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粗談中國知識份子五病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４４７集）名流很少是好人



英国的一个哲学家罗素这个哲学家很奇怪，活了九十八岁，一辈子还坐过两次牢，他常常做一些奇怪的结论。有一篇文章中，他讲到“坏人为何得志”他的意思是说，很多事情好人不能成功，坏人反倒会成功，坏人有很多条件是好人所没有的，所以坏人为何得志，可以代表人间的一个现象。我们人间很多现象跟所受的教育是不一致的，我们的教育可能是说：“善有善报”，可是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死，好人不享天年，坏人反倒得志，为什么呢？这是人生啊。
同样，根据罗素的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扩充很多来解释。我李敖七十岁了，我对人间的了解比我年轻的时候更成熟。我自己讲了一句话，“名流很少是好人”，我不是说有名的人，有名的人范围太宽了，名流是一种好像有一点点清望的人、有一点点类似好人而有名的人，这种人很少是好人。为什么我李敖这样说，因为纯粹的好人很难爬起来，很难出人头地，他太单纯。名流，有好人的这个面貌，可是，他有很多的手段、很多的运气、很多的机会和很多的做了坏事，而被他遮盖住了。这种人常常会爬起来。当然不是说每个名流都这样，就有一个百分比是这样的，名流在社会里面，以德高望重的姿态出现，他一个特色是不得罪人，有话好说，有求必应，至少形式上是如此，我李敖可以说这种名流在我李敖眼里看起来是一种伪君子，基本上他的结构是伪君子。当然也不是全部，伪君子居多。

台湾当年闹过一个笑话，台湾的《新生报》读者服务部出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做《世界永久为战争》，作者是爱得乐佛，谁也不晓得他是谁。可是这本书很有趣，他的书名页，长篇间谍爱情、紧张曲折反共抗俄、文艺小说，世界永久没战争，爱得乐佛著。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台湾新闻界炒作。为什么炒作呢？有很多名流题字来推荐这本书，推荐的文章里面是说“《世界永久没战争》是以间谍小说的形式，有以我民族精神之发扬，并特通过一个极曲折、极有趣味的故事而献给读者的。这个著作，结构其美、文笔流畅、情节动人、争议参天，因此小说不仅为一部极有价值的文艺作品。与我反攻大陆含有积极性的促进功能，对于我们四亿六千万苦难大陆同胞所受的残酷浩劫而向世界做以集中式的、及悲壮的报道。然后，并对于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也可以权作一部分有力的反共资料的参考，甚至并？提供警觉，与自由世界的团结问题，共赴此一危害人类的空前灾难”。这个文字写得不太通，别别扭扭。什么人推荐的呢？这可不得了了。大家后面看这个签名，于右任，当时的所谓中华民国的监察院院长；何应钦，蒋介石以外的四星上将；吴铁城，所谓的总统府秘书长；阎锡山，以前的行政院院长；贾景德，考试院院长；周至柔，参谋总长；黄季陆，教育部长；徐付霖，民社党的头子；谢冰莹，女作家；方豪 教授、神父；董作宾，考古家；王云五，做过行政院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梁实秋，名翻译家；罗家伦，五四的健将，后来做了考试院院长；何荣，语言学家……举不胜举。出了纰漏，谁是爱得乐佛，看起来像是洋人写的书，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人，这本书 是个捏造的一本书，里面写得荒腔走板。可是来不及了，这么多的名流签名盖章来推荐。后来被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读者投书，揭发这件事情，说你们这些名流，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你们有没有查查看，这本书值不值得推荐啊，你们怎么就这样子草率的、人云亦云的跟着大家签名盖印。结果，这些书里面的一些名流一个一个声明：“我错了，我把我的推荐撤回”。变成了当年的一个大笑料。这个笑料怎么形成的，就是我李敖刚才所分析的，做了社会名流，做了什么社会贤达，有头有脸的人，他们一些基本的特色其中一个，就是不愿意得罪人，你有求他事情的时候，他就给你敷衍，给你搅和一阵然后帮忙。所以变得就是不负责任，这个不负责任闹成这个结果，变成个笑话。张三推荐，你李四也推荐，就变成一个连锁性的一个反应，就搞了这么一件糟糕的事情。当然，他们搞这个连锁是很有心理上的技巧的。譬如说，第一个于右任签名，大家都跟着进，就不怀疑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伪君子，我李敖会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李敖不会。为什么我李敖不会？就是我不是人云亦云的。虽然我也是有名的人，跟你联名，我不干。所以大家看，台湾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我李敖跟他联名的。只有一件事情，我被别人联名了，我不吭气。台湾的立法委员有个规则，人一死，发出来那个丧帖、讣告，所有的立法委员同仁名字全摆进去了。人家家里死了人，把你李敖的名字挂一下。除了这样子以外，没有人敢用我的名字做任何事情，绝对不可以的，我一定要追究的。



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唱歌的叫做邓丽君，她死了以后，报上登了个消息说李敖第一个纪念，追悼会还没开始呢，清早李敖就来了，在邓丽君的灵堂对着邓丽君打招呼走掉了。大家就奇怪，这李敖跟邓丽君什么关系啊，怎么大清早起就来看邓丽君。我看到这消息以后，我要追究，你怎么可以利用我的名义呢。告诉大家，我不参加婚丧喜庆这四样事情。邓丽君死了属于丧，属于办丧事，我李敖当然不参加。所以我说一定要更正，就追究这个事情。后来追究到台湾有一个叫做慈济的团体，慈济团体里面有一位女士，她也佩服李敖，也佩服邓丽君，邓丽君死了她觉得应该有一个新闻出来，李敖去吊唁邓丽君。所以她就发了这个消息，记者们不追查就公布了。可是，碰到我这个人非追究不可，因为我的名义不可以这样用。并且我私下里告诉你们，我还不喜欢邓丽君，我觉得她脸太圆了。所以我跟大家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不会签名。我比这些所谓的名流、所谓的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认真、严格。



所以，我跟大家说李敖做的事情，别人很多不了解，可是在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我严格的不得了。并不是说我不通人情，可是人情不能够这样子滥用。我在上一次节目里面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前清的进士张元济的一个对联，叫做“言或自生天趣，事当曲尽人情”。什么叫做曲尽人情呢？就是很细腻的、很婉转的、很用心的把人情的事故做到最好的状态。那个不应该是敷衍，而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有这种境界来做到这种很准确的一个状态。这件事如果是该做，我会做，如果不该做，我也会曲尽人情，想我到他的地位会不会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这本书叫做《百喻经》，用一百个比喻做出来的一本佛经。这个佛经里面最大特色是金陵刻经处，是鲁迅花钱捐出来经刻印的。鲁迅花了六十元的大洋来印佛经。请问今天我们赞美鲁迅的人有没有想到，鲁迅的钱好像不该这样花，这个钱怎么不捐给穷人，为什么用来印什么佛经呢？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鲁迅还没有到北京大学，鲁迅还不是一个今天所赞美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头脑相当的旧式并且相当迷信的，认为印佛经来赎罪或者替别人做些什么事情的，这样一个心态来印的这个佛经。今天大家要不要承认头脑那么好的人、思想那么新的人在一九一四年用很多钱干过这种事情啊。我告诉大家，如果我是鲁迅，如果我生在那个时候，我不会印这本书。我会用这个钱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个不是鲁迅该做的事情，可是鲁迅做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跟别人不同，就是说如果我设身处地跟他情况一样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不会做。



这就是我李敖所口口声声的所赞美的曲尽人情。我不唱高调，当我跟你一样有头有脸的时候，当了所谓名流的时候，我可以做可以不做，我不做，这才是我负责任的部分，这才是我所要赞美的。不在那个处境，唱高调骂，那是不厚道的。今天如果有人批评我李敖，我必须说你有没有站在我的处境来想这个问题，如果你站在我的处境，做的跟我样好或者比我做的更好，我觉得这是好的，这是曲尽人情。如果你站在我的处境，你不会比我做的更多或者不会做的更好，而你现在讲风凉话，你这个人不通人情。



所以我再说一遍，如果我站在当年的这个位置上面，我不会在这个书上签名；如果我有六十银洋，我不会在一九一四年捐出来做一件迷信的事情。这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曲尽人情，这就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述道。我希望大家用这个条件来看我，如同我来看这些名流和鲁迅先生。

《李敖有话说》谁的骨头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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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李敖会是留名史册的一位哈尔滨人。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士

正文 第425章 真正的伟大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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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425章 真正的伟大的知识分子  

   这一场讲完以后我这个道袍就不再穿了，又恢复到我做李敖有话说那个戏服，那件桔色的小褂。为什么要告一段落，因为大家已经有一个感觉，我已经区隔开了我去大陆演讲以前和我从大陆回来。为什么要做这个区隔？就是告诉大家，英国牛津运动的时候，纽曼主教讲了一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如今我回来了，你们看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次的北京归来、上海归来、香港归来有很多更明显的意见、更明显的立场、更明显的对立出来了，使我们有一个好机会能够用这一次的大陆之行把它曝光出来，而加以机会教育。我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我的制作人游本嘉先生他轻描淡写地暗示我，要把李敖有话说的主题尽量恢复到原来的形态的时候，我还刹不住车，我还要多谈谈我这一次从大陆回来的感想。为什么呢？因为太相关了，相关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我本来是有全套计划的这一次在大陆的活动去看年轻人，也去看老人，青年人十五岁，老的人一百零三岁；我要看死人，也要看活人；要看外国死人，也要看中国的死人。外国的死人，我在北京看了利马窦的碑。在香港，我点名要看蔡元培先生的坟。我这个要求凤凰电视的刘长乐总裁很奇怪，并且他都事先亲自去看一遍。觉得有这种有趣的地方，有这么值得纪念的地点，原来在香港。

    由于我这次去大家才注意到，原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那个真正的保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坟是在香港。请注意这个碑，上面写的蔡孑民先生之墓，当时我再讲这个字写错了，就这个“蔡”字。大家注意这个字，上边是个草字头，下面是个祭祀的祭字，这个地方不是一点应该是两点。“你李敖真刁，刁到挑骨头”，这个字谁写的呢？并没有注明。可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有名的人写的，他的名字叫作叶遐庵。他是当年大名鼎鼎的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书法家、艺术鉴定者。他有一个有名的侄子，就是在台湾做过“外交部长”，做过“驻美国大使”的叫做叶公超。这个字是叶遐庵写的，以他的文化水平不应该把蔡元培这个蔡字写错，可是很不幸写错了。为什么错了，我中学时候有一个老师，叫做杨锦铨，我的国文老师，他送我一部书，《说文意象字重建》。这么厚的五本，杨老师学问很好，我的国文老师能够用他一生的时间写这么了不起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一段就谈到这个“祭”字，这边是两点。为什么两点呢？因为这是用手拿着肉，肉上面还滴着血，这两点代表了血。杨锦铨老师这个说明，说得很仔细，我这里不多说。因为祭祀的时候要血食。

    有人说，我的这个未来断掉了没人祭祀我了，我国家亡了没人祭我了，就没有血，不再血食，我绝后了，这一支不再血食，什么原因，死了以后没有人去祭他，没人祭他就没人拿着带血的肉去祭他。带血的肉东西，就是牺牲，就猪杀掉了，要留了血的肉去祭。血食就它代表了有人继续你的使命，继续你的传统，继续你的香火，这样子才是血食，表示你没有绝后，这就是祭。所以，我们说蔡元培坟上面这个蔡字是写错了，因为代表血的这个血点，少了一个点。我在蔡元培先生的坟上面送了花，旁边记者们在照相，我给他们讲了一段故事，就是蔡元培为什么死在香港。因为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国民党政府也请他做监察院的院长。因为蒋介石暗杀了他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他对蒋介石非常不满，所以他没有去重庆，就在日本人打下香港以前，死在香港，就当时他的处境也很为难。当时我在香港这个华人公墓对这些记者们讲了这个故事，刘长乐老板跟我还照了几张照片。我这个西装上衣也是刘老板送的，可见我这个从中国装，西装都是凤凰的。然后，出现了题字。我觉得我这次在祖国的旅行常常接触到的就是题字。每去过一个地方，忽然临走以前宣纸摆好，毛笔、墨汁都在这里给你你题字，我也就是当时题个字就是七十登临，古来稀，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

    我所以讲到这一点，就是告诉大家，我佩服蔡元培先生。所以我李敖到了香港就去了一个几乎是荒坟上面，大家把它忘记了。同样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佩服的另外一个北京大学校长，叫做马寅初。他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很优秀的经济学家。他跟蔡元培都是国民党，他当时批评了蒋介石的经济政策，被蒋介石软禁起来。在四九年以后，他在北京做了北京大学校长，后来就为了人口的原因跟毛泽东搞翻。他说中国的人口要注意，否则不可收拾；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结果毛泽东赢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秘密文件，可以看出当时康生他们所做的秘密的记录，很清楚，说我们大家要有计划的来斗倒马寅初，斗倒他以后再解除他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因为他的意见跟毛主席不合，大家都说他错，用大字报斗他。从北京大学校长室的墙上贴大字报，一路贴到他北京大学的校长宿舍的床头上面。可是马寅初说：“我，孤军奋斗，绝不违反我的学术良知，打到死为止”。结果他没死，活了一百岁。在他九十七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太能够动了，党中央给他平反。党中央正式给他文件，表示说，中国共产党过去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对马寅初的这种人口论的打击、评判、批评是错了。所以，在马寅初九十七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向他道歉，很有度量的向他道歉，认为他是对的，要给他平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第一流的、伟大的知识分子，像蔡元培校长、马寅初校长，他们真的了不起，他们能够站在第一线表达知识分子的风骨，尤其是马寅初。就是“我的智慧、我的学术良知告诉你们，告诉毛主席，不得了啊，中国人口这样下去把我们进步整个吃光啊，你们要注意哦”。毛主席不注意，什么结果呢？中国多出来六亿人口。到今天为止，搞一胎化，只能生一个，虽然控制住了这个局面了，每年不再生下两千万人了，控制到一千万人了。可是又有问题出现了，中国人老毛病出来了，重男轻女，我们不要女孩子，要生男生啊。结果，今天女孩子跟男孩子比例是一百比一百一十九。换句话说，女生有一百个人的时候，男生有一百一十九个人；换句话说，几乎是一百比二十；换句话说，男生比女生多了百分之二十；再换句话说，六分之一的男人找不到老婆。今天就开始有这个现象出现了，所以问题严重的不得了。毛病出在哪里？毛病出在当时执政的人物。毛主席，打天下，第一流的高手，可是治天下，他不是专家。他自己也承认，他跟埃德加.斯诺说，我搞革命第一流的，可是搞经济、搞生产力我不懂。他不懂还不严重，别人懂的时候，像马寅初校长提醒他，我们的人口政策恐怖的不得了，要控制的时候，他说人多好办事，举国都说马寅初错了。可是在马寅初九十七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给他平反，说他对了。来不及了。

    六亿人口会造出来多少问题啊，我刚才讲过了。即使你拼命的控制，可是那个后遗症会出现。你控制的结果有的人说我要生男生，不要生女孩子，变成男比女多，一百一十九比一百。我讲这个例子告诉大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那种倒向政权的台湾这些知识分子，不是这种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跟他们第一流的头脑、第一流的眼光是多么重要。你不尊重他的那种先知的见解，用人多好办事来打击他，下场是什么？下场是今天中国遭遇的问题，被人口压得喘不过气来。有句话，政治人物都不敢说的，我李敖敢说。我告诉大家什么，中国的人口至少多出来六亿人，怎么多出来的。十三亿人口里面，农民人口是八亿，这里面真正给我们制造的粮食今天已经不够我们吃了，而再努力也没用。可是今天制造出来的粮食的这农业人口有六亿人是多出来的。换句话说，不需要这六亿人来，没有这六亿人，我们可以生产的粮食还是这么多。这六亿人变成什么，这句话别人说不出口，让我李敖说好了，是多出来的，没有竞争力的六亿人。他们是农民，他们有的是文盲，他们没有技巧，他们用原始方法做耕种。在现代的工业社会里面、现代的商业社会里面、现代的世界，这种企业与企业的竞争里面，他们是没有竞争能力的一批人，他们是包袱。他们有权利要活，我们是中国人是中国同胞，可是在十三亿人口里面这六亿人好像是多余的，他没有竞争力，他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如此而已。严重不严重啊，当然严重。

    所以今天我们谈世界问题，讲这个讲那个，碰到中国和印度，我们需要谈两个问题，这人口怎么办，这两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遭遇到的问题。今天就这个问题说不出口，“你们六亿人该死”，能这样讲话吗？当然不能这样讲话，可是这六亿人的确是好沉、好重的包袱，还在不断的在升。所以当时毛泽东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抹杀了中国一位伟大的先知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校长的一个先知性的言论，搞成这个结果。这今天我也所说的一个真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是多么的重要，他的眼光、他的勇气、他的先知性的言论、他的敏锐多么多么的重要，这是我们的国宝。可是有的人还七嘴八舌，或者跟着政治走说他错，或者讲一些三七四六，说他错。我认为大家应该整体上反省，我们中国海峡两岸太缺少了这种真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

    我们看到过去像蔡元培、马寅初，他们真的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我们觉得真了不起。人家说，你李敖在说你什么？我告诉你，我就这种知识分子。可是我的形象跟他们不一样，我等于某种程度把我自己给消灭掉了。因为已经不是当年尊敬知识分子那个时代了，当年一个知识分子多么被人家重视。不管蔡元培、马寅初，中国那个时代里面还重视知识分子，尊敬知识分子，今天知识分子什么？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没有人看得起知识分子。为什么？你们这批人不成材，没有出息，没有骨气，还酸气。酸秀才，毛泽东骂秀才就这种人。我李敖当然不是这种人，可是不要忘记，我是被这种人包围的。所以你就看到我讲演出来以后那么多人拥护我，可有那么多人在讲在媒体上面讲酸话、没有出息的话。我告诉大家，我李敖今天所能做到的真正示范给大家看，什么是富贵不能淫；什么是贫贱不能移；什么事威武不能屈；什么是时髦不能动。当整个的时髦说中国人口不多，人多好办事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这是时髦言论，我不接受，这个人就是马寅初。所以今天，我特别举出来蔡元培先生、马寅初校长的两个故事给大家看，告诉大家，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只是今天的中国的确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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