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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气抬头杠 张炳麟 1969年初采伐任务结束，采伐团的大部队陆续撤离，留下部分人员抬木头装火车，往回运木头。我们五十四团留下的有我和吴宝杰、马德年、李智民、姜广林、闫希和、李庆华、王士义、刘凤生、单文光、牛希文、张学让、小田、老何以及老李头、老王头等人。 一天，我们闲着没事，在小白街里遛弯，看见其他团的装车队正在抬木头。他们得知我们也是留下来抬木头的，其中一个人就把肩杠递给我说“来吧，试试”。 抬木头爬跳板装火车，是一项十分繁重又充满危险的重体力劳动。我从来没抬过木头，不懂其中的规矩，接过肩杠就站在头杠的位置上。由于自己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杠上肩、挺起腰以后还没等站稳，就感觉原木忽地向后一悠，又猛地往前一荡，冷不防被晃了个趔趄，肩杠随着滑脱下来，已经抬起的原木扑通一声掉在地上。全杠人被着实闪了一下，接下来他们甩出的话当然不中听了。我恨自己不争气，一屁股坐到旁边的台阶上生闷气。宝杰见状，走过来安慰我，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抬木头。 后来才知道，抬木头有个行规，新来的人只能从四杠老实干起，如果能担得了头杠，就算是“大蘑菇头”了，大家都得服你，工钱也可以拿头份。我那天就是因为不知深浅，不识好歹，被人捉弄了一把。 小白装车连组建后，我被编入二排五班。自己从四杠干起，虚心向老职工学习，逐步掌握了抬木头的技术要领，适应了全杠的步伐和节奏，未再出现什么大的差池。每当张全用他浑厚悠扬的嗓音喊出“哈腰挂，挺起腰”的号子时，我们齐声应答着，抬起沉重的原木一步步爬上高高的跳板，一根根装进车厢。据老职工讲，抬木头的号子前有呼后有应，不仅是协调动作，保持步调一致，而且是在重负之下，把压在胸腔的气吐出来，否则会伤了身子。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道理，只是感觉每当喊出号子声，自己心里就舒服一些，压在肩头的原木也好像减轻了不少分量。 虽然自己能顶得上杠了，但还是忘不了那次栽面的遭遇。那个递给我杠子的人挑衅的目光和自己不争气的表现，是我不能蒙受的奇耻大辱。我不仅要顶上杠，而且一定要抬头杠。 当时班里缺抬小肩（左肩）的人。为了能上头杠，我下决心改抬小肩。凭着一股争强好胜的劲头，自己咬紧牙关磨练左肩，终于可以大小肩左右开弓了，并且如愿以偿地站在全杠的最前面，拉起了头杠。当我握着“把门”站在头杠位置的时候，当我引领着全杠跨上高高的跳板的时候，一种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我最终证明了自己，为自己争了口气，挽回了颜面。 抬木头是“苦力”的劳作，过的是“草根”的生活，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消沉和颓唐，而是自寻其乐，苦中作乐，精神文化生活充满了乐趣。张学让和龚永健是我们班的两大“活宝”。记得一次他俩给大家即兴表演活报剧，张学让饰演大老板，拿着根木棒当拐棍儿；龚永健饰演夫人，脖子上围着条毛巾。这二位活灵活现的表演和精彩的对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是那样清晰。前不久，我和龚永健夫人郑莹通话，得知龚永健已经瘫痪多年，卧床不起，一切都需要人照顾，心中不由得一阵阵酸楚。愿老天保佑，让我们的“小三儿”——龚永健好起来吧！ 这期间，我们还奉命参加了圣浪抢险。应当是在1969年夏天，一列满载原木的列车在圣浪车站附近颠覆，导致哈佳铁路全线停车。圣浪是哈佳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从这里到绥化的方向是出山，有一个大下坡，是个事故多发地段。后来查明，列车在事发当时已经开到下坡处，正在刹车减速，由于一节车厢上固定原木的铁索被人拧断，原木松动滑落到两节车厢之间的铁轨上，从而造成24节车厢颠覆。 情况万分火急，有关部门命令沿线各林场组织抢险队伍前去支援。小白装车连作为一支抬木头的专业队伍，接到命令后马上抽调力量前去参加抢险。我们开过简单的誓师会后，立即搭乘运送抢险物资的火车赶赴现场。 当我们走下火车，被事故现场的景象惊呆了。倾覆的车厢七扭八歪地躺在两山之间，散落的原木横七竖八堆积成山，足有四、五层楼高，最上面还横卧着一节车厢。在一条临时铺设的铁轨上，铁路方面的专用吊车正在向铁道两侧吊放清理出的原木，一点点向前推移，进度十分缓慢。已经有几支附近林场抬木头的队伍开始加入清整工作了，我们领受任务后立即到达指定位置投入战斗。 大家顾不得脚下没有路，地面坑洼不平，蹚着雨后的积水，把一根根沉重的原木从木堆里翻滚下来，然后抬到临时楞场。各路人马奋力拼搏，高亢的抬木头号子声此起彼伏，在小兴安岭的山谷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通车。我们个个奋勇当先，决不能落在人后。我们顾不得身上的劳累，争着上杠，抢着换肩，饿了吃一口干粮，渴了喝一口路边的溪水。那场面，让我们不禁想起战争年代炮火纷飞的战场，想起支前大军运送物资的浩荡队伍，真的是人心振奋，群情激昂。 经过各路人马的紧张努力，终于把散落的原木清理干净了，路基恢复了原有的模样。当吊车从路基下吊出最后一组车厢轮子的时候，在场的人们禁不住欢呼起来。 我们撤回小白不久，哈佳铁路就全线通车了。看着一列列隆隆前行的列车从眼前驶过，自己感到分外亲切和自豪。如今圣浪抢险已经过去了40多年了，每当想起那激动人心的情景，仍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心中涌动。 应当说的是，抬木头装火车的危险性很高，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挺住，腿不能软，腰不能弯，（抠“小辫”的）手不能松，杠不能溜。要对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负责。 小白装车连的人员以20岁左右的下乡知青为主。大家刚刚走出校门，就从事如此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竟然没有出现严重事故，圆满完成了任务，应当说非常难得。 在早年间的东北林区，抬木头是那些闯关东讨生计的人们不得已选择的“苦力”行当。在这个行当中，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欺小凌弱、争强斗狠的事情并不鲜见。即便是在解放以后的国营林场，这种情况也或明或暗地依然存在。 而我们这些抬“蘑菇头”的则不同。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家作为被命运所裹挟的下乡知青，本是同根生，自然是惺惺相惜、休戚与共，彼此之间团结友爱，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即便是离别了几十年以后，大家天各一方，一当见面或者通电话，总有说不完话，亲热的不得了。我想，这种在同甘苦、共患难中结成的兄弟情谊，是我们在一年多的高危劳作中没有出现大的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 当年在五班，我抬头杠的对肩是王士义。他是鹤岗知青，身强力壮，膀大腰圆，大家都叫他“大块儿”。我的身体条件和抬杠技能都不如王士义，但他从未因此小看我为难我，而是处处帮助我照顾我。比如，装车平口后，再向上抬原木常常需要登高。大家都知道，两个人抬东西先起身的要比后起身的省力，因此几乎每次爬跳登高时，王世义都是让我先上。并且，他使劲下压自己肩杠的“小辫”，同时尽力抬高手握的“把门”，以减轻我肩头的分量，让我能够顺利登上去，而他肩上的分量要增加很多。当然，我上去之后也会采取同样的动作帮助他登上来。 现在，我们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每每想到这些事，自己总是热泪盈眶。我还曾给爱人和女儿讲述这些经历，她们也很感动。我女儿听后对我说：“这些叔叔、大爷们太仗义了”。这些年，我曾多次打听王士义的下落，几经周折得知他最后落脚在哈尔滨，但一直也没有联系到他。最近，我和闫希和联系上了，一番叙旧之后，我问他王世义的情况和电话。过了一会儿，手机的铃声响了，接通之后传来的是一个东北人口音。 “炳麟，我是士义呀，大块儿！” “士义，我想你呀，到处打听你。” “我也想你啊！炳麟，咱们是一付肩，一起抬头杠。” “士义我谢谢你啊，那时多亏你处处照顾我，不然我哪里抬得了头杠。我不能忘了你啊，士义！” “炳麟，别说谁照顾谁，咱们是一付杠的兄弟，生死与共啊！……” 是啊，我们是兄弟，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与王士义通话后，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写了几句诗略表自己的情怀：与君分别四十秋，遥想当年岁月稠。何日痛饮重逢酒，共叙同感别离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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