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成子 于 2015-3-22 14:20 编辑
高 大 腚 (一)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插队队后的一次社员大会上，四清工作组的干部尹组长正在讲话，忽然，会场里发出一股难闻焦糊味儿。 “谁整的，这是谁呀？”尹组长问。 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会场的角落，只见一个社员蹲在灶膛前，手里拿着一根带火苗的树枝，不断地燎着自己的头发。那人五十来岁，瘦瘦的身子，头发长得快要盖住了耳朵，黄白脸，两只大得出奇的招风耳，配着一对小眼睛，不知为什么，看了让人发笑。 “你这是作啥妖哇，大腚？”鬼脸说了一句。 “好几个月没剃头了，头发里头刺挠。人也是，长这××玩意干啥！”那人咧了咧嘴，叨叨咕咕地说。 “等二月二，烧点开水秃噜秃噜得了。”鬼脸又说了一句。 人们一阵哄笑。 事后我才知道，这人叫高长清，外号叫“大腚”。生产队里，他的外号最多。 外号不是无缘无故瞎起的。我端详了高长清许久，看不出他的屁股与常人有啥两样。他很瘦，屁股也很小，为什么偏偏得了这么个外号？一天，我向鬼脸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以后你就知道了，他这个人，干活一阵风，坐下一溜坑，屁股沉。”鬼脸呵呵一笑。 我似懂非懂。记工员老好解释说，铲地、割地的时候，别人干半截地了，他还坐在地头抽烟，等你快到地头了，他一煞腰就能撵上，再一煞腰，又落下你半截地。我听了直挠后脑勺，一个瘦老头，竟这么厉害！老好还告诉我，他是庄稼把式，地里场院里的活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没人能比。这些年，无论谁当队长，都用他当二把手。他也乐此不疲，把全部心思用在抓生产上——虽然当官能得到的各种好处他都沾不上边。 （二） 高长清的第二个外号叫“大虎”。上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虎”是威猛勇敢或办事莽撞的意思。到了北大荒才知道，原来还有“缺心眼”和“傻”的含义。 一天晚上，开忆苦思甜大会，工作组了解到高长清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就让他上台发言。 “妈巴子的，我瞎着两个窟窿会说啥，有啥好说的呀？”高长清蹲在灶膛前烤火，吧嗒着烟袋锅没动窝。 “老高啊，旧社会你受了那么多苦，有啥说啥呗。”尹組長说。 “挺大个老爷们，上去说两句你怕个逑呀！” 尹組長一遍遍催促，队长连拉带推，高长清这才很不情愿地站起身，用皴裂的大手抹了一下嘴巴，往裤子上一蹭说： “妈巴子的，旧社会，穷人日子不好过啊！十来岁我爹就死了，我娘领着我姐，还有我们几个兄弟过日子，妈巴子的，打小我就光着脚给人家放猪……” “说的好，老高，往下说。”尹組長连忙给他鼓劲。 “现在嘛，破四旧，打四新……整天开会……” 社员们一阵哄笑。 “妈巴子的，我不说，偏让我说！”高长清急了。 “老高啊，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接着说旧社会受的苦。”尹組長说。 “好，那我就接着说。那咱给东家干活，妈巴子的，割地铲地，两头不见日头啊，累得我膀子都快掉下来了……” “好，再说说旧社会吃啥。”尹组长继续给他鼓劲。 “要说吃喝嘛，东家每年都下一大缸酱，搁在前院给干活的吃，下一小缸酱搁在后院个人（自己）吃。妈巴子的，有一天夜里，我们几个干活的拿吃剩下粘豆包皮子捏了个屎橛子，偷偷塞进了后院的酱缸里，后来东家发现了，以为那是真的，也没吱声，就把叫人把那缸酱搬到前院让我们吃，他们吃酱就吃大缸里的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尹组长怕跑了题，赶紧拉回来。“那时候你们吃得饱吗？” “嗯……妈巴子的，凭良心说，粘豆包子、高粱米饭、小米饭可劲造，我当打头的时候，初一十五，东家还陪我喝过酒……” 社员们又是的一阵哄笑。 “笑个××毛！我多会巴过瞎？”高长清又急了。 “行了行了，老高啊，你下来歇会儿吧。”真是朽木之才不可雕也。工作组终止了他的发言。 （三） 高长清的第三个外号叫“大骂”。他没有文化，性格粗鲁，满嘴脏字，动不动就骂人。第一次和他一起干活，我就被骂得狗血喷头。 那天，高长清赶牛车往地里送粪，我跟车（帮着装卸）。 开春路面翻浆，非常难走。他坐在车上悠闲地挥着鞭子，我也要上去坐，他阻止说老牛拉着费劲，我只好蹚着泥水，一跐一滑地跟在车后。 “小嘎子，上前边去，把牛样子整整！”高长清在车上喊。我不知“牛样子”是何物，跑到车前，对着几头牛发呆。 “快点呀！，妈巴子的，相面哪！……里套牛，脖子上的！” 这时我才发现，前面的三头牛中，有一头牛脖子上的“人”字形的木头歪了，忙伸手把它扶正。就在这时，他又骂道： “赶紧躲开呀！妈巴子的，还戳那干啥！” 回来的时候，驾辕的老牛突然滑到了，由于是下坡，车没闸，车身向前一拥，趴在地上老牛在车辕里被推了个跟头，肚皮朝天，屁股朝前了，大大小小的绳套拧了劲，紧紧地勒住了身子和脖子。老牛动弹不得，躺在那里直翻白眼。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被吓傻了，愣愣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妈巴子的，快去找个家伙什来！”高长请吼了一声。 附近正好有个木匠正在做活，我奔过去，抓起一把拐锯，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又被高长清披头骂道： “妈巴子的，拿锯干什么？锯你娘个腿呀！” “你、你也没告诉我拿啥呀！”我红着脸辩白。 “妈巴子的，再去找啊！”高长清又吼了一声。 这时，远处几个正在刨粪的社员看见了，急忙赶来，大家七手八脚，有的向后拉车，有的拽牛尾巴，把牛又翻了过来…… 危险排除，老牛得救了。我再也人受不了高长清的辱骂，默默地拿起铁锹，地跟着大家刨粪去了。 “小嘎子，来呀来呀，你怎么走了呢？”高长清来到粪堆旁，向我招手。 “我不跟车了。干啥不吃碗饭，偏得挨你的骂？！”我气乎乎地说。 “妈巴子的，你是城里念过大书的人，我瞎着两个窟窿，连个人（自己）名都不认识，你咋跟我一般见识啊？”高长清笑了，“听人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高，咱是一家子，一个祖宗啊！” 从那以后，我跟这个本家大叔的接触渐渐地多起来。 （四） 高长清快奔五十了才成家，老伴是个离了婚的农妇，带着80多的老爹改嫁来到这里。他们住在小村中间的一个马架子里。我每天上下工都从那路过。有时他也招呼我进去坐坐。他家很穷，除了一架座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很乐观，有时高兴了，竟然还能唱几段大口落子——“罗成算卦”和“大西厢”。我无法想象，那些唱词和腔调，他是怎样记住的。 高长清说，他一辈子，就敬重读大书的人。我告诉他，我哪里是什么读大书的人，在城市里，读高中，读大学的人不计其数，我只读了七年，充其量不是文盲而已。他惊讶地说：七年还少，还想读多少啊哇！ 后来，我买了一把推子，他时常到家里找我理发。有一天，他向我讲起了他的身世—— 我老家在铁岭。我们哥四个，我是老大，我上头还有个姐姐。我爹是木匠，那手艺，没挑。他一辈子就一个嗜好，耍钱！弯腰撅腚忙活一年，一个正月把钱输得精光。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高白凿”。后来，我爹输得钱太多了，还不起，喝了卤水…… 我爹一蹬腿省心了，可苦了我娘我姐和我们兄弟几个。我娘哭瞎了眼……为了养活我娘我姐，还有个兄弟，妈巴子的，十了来岁我就给人家放猪，十五六就拎着锄头可哪人给铲地……后来，当了打头的。妈巴子的，那咱，为了挣钱，我都干啥过。 你都干过啥呀，我问。 他说：我跑过大席——就是乡下人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我去给人家上灶，那时我做菜总爱做汤，有时一个席上好几碗汤，妈巴子的，后来他们都叫我“高大汤”……我还下过朝鲜，为了挣钱给我兄弟说媳妇，顶替别人抬了一年担架。回国的时候，上头发给我这么大一块牌子（纪念章），日头一晃，直放光……唉，我这辈子，光想着别人，把个人（自己）都耽误啦啦…… （五） 我听朋友说，高长清还有个外号，叫“大仙”，他以前跳过大神。 朋友说，那是十年前，高长清刚从外地来这落户，正好队里二老孟的媳妇有病，好几年下不了炕。高长清给她跳了一次。 朋友说，那天他去卖单儿，看见高长清拿着鼓又敲又唱，后来不知怎么了，忽然像变了个人，一下子蹿到桌跟前，那上面放着好几只大碗，都盛着白酒，只见他一扬脖，咕嘟咕嘟就是一碗，一气喝了好几碗。 “酒是真的吗？”我问。 “是真的，我尝了。”朋友说。“喝完酒，也不知他从弄出一大把银针，有三四寸长，比锥梃子还粗，一根根，全给二老孟媳妇扎上了……听人说，这叫什么鬼门十三针。” “他胆可真大，不怕把人扎死呀！”我说。 朋友没有理睬，继续往下说：你说奇怪不，二老孟媳妇的病好了，能下地了。 我仿佛听了一段天方夜谭。二老孟的媳妇我见过，一个瘦瘦的老太太，小脚，整天在家出来进去地忙碌。我问过几个社员，是否真确其事，回答都是肯定的，二老孟本人也不否认。 从那以后，我对高长清的印象，又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六） 不久，史无前例的大火从首都烧到边疆，又从县城蔓延到了山村。 从来都是给队长当助手，只会种地、抓生产的高长清李代桃僵，被当做“漏网走资本派”揪了出来。后来，背后策划的人——多年大权在握的牛家兄弟。考虑到“走资派”这顶帽子扣在他头上难以服众，又给他加了一顶：“牛鬼蛇神”。 批斗会上，高长清不服，当众把挂在胸前的牌子扯了下来，辩白说：“我瞎着两个窟窿，进趟城连厕所都找不着，人家告诉我在哪，到了跟前我都不敢进，不知道哪头是男哪头是女……我知道资本主义在哪呀？妈巴子的，再说了，我是生产委员，只管种地，我上头还有队长呢……” 一顿皮肉之苦过后，高长清被关入牛棚。 性格倔强的高长清受不了这种屈辱，想一死了之，被一同关入牛棚的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天天开导他：眼下这是运动，运动一过去，一切照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个运动那个运动的我经历得多了，听我的没错。夜里睡觉时，父亲总留神看着他，以防不测。 几个月后，高长清出了牛棚。此后，他一直把我父亲当做恩人。 （七） 出了牛棚的高长清，被派到山里烧炭去了，那些只会吃喝造反喊口号的人掌了权。黄钟长弃，瓦釜雷鸣。结果，这个过去每年向国家交售二十万多斤粮食的生产队，变成了年年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 为了维持生活，高长清的老婆平时倒腾一些菜籽卖，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卖了。一天，大伙正在产地，高长清老婆又要出去卖菜籽，被村干部截了回来，她又哭又骂：“这是什么世道啊。”此话被几个小学生听见了，立刻召来一帮同学，围在她家门前，齐声高喊：“社会主义好！就是好！就是好！！” 高长清老婆一时失去理智，冲着学生们吼道：“好他妈了个×啊！” 学生们以为她疯了，吓得四下奔逃。 高长清老婆知道闯了大祸，为了自保，灵机一动，脱光衣服装疯，在炕上躺了几天，见没有动静，这才恢复常态。又过了两年，终因受不了山沟里的贫困，给高长清扔下一个不会走路的傻闺女，远走高飞了。离开了妈妈的呵护，不久，那个傻闺女便夭折了。 高长清又成了孤身一人。从此，成了我家的常客。 （八） 1969年，我出民工得了风湿病，没有条件医治，整天躺在茅屋里的炕上翻滚呻吟。父亲仍是“黑人”，每天早上，在我身边放块大饼子和一碗水，便去下地干活或接受批斗。高长清有时来看看我，给我送点吃的。有一年春节，还给我送来一小块煮熟的猪肉和一根血肠。 患难之交情谊深。我俩成了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忘年交”。 有一次，我问他：“大叔，你过去真的有神？” 他站起身，情绪激动地说：“妈巴子的，我多会巴过瞎！我可跟那些糊弄人的不一样，我顶的香火是山海关望海楼上头排教主钻天燕子XXX（他说有名有姓，我回忆不起来了），我跟他兄弟相称啊！……我给人扎古病时，点上香火，用鼓一招呼他就来，我能看见，旁人看不见……怎么给人扎古病，我自己也不知道。妈巴子的，他老调理我，喝完酒他走了，醉得我好几天不省人事……” “你给人治好过吗？”我半信半疑。 “妈巴子的，”他用手指着窗外，“你要是能站起来，上我老家那去打听打听，当年我扎古好的病人有多少！” “那你为啥不干了呢？”我问。 “这个国家不信这个，不让啊，把我的那些东西都收了去。不让干就不干呗！到了北大荒，我给二老孟媳妇看过病……不瞒你说，小子，看你这样，我想也偷着给你扎古扎古，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拿着鼓招呼过，不知咋回事，招呼不来了……” 对他的话我仍半信半疑，但还是从心里感激他。 （九） 在贫困中煎熬了一年又一年。1976年，因国家修水库，队里近一半的耕地被淹，队干部决定全队搬迁，将淹剩下的耕地卖掉，拿着国家给数万元补偿款，带着集体的全部财产到几百里以外的虎林去开荒建队。许多有各种困难不能随队搬迁的社员被抛弃，成了没有单位，没有土地，没处领口粮的人。 我瘫在炕上不能动，父亲已是风烛残年，失去劳动能力，无论随队搬迁，还是原地不动，都是死路一条。为了生存，这时我做出了一个大胆举动，把不能随队搬迁的人组织起来，自己成立一个生产队，耕种队里淹没后剩下的土地，自己养活自己。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我们成功了。 社员们按照自己的心愿选出了领导班子。这时高长清老了，当了马倌，队里种地方面的事，都请他拿主意。谁都没想到，多年不开钱的生产队，获得了罕见的大丰收，劳动日值竟达到5元！高长清和社员们的脸上，都出现了开心的笑容。 接着，又是连续几年大丰收。社员家家吃上自来水，安了电灯，有了存款和几大件…… 高长清的日子也越来越好，盖了新房，还养了两头牛。 （十） 1984年，实行土地承包，队里将牲畜、土地全部分到各户，生产队解体了。高长清不再喂马，卖了自己的房子和牛，到大山里给一家私人农场打更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年后，我离开了那个小山村。前几年,我才打听到高长清的消息，他在那个农场干了几年，后来，两手空空地回到村里。村里给他安排了一间小房，独自居住，几年后便离开了人世。那年，他73岁。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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