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

                                                    转    折

                                           ——下乡散记之九
                                                                                    张冠立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感受。
       一九七〇年，对我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因为我的生活那一年有了转折。那年，文革仍在继续，上演着一个又一个“节目”。年初结束的一出剧是“敦内人党”。您那时身在内蒙，对内人党一案应该知之备细。内蒙的这一特色文革，真也搞得颇有特色。原本没人知道的组织忽然遍地开花。呼和有，海拉尔有，扎旗也照样有，甚至我们下乡的前后屯也在深挖这个组织的成员。
       那年一月份，春节回家过年，到了家才知道我爸爸也被圈了起来。妈妈说，“你爸被整去十来天了，现在也不知咋样。”听了这话，我心中升起一股怒火。心想爸爸一辈子是个老黄牛，为党工作任劳任怨，年年当劳模。因为这样的表现才在行将退休的年龄上被吸收加入了共产党，没两年，怎么竟变成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吃过晚饭，我带着气去商业局院里去找我爸被圈的地方。到那里时，他们正在局里的小礼堂接受训导。闹闹哄哄的一屋子人。我碰到了食品厂的熟人，求他转告我爸，我回来了，要见见他。挺好，信儿转到了，我爸爸被批准从人群里离开，在会场的后面和我见面。但是他身边跟了一个人，是看他的。这人叫耿道品，是酱菜车间的工人。平常见面，我们叫他耿叔。看来他是拿广锹挖内人党的革命派了。看了这场景，我心中更加来气。要是局外人不知情，可以理解，你耿道品还不知道我爸吗？他能是反革命吗？干嘛真事似的，像条狗一样地跟在后面。爸爸看我一脸怒气，眼中冒着凶光，怕我整出事来，连忙劝我说，“没什么事，过两天就回去了，不用惦记我。在家帮你妈收拾准备一下，就要过年了。”说完就示意我抓紧离开。我看到他那焦灼的神情，知道他的脾气，违背他的意愿会让他更难受。我只得不情愿地离开。
      那个冬天，“革命”的火烧得很旺。一中逼死了人。过完年回到生产队里，听说后山大队那个屯子，沟里克一河的知青没回家，留在队里参加挖内人党。夜间，把一个社员，人们叫他老姜头，弄到外面去打立正。三九天的半夜，嘎嘎冷。最后，把老头的手指和脚趾都给冻掉了。社员说，“还是咱们队的知青好，不胡闹。你看他们作虎得和尚不得睡，姑子不得安。”后来，内蒙发了三一八文件，制止了挖肃的扩大化，更大的灾难才得以避免。可是，已经死的，已经伤的，就只能永远留作伤痛。
      那年的初冬，又一个节目即将上演。大队来了个通知，告诉我被抽调到公社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到供销社报到。社员们都说这肯定是张冠立干活好，上面看到了。我按时报到了，在那里了解了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运动。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简称“一打三反”，由党的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展开。供销社的这个工作组由信用社的于主任任组长，一名插队干部任副组长，成员有从主要几个大队抽来的知青，都是我熟悉的同学，张景生、陈友成、安ⅹⅹ…… 我们知青成员的任务是在供销社里顶替一个岗位，白天上班，晚上开会，参加运动。我被分配到针织布匹组，其他人有的跑采购，有的当保管。原来的采购员和保管员都被停止了工作，怀疑他们有贪污行为。
      一种新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我每天站在柜台里答对顾客，开票、付货，由此学会了打算盘、扯布等基本功。供销社是围子（公社所在地，人们都这样叫，实际它叫新发屯）里唯一一处商业区，整天人来人往，一旦来点什么缺货，更是顾客盈门。我是一个不好热闹的人，戳在柜台里像展品，感到很不自在。天天晚上都要开会，因为这是运动的正业。靠边站的采购员和保管员都是人尖子，在单位里响当当的，有地位，全围子的人过去都向他们投注羡慕的眼神。可在运动里，被夺了精气神，被迫天天做交待，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一切都在怀疑中，这是文革的思维模式。
      在晚间的会议上，看到他们的可怜相，我不禁想起了68年冬在生产队里轮流批斗走资派的情形。有一天，公社“群专”的人押着公社里最大的走资派“王、辛、邵”到我们育林四队接受批斗。白天他们要在场院里和社员一起打场，打谷、扬场，什么都干。当年的王书记，腿有点儿毛病，走路一掂一掂的，但干活很挂架，扬锨一甩，谷物在他面前亮出又薄又宽的一个扇面，好似当空舞练。我和社员见了，互递眼色，流露出敬佩。万家明小声跟我说，看来王书记一定是个苦出身。白天干活大家是平等的，晚间批斗会上他们就遭殃了。押解他们的有一个是回乡知青，一中的同学。他把在旗里学到的招法都用到了新“战场”。屯子里的人哪里知道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被整来开会，看看热闹而已。大家批不出名堂，组织者不能让其冷场，只好一遍一遍地搞武斗。他们令 “走资派” “坐飞机”，让他们撅着，两臂平伸，有一个人用手揪着他们的头发使其翘头平视，然后推着他们在人圈里一圈一圈地走。这一招腻了，也怕失掉观众，他们又命令他们打协和嘴巴，据说这是当年小日本收拾中国人的损招。两人一组，对面站着，让甲打乙一个嘴巴，接着乙回手打甲一个嘴巴，如此不停地打下去，如果应付，不使劲，组织的人就会呵斥。这些“走资派”既遭罪又受辱，叫人可怜。我内心里骂那个同学，“你真算可以，这样做能对得起他们的孩子吗？”他们的孩子都是我们一中的同学，一个是我班的体育委员，一个是我们对面教室的一个女生，另一个是比我们低一届老初二的。
      想到这里，我对在供销社的“一打三反”失掉了兴趣，我担心发展下去把我变成那个组织游斗的同学一样的角色。我去见工作队的组长，说我想回生产队。老于听了很诧异，说“你们的抽调是组织上对你们优秀知青的重视，公社已经决定运动之后把你们安排在供销系统工作。你要服从组织分配，也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用长者的口吻说这话，语重心长，叫你不忍心让他失望。我答应再考虑考虑，退了出来。好在两个组长，尤其那个插队干部有水平（他行政级别十二级），他们控制着供销社的运动形势，避免了激烈的“革命行动”。插队干部来自哈尔滨，是省直属机关的干部。后来知道那批插队干部很多人是“炮轰派”，文革中被派系斗争排挤下来锻炼的。他们的修养和处境决定了他们的处事态度。他们在当时当地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地人戏称推动新林发展的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知识青年，一股是知识老年（即插队干部）。
      就在我迟迟疑疑，无心“革命”的当口，公社中学开学了。学校的负责人在柜台边和我有一次谈话。他说，“听说你俄语学得很好。学校里想开外语，不知你是否能去教书。我们知道，大家都羡慕供销社的工作。”这次谈话之后，我离开了“一打三反”工作队，没有回生产队，而去学校当了老师。这是我知青生活转折之后的又转折。
      许多年之后，我知道当年我参加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北京可不像在新发屯，我们的围子里那样平静。它以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式，对相当多的人判刑，甚至处以极刑。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死刑的有一个叫遇罗克。他写过《出身论》，宣称“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刻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15日将其逮捕，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27岁，其角膜在死后被移植给一名劳动模范。其实，他的整个眼睛以及大脑都应当移植，因为它们能在政治迷雾重重的时候就能看穿想透事物，寻求思想解放，更多的人需要它。
      在复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刘抒真回忆说，班级里的一个“革命派”忽然站起来声明，“我们不能和‘黑五类’的崽子们坐在一个教室里”，听到这话，血当时涌到了她头顶。她毫不迟疑地站起来，拾起桌上的东西，卷起椅子上的小褥垫儿，顺着两排课桌间的过道，在许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向门口走去，带着屈辱跨出了教室。不久，她报名参加了首批下乡的队伍。临行前，她站在自家的炕上，又一次看到一中大门、院墙，以及露出墙外的教室的后背，心中涌现一种往常从未有过的感觉，一丝怨恨，无限留恋。

那是个不堪回首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