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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掉的一代】 1992年,中越战争彻底结束,老山的轮战部队陆续撤离。
此前一年,局势已经缓和。梁久永家和越南的表娘家相隔10年后终于在中国一侧再次见面。梁的母亲送给表娘家一小包大米。
表娘家从南方重返故园时,村庄已被炮火夷为平地。田园里满是巨大的弹坑和地雷。除了野草,长在田地里的树木也有一抱多粗。
生存成为双方共同的难题。1993年之后,中国政府要求战区人民“两费自理”(生产费、生活费)。梁久永的母亲于是背着清凉油、感冒药、针头线脑、衣服、壮族绣花等翻过山头,去越南出售。
一个瘸腿、姓田的越南人热情地接待了梁的母亲。田笑着说,他是越南的特工,战争时曾带着10个部下,背着100公斤TNT来中国炸桥。但在半路踩上地雷,失去一只脚。
田家的房子也被炮火摧毁,只得在山上用树木简单搭建一间。屋子里只有蚊帐和被子,屋外的几颗龙眼树用来养活4个孩子。
由于地里地雷太多,没有人敢种地。梁久永的表娘一家就靠捡炮弹皮、手榴弹,以及拆废弃的军事工事里的“工事钢”卖钱为生。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越南村民被地雷炸死。
中国一侧,天保农场也有人被地雷炸死炸伤,但集中扫雷之后,农场橡胶生产得以恢复。但生活依然贫困,如果想要现金,只有挖“工事钢”卖钱。
梁久永没能把初中读完,被战争打断多次之后,梁无法再沉下心读书。战争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烙印。他觉得自己的心理是畸形的。没有玩具,也不用上学,梁小时候曾经拆一箱手雷,往河里扔着玩,或是打枪来消磨时间。梁久永记得,1985年来的一些士兵入伍时间太短,还不熟悉武器,农场的孩子们就教他们使用武器。
梁如今依然习惯性地穿着从军用内裤到迷彩服、军靴的一整套军装。他热衷于寻找许多只有他一个人能找到的中越战争遗迹。
在网上,梁久永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驳斥那些对中越战争一无所知,却无限向往的年轻人。对战争和死亡的厌恶,又令他挣扎了很久后决定不去当兵。
战争结束后,梁久永到处打工。他走遍了大陆的众多大城市和云南的各个边境口岸。1994年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口岸,梁被当地的灯火辉煌震惊了。
“同样是国家级口岸,瑞丽人都开始盖别墅了,我们天保口岸还在解决温饱问题。”梁对此愤愤不平,他认为,天保口岸被战争耽搁了太久。梁后来又去了云南另一中缅边境城市畹町,发现比瑞丽更加繁华。1997年,梁离开冷冷清清的家乡,去广东打工。
战后,边境还经历了一段混乱期。1990年代中期以前,遍地的██弹药、手榴弹威胁着治安。外地商人来到此地都要保持谨慎。梁也曾借此欺行霸市,强行装卸货物。
如今,不论是文山州还是红河州,依然到处都可以见到“██弹药”、“██迷药”这样的小广告,和办假证的小广告一起涂在墙上。
就在2009年2月份,梁久永的妻子还在山上挖出了一箱曳光弹,交给附近驻军。梁对这种子弹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了如指掌,驻军的士兵们却反而从未见过。
在梁的印象中,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与周围崭新的楼房相比,梁久永多年前盖的家看上去更像是个厂房,略显寒酸。
文化程度不高,脾气极度暴躁成为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梁的一位同龄的发小因为冲动杀人而被处决,梁自己也曾经抄起铁棍殴打他人,仅仅因为对方朝他姐姐行走的方向吐了口水。
“翻脸比翻书还快。”身边更年轻的人无法理解梁久永这一代人奇特的脾气。梁说,他在突然翻脸时,常常想起小时候那些和他一起玩耍的士兵,转瞬间就变成烈士。
梁自己也险些被近在咫尺的炮弹炸死:幸好炮弹落在一个洼地,死角挡住了弹片。
1992年,姜氏梅一家也回到了老街。此前一年,越南政府才正式允许老街重建。姜家的木屋早已变成了长满荒草的废墟。幸运的是,姜家认出了当年的地皮,并在原地开始重新盖房子。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回当年的土地。越南政府鼓励外地人重建老街,土地完全免费。姜家的一户邻居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地皮已被别人占据。
越南南方的年轻人也被鼓励来老街工作:无需考试,就能直接获得公务员身份。于是,老街的市区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建者。如今,老街市已难以找到真正的本地人。
阮文贵也加入了重建大军。一个家在离河内不远的越池,来老街找工作的女子成了阮的妻子。阮幸存下来的战友,很多娶了外地来重建老街的女子。
姜氏梅如今在老街市一家农贸市场旁边开杂货店。战争令她离开了学校。但姜认为更可怜的是她在隔壁同样开杂货店的弟弟。弟弟甚至没能把小学读完。
3月7日,姜的弟弟在隔壁的店铺里拿着棍子打孩子,孩子哭喊着跑进了姜的店铺。姜用尽全力也没能拦住冲进来的弟弟,两个瓷盘摔碎在地上,破碎声与孩子的哭声混杂在一起。
姜的弟弟冲进店铺的深处一边继续用棍子教训10来岁的儿子,一边说,“我没读书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你还敢不上学去打游戏!”
【恢复建设的较量】
1986年,越南步中国之后宣布“革新与开放”。
1991年,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这一年,美越关系也出现转机,华盛顿向河内提出关系逐步正常化蓝图。
从1991年至1995年的5年内,越南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高达8.2%,每年创造100多万个就业机会。通货膨胀率也从1991年的67.1 %降至1995年12.7%。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越南经济的“高速起飞期”。
1992年,国境线云南一侧开始了战区恢复建设。第二年2月,中越双方共同努力下,国务院批准恢复天保口岸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与此同时,越南方面对战后边境进行了大力扶植。扶植力度之大,甚至引起了文山州官员的紧张。文山州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详细列出了越南的具体政策:
扶植内容涉及口岸建设、扶贫、免税、贷款和教育等方面。战时被“净化”到内地居住的回迁居民得到特殊扶持,政府除向回迁农户无偿提供种籽、化肥和耕牛外,每户还补助建房费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此外,边民们5年内免征一切赋税,政府每月还免费向边民提供一斤煤油和一斤食盐。伤残(亡)人员及其家庭则由国家出资建房。
一份文山州向云南省和中央政府公开提交的一份《情况汇报》称:“越方优于我方的边境扶持政策,已在我方边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伤残人员抱怨:‘打战时国家要我们当民兵守哨卡,背弹药上前线,我们死的死、伤的伤,现在国家的照顾政策还不如越南的好,以后再打战,哪个还听政府的话上前线去送死?’”
一些边民受越方战后特殊扶持政策的影响,纷纷外迁。上述情况汇报称,数年来已有398户边民自动迁居,其中有198户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既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也危及了边防的巩固。”
梁久永也通过越南表娘一家的不断变化感到不平衡。90年代中期,表娘家开始经营洗车厂。此时,梁在越南当主治医师地一个亲戚,下班后还要靠卖酱油补贴家用。但是到90年代末期,梁家在越南的亲戚大多开上了汽车。越南由政府出资对民间买车的高额补助也令梁久永羡慕。
如今,战后的恢复建设重新成为一种较量,双方都在盯着对方的动作。
2000年,文山州一些县的边境村寨开始实施茅草屋改建项目,每家补助5000元人民币。当地公检法等单位,也各自挂钩一个村委会,帮助其建设小康示范村。2006年起,边境线上居民医保全部免费。但上述政策只有拥有国境线的村委会才能享受。
越南同样如此。一位匿名中国山区边境官员介绍,越南一方临近中国的房子靠中国的那面墙被粉刷得很漂亮,但中国的官员参观后发现,屋内同样简陋。
实际上,山区的贫困至今依然是两国共同的难题。2009年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个与广西、云南同时接壤的山伟乡共有908户,5112口人,其中未能解决温饱的占47.64%。河江省耸辣乡一个叫耸辣先的村庄,只有47户,90%多是贫困人口。
一些越南边防军人卖掉自己养的猪和羊,给村民们盖一种叫做“大团结屋”的房子。村民们哭着说,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匿名中国边防军官称,偷渡到中国来打工的越南人依然很多。2008年抓住的一名非法入境者,已经一个月没吃大米或是苞谷这样的主食。该越南人称,他来华打工的收入大约是10元人民币一天,外加吃饱饭。
贫困落后令一些越南山区少数民族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同期的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些人只能卖几百块,多的到3200元人民币。她们大多被卖到中国当妓女,包括一些5-7岁的女童。这些越南女童在中国养大后,不会说越南话,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而在中国一侧,贫困使得一些山民宁愿冒险进入政府划定的雷区,因为雷区去的人少,可以捡到更多的柴火。于是,时至今日依然偶尔有山民被地雷炸死炸伤。
2006年,云南省副省长李汉柏在云南省战区恢复建设工作总结表彰会上说,尽管通过10多年的恢复建设,战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遗留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战区22个县市有15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有贫困人口近170万人。
【国境线两侧的公墓】
1980年,赵永刚退伍后,被安排在昆明市活塞厂上班。此后的30年间,赵几乎每年都要去屏边县的烈士陵园,为团里的46位烈士扫墓。
赵每月从50余元工资中单独拿出5元,作为扫墓的路费。等凑够了大约一个月工资,赵就会请假,然后踏上去蒙自的火车,再转蒙自到屏边的汽车。第三天早上,赵就可以看到陵园里的战友们了。
赵在战友们的坟前点燃一支烟,洒上一杯酒,或是放个苹果,一边哭一边和他们说话。扫墓令赵沉浸在为国捐躯的荣耀感之中。数年之后,这种荣耀感逐渐褪去,赵永刚和战友们说的心里话也越来越多。
“大哥,我今天来扫墓,心里难过。我们打仗,保卫江山,到底为了什么?”赵对着墓碑说。年复一年,赵永刚在扫墓时唠叨着自己对退伍兵待遇太低、社会不公、腐败的不满。但赵永刚从不在墓园里提起的是,这场战争正在被遗忘,他怕战友们听了伤心。
1995年,赵离开了难以按时发工资的活塞厂,开始为昆明各种行业的老板们跑业务。之后,赵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皮鞋和皮具保养。
2月17日,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对赵永刚和谢明都很重要。越战老兵,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身份。此前的数天里,两人所在部队老兵分别聚会予以纪念。
但这一天对阮文贵并不重要。越南的军人纪念日是7月27日,这一天,参加过抗法、抗日、抗美、中越战争等历次战争的越南军人都会庆祝。历次战争中,中越战争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阮从来不去老街城边3公里的军人公墓扫墓,因为许多战友的尸体早已不知去向。偶尔,阮也会思念死去的战友,这令他又回忆起对中国人的仇恨。只是面对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和忙着去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阮轻描淡写的仇恨显得无处安放。
即使是提到当年老街城的毁灭,阮文贵也觉得没什么必要。“如今的老街城比当初大十倍,又先进又漂亮。两国的关系也早已重归于好,还提那些事情干什么?”
老街城和对岸曾经令他恨得牙痒痒的河口县城几乎已经连成了同一座城市。河口的越南商贸街除了为来自中国内地的旅行者们服务,也在为越南人服务:越南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国内不能公开出售的东西,比如工艺刀具和成人用品。
并非每一个越南老兵都能轻易放下当年的战争。前述河江省汽车兵就在2月17日来到公墓祭奠死去的战友。汽车兵给每人点了一支香。30年前,这里是打得最火热的地方之一,但在现在,烈士们静静地躺着。汽车兵说,山顶太冷了,希望2月17日能有人来给死去的战友们点香,让他们温暖一些。
阮文贵不愿意去的老街省公墓,赵永刚反而去看过。去红河对岸的越南看看,是众多中国老兵的心愿。
2005年,赵永刚和老战友们去屏边扫墓。对长眠在屏边的战友们一番倾诉之后,活着的战友们决定去老街看看。因为赵没带身份证,两名越南人民军士兵帮助他们偷渡了过去,中国老兵们为此每人支付了60元人民币。
赵想去老街省的军人公墓看看那些被他们打死的越南军人,这样心里会稍稍好受一点。不过走到公墓门口,赵没敢进去,他怕自己的年龄引起公墓管理者的猜疑。但赵不知道,这座公墓里面并没有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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