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建大跃进

                                          城建大跃进
                                                                       张冠立                                                         
       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范围掀起了大跃进。家乡小镇也被这场热潮卷起，出现了腾腾火火的局面。政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在城镇建设中确实干成了几件大事。
       （一）                   第一件大事是改造街道。这是老百姓怀抱已久的愿望。
       小镇的旧街道太原始了，它只是铲平了的土地，在重压下不断地变形，晴天扬尘，雨天泥泞。音德尔的土壤是那种黑粘土，适于种庄稼，但根本不适于铺路，因为它透水性差，雨后经常积水，在低洼处留下一块块的小镜面，晚上在街灯或月光下会看到处处反光，让你行走其间眼神迷离。连续下雨，小镜面就连成大水面，逼迫人躲着水走路。遇到汽车，哪怕自行车都可能溅水打湿你的裤子，甚至崩上泥浆。每遇这种尴尬，双方都会生出一肚子气来。溅人者不高兴被白眼或者谩骂，因为无意为之，实属无辜。被溅者怨驾车人不长眼睛，让人倒霉。
       雨天在外面走，我们小孩最羡慕人家有水靴。希望自己有一双，哪怕不带靿的，只有脚踝那么高的“元宝鞋”也行。家里给我们那么多孩子买不起，个个只好穿平常的鞋走有水的路，任其打湿粘泥或者灌水。办完事回来，在门前找一个小水坑，反复地蹭蹭鞋底，涮涮鞋帮，然后踮着脚尖谨慎地走进屋里。后来，市面上有了一种塑料凉鞋，不怕水，价钱又便宜。我们就装备了这种水陆两栖的鞋，尽管雨中又脏又凉，起码不担心自己的脚被玻璃碴子扎坏。
       修路的第一步，先在路两侧挖出排水沟，用毛石砌好。限于当时的条件，还弄不起水泥预制件那样的盖板把排水沟盖上，只能任其敞着口，所以人们都叫它阳沟。接着，在两条阳沟的中间铺路基。路基的料是从西山取来的石头。工匠们拿着手锤，蹲在地面上把石块按一定厚度紧紧地挤在一起。铺完路基后，又在上面铺一层路面石。从侧面望去，这层石头让路面出现鱼脊梁骨，呈弧形的路面。最后在路面石上覆上一层黄土，用磙子压实。
       这些活计，不完全是当地的工匠干的，还从乡下抽调了大批的民工。他们汇成了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采石，运料，铺路，劳动的场景好不热闹。我们小孩自然不会放过参观这热闹场面的机会，候在旁边看工匠们干活，一道工序也不想漏下。工匠们似乎很热爱这项建设。他们兴高采烈地干活，谈笑风生，有人甚至还哼着乡间小调。见我们小孩围前围后地看，有人还饶有兴趣地与我们搭腔，问年龄，问姓氏，还问家在哪里。显然他们是乡下人，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但你能感受到他们干这活的自豪感。猜想他们回家后，和乡里乡亲会夸口说“旗公署那街道是我们修的”！
       修好的路壮观极了，有两条阳沟伴护，显得又宽又直，黄土路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好像铺了一层金，成了我们理想中的金光大道。美中不足的是限于人力物力，当时只修了一纵一横的十字花街，而且由中心四射的每个方向只修了两个街区。尽管这样，镇民们也心满意足了，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修了街道的那部分正是所谓的街里。
       其实，阳沟应该铺上盖板使其成为阴沟，这一认识是我初中毕业后有机会到外地时才获得的，一直不认为阳沟是半成品，以为修路挖阳沟理应那个样子。所以阳沟引起的麻烦我从来不敢赖阳沟，只怨人自己。阳沟的记忆有两件久久不忘。
       小时候，家里没有自行车，却拼命地想学自行车。同学王增祥的父亲是开修车铺的，家里有个德国造的钻石牌自行车。王曾祥骑着的时候，我便时不时地厚着脸皮要求遛一遛。他好说话儿，给了我几次练习的机会，使我有了半仙之体。一次，九爷家的二叔骑车到我家串门。我一看机会来了，说了一声“二叔，我遛一下你的车子”。没等听准他的回答，已经把车子推跑了。在那宽宽的街道上，骑着自行车，高高摇摇的，在行人面前很为自己有这个本事而骄傲。一直走到照相馆的门前时，我觉得应该拐弯回去了。拐起弯来才发现自己还没有这个功夫，拐到九十度时就拐不动了，从路右侧直直地奔左侧的阳沟滚去，在阳沟的边上依旧别不过“把”来，当时心慌，内心里连喊了两声，“完了，完了！”啪嚓一声，连车带人都跌进阳沟里。骑车时的骄傲情绪一下子飞得精光。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红着脸爬起来去提沟里的自行车。在提起来的瞬间，前轱辘带着前叉又掉进沟里。我脑袋轰地一声，知道自己惹祸了。我摔折了前叉，而自行车没装保险叉，提起时便两相分离了。事情的严重程度，对买不起自行车的人家来说，可想而知。我不敢回家，还不得不把自行车想法弄回去。谢天谢地，二叔没说什么，也像我一样费劲地把破车子推走了，平息了我的那场“阳沟之灾”。但我心灵的震撼至今难忘。
       还有一次事件，虽然不是我的事，但依然让我不能忘记。我在一中教书时，同教研组的一个老师骑车在街上走，那是雨后的晚上，阳沟被雨水灌满，积水漫到了路面上，夜光模糊，他辨不清边沿，也可能有酒的作用，他跌进了阳沟里。他爬起来，也拎起了自行车，还好，车子没出什么毛病，刚刚定下心来感到嘴有些疼，以手去抚摸，发现了血，原来在阳沟的石头沿上磕掉了一颗门牙。他是个年轻人。这种损失远比我摔坏自行车大得多，因为那是不补之憾。
街道改造完成之后，十字街头竖起了一个建筑。我们叫它中心塔。那塔不是砖修的，也不是石砌的，更不是钢筋水泥的，只是个小小的木制塔楼。但它确确实实是个标新立异之作，让音德尔增加了一景。它向人们宣称此地即镇中心。中心的位置不容再靠人们自我的评估和理解随意确定。
       高中信老师从海拉尔调到音德尔一中后，被人陪着上了一次街。站在中心塔旁，他问道，“这就是市中心吗？”陪伴的人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他忽略了问话中的“市”字。听了他的话，我猜想中心塔一定脸红了，因为它标榜的只是一个小镇，太抬举它了。多亏它身上刷的是红颜色，才没有让高老师看出不好意思的大红脸。
       中心塔的造型为四棱台，底边两米许，身高五六米，上面顶着庙宇似的屋盖。飞檐下的四个方位并没完全封闭，犹如四根柱子擎着屋顶。屋顶下装着高音喇叭，定期播音。
       中心塔落成之时，小镇里颇为轰动，有北京人初识“十大建筑”的那种欢欣。人们上街会自觉不自觉地略停片刻，把中心塔上下打量一番。上街赶集的老乡更觉得新奇，叹服旗里总有屯子里看不到的东西。
       中心塔的建造意图我猜想至少有三点：首先它标志这里是街中心，有装饰镇容的功能。其次有一个建筑固定在那里可以迫使车辆右侧通行，有交通转盘的作用。再次，把扩音器安在街头，宣传的受众增多，能扩大宣传的效果。
       中心塔在十字路口站立了十多年，恪守着设计者赋予它的职责，直到人们的观念被更新，不再欣赏那样的城镇装饰，不再接受那样的交通约束，不再容忍那种高噪声的宣传的时候。有那么一天，人们再度上街，却发现中心塔已经被拆除了。虽然中心塔消失了，但是关于它的记忆在我们那一代人的心中却经久不忘，因为它打着时代的烙印。
       那个时代的宣传，人们尽量把它发挥到极致。中心塔上的高音喇叭不疲倦地发声歌唱。不但那里，就在偏远的机械厂的门口，有棵电线杆上也捆着一个大喇叭，早晨六点钟必定准时地和中心塔一起开播。大人小孩都不经意地掌握了它的播放顺序：播音员说：“扎赉特旗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开播曲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
       六点钟的播音天天将我从沉睡中惊醒。那时我已经在一中教书。贪黑熬夜的我，每次都经历一次难以言表的折磨。那是睡魔和醒神的搏斗对我头脑的冲撞，不是疼痛，而是一种比挨杀还难受的感觉。那时我渴望再睡一会儿，哪怕是一小会儿，因为上班足赶趟。但是你活活地被弄醒了，你必须屈从外部世界给你的强迫。有着那种体验，我才理解了目前被吵闹的四邻与跳广场舞的那帮“老大妈”的争端伴随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还有一个可笑的往事也让我记住了。读小学时，有个同学叫许荣，家住岗口屯。他的年龄比我们要大些。忘了是他上学晚，还是蹲了级，只记得他淘得厉害，整日招猫逗狗地没有老实时候，尽整些恶作剧。一天课间休息，他站在教室前向一大帮同学做他的新表演，模仿中心塔的播音。第一句，“扎了破皮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大家听到扎赉特旗被说成了那样，哄地笑了起来。听到笑声，他大受鼓舞，接下来高声唱开播曲《社会主义好》。可唱到最后一句时，大家知道该是“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但是期待的唱词没有出现，代之而来的是“. . . . . . 一定挨刀，一定挨刀”。大家听了觉得似是而非，不对劲儿，细一品味发现一个字的声母由l给偷换成n了。“来到”变成了十足的东北腔的“挨刀”，意思全变了。有的同学反应快，说“这不是反动话吗？”大家惊呆了，再没人敢笑。有人的反应更快，立即见诸行动，跑到办公室去告诉了老师。他被弄到了办公室，老师对他说了什么，没人知道，反正回来后蔫头耷拉脑的，可能让他找家长了。那是他最怕的一招。这事的余波还没过，课间他又和别人打仗了。他总以大欺小，百战百胜。可那次却吃了愣亏，被人一家踢在了两腿之间，当时疼得抱着小肚子嗷嗷叫。胜利者吓傻了。其他人却暗暗叫好，有人心里还骂，“活该，谁叫你说反动话了！”在共产主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小孩子表现了一次爱憎分明。每次想起这事都觉得好笑，越笑记得越牢。
     （二）
       城建大跃进做成的第二件事是修了一个人造湖。这是人们不敢奢望的事情。
谁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水可以带来鲜花绿草，可以带来成荫的高树，让周围的环境充满生机，使人怡情悦性。那干巴巴的几条街道，片片低矮的土房确实缺少生意和情趣，尤其炎炎的烈日炙烤着的时候，没有水汽和清凉，让人感到是一种煎熬，人们本能地期盼着一个水面能出现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家乡虽有绰尔河，但它离家门太远，只能润泽方圆几十里的大环境，让居民似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憾。
       按大跃进的思维模式，要敢想敢干，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旗里领导想到了镇内缺少一泊带有灵性的水。他们也敢于想象如何弄来这么一个水面。于是，修人造湖的规划就开始实施了。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当年。
       人造湖的位置选在音德尔的西北角。在那里造湖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西面北面有矮山包围，挖掘缓坡自然成堤，并且可以就近消化掉挖掘出的多余的土方。需精心构筑的只是南面和东面的堤坝。这两面堤坝的附近当年人烟稀少，几乎不涉及动迁。
       说干就干，这也是大跃进精神的体现。又有成百上千的农民民工被从乡下调上来。工程实行的是人海战术。这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那时还没有现在习见的挖掘机和大型运载车，就连老“解放”和“东方红”拖拉机都少见。组织者根本没有去想这些，因为那种指望不现实。挖掘的方式是人手一把镐一把锹，刨土装筐各负其责。一人一条扁担两只土篮，由开挖处直挑至大堤上。就这样，民工们从旭日东升干到夕阳西下，整日挥汗如雨。他们像进城修路的民工一样，也都兴致勃勃地参与，把此番出工作为一次难得的做贡献的机会。给这繁重的劳动助阵的是那装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它唱着进行曲，播着劳动号子，还广播着工地指挥部表扬鼓励那样一些激动人心的话语。那片工地热火朝天，飞扬着改天换地的时代精神。它不仅让所有民工身融心醉于其中，也吸引镇里的居民大远小远地到那里观阵。工地就在我们上学的路上。无论上学下学，我总要找机会绕点远到那里一天至少看一趟，看那倒在堤上的泥土颜色有什么新变化，看那远处的大坑又深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放学了之后去，心里一无挂念，我会和同伴下到坑里去体会身在湖底的感觉。那时的工地好就好在没有机械，安全意识薄弱，允许我们小孩到近旁去掺合。回到家里总要尽义务似的汇报每日的进度。这也是父母亲，甚至祖母都愿意听的消息。大家都热衷这个话题，期待着那片湖水早些面世。
       人造湖的水是从绰尔河引来的。有了“三化试点”的那道灌溉渠之后，引水应该说近而不难了。即使这样也还有三四公里才能接通水脉。试想仅靠一锹锹甩土开掘出那样一条大沟也绝非易事。但是敢挖广阔大湖的人还能惮于挖那种窄沟吗？这些都如期完成了。绰尔河的水欢畅地顺着渠道流入西山脚下的人造湖。水很快注满了。人们看到了他们不敢奢望，但确已成真的一泊湖水。湖水在阳光下荡漾，汪洋壮阔。站在东南角遥望西北端，如若捕捉目标，再好的眼睛都觉目力不逮。就连修在湖中的小岛都让人有飘渺之感。岛上建了一个凉亭，还植了树，遥望美如仙境。有阔水阻隔，不能登临，让人心里发痒。
       这些都做成之后，旗里举行了造湖竣工剪彩。其中一道仪式，让我终生难忘。我们小学生被组织到政府门前的引水渠两侧，手持小旗或花环装点喜庆的场面。我们不知道一步步会发生什么，只觉得很新鲜。那是一个阴冷的初秋天气，长时间地伫立在外面浑身有些瑟缩。但有振奋的情绪支撑着，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巴望着看到意想不到什么场面。我们左顾右盼着，欣赏着水渠上建起的座座新桥，确实一片新气象，不能不让人为家乡的新貌叫好。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惊呼：“来了，来了！”循声望去，只见一艘船从二完那边的桥下钻了出来，伴着“突突”的马达声。“啊！铁壳的轮船”，有人接着惊呼。这是我们小孩第一次看到的新鲜玩意。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往前拥，想看个清楚，看个究竟，一时间队伍都散乱了。船突突地开过来了。我看到有人站在船头向岸上的人招手致意，还看到后面有人在弯腰复起地忙活，原来他们正在从船体里往外舀水。显然船是为剪彩临时改造的“急就篇”，防水处置尚未完毕，因形势需要仓促下水。这也是大跃进的一贯作风。小学生们不管剪彩的船漏水与否，只要能在水中开走就够“神”了。两岸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尾随着“轮船”向人造湖涌去。人到湖岸时，轮船已开往湖中的小岛。大人们瞭望了一会儿，各自散去，唯有我们小孩儿长久地恋恋不舍，辨听着轮船的动静，观察着船中人如何登岛，将心溶入了湖光山色之中。
       一件新首饰能给佩戴它的女人带来优雅和自信，这座湖也像首饰一样给音德尔带来了美丽和“骄矜”。从那时起，她开始自信已经成了经由装点的景区。这湖也确实让音德尔小镇靓丽了好长一段时间。
       人化妆需要天天对镜。人造湖也需要年年打理。未经防渗处理的湖底，每过冰消雪融的春天，总是把满湖的水偷偷地泄漏和蒸发殆尽，只有再度注水才能恢复先前的容颜。三年自然灾害来了。文化革命来了。饿着肚子，乱了人心的形势让人无心也无力装点这奢侈的风景。人造湖成了弃儿，多年素面朝天。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团批判旗里最大的走资派，说他“猖狂反对三面红旗，只强调‘多块’，不主张‘好省’。在他一手策划下，一九五九年在二龙山公社修建一座‘红星水库’，国家投资八万多元，投入几万劳动日。由于不能蓄水，没有浇灌一亩地。大修‘人造湖’，花费劳动日十一万余个，用款八万多元”。小学时看的热火朝天的人造湖建设，初中毕业时才知道它的人力物力消耗，退休了之后才有能力评价这项投入的规模和效益。如果真如材料揭发的那样，“红星水库”可以视为浪费，而人造湖恐则不能归于此类。它只是缺乏妥善的管理，才没显出期待的效益。
       2013年，我家接待了一伙客人。她们来自呼和浩特三中。是到呼伦贝尔来看草原的。我妻妹的女儿与她们同校教书，都是好朋友。因为暑假，她回家住娘家。这帮朋友决定先到她娘家音德尔访问，然后再赴海拉尔。为了给她的朋友以礼遇，我和妻子在一家火锅店请她们吃涮羊肉。询问她们在音德尔做客的感受，她们兴致勃勃，对小镇赞不绝口。我替家乡自谦，说小地方没什么好看的，有一个人造湖，还不知有没有水。她们说，“你说的是老名字，现在嫌它不浪漫，改叫‘多兰湖’了，那湖漂亮极了！”我听音猜字，问是波澜的“澜”吗？回答说是兰草的“兰”。我又望文生义地理解说，那就是湖边多芳草的意思了。结果又遭到否认，说多兰是蒙语，意为“明亮的眼睛”。我当时眼前一亮，心想名字起得好，它真的是音德尔的明亮的眼睛。看过满都海的人能这样夸我们的人造湖让我十分惬意。人造湖成湖半个多世纪了，千秋功罪还得由历史评说。
     （三）
       城建大跃进干成的第三件事是竖起了两个建筑，一个是大礼堂，一个是旗宾馆。这在当年绝对是群众集会和政府接待的急需。
       新中国成立以后，群众集会逐渐增多，参加的人员成百上千，因为缺乏相应的设施，组织者只好因陋就简安排在露天体育场进行。那时的体育场在一完小的东面，没有院套，只有一个带盖的砖台子，算作主席台。我作为小学生参加过那样的活动。领导远远地坐在主席台上，群众在台下的空场里，视时间而定，或站立或席地而坐，通过高音喇叭听讲话。
       社会进步了，那个因陋就简的时代应当成为过去，于是有了建造大礼堂的规划，并且付诸了实施。地点在“五四桥”西侧人造湖给水渠的北面，距堤坝大约四五十米。这段距离中空无一物，就便留给礼堂做了门前广场。所谓的广场直至主题建筑被废弃时，也没得到修建，上面布满了鹅卵石，只是一块空地而已。
       大礼堂之所以称其为“大”，因为那时全镇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与它比较雄伟。虽然是坐北朝南的房子，但南北两面开的却是便门，房屋的正门以及建筑的正面却在东侧面。站在东面观看这座礼堂，你会赞叹设计者很有创意。这个立面不是一堵死墙，而是两根粗粗的水泥柱子高高擎着三角形的屋顶，形成一段雨搭。人们可以从三个方向走进雨搭，但必须攀登五六步台阶。雨搭下有南北两个进户门。入门后感到有一段宽走廊，那是因为后部的中间隔出一个放映间。放映间对着大厅的墙壁上有两个放映口，工作时会有两道光柱射向最前端的银幕。银幕只在放映时挂上，平时露出横贯南北的舞台，两端各有一小段墙遮掩。墙上有舞台入口门。门也需拾级而上。舞台的南面有一个通往户外的门，演员可以由那里单独出入。整个礼堂共有五个门，安装在各个方向上供人进出，无论从方便还是安全的角度都符合人群密集场所的设计要求。这在当时是个完美之作。
       大礼堂的工地就在我们上学那条道的路边。每次经过，我们都一边走一边张望，从打地基到上瓦，每个形象进度都留存在我们的头脑中。有机会从其他方位靠近时，我们还细细地研究它屋顶的造型。礼堂尾部的屋顶给你看的不是直立的三角形山墙，而是一个躺倒的三角形瓦顶。听建筑工人说那叫“马尾艄”。礼堂成型之后，外墙抹了面，一派青灰色，比习见的清水墙高档了许多，又提升了它在人心目中的价值。
       大礼堂绝对是惠民工程。它是多功能的职工俱乐部，除了开会演出，几乎天天晚上都可以放电影。自从有了这个礼堂，“野场”电影在音德尔便杀台了。以前学校常常包场电影，由学生交几分钱，在校园里露天放映，需要的是天气晴好，还要晚得周围暗下来，悬挂在架子上的银幕才能有光亮适度的画面。学生们有自己的板凳，安然地坐在视角合适的地方欣赏电影。周围还会挤满白看电影的外来人，闹闹哄哄的。坐在大礼堂里看电影有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稳定感，再不怕天气骤变，久所预告而日夜盼望的那个专场被令人失望地取消，也不怕放映中风雨的干扰，欲看不能、欲罢不忍的痛苦折磨了。放映机也由8.75毫米升格为16毫米，电影变成了宽银幕。尽管礼堂内没有现在那种翻板的座椅，只是一排排木板长条凳，管理者为防止弄乱凳子，用木方子把板凳腿连结在一起，人们不注意常常在连结的横木上被绊倒，但人的适应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不长时间便能像迈自家的门槛一样，自如地躲开这一“羁绊”。即使礼堂里没有卫生间也不埋怨，宁肯憋着，中间也不会轻易出去，让一些情节从连续的欣赏中丢失。
       大礼堂放映电影的功能持续了二十年，直到较为现代的影院落成。其实，我的看电影的经历主要源于这二十年。在新电影院里，我几乎没看什么电影，因为那时在学校里教书，进修压力之大弄得再没看电影的心思了。学校工会买了团体票发到个人手里后，我会毫不迟疑地送给别人，因为虽然看电影那阵子开心，连来带去损失的三个小时会使自己后悔得几天不过劲儿。
       大礼堂的服务有娱乐时的轻松，也有履行公务时的庄严和肃穆。在那里，年年都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经常传达中央的文件精神；听取旗领导做严肃的报告。记得在那里还举行过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那是为一中的知名化学教员李文老师举行的。那年他四十六岁，积忧成疾，患肝病去世。他读大学时，因鸣放中出头被打成右派，之后接踵不断地遭受政治和生活上的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平了反，也入了党，做了扎旗政协的常委，但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一中、旗政协隆重地悼念他。大礼堂见证了时代对人才的惋惜。
       大礼堂还见证了一个令人惊悚的场面。在一次职工干部大会上宣布当场逮捕了一名医院的大夫。罪名是强暴女患者。父亲开会回来，叙述会场的情形。听了，全家人都觉得心里害怕，知道他得蹲“笆篱子”去了。事后人们心里暗问，逮捕的刑事犯多了，为什么偏要把他用这种形式处理。当时风传武装部一位军官因医疗延误导致死亡。人们怀疑事故与他有关，即使没有，也可能杀他这只鸡给猴看，对医疗界震慑一下。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那时经常采用的办法。
       新建的宾馆与大礼堂隔渠相望，紧靠在堤岸的南侧。建筑物呈L形，一边朝南，一边朝东并临街。两边交接处的造型新颖别致，立面为一个圆柱体，入门是一个宽敞的圆厅，高处多方位开窗，室内光线充足。那里作为宾馆的接待室。入住时向西，向北两个方向进入走廊，进入开向走廊的客房门。顺着北向的走廊往前走一段时间后会碰到一扇门，推门进去，便置身于一个阔大的方厅。这是一个多功能厅，可以用餐宴会，召开小型会议，有时还举办舞会。
       一九七二年，扎旗举行代课教员转正考试，我有幸具备参考的资格。但当时一些老代课教员心有怨气，自嘲说：“一个月挣二十八元钱，都‘八年了，别提它了’，”认为多年忍贫负重，不应再被折腾了。这个声音传到了教育管理部门。开考之前，来自各个公社的代课教员被集合在一起，时任革委会文委主任的丛广忱做了简短讲话。有一句话分量很重，“这次考试是按上级的部署安排的，拒绝考试的人将会延期转正。”胳膊拧不过大腿，有怨气的人也只好乖乖地步入考场。考试结束的午后，我们被召集到宾馆的多功能厅开会，依旧是丛广忱讲话，这次气氛轻松。讲话的主旨只在励志，要这批教员努力向上，有所作为。丛广忱是从一中的教师队伍走出去的，被公认有理论修养，善于表达。丛老师曾教过我班政治课，讲课很讲究方法。一件事至今不忘。他说：“你们记俄语单词，把星期日说成‘袜子搁在鞋里’，觉得好记。那么你们要记住马克思的生日，就这样记，‘马克思一巴掌一巴掌打得资本家呜呜哭’”。大家哄地笑了。不过真的轻松地记住了他的生日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现在老了，还能靠那句话不差分毫地记住那个日子。看来教书真的需要得法。他的那次励志讲话对我有激励作用，也让我对那个小会议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旗宾馆落成的时候中苏关系还没有恶化，苏联的文化还强烈地影响着我们。这个多功能厅也成了小镇人向他们学习而跳舞的地方。星期六的晚上，这里常常举行舞会。一些人突破旧传统的束缚到那里去享受现代文明。有一些舞伴，在舞蹈的交往中建立了感情，最终结为连理。其中也不乏令人深思的例子。我的一位老师就是在那里结识了他的妻子。她人长得确实漂亮。他们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可谓一顺百顺。可是孩子长大了学习不好。父亲恨铁不成钢，经常对儿子没好气。后来听说他的儿子放学回家和邻居的孩子一起走，半路上想起对他没好气的爸爸，自己的气也不打一处来，愤愤地在雪地上写下他父亲的名字，后面又写上“大王八”。这样还觉得不赶劲，又抬脚在那名字上跺了几脚，可谓“深仇大恨”。智商不高，情商也乏善可陈。这是贪图色相的果报，也是不当教育的反馈。
单有舞场上的交往，远不能完成对一个人的全面了解，但舞场上确实有办成大事的。文化革命的揭发材料曾有这样的一段：
       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好苗苗包XX,对其主子言听计从。六二年，大特务，大土匪，大流氓王XX带着乌兰夫的‘使命’来扎旗‘视察’。包在旗宾馆举办盛大宴会为其接风，酒足饭饱之后，又举办了大型舞会。这时女流氓孙XX也钻进舞会，与王边跳舞边谈心。孙的父亲是一个因强奸女患者而法办的劳改犯，而她在王面前却大诉其苦，向王求情释放她的父亲。因为臭味相投，大流氓王XX听了女流氓孙的一番言辞之后，满口答应。舞会散后，王XX立即找包XX,指示包必须马上把孙的父亲释放出来。包也的确听话，伙同保安沼农场的走资派，没刑满就释放了孙的父亲。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这样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拿无产阶级专政当儿戏。
       看到这段材料时，我立刻想起父亲讲述的发生在大礼堂的那一幕。宣布“当场逮捕孙XX”，用手铐在众目睽睽下铐走人犯，那句宣布雷霆般震响在人们的耳际，留下心理上长久的震慑。发生在宾馆的那一幕，作为续集对故事做了收尾。
孙的父亲被释放之后，我还见过他。那是在一个暑假里，我去老头队（一种维修队）干泥水活儿挣钱，进了他所在的那个组。不过他是正式成员，我是托人说情进去的临时工。他不太说话，只是偶尔在其他人的闲谈中插两句嘴，能听出来，他比别人见多识广。可惜这些都没有用，老头队里需要的只有力气。
       文化革命的批判材料常常言过其实，那个年代处理问题一般宁左勿右。不知道内蒙来的王XX是否真的那么简单，仅凭一面之词，恣意妄为。文革后期，与此事有关的内蒙和扎旗的两个重量级人物都被解放了。这样的事实可以说明他们并不那样简单。假如事情不是材料定性的那样，舞场上的陈情倒成了告状雪冤，孝女救父的一出戏了。岁月悠悠，往事依稀，没人再理会它的真相了。不过大批判材料上抖落出来的“万人筑路”，“大修人造湖”以及“舞会接风”倒是能给这些旧物留下一些声色，让人更好地记起大跃进中小城建设的步步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