐步了解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坎坷经历，不免让人有些心酸。 饭量大，是老曲突出的特点。这也许是为了祢补天生的营养不良，他每天的饭量都超出常人的一半,中午饭他可以吃一斤半大米饭，四两一个的大馒头他能吃四五个。究其原因，就是下乡前哈尔滨青年基本是以苞米面、大查子为主，而到了农场，天天是大米、白面，别说老曲，就连我这个小青年，每月也得五十多斤粮票，而我们当时的定量只有三十二斤，根本就不够吃。好在我们家里时常寄一些粮票。可老曲就不行了，他家中根本就拿不出粮票来贴补他。所以，每到下半月他的伙食就断顿了,每到这时，我们同宿舍的新、老知青，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他度过困难期。 别看老曲人长的挺朴实的，可感情生活还挺浪漫的。据他自己讲，上初中时就与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好上了。虽然女同学下乡没能和他一起走，但后来也紧追不舍，不长时间，就来到我们相临的农场-鹤立河东分场,下乡后两人经常书信联系，我就曾帮他写过书信。 大约是七五年秋冬季节，只联系不见面的老曲终于耐不住心中的寂莫，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去见女朋友。由于东分场距离我们连大约四五十里的路程，为了省钱，老曲决定徒步前往,大家都劝他还是坐车比较安全，可他固执己见，没办法，大家只好由着他去了。临出发前的那天晚上，还发生了有趣的插曲,老曲因家境困难，下乡时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唯一有特点的就是，一顶只有年令大的人才喜欢戴的“一把撸”的蓝灰色毡疙瘩帽。 为了保持老曲在女友面前的自尊，在衣着的问题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帮助老曲出主意。我清晰的记得，当时哈尔滨知青亚飞、韩甲午借他一件蓝涤卡上衣，一个红色“方包”；而浙江老知青许金宝则借给他一条毛涤裤子和一双“三接头”皮鞋，本来这么一搭佩，挺时耄的。可没想到老曲的倔劲又上来了，说啥也要戴上那顶粘疙瘩帽,大家都戏谑他是“土老冒”。结果，“一根筋”的老曲不但“三接头”的皮鞋不穿，还非要穿上农场发的“农田鞋，”美其名曰：好走路。争执到最后，老曲还是头戴毡疙瘩帽，身穿蓝制服，肩挎红方包，脚蹬农田鞋。看到着这身土洋结合的装束，大家简直是哭笑不得。 考虑到农场当时还时有野狼出没，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劝老曲拎一根镐把，以防万一,这回他还真听话,果真拿了一根。老曲出发后，有人开玩笑的说：“明天在东分场的路上，准能拾到老曲的毡疙瘩帽。”{ 意思是碰见狼 }好在老曲几天以后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但从老曲看完女友之后，老曲变得生活更仔细、更节俭了,每次吃饭，他的饭量减了三分之二还多，一顿饭就吃三四两，根本就吃不饱。大家都劝说他：“省钱娶媳妇也不能不吃饭呀！” 更可笑的是，平时喜欢抽旱烟的老曲，竟然连旱烟也不抽了。为了解决烟瘾大的问题，他到大野地去见拣被霜打过的茄子秧，俗称：“吊死鬼”来代替旱烟。每次抽起来，说不出来的一股怪味，难闻死了,如果不是后来连队种上烤烟，还不知道他要抽到什么时候呢！ 就这样，为置办结婚用品 ，老曲把勒裤腰带节省下的钱，托浙江青年从杭州捎回“线绨”被面等物品，当时，我们都觉得老曲为了对象，真是豁出去了。没料想，好心没得好报,突然有一天，老曲是饭吃下，觉睡不着，一夜之间竟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后经到农场医院诊断，说他是患了急性传染病“白喉”。为防止病情扩大，连队同意老曲回哈市治病,事后我们才得知，原来是老曲的对象“黄了”，一时急火攻心，才得此大病。 岁月如梭，一晃七九返城至今已近三十年了，老曲早以结婚生子，听说还是两个孩子,虽然身为人父，但老曲的生活却没有太大的转变。由于年令原因，五十多岁的他早以内退回家,前些日子，又听说他患了脑血栓刚刚治愈，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我想时光的流逝和坎坷的经历，会在老曲的脸上、身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十七）蚊 帐
梧桐河农场地处三江平原的沼泽地带，因为水系发达，杂草丛生,每到夏季蚊蝇小咬滋生，所以，下乡时知青们必备的一件东西就是蚊帐。 下乡后，根据当时农场的情况介绍，母亲特意买了40来尺白纱布给我做了一个大蚊帐，到了农场还真是派上了用场。那时的知青宿舍都是南北大炕，每面都住了十几个人，由于条件十分简陋，宿舍的窗户根本就没有纱窗。到了夏天的晚上，只要宿舍的灯光一亮，那成群蚊子、小咬、牛虻、黑盖虫便“嗡嗡”前来光顾，要是没有蚊帐遮挡，这一宿你就别想睡个安稳觉。 说起来我还是挺喜欢使用蚊帐的，原因是它就像一个独立的小房间，除了防蚊之外，还可以防尘，晚上睡觉也不用盖东西，可以避免赤身露体的尴尬。要是条件好一点的还可以在蚊帐里安个小台灯，这样看书、写信也不受别人干扰。 时间久了舍友们也会搞一些恶作剧，要是看谁不顺眼，在晚上点灯时就会事先把谁的蚊帐门偷偷的打开，这样准会有蚊子钻到里边躲到哪个角落里，待人一入睡，便纷纷落下，来个“咬”你没商量。 79年返城后，因家里的窗户都有纱窗，我带回的蚊帐彻底成了无用之物，废物利用，蚊帐便被母亲改成了被里，蚊帐的概念也在记忆中逐渐淡忘了。 90年夏天，与同事出差到了号称“人间天堂”的江南杭州，办完了公事之后，我们二人便来到了美丽西湖边，相继游历了西湖、岳庙、灵隐寺、六和塔等景点，晚餐过后，便在附近找了一个叫“竹叶青”的招待所住了一宿。 来到客房，只见四人间的小客房，四张木床，蓬顶悬挂一吊扇，唯一显眼的就是每个床上都加了一顶蚊帐，屋内设施虽说简陋了点，但价钱还是比较便宜。住下之后，看到这十几年不用的蚊帐，当时我还想，这市区里还用的着挂蚊帐吗？但事实给了我一个准确的回答。 因正值7月盛夏时节，南方的天气格外炎热、潮湿。到了晚上，蚊子便围着灯光“嗡嗡”的飞来转去的，一会这身上便咬了几个大包。看到这个头比北方还要大的黑蚊子，我们俩只好躲进了蚊帐里，没想到，这蚊帐又小还到处是窟窿，蚊子进出是如入无人之境，一会儿我俩身上、脸上咬的都是包，根本就没法入睡。于是，我们就围着蚊帐把脑袋伸到吊扇下边，借助风力来驱赶蚊子，就这样直到下半夜三点多，才算忍着蚊虫的叮咬睡了几个钟头的觉。 1997年秋末，我又来到浙江嘉兴参加政工班培训学习，晚上便被安排到浙江经专学校招待所住宿，一进屋，四人的房间里，又是悬挂着四顶蚊帐。好在这时已是秋末，蚊子没有夏天哪么多，而且这的蚊子比杭州的“温和”多了，20天的学习还真的没被蚊子咬过几次，看来南方和北方的地域和气候
（十八） 松花江之旅
1976年夏秋之际,我从梧桐河农场回哈尔滨探家,在要返回农场时,恰好赶上我们东轻厂给农场焊制的近百吨铁驳船竣工返回，经熟人帮忙联系后，我们一行五人便有幸乘船返农场。当时有我、于绪清、赵景云、付丽梅和丁月梅的母亲共五人，想起来也真是人生苦短、让人伤感啊！因为后两位都分别因病不在人世了。 走的那天早上，是荒友包丽滨的父亲在车库给我们找的一辆天津小面包车，并一直把我们送到了道外码头。到了码头我才看到是一艘油漆一新,长有30多米宽10多米的大铁驳船停靠在松花江边，经介绍我们和李风春等几位船员相识之后便登船出发了！ 按照行船的要求，从哈尔滨到梧桐河船站大约有1000里左右的水路，航程需4-5天的时间。为了保证安全，驳船是白天行走，晚上抛锚，因为松花江里水浅的地方时有暗礁，如夜里行船很容易触礁的。这样我们是一天大约驶了300多里的水路，经呼兰之后第一天就到了木兰，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于是船员把船停靠在木兰县码头。抛锚之后，吃过晚饭，我们便在船员的带领下，乘小船到了木兰县街里，也真巧，正赶上松花江地区二人转文艺汇演，城内是搭台唱戏、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因为小城不大，一会的工夫我们就在街里转个来回后返到驳船上。 第二天，驳船便驶入山区的沟壑之中，只见松花江两岸都是起伏的青山，郁郁葱葱，江水似白色的缎带蜿蜒曲折，江边不时看到垂钓的人们，尽享鱼儿咬钩的乐趣。第一次站在船弦边看到这样夏日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 到了傍晚，我们又到了山清水秀的县城-依兰。这一次因岸边水很浅，船员们只能在离码头很远的地方抛锚，我们也没有上岸再去欣赏城里的景致，只是在船上看到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从衣着上看，穿朝鲜服装的居多，据船员们介绍，依兰县鲜族人居多,因水系发达,农民多是以种水稻为主,也是个富庶的小县城。 过了依兰，驳船便到了我们农场的煤岛，就在高楞木场的对岸，听到船员们介绍这个情况，我忽然想起来同学龙彪老叔{我们四队的保干}的家和他大哥在那上班。于是，我就建议船员在煤岛停靠一下，在征得船员同意后，我便和小于下船几经询问才找到了龙家，听到我们从哈尔滨来的，又和龙彪的老叔在一个连队，龙彪的老婶和他大哥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还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婉言谢绝了，说因路过特意来看一下就行，看到这种情况，为了表达心情，大哥特意让他叔家的龙小弟带我们去江心岛的瓜地摘些香瓜带走，盛情难却，我们只好答应了。可是,就因为要到江心岛吃瓜，我们好悬把小于的命搭上，吓得我是虚惊一场。 原来，我和小于在龙小弟{约14岁左右吧}的带领下，划了一个舢板船去江心岛瓜地，我和小于坐船，龙小弟划船，当船划到江心时，坐在船尾的小于在没和我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跳到了水流遄急的江里，看到这个举动可把我吓坏了，因松花江下游水面比哈尔滨段要宽的多，而且水深流急，虽然小于是会点水性，但到了江心就不由得手忙脚乱起来，我急忙让龙小弟划船跟在后面，等到了跟前我一手拽住船帮，一手去拉小于，结果试了几次都没拉到，最后在龙小弟的再三配合下，终于把小于拽了上来，这时他早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如再拉不上来也就扔到江里喂鱼了！上船后气得我对小于一顿指责之后，我们带着惊魂未定的心情来到了岛上，摘了一篮子的香瓜回到了驳船上，当我向大家学了这个惊险的过程之后，船员们都说，小于真是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 经过近五天的航行,再由香兰、连江口、佳木斯后终于到了梧桐河农场的船站。五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第一次领略了松花江美丽的水色风光和两岸的人文景观，也体验了船员们的水手生活，每天抛锚起锚、周而复始的等待新一天的开始。同时，通过几天的交流和接触，我们也和几个船员结下了真挚友谊。 只可惜的是，我给农场荒友们带的哈尔滨红肠，却因天气太热加之那时没有塑封,回到连队后红肠表面都长毛了，但因为那时红肠在农场很稀罕，所以荒友们舍不得扔掉，扒了肠衣之后还是把它吃掉了！ （十九）知青宿舍的变迁
刚下乡到连队时，男知青的宿舍还是相当简陋，一趟房有三间宿舍，我们是住在东边第一间。屋内南北两边大炕，南边是老知青，北面是我们哈尔滨小知青，一铺炕是上约有8-9个人，有曲连起、吴继昌、冯振东、王义、我、王建设、韩甲午、伊亚飞等。由于每个人的“地盘”有限，所有被褥都是卷着放的，一个压一个，要是晚上睡觉打开时，必须从头放起。 宿舍的中间是一个砖砌的地火炉，几节炉筒子接到走廊里，到了冬季就靠它来烧煤取暖，只要一捅炉子满屋都是灰。而火炕是在走廊里留的灶坑口，主要是靠烧柴草来暖炕。中间过道上空搭起一排货架子（放箱子），就因为往上边放箱子，刚去的当天，舍友伊亚飞的箱子没放好，从上面掉了下来，箱子角整好砸在我的小腿上，当时就把肿起了老高，好在没伤了骨头，但是也休了10来天才下地干活。 由于那时的值日生都是老知青，有时炕烧的不到位，屋里的温度都能结冰，就连我们铺在炕上塑料布都冻得粘在了炕上。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己照顾好自己，大家也都各想各的主意，于是就在炕上出现了“搭板铺”的做法，即使不烧炕也不致于着凉了，只要屋里烧炉子就能顶过去。这个时候，我的感谢妈妈在我下乡时给我带的一块“狍子皮”真是个好东西，冬暖夏也不热，看到舍友们都搭板铺，我也搭了一个，再铺上狍皮的确不错。 转眼到了1976年，农场为了改变知青们的生活环境，提出了“学山河”（山河农场）的号召，就是将知青宿舍改成“三条线”。第一条线，即把屋内火炕全部拆掉，搭成板铺在下面用砖砌一条“地火龙”，即减少空间，又散发热量；第二条线，是在火龙前面打成木制的“百叶门”，在里边放脸盆和洗漱用具，还能将穿湿的棉鞋鞋烘干；而第三条线，就是在板铺的后墙上搭上箱子架用铁丝拉上，拆除了过道中间低矮压抑的箱架子。通过这样一收拾，整体上大大改善了知青宿舍的室内环境和可利用的空间，受到了知青们的普遍拥护。 又过了一年，大宿舍环境由于维修不到位，又有些破败不堪了，没办法，知青们都各寻住处，纷纷搬出了大宿舍，几人搭伙开始住上了老乡们空出来的茅草房，还有猪舍（空的）。我和王建设、刘松滨则住在要好的当地马成祥师傅家对门。几年来，一家人对我们也是给于无偿的照顾，如我们干活回去晚了，马师傅和马嫂还给烧炕，点炉子，有时吃点好菜也想这我们几个小兄弟，就这样三人一直住到返城回哈。
（二十）知青生活二三事
说起在北大荒在农场独立生活后的日子，要是没有点生活的基本功，真是很难的一件事，略举知青日常生活中几件琐事： 洗衣服 刚到北大荒下乡时，第一次都是自己洗衣服。我们连的哈尔滨女知青还真的挺讲究的，刚到连队没几天，就在于志敏等几名哈尔滨女知青的带领下，拿着盆子到男生宿舍来收衣服，当是因是第一次男生们都不好意思让女生洗，但架不住女生们的一片热情，还是收了一些外衣和床单之类的物品，盛情难却，当时我也拿出几件衣服，还有的老青年也跟着凑个热闹。说句实话，我对女知青当时的举动还真的从内心里感激，那时在学校上学时，同学之间封建意识特浓，男女同学都“画界为牢”，虽都是男女同桌，可根本就不说话。想让女同学洗衣服这等好事纯属天方夜谈，看来人要独立走上工作岗位就是不一样了。 但从那以后，我都是自己洗衣服包括被褥等。其原因在家时就独立自主，那时家里四个男孩，我是老大，母亲每天上班，每到周日都要洗一大堆衣服，看到母亲累的满头是汗的样子，我真的很心疼。所以从上中学开始，我就自己洗衣服包括弟弟们的衣服。刚开始不会使洗衣板，只知道使笨劲，搓的手掌通红而效果甚微，后来在母亲的的一次次叮瞩下才逐渐掌握了要领，等到下乡时早已经非常熟练了。 补衣服 男生自来穿衣服就比较费，再爱好各种体育运动，衣服也自然老是出现破损的地方，补衣服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文革”期间，在街上看到穿戴补丁衣服的人太普遍了，人们都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我家早在1964年，父母就节衣缩食买了一台飞轮牌缝纫机, 因此，我在上初中时就会使用缝纫机补衣服，这个本领在下乡后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人们常磨损的地方就是三个部位，屁股、膝盖、胳膊肘。其中屁股的部位最好补的，不用拆，而那两个部位要事先把腿、袖拆开后再轧上，补起来相对就麻烦多了。 那时在连队老乡和知青家里有缝纫机的也不多，每次我都要到要好的王师傅家去补衣服，不但自己补还得给其他舍友补，也算为舍友们尽点绵薄之力。 缝被子 缝被子这个活对我来讲，是下乡以后才第一次学着干的。在家里时就看过母亲缝被。下乡后第一次是75年在总场宣传队，宣传队员中我和龙彪都是自己来缝被子。每次都是事先把四个被角叠成斜对角，在戴上“顶针”，缝被时针码还不能太大，“行”起来还要横平竖直，不能歪斜。看到我们缝被子的样子，连老队员都说我们缝的好看，我们俩也真是不禁夸，所以只要大家拆被子，“行被”就成了我俩不可推卸的活计了。我回到连队后，凡有此活也就成了惯例而延续到返城，荒友就要助人为乐嘛！。
（二十一） 招 工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4554.png 1976年夏天，当我们还在农场战天斗地、奉献青春热血的时候，作为工厂的知青点，我们农场迎来了东轻厂的第一次招工，也是唯一的一次招工，听到这个好消息，哈尔滨知青们个个都喜上眉梢，纷纷奔走相告，等着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呢！ 这次工厂招工一共给农场10个名额，当时有哈市知青的连队只有四个，而我们四队因当时是两个连队合并，加之好多工厂中层干部的子女又都在我们连，所以，在分配时就给四队3个名额，其他三个连队分了那7个名额，据讲我们连有“带帽”的嫌疑。 说来也巧，当时正赶上农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黑龙江农场总局分派工作队入住各个农场，我们连队当时是延军农场工作队负责，想暗箱操作已不可能。根据分配的3个宝贵名额，在看到连队近50多名哈市知青，连队的几位领导和工作队是搅尽了脑汁，最后研究制定了一个“投票”的办法，那就是以“排”为单位，“全民公决”，谁得票多谁就走，但每个排只能算一票，而那时连队共有农田、基建、机务、后勤等7个排。 当是我在连队基建排工作，刚刚入团，还是个班长，自认为人缘还不错，所以，我听到投票的消息后感到很好。投票时因为是涉及哈市知青，所以哈市知青均不参加投票，就这样，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投票的这一夜。 第二天在连队的精心组织下，投票结果终于公布出来了，其中，7票的一人，6票的一人，5票的两人......。这样就产生了7和6票的两人敲定了，5票的两人只能选出一人，这两人中就有我。当时我还是心存幻想，可是连队并没有再组织投票，而是连队领导直接拍板决定了，5票的两人都没走上，而是定了一位只有1票的女知青，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她和她哥哥都在我们连队，照顾！ 听到最后结果后，我和另一位5票的荒友，别提多上火了，沮丧、懊恼一起涌上心头，晚饭也没吃好。事后我们几个就反思，第一个女荒友得7票是工作干的不错，人缘也挺好，选上很正常，可第二个男荒友得6票就让人匪夷所思了！他本身是在养猪点工作，好多人都不熟悉他，怎么就能得6票呢？几经打听，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是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这名荒友有“高人”指点，就是事先“拉票”，这在当时那个年代真可谓是超前意识了。在高人带领下，这名荒友分别到了几个排长家游说一番，希望都能给投上关键的一票。就这样，这名荒友没费吹灰之力，达到了个人的目的，真是让人始料不及啊！ 想起来，我们这几个傻狍子真是应了老百姓那句老话:“油梭子发白，短炼。”过后，我们这些哈尔滨小知青想着再盼工厂来农场招工，结果是石沉大海，再无消息！
（二十二） 当 兵
从上小学开始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长大以后要参军，要像姑夫和老叔那样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但在上高中参加的第一次当兵体检时，就是因我的眼睛近视而被拒之门外。 下乡到农场之后，又遇到了两次征兵，可都是因近视眼而再次与当兵失之交臂，也一次次打碎了我心中仅存的梦想和愿望。 1976年冬，农场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这一次因为征的兵种是沈阳军区基建工程兵，条件十分的艰苦，所以好多农场的干部子女都没有报名，从而也给期盼“曲线回城”的知青们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如此，因有了在学校体检经历，在报名时我和同寝室的荒友冯跃滨都没有报名，原因时我俩是同病相怜，一对近视眼，并且大家都认为他的眼睛视力比我还差。 可是没想到，我的荒友亚飞大哥在没告诉我们的情况下，自己做主给我俩报了名，理由是因体检要到鹤立河镇，他是想让我们去那逛一下，也算“农民”进趟城。 按照体检的总体安排，那天上午我们报名的数十名知青们乘坐连队的胶轮车来到了70多里之外的鹤立镇。小镇不大，基本是以平房为主，满眼也看不到几个楼房，街面行人稀少，皑皑白雪更显得小镇的寂静和萧条。 体检是在鹤立镇医院进行的，一趟平房分成十几个体检室，按要求我们所有参检的知青们都是填写一张体检单，然后逐项进行检查。记得当时我在检到眼科时，先验查了色盲表之后，大夫就让我看视力表，当时我就是心里打鼓，我的近视眼是已知的了，能行吗？当大夫的手指到下面几行字母时，我根本就看不到，还是在那乱指一气，几次反复，大夫就心知肚明了，“好了，你不用继续检查了,下一个！”听到这，我急不可耐的问了一句：“大夫，我的视力是多少啊？” “0.6-0.7,按规定是0.9-1.2才行”就这样，在后面的内科、外科等项目还没有进行的情况下，我就被大夫中止了体检。 于是，在后来的体检当中，我就成了看客。体检一直持续到中午，结束后连队安排我们在镇里吃了一顿便餐，吃的什么菜我到记不得了，但雪白、散发着香气的大米饭我还是印象很深的，因为我们在连队吃的大米加工时少磨了一遍，上面有一层红色稻壳没有磨尽，所以外表看起来是红糊糊的颜色，味道也没这个大米好吃……。 回到农场几天之后，征兵的名单出来了，我们连队当时检查上4人，赵树民、盛忠文、叶卫星、还有原来认为视力比我还差的冯跃滨，他的视力刚好搭个底线，裸视1.2-0.9，也真是够幸运的，其中我的两个中学同学盛忠文和十三连的宋云东都在入伍之列。 当我到总场欢送他们入伍的那天，场部的招待所门前是锣鼓喧天，好不热闹！看到他们一个个都身着绿军装，双肩挎着方方正正的背包，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次年冬天，又一次征兵开始了，这次的兵种真的不错，是东海舰队海军地面雷达兵，报名的人数也比往年多了许多。我虽说不报有希望再能当兵，但还是报了名，说白了，就是一种侥幸的心理。这次体检是在农场场部进行的，几个项目过后，结果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依旧过不了视力关。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报名当兵，童年的梦想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彻底湮灭。 （二十三） 高 考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经历了十年动乱，百废待兴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缺失。直到1977年5月,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国家果断决定恢复高考，这使中国的人才培养又重新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恢复高考,对于知青这一代经历坎坷的命运有了根本的改变。 “文革”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动乱都让我们这一代赶上了，我是64年上学到74年高中毕业，除了小学一.二年正规的上了两年学，1966年也就是三年级开始就便进入了“文革”动乱时期。十年间，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看到知识分子都成了“反动权威”，教授都去刷厕所，科学家都去扫马路了，我们还学个什么劲？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们都不正经上学，上学期间读报纸、学社论、排“样板戏”、参加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批林批孔、看“黑帮”还有学工学农劳动等，整个学业几乎都荒废怠尽，上大学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个比登天还难的梦想。 1974年下乡之后，上大学又给我增加了幻想的转机。那就是高考不是完全凭学习成绩，而是采取“推荐”上学的方式，当时我们连队就规定，知青必须是下乡两年以上你才有此“资格”。我记得1975年修建连队的水泥场院大会战，我们农田排的张排长就是因为表现突出，每天一手“老茧”两腿泥，而“破格”被推荐为我国最高学府“北大昌平桥梁系”的工农兵大学生。而副连长刘春荣被推荐齐齐哈尔市上的中专学校。看到他们一个个的升学，真的对我的内心触动很大，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工作及劳动中专挑脏活累活抢着干，由于表现突出，积极要求进步，作为团支部副书记，我还被列为党员重点发展对象，究其个中原因，就想有朝一日也能推荐上大学。 好不容易熬到了可以推荐上学的年头，1977年10月份，国家恢复了高考，而且还对“老三届”的知青们放宽了年龄政策，采取“撒大网”的办法，这无疑对下乡的广大知青们创造了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个消息，对于我这个学习基础不太好的人来说，无疑又造成了成了一定的心理负担。当高考报名开始时，作为团干部，我曾动员连队的哈尔滨知青们报名，可是到头来谁也没敢报。为了给哈尔滨知青保住一点面子，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临近高考前，我犹豫了再三还是报了名，当时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四名当地的女青年，其中有俩个是小学老师。按理说，要高考就要好好的复习一下，可是在连队，一没有复习材料，二没有初中课本，由其那时和其他女青年还不太熟，也不好意思向两位小学老师张口借材料，当时就想着撞大运吧，考啥样算啥样，大不了就当一回张铁生那样的“白卷先生”吧！。 高考的那天，我和几个参加高考的当地女青年坐车赶到了考场，考场就设在农场场部学校里。到了教室之后，看到里面大约有20几个考生，年龄参次不齐，以“老三届”的知青居多。考场每桌一个人，从没参加过这种规格的高考阵势，我不免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等考试卷一发下来，看到那些几近陌生的考试题，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应该说我的语文基础还算可以，语文政治试题我是忙乱答了一些，数理化我基本就是白卷上交，而当时考试卷的内容我是全都记不清了......。 高考结束后，我们连队的两位老师陈薇薇、秦桂英凭着原有的文化基础，都如愿考上了中专，而我和另两位女青年则音信皆无，尽管是没能如愿以偿，但还是在我的人生履历上曾经有了一次参加高考的经历。 后经相关报道，十年积压，77年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全国约有570万人参加了高等和中专考试，而录取人员为27.2万人，录取比例仅为百分之4.8,其中的艰辛程度，可见一斑。看如今2：1的升学比例真是不可想象啊 ！ 在被录取的27万人当中,虽然都是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人已经成为国家各个地区和领域里的中坚力量,小部分人则进入了部级甚至更高的层次,如在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的人员当中，就有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张德江等数位高级领导干部，他们都成为中央和国家的栋梁之材。 回想起自己高考的落败，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吃一堑，长一智吧！
(二十四) 军 帽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062.png “文革”十年间，全国到处都泛动着“草绿色”的海洋，上至领袖到中央领导，下从解放军官兵到普通老百姓，不管男女老少，绝大多数都是一身草绿色，真有点“全民皆兵”的气派。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也都是穿的绿军装。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军人能穿上军装是很惬意的事，正因为如此，各地的仿制军服、军帽、军手套也就成了人们争相穿戴的替代品，“草绿色”也成了当时特定年代的服装流行色。 上初中时，穿军装没敢奢望过，我就希望能有一顶棉军帽，可是家里当时参军的老叔也早以复员，当军官的老姑夫也远在石家庄，真的只能是望洋兴叹。那时的棉军帽都是绵羊绒的，帽子的一侧还有护鼻子的横带，两个帽耳下面是系带，另一面是两个“锁眼”,由其是学生当中要是谁戴一顶棉军帽那更是“酷”的让我羡慕，喜爱之心简直就到了痴迷的地步，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几件事真的有些幼稚。 下乡后，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就买了一顶仿制的棉军帽，样式和真的倒没啥太大的区别，就是布料没有真的那样厚实，颜色也有些差别，尽管如此，戴在头上还真的觉得很高兴，打远瞧还也看不出来真假。记得有一年春节回家探亲，我还带着这顶“军帽”和同学照了好几张照片。 1976年，一次让我梦寐以求的机会来了，农场一年一次的征兵开始了，可是由于我那不争气的近视眼，使我和愿望失之交臂。但是和我最要好的并一起下乡的同学宋云东却如愿以偿，他到部队以后我们一直都保持通信，言语当中我就流露出和他要一顶军帽的想法，我想当时和他要军帽的人绝不是我一个，况且他还有两个弟弟也都不小了，可他还真是很讲究老同学的交情，转过年就给我从吉林寄回来一顶单军帽。看到崭新的军帽我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带上这顶军帽以后的我别提多神气了。为了保持军帽的挺括和干净，我还在军帽里面垫上硬纸撑起来，每次带着它出去总是有些得意的样子。 次年夏天，我正好回家探亲，就带着这顶军帽回到了哈尔滨，短暂的家人相聚之余，我每天都和同学和朋友腻在一起。有一天，恰好伟建厂体育馆有特邀的篮球比赛，特别喜欢玩篮球的我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欣赏的机会，于是我就带着军帽和要好的同学苏晓利、季一男相约一起去球场看球赛。一场激烈的球赛看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就顺着友协大街往回走。当时我是走在马路的内侧，他俩是在外侧，我们几个边走边聊，有说有笑，突然我觉得头顶上一阵凉风掠过，我一愣神的功夫，只见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把我的军帽给抢走，我急忙大喊一声：“有人抢军帽了！”只见季一男迈开大步就追了上去，我和苏晓利也跟着往前跑。这时后面又上来几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和前面的人合到一处，一溜烟骑的无影无踪了，看来我的军帽开始就让人惦记上了。看到追不上了，我们几个就都气喘嘘嘘的停了下来，当时我这个气啊！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想起来就生气。 80年，我的大弟刚刚高中毕业，因考不上学，为了找个出路就在熟人的帮助下在吉林松原当了炮兵，这回家里有人当了兵，军帽的问题该解决了。两年后大弟复员就带回来一套军装和单、棉军帽，当时是单军帽和军装给了我，而棉军帽又被已参加工作的二弟给要了去。二弟戴上军帽“美”了一年，才转手把军帽给了我，此时戴军帽的风气已过，就这样，想戴棉军帽的我终于在军帽风行之末达到了目的，可当初那种洋洋得意的感觉早已荡然无存了。
（二十五） 荒友大哥
2002年秋，佳木斯市的荒友曲大哥到哈尔滨开会，会议结束后，特意赶到平房区来看望我们几个阔别二十多年的哈市小知青。为此，我们几位农场文艺宣传队的好友杨哲、赵树民、佟滨生、刘宝滨，还有当时在总场分局的张国勇在酒店设宴款待了远道而来的曲大哥。 酒席之间，大家以酒为媒，共叙友情，兴高采烈之中，同时也感慨岁月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一顿丰盛的晚餐过后，大家都余兴未消，又分别找来各自的妻子来到东轻的OK歌厅，唱歌跳舞一直闹到午夜。为了再叙别离之情，曲大哥没有住到旅店，而是留宿于我的家中。久别重逢，我们兄弟之间有太多的心里话聊也聊不完，躺在床上，我们俩从农场聊到返城，从工作聊到家庭，又从生活聊到人生……。 曲家禧大哥，是佳木斯市“老三界”的毕业生，1968年下乡到梧桐河农场后，由于打小就有良好的文艺功底，所以下乡后一直担任农场文艺宣传队的长笛演奏员。当年曾经参加全省长笛比赛，并获得了好成绩。但可惜的是，由于他在事先没征得农场宣传队领导的同意而擅自参加比赛，所以农场领导没有给他进修和深造的机会，为此，曲大哥心中总有一种未了的情结。 七四年末，我与一些哈市小知青被调到总场宣传队成为一名文艺宣传队员。当时，宣传队里是人才济济，各有一手绝活。有一脸古板、脾气倔犟，但乐感和经验丰富的栾唱今老队长，有幽默、诙谐的曲艺演员锁曦晨（我学曲艺的师父），有满脸沧桑的大提演奏员、大胡子王胜，还有人高马大的舞蹈演员高峰，苗条秀气的舞蹈演员黄少春、李淑范，音色优美的声乐演员兼报幕员张汝悦。而曲大哥则以较高的文化修养、仗义的哥们义气和精湛的长笛演奏水平，使我们之间相处的非常融洽，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由于曲大哥年长我五-六岁，所以他一直像兄长一样关心和呵护我这个小老弟，在他的身上我也学到了许多做人的品行和道理，只可惜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半年就返回了连队，但我与曲大哥的友情却一直没断。 七六年农场宣传队彻底解散，曲大哥特意要求分到我们连队，其原因就是他还惦记着我这个小老弟。曲大哥来到连队后与我同住一铺炕，每天吃住都在一起，情同手足，真是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连续三四天躺在炕上昏睡，每天都是曲大哥为我打饭、服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做为年令不大的小知青，远离父母和家乡，这种亲情般的体贴、关心让我永久记在心里。 曲大哥从下乡就一直呆在宣传队，几乎就没干过农田活，可是到了连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为了不荒废自己的特长，他每天都早早起来，在不影响大家休息的情况下，经常拿着长笛到大野地去练音阶，即使到了数九寒冬也从不放弃。另外，他还特别喜欢习武练棍，时常上身着毛蓝色对襟上衣，下身袭黑色大跑裤，耍起棍来，上下翻飞，呼呼有风，真有点武林中潇洒、飘逸的大哥形象。记得在一次打狗的过程中，他那根心爱的、磨的溜光铮亮的色木棍竟被打折了，着实让他心疼了好一阵子。 七九年大批知青病返回城，我与曲大哥也分别返回各自的家乡，不长时间，曲大哥就给我写了一封书信。当时他在信中结尾写下一首叙述别离之情的唐诗，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独上江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看到曲大哥那流畅、洒脱的文字和动人的诗句，彷佛我又回到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以书信维系着兄弟般的真挚友谊。一九八二年冬，曲大哥千里迢迢从佳木斯来到哈尔滨看望我们……。 二十年岁月弹指一挥间，转瞬曲大哥已是五十开外的年纪，细细的皱纹已爬上额头，但是，曲大哥事业家庭两不误，眼下就担任佳木斯一油脂化工厂的党委书记，孩子也步入了大学的校园。虽然我们远隔千里，但我衷心祝愿曲大哥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再相见。
（二十六）荒友大聚会
1994年10月25日是我们下乡二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梧桐河农场的哈尔滨知青组织了一次返城以后的第一次大聚会。 为了把这次活动搞好，我们事先做好筹备工作。由四队（原七连十二连合并）的我、张国勇、十三连付立华、十连王武双、十四连薛凡等人组成了临时筹备小组，当时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一是尽量通知到每个第一批下乡的荒友；二是考虑当时大家的收入都不高，尽量消费要节俭；三是打印通讯录，以便于大家今后相互联系；四是搞一些娱乐活动，活跃气氛；五是拍摄集体照，作为合影留念。 10月25日那天下午，在我们较为周密的的部署下，梧桐河农场哈尔滨知青大聚会就在文化宫门前开始了,首先我们在文化宫门前照了一张集体照,这次聚会一共来了九十人,然后，大家又在东轻花园照了一组每个连队的分组照片，接着就一齐来到东轻“银梦餐厅”共进晚餐。 做为主持人，我的一番开场白之后，酒宴正式开始。酒桌上，各位荒友是老友重逢，共叙离别之情。刚开始时，大家都是按连队的编制分桌而坐，多少还有些拘谨。可酒过三巡，各连队荒友便打乱连队的桌限，相互敬起酒来，在这样难得的气氛下，大家是狂放不羁，幺五喝六之中，有好多荒友都喝的酩酊大醉，一塌糊涂，看到这种情况，于是我们分别安排人员把他们送回家中，然后，我们绝大多数荒友，又来到文化宫二楼舞厅举行联谊舞会。当时，台上是轻音乐队伴奏，台下是交谊舞，因为荒友们都已喝的尽兴，所以个个是无所顾忌，不管会不会跳，都纷纷涌入舞池，翩翩起舞。 为了调节联欢会气氛，我首先为大家唱了一首在农场时就喜欢唱的，前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想通过这首歌而钩起荒友们对过去时光的回忆。接下来，荒友们是争先恐后的上台献艺。由其让人捧腹的是我们连的韩甲午，平时腼腆的像个大姑娘，此时，就着八分的酒醉，登台来了一个毛主席诗词“串烧”朗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看到他那酒红的脸庞、惺松的眼神、滑稽的动作、夸张的语气，大家是笑的直捂肚子，悠哉乐哉，真是太有意思了！张国勇则唱了他的保留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业余歌星”杨哲那更是大显身手，一首首正流行的《小白杨》 《骏马奔驰保边疆》等歌曲唱的大家纷纷叫好，拍手称快。 就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大家一直闹到半夜，荒友们才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结束了这场聚会。也就是从那次开始，我们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年一小聚，十年一大聚。通过这次会，更增进了我们荒友之间的友谊，以后每逢周年，是各连是招集各连的小聚，也有的几个连队在一起聚，更有甚者，有的连队是每一两个月就“搓一顿”，大家都成了不是亲兄弟的兄弟了。 到了2004年10月25日，我们又迎来了下乡三十年周年大聚会，这一次，我们又有近百名荒友相聚，就连农场的当地老青年都闻风而至，大家喝的那个高兴啊！只是有所遗憾的是，这短短的十年间，已有刘滨、李春明、关黎宝等四名荒友因病而魂入黄泉，冥冥之中，也更让大家感到对生命的珍惜。我也因此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重逢》： “ 风乍起，天渐凉，红叶荣枯，晚秋坠斜阳。荒友一别三十载，相逢依旧，欣然聚一堂。 弹指间，鬓染霜，韶华已过，把酒诉衷肠。万语千言道不尽，追忆当年，但愿人久长。” 时光如流,人生苦短，真不知道，下一个十年，还不知有那些荒友会离我们而去？写到此处，我突然感到四十年大聚会来的越晚越好！
（二十七）梧桐河农场场庆六十年纪行 2010年8月20—22日，我们哈尔滨知青应邀回访梧桐河参加场庆六十年，农场方面给予隆重热烈的欢迎和款待，也使我们圆了三十多年来的一个梦想，就是“情系北大荒，圆梦梧桐河”，让我们为之欣慰和感动。
一、 场庆纪实 八月初，当我们接到梧桐河农场发出的场庆六十年的邀请之后，便迅速组织了由18（后又加入四位）人组成的哈尔滨知青回访团。在仅仅三天的回访期间里，我们见到当年的老指导员、老队长、老局长，也见到了各地的老知青和当地的荒友、坛友们，老友重逢，心情格外激动，此情此景一直铭刻在脑海当中。 回访农场之前，就通过《宝泉岭论坛》和当年的老文艺宣传队员高峰（梧桐牛倌）夫妇在网上相约，8月21日一同回农场参加60年场庆。 20日中午12时，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行驶，我们十几人自驾中巴按照预定的时间到了梧桐河农场的宾馆。农场的几位领导都在门口热情迎候来宾和知青们，走廊内接待处的同志们忙着给来宾们登记、发放纪念册和程序表。 为了这次回访，在回赠礼品上我们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因为实力所限，囊中羞涩，只好量力而行。为此，我们特意制作了一个印有“梧桐河农场——哈尔滨知青”的横幅，一面绣有“情系北大荒——圆梦梧桐河”的丝绒锦旗，一座像征吉祥如意的金龙鱼琉璃雕塑，还有我书写的一幅诗作书法作品。俗话说的好：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吗！ 进入大厅，大家通过一一介绍过后，便开始了欢迎午餐，大厅里面已坐满了前来报到的各地知青近百人，我在众人当中努力寻找着熟悉的老知青。不出所料，只见在餐厅的右侧，高峰大哥和李淑范大姐早已端坐在了那里，我和杨哲（原宣传队长笛手）、佟滨生(原大提琴手)急忙走过去和他们热情握手、寒暄起来 。 真是岁月不饶人，当年在我眼中粗犷、高大、魁梧的高大哥，因已步入花甲之年，如今也发富了太多，肤色健康而红润，不知是不是谢顶的原因，还剃个光头，个头也觉得没有原来高了，如不是事先在网上见过，还真的不敢相认。而李大姐则一身黛黑色套装，打扮的依然还是当年那样秀气，容貌上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举止谈吐之间蛮有舞蹈家的气质。 正当我们聊天时，又一位身着毛蓝色体恤衫、白色休闲裤的中年人来到了桌旁，经高大哥介绍，原来他就是我们宣传队员黄少春（温州知青）的丈夫孙伟，土生土长的梧桐河人，原来就听说他一表人才，今天一见，果不其然。仔细端详，孙大哥像貌堂堂，目光炯炯，眉宇之间还和著名主持人朱军有些相像，说起话来声音满有磁性，虽然也年近六旬，但人长的很年轻。因他在佳木斯铁路系统一直从事工会工作，所以此次回访就是应邀给场庆联欢会客串主持人。 酒席当中，我们先后为各桌几位三十多年未见的各地老大哥老大姐们敬酒，大家喝的兴高彩烈，一直到午餐结束。 第二天上午七点多钟，场庆之前，我们各地知青都聚集在宾馆门前照相，等待着农场和连队的一些老领导和荒友们。经过电话联系，一会，便看到我们四队的原机耕队长史金亮、基建队长罗再组。两位老人虽然都80岁开外了，满头白发，但都红光满面、身体硬朗，衣着干净利落，精神状态非常好，看到我们虽不能马上认出来，一经介绍后都哈哈大笑，太熟悉了。而后来调到总场公安局的张国勇还见到了原总场公安局程局长，老领导相见格外亲切。 对比之下，作为农场第二代曾经的荒友们也闻讯赶到现场，四队原团支委赵松，还是当年那样稳重、矜持，清秀不减当年，颀长的身材仍然保持的很匀称，说起话来不温不火，沉稳大方。后勤排快言快语、性格活泼的丁英，肤色白里透红、鼻梁挺直、言语不多的刘爱华，朴实能干，人称“黑丫头”的王爱琴，还有王法来副连长的女儿也来了，看到当年工作在一起的姐妹们回访，高兴的都拥抱在了一起。已经过世的付伟超老连长的儿子付滨也开车前来相聚。更有幸的是，在秧歌队里还看到了当年连队卫生所的吴大夫，当年漂亮的容貌和风姿，如今已看不到了，78岁的高龄早已写在满是皱纹的脸上。分离之时，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在一起拍个照片留着纪念。 我们来到老场部，只见广场四周彩旗飘舞，人声鼎沸，气球高悬、鞭炮和拱起的彩虹门处处显示出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大红背景是“辉煌六十年”，数百盆鲜花点缀在台边，五彩缤纷。庆典大会还没开始，身着红绿服装的百人秧歌队、腰鼓队便先后粉墨登场，热闹非凡。 八点三十分，梧桐河农场六十庆典大会是在农场党委书记刘英主持下隆重举行，顿时鞭炮、礼炮齐鸣，场长叶立仪代表农场向所有来宾和知青们致欢迎词，当特邀嘉宾及知青代表发言过后，联欢会正式开始。作为哈尔滨知青的代表，我也有幸同其他十几位各地知青的代表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就坐。俯视熙熙攘攘的观众席，我们同去的二十多名哈尔滨知青就坐在前排，一条扯起的“梧桐河农场——哈尔滨知青”大红横幅非常醒目，上面是我们每个回访知青的亲笔签名。 而坐在主席台正中的是原黑龙江省长陈雷的夫人李敏女士，她作为出生在梧桐河地区的老抗联战士，虽然已经是84岁的高龄，依然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她身着当年老抗联的灰军装，精神矍铄的坐在台上。 文艺演出是由孙伟等四人联袂主持，节目丰富多彩，精彩纷呈。其中原梧桐河农场宣传队队员哈尔滨知青杨哲的独唱《欢聚一堂》，高峰、李淑范等杭州知青艺术团表演的《洗衣歌》，曲艺演员安文权创作的快板说唱等都非常精彩，给场庆增添了欢乐的旋律和色彩。 在演出快结束时，老抗联战士李敏将抗联的一面鲜红的军旗交给了党委书记刘英，象征着将革命光荣传统的旗帜传承给农场的下一代，最后，演出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结束。 傍晚会餐之后，余兴未消的哈尔滨知青们又汇聚到宾馆对过的卡拉OK厅飚歌。闻讯而来的老宣传队员高峰夫妇、孙伟、安文权、秦远东、毛毛雨、赵松以及几位农场和公安局的领导也都纷纷到场，大家在一起劲、热舞、朗诵、饮酒，忘情的释放心中的喜悦之情。
二、 初识坛友毛毛雨
20日中午到达梧桐河农场之后，我们便在宾馆的餐厅内见到了在《宝泉岭论坛》上只闻其人、未见其面的坛友毛毛雨。 毛毛雨，学名刘桂芳，是基层连队的一名赤脚保健医生。她个头虽然不高，但长得眉清目秀，小巧玲珑。上身袭一件杏黄色的T恤衫，显得落落大方，一颦一笑，内敛含蓄，年龄已近天命之年，却也看不出多少岁月的痕迹。初次相识，她的热情好客、质朴率真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说起毛毛雨，还是在2009年我在宝泉岭论坛上通过坛友“迎风绽放”的《我的知青情缘》贴吧上了解和认识的。从她发了一篇《女儿代我看老师》的贴子和照片，我才知道她和“迎风绽放”原来都是我的同学和荒友石殿琴（冰城雪花）的学生。同时，通过她让远在哈市上大学的孩子代她去看望几十年未见的老师，就足以看出她是有情有义的性情中人，这样的感觉更进一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通过在宝坛的隔屏接触和交流，看到她具有一定的文学基础，耳闻目睹农场的奇闻趣事都在她的笔下呈现。她爱好广泛，活泼好动，热爱生活，业余时间还参加了梧桐河农场抗联文艺宣传队，到各处演出。除了喜欢文艺，还涉足摄影，尽管家庭条件不是很充裕，却咬牙跺脚、勒紧裤带的买了一部数码单反相机，如今在宝坛上经常能看到她的摄影佳作。 此次为我们回访农场，可以说她是竭尽全力给与帮助。在我们部分知青在宝泉岭下车后，她便主动安排其妹夫驱车20多里到宝泉岭去接我们哈尔滨知青，到了农场又主动和好友请我们吃当地的农家菜。即使在我们返回哈市之际，也不忘给我们每人带上几袋宝泉岭大酱和肉酱，有人曾经说过: 一滴水，见太阳，她的一举一动、淳朴的真情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
三、 看望老领导
源于2008年在《宝泉岭论坛》上看到一篇《真正的爱 在自己的心间 ——梧桐河农场季荣山老夫妻相濡以沫的故事》，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四队的老指导员季荣山一段坎坷、辛酸、鲜为人知的经历。 季荣山，1950年才20岁的他，由于高大帅气，举止斯文，聪明睿智，就已担任省公安厅二处正连职指导员，就因为他没按组织的规定选择对象，而是违规的爱上了一个出身不好，却长的水嫩乖巧、漂亮勤快的姑娘，被开除党籍，并降职下放到梧桐河劳改农场担任管教工作。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他没有气馁，也没放弃，无怨无悔，始终没有忘了他曾经的党员身份，1957年以来先后担任教员、小学校长、中学教导主任等职，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领导和农工们的认可，党籍恢复、文革开始后他才重新萌发了政治上的第二春，被调到四队担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 在他言传身教的带领下，七连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农场掀起了“远学山河，近学七连”高潮，这足以让他感到欣慰。可是，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他的前期历史问题仍然让他饱受煎熬。因为老伴的成分问题，他又成“整风对象”而被反省了20多天，并调离距家18里地的场部，每天他要骑单车往返上班。直到有一天，他被汽车撞倒壕沟里晕了过去，没办法，五十岁那年他办理了病退。 然而，厄运还远没有停止，由于老伴多年体弱多病，他还要花费很多的钱去给老伴治病。家中五个孩子有四个考上中专或大学，可支付的学费、药费，却让他债台高筑。为了节省开支，他竟然八年不点电灯，残酷的现实，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为了生计，年近花甲的他开始种地、打渔摸虾，用微薄的收入来贴补家用。 73岁那年冬天，大年初三，他和老伴顶着凌冽的寒风，二人拉着爬犁到河边柳条通去割条子，结果老伴被冻的不行而要先行回家，在仅有500米的距离，老伴却没有找到家。踉踉跄跄中，老伴在风雪中竟足足走了12个小时，寻亮才敲开了一个农户的家门，是这家好心人把她送了回来。可是，从那以后老伴得了痴呆症，人也瘦成了皮包骨。但是季指导员仍然不离不弃，一如既往的照顾她、呵护她。 这种婚姻一直维持了60余年，用相濡以沫来形容二位老人是再恰当不过了。当我在《宝泉岭论坛》看到这个消息后，我就在文章后给记者留言，要是有一天我回农场时必须要看看季指导员，表达我们的钦佩之情。 2010年8月20日，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刚到农场后的下午，稍加休息之后，在农场办公室人员的引领下，我们10名来自四队的哈尔滨知青便不顾旅途劳顿，马上来到了季指导员居住的住宅楼，一间两室一厅。只见屋内设施简单、整洁，季指导员和老伴已接到电话并在家中等候。老领导已经是80岁高龄了，花白的头发，瘦削的身材，显得十分单薄。看到我们的到来他是笑容可掬，端茶倒水，热情招待，说起话来还像当年那样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只是耳朵有些背。老伴虽然患有小脑萎缩，神态有些呆板、木讷，但仍能隐约看出当年的清秀、白皙的面庞。 我们围着客厅坐了下来，我先让季指导员辨认一下，结果因三十多年过去了，他都想不起来了。于是，我便一一介绍给老人家，也汇报了我们返城后的情况和这次回农场参加场庆的感受，他听后不停地频频点着头。 最后，临别前我代表十名哈尔滨知青给老领导送上500元钱，钱虽不多，却发自内心的表达我们对二位老人的慰问和祝福。老人一再推辞，不肯接受，经我们再三请求，才勉强收下。当我们再次向老领导握手道别之后，他却不顾年老体衰，执拗的从三楼走下来，挥着手，一直目送到我们渐渐远去。
四、 邂逅吴大哥
按着农场的接待安排，我们一部份知青都住在学校二楼的学生寝室里，为了接待好回访的知青，农场免费给每个知青提供一套洗漱用品和夏凉被。 吃过早餐，我们正要下楼去向场庆会场。突然在楼梯口却碰到了一位老知青，当我们四目相视的一瞬，他那瘦削的脸庞和熟悉的眼神，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大脑快速的搜索，使我一下子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吴树田，吴大哥”，他稍加思索后也叫出了我的名字“你是赵…喜国”。看到当年四队曾同舍相处的老大哥，心情格外的高兴，我们四只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我好奇的问他，“吴大哥，30多年了还能记得我的名字，真是好记性啊”。他説：“说来也是缘分，这是因为我在这次来农场之前，整理收拾书架，突然发现了一本《人物速写集》，那上面有你当年给我留的签名，所以才能一下子想起了你”。 说起这件事我还是记忆比较清晰，十二连和七连合并时，吴大哥是从原七连调到我们十二连后，因为他与曲家喜大哥关系很好，人长的帅气、儒雅、讲义气，为人处事于众不同，所以我们后期相处的十分融洽。 一九七八年随着大批知青病返回城，他也办理返城手续，看到平时就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画画的老大哥就要分别，心中真的有些恋恋不舍，为了表达心中的情意，我就把平时非常喜欢的一本《人物速写集》签上名字送他，他也非常高兴，还相约以后在佳木斯再能相见，没想到这一别竟然过去了三十多年。 短暂的交谈，我了解到他返城后，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美术特长，而是碶而不舍，就在佳木斯大学搞园林绿化设计至今。这次，他也是和别的连队的佳木斯老知青结伴而来，应邀参加六十年场庆的。 攀谈中，我又看到吴大哥那眉宇间那发亮的疤痕，不由我又想起了七连曾经发生的一次械斗事件。那是因为哈市小知青和老知青发生的斗殴而牵扯到吴大哥。应该说他虽然身体不是很健壮，但平时比较喜欢锻炼，身手也比较灵活，由此也和哈市几个舞枪弄棒的小知青们交往甚密。斗殴引起的混战中，对方是棍棒刀叉齐上，他看到一些老知青对小知青们的过分举动，就从中劝解、调停，没想到却引火烧身，到头来又被几个老知青拿着匕首追打，俗话说：好汉难敌四手，黑暗中他为了不吃眼前亏，就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谁曾想，还真遇到了穷追不舍之徒。匆忙中，因为天太黑，他荒不择路一头撞到栅栏上，在他回头的一刹那，被追来的人一刀扎在了眉心上，当时就血溅衣衫….. 因为他的受伤，而在农场引起了各地知青的骚动，也是因为他的仗义为人，朋友比较多，各连队的一些老知青都要来助战、复仇。当时连队的付指导员害怕事态扩大，立即告知总场公安局来人制止，经过劝解，总算没有引起一场更大的流血事件发生…. . 如今，吴大哥已年近花甲，但是他还是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年春节时，吴大哥还不远千里打来电话问候，希望我们有机会到佳木斯一游，再叙荒友之情。
五、 知青作家房威
通过和吴大哥的交谈，才知道此次应邀回访的还有知青作家房威老大哥。在宾馆的欢迎午宴上，我们终于又看到了阔别多年的房大哥。他还是当年那样健硕的身体，面色红润，头上戴着一顶长舌帽，说起话来，语速不快，但很有分量，说到底还是文化底蕴深厚。 当年在连队时，房大哥在机耕队开拖拉机，家境比较好。据说他父亲是佳木斯造纸厂的总工程师，祖父是在哈尔滨，受其家教的影响，所以他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常写些文章，平时爱好也比较广泛，喜欢打篮球、拉小提琴消磨时光。当时他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佳木斯知青王家富（后来英年早世）。七九年返城后，他因为要结婚还特意来哈尔滨一次，并在他祖父留下的一幢小别墅楼里，简单的招待了我们应邀而去的三位哈市小知青。 早在几年前，我就在哈市其他荒友的手中看到了他写的一本描述知青经历的长篇小说《同在北方》，通过小说也逐步了解了一些有关他的情况。 房威，1951年生于哈尔滨，上初中后举家搬到了佳木斯， 1968年上山下乡到汤原县梧桐河农场。初期写作是为《兵团战士报》和农场的广播站写稿子，曾发表过《梧桐河风情》等系列散文。1979年返城到佳木斯造纸厂之后，从事企业宣传工作，组织企业文学协会的活动，创办会刊《雪松》，开展“秋实笔会”、“冻土文学”等一系列活动，在佳木斯颇有影响。 此期间，在《北方文学》、《冰凌花》等文艺刊物和各级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散文和新闻作品。1984年加入了市“文联”后又陆续发表了《晨光》、《杜鹃花红》等短篇小说。1997年申请提前离岗，接续过去的写作，完成了57万字的长篇小说《同在北方》。通过这本书，把梧桐河农场中国一代历经“文革”和“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们面对坎坷人生和不甘平庸的奋斗精神展示给读者。2002年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在六十年场庆结束之后，我们驱车正在返回哈市途中，房大哥还再次在佳木斯打来电话，邀请我们路过时到佳市站一下，他要邀请我们吃饭，并和佳市的荒友们见上一面，可是因时间的关系，没能成行，多少有些遗憾，只能时后会有期了。 回到哈市后，我也曾与房大哥在凤凰网的知青栏目上交流接触，他还给我的寄来了他们一家人在南京的生活照片。因他的女儿已经结婚并已有了孩子，所以他现在是过着“候鸟”一样的生活，时常穿梭于南京和佳木斯城市之间，用他那过人的笔触撰稿发表作品，一家三代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六、第二故乡行
22日上午，我们通过和仍扎根在四队的鹤立老知青张金伟联系之后，10余人便驾车直奔第二故乡——回四队的路上。出了总场一直西行，经过三队左拐登上堤坝，便看到蜿蜒曲折的梧桐河了。 梧桐河，阔别31年之后我们终于又回来了。由于前一阵下暴雨导致河水上涨，通往四队道路都已被河水淹没，只好把车停在河的北岸等候。 当我们步行来到渡口，只见张金伟大哥已经坐着摆渡船来接我们了，上船后，我们和张大哥一一拥抱和握手，虽分别30多年，大哥还能叫出我们几个人的名字。此时我看到张大哥虽然还不到60岁，却是满头白发，身体比起以前胖了很多，原来就不大的眼睛也变成一条缝，说起话来还是以前那样风风火火、快言快语。 凭栏远眺，我望着东边原来吊桥的方向，昔日熟悉的“铁索桥”早已荡然无存，再无踪影。经询问，大哥说吊桥已经拆掉很多年了，为了保证交通便利，后来在河面上又建了一座水泥桥。 一会儿，渡船就到了四队的对岸，毛姐（张大哥的妻子）早已乘坐一个双排货车等在那里，因水漫路基，只能等车开过来。王宏青、丁月梅两位女荒友，看到毛姐在对岸车上招手，早已耐不住性子，脱下鞋来就淌水过去。 毛姐，当年身材细长，柳眉凤眼、性格温和的女子，如今也是儿孙满堂，当上奶奶了，看到我们也相互拥抱，感觉格外的亲切。一路上，汽车在沙土路上颠簸着，道路两旁都是泛黄的稻田，大家有说有笑，毛姐不断的介绍着连队的情况和变化。 穿过了一片繁茂的树林，就到了连队的十字街口，左侧，当年我们盖的俱乐部已经变成了四队队部，队部的王书记和几个老知青及家属们都等候在院内。下了车，面色黝黑的佳木斯老知青李荣江、阎喜艳夫妇，纷纷迎了上来，并一一辨别着大家的名字，相互叙述着分别后的经历和变化，我们把带去的哈尔滨特产也分发给了他们。 此时，站在连部前，我细细的打量着，我们当年亲手一砖一瓦盖起来的俱乐部，如今已改成了“梧桐河农场四队”。因年久失修，大门上面的雨搭已经掉了下来，上面的字也是残缺不全，知青食堂更是大门封闭、蒿草丛生、门可罗雀，眼前的景象早已物逝人非。 年龄不大的王书记热情的把我们让进了队部，桌子上放满了水果和饮料，片刻的歇息，短暂的交流之后，我们便配迫不急待的抽身去寻找知青当年的男女宿舍。 来到了连队南头，两栋知青男女宿舍、现已改成农工的住宅就呈现在眼前。当年，就是两趟砖房，现今都建起了小院和门斗偏厦，院子里堆满了农业机械。大家都分别在宿舍前照相留影，追忆当年生活的感觉。 沿着连队熟悉的小道，我和王建设、蒋秀芬等荒友们一起来到了当年和我们相处较深的保干徐国良家中。听说我们回来，徐嫂早早就在门前等候，不幸的是，年近七旬徐大哥却因得了脑出血，而半瘫在炕上。看到我们进屋，徐大哥在徐嫂的掺扶下，老泪纵横，颤微微握着我的手，含糊不清的叫着我的名字，看到此景，我的眼泪不由自主的夺眶而出，为了表达心意，我和王建设拿出四百元让徐嫂给徐大哥买些营养品滋补一下身体。 环顾四壁，徐大哥家还是我们离开农场时的老样子，火炕上一套斑驳的红色炕衾，墙上仍挂着镶满老照片的旧镜框。想不到当年日子还算优越的徐大哥后半生的竟然达到如此境地，让人寒心。耳濡目染，能留给我们的只是心中的伤感、叹息和无奈。 在张大哥家中所看到的几乎和徐大哥没什么区别，除了身体好一些之外，家具还是老一套，没有看到一件新添置的家俱，好在院子里还有一些农用胶轮车。看到当年我帮着张大哥盖得小棚子仍旧伫立在旁边，面对倾斜、斑驳的景象，感慨万分。 几番辗转，再次回到队部门前，这时，又看到了当年开拖拉机的老隋大哥。30多年过去，原来胖胖的隋大哥早已是银染双鬓，身体黑瘦了许多，出于他的老本行，家里养了几台收割机械。此外，还遇到了当年的木工小罗、农工王文孝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是一脸的沧桑。 眼看快到了中午，张大哥执意要请我们吃饭，并安排好晚饭和住宿。可是，因为我们的中巴车还停留在河北岸，两位外连的荒友还等候在那里。所以，为了能在傍晚前赶回哈市，我们只好婉拒了张大哥等农友们的盛情。 看到我们的态度坚决，无奈之中，张大哥只能再次启动了汽车，（当年就是他开着车送我们返城的）相见时难别也难，大家都依依不舍，含着眼泪登上汽车，告别了荒友，再次离开了曾经工作、生活了四年多的第二故乡——梧桐河农场四队。
七、当年“献血‘引发的故事
此次回访，在我们赠送礼品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负责接待的年轻女士，她不但为人热情、不厌其烦为每位来宾和知青们服务，言谈举止当中，显示出良好的综合素质和文化修养。 交谈中方知她是学校的一名语文老师叫李惠君，由于文才出众、这次场庆期间被借到宣传部帮忙。处于工作需要，她还为场庆的文字资料担任了撰稿并为参观校区的来宾们义务承担起学校讲解员的工作。 当她听说我们是来自四队的哈尔滨知青时，她高兴的说：“我家也是四队出来的，父亲叫李学智，原在机耕队开拖拉机”。听到此名，我马上一下子想起来李师傅当年的模样，个头不高，浓眉大眼，圆圆的脸盘，长的很壮实，因身材比较胖，同志们都叫他“李胖”。我看了看小李也是浓眉大眼，因为是女孩，自然比她父亲要秀气了很多。 我也兴奋地说：“你父亲我认识，1975年为了四队机耕队王技术员（王家政）的妻子做手术，我们两个是一起输的血。当时我是四个“A”型血人中第一个输血的知青，我输完之后，你父亲就进去了，出来后还和我们说：“我的血可足了，抽血结束时还“呲、呲”的往外冒，结果最终就输了我们两个人的血就够了”。说到这，我就询问她父亲现在怎么样了，她无不伤感的说“父亲55岁就因病去世了，想不到父亲那么好的身体就中年早逝……”。惋惜当中，我只能安慰小李几句之后，我们又接着聊了起来。 当聊到我们到农场后第一天下午，我们十名知青到四队的季指导员家中看望老人家。季指导员有能力、有水平，待人和蔼可亲，给知青们的印象非常好。另外，就是在宝泉岭论坛上，我曾看到一个叫王琪的通讯员写的一篇关于季指导员与老伴相濡以沫的报道，看到老人家为了家庭、事业、儿女，忍受着命运带来的坎坷和磨难，始终不渝的守护着坚贞爱情。为此，我还在网上留了言，说有机会回农场一定要看望老人家。听到这，她又高兴的说：“你不知道吧，那个叫王琪就是当年你们献血的王家政的女儿，她现在就是农场的宣传部长，文笔非常好”。真是“虎父无犬女”，王师傅当年在连队就是个技术员，有很好的文化基础，听小李讲，王师傅已搬到宝泉岭分局去住了。 想不到，我当年一次偶然“献血”，时隔35年之后，竟如此巧合的碰到他们（她）的后代，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后代都长大成人，并能够历练的如此优秀，让人刮目相看。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写到这，时值中秋，我恰好收到小李发来的中秋短信，她说：“赵叔您好：我是梧桐河农场的李慧君，还记得我吗？很感谢您还记得我的父亲，也给我带来温情的回忆，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祝福您合家幸福、万事顺意、希望您常回来”。 寥寥数语，体现了当年垦荒者后代们多么朴实无华的真挚情感，让人感动，让人留连、让人怀念。在此，我也衷心祝福李惠君及家人和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中秋团圆、事业兴旺、健康幸福！！！ （待 续）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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