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看《生活报》,发现我的校友,也是知青联谊会第三组的战友赵代丽写的文章:《哈尔滨老站前的筒子楼》,被刊登在上面。很早以前,赵代丽就在我们“随笔漫谈”专栏发过“筒子楼”方面的文章,并引起网友们的热捧。这篇文章可谓是“筒子楼”的精华版。赵代丽的网名叫“知青画笔”,多才多艺,也是我们知青联谊会的“才女”之一,我下载了这篇文章,并向网友们推荐。同时,期望有更多的网友向《生活报》投稿。
编辑“写在前面”一段话:
每日行走于这座城市的街头,眼见周围的陌生人行色匆匆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总有一种想要探寻他们过往的冲动。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乃至他们的父辈、祖辈与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于是,讲述就这样徐徐展开——投稿邮箱:shbcity@sina.cn. 哈尔滨老站前的筒子楼 □赵代丽 如今,哈站前松花江街35号的筒子楼已被摩天大厦取而代之,但取代不了的是曾经在筒子楼生活过人们对往事的深深记忆、欢笑与眼泪。 我小的时候,全家住在哈尔滨火车站旁边的筒子楼里。这是一幢二层的职工家属楼,由省财政厅、省文化局和省电影机三家职工家属居住。这座筒子楼汇集了我无数美好的回忆,可以说是我对于这座城市最深的依恋和记忆。 筒子楼的地下室是俱乐部、每天吃过晚饭,妈妈总会牵着我的小手,到地下室的俱乐部里去看文化系统的叔叔阿姨们表演。妈妈爱听二人转、京韵大鼓,我呢,就在旁边看大人们打“克郎球”。那时的克郎球就是现在的台球,桌面是用玻璃砖做的。 筒子楼的举架特别高,周末的时候,电影机的叔叔们常在走廊尽头挂上银幕放电影。孩子们则神气地把着大门,不让外院和外楼的人进。有的外院孩子想进来看电影,常常悄悄地塞给我们一只橘子、几颗花生或是糖果,就算是“门票”了。六十年代,水果花生要凭证供应,所以,这也是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的“筒子楼”曾经上演着许多喜怒哀乐。 一天,楼里的空气紧张了起来。听大人们说,因为吃没发泡好的臭米面,财政厅职工食堂发生了中毒事件。楼上的赵叔是厅长,出差回来没赶上吃,食堂的大师傅用剩下的汤给他下了碗面条,也中毒了,在医院抢救。筒子楼霎时间笼罩着一片悲哀。最惨的是楼下的几户,全家罹难。二十八岁的王叔第一个被毒倒,在医院抢救了几天,也没能活过来,成为当时单位第37个去世的中毒者。因为胆小,王姨不敢独住,我便住进她家,每天和她做伴,帮着看两个幼小的孩子。事情平息后,每年的清明节,财政厅的大客车都会准时停到楼前,接筒子楼的遗属们前去祭扫。 除了伤心事,筒子楼里还是欢乐多,到处都是温情。大家伙相互看望、相互抚慰。 早晨,门一锁,孩子和钥匙往邻家大妈手里一放,就走人。晚上回来,饭菜都给你摆到桌上,谁家的面发好来不及蒸,你吱一声,就有人给你代劳。李奶奶家对着楼梯口,一进门,墙上钉着一个长条木板,上面有一排钉,挂着各家的钥匙,随时备着各家各户出门时候照看用。孩子们心也齐,特抱团儿。买粮、买秋菜,起早到菜站去排队划号,然后用小车分别帮各家拉回来。 我们这座筒子楼建在解放初期,因为年久失修,每到冬季封窗封门,补镶破碎玻璃都是郭爷爷的事儿。由于举架高,老人总是登高爬梯的。下水堵了,也是他带头掏。在老人的带动下,公共厨房、公共厕所、公共走廊总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筒子楼里的人们没人组织,没人敦促,长久以来,自觉维护爱惜自己的居住环境,已形成一种习惯。 一年夏季,单位组织野游,为救不会水的同事,郭爷爷掉进了松花江里。为了打捞这位好人,郭爷的单位省歌舞团,他两个儿子的单位空调机、电影机等三家单位,在松花江畔掌灯大战了三天三夜。很多筒子楼的老邻居也都日夜守在松花江边,去送这位筒子楼的好管家——那情景和场面特别的感人,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筒子楼装满我童年美好的记忆,筒子楼纯真质朴的邻里亲情,更是令人难以忘记。 如今,长辈们健在的都已步入耄耋,我们这些儿时的玩伴,也都已步入老年。时不常,大家会在一起聚一聚,见面时,最多的话题,仍是筒子楼的往昔变化和那些当年的趣事。 如今,哈站前松花江街35号的筒子楼已被摩天大厦取而代之,但取代不了的是曾经在筒子楼生活过人们对往事的深深记忆、欢笑与眼泪。仿佛就是一转身,那些时光根本没走远,它们变得平静而温暖,被我们珍贵地收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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