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知青情结 于 2014-7-25 12:21 编辑
我终身难忘的那段日子 五常双桥北土插队知青刘奕英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一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和赵战利、毕丽霞、杜宇光、徐克、向忠万五位同学在全校师生敲锣打鼓的欢送下，打着旗帜登上火车，到当时的五常县双桥子公社北土大队第五小队插队落户。北土大队是个大屯子，叫北土城子，据说是金兀术养马的地方。四四方方的一座城，城墙虽已不在，但那高高的土包还能显示出昔日的场景。我们青年点就设在城南的队部里。 我们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刚下乡时啥都感觉新鲜，因为没干过农活，闹出过好多笑话。如徐克套牛车时用套马的夹板，他想让牛站住，却喊：你停下。老乡们在笑过之后耐心地教，怎样套马和牛，怎样让牛马停下。冬日我们捡粪、修水利。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我们女生干的第一件农活是踩格子，穿着棉胶鞋，拄着个棍，三人一组跟在马犁杖后面，点种的人跟在我们后面往我们踩出的沟里点种。第一次干活的那天，天是蓝蓝的，太阳暖暖地照着，不知名的鸟在细声细气地唱着婉转的歌，点种的人敲着点种葫芦，发出清脆的有节奏的梆梆声，梆声、鸟声和赶马人的幺唤声交织出一曲春播交响曲。我当时的感觉不是干活而是在听音乐会。 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很单调，我们把全大队爱好文艺的青年召集起来，利用我们的文艺特长组织排练文艺节目，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徐克的京胡拉得好，杜宇光的二胡拉得好，向宗万的秦琴弹得好，赵战利的扬琴打得好，杜宇光的二胡和笛子已有专业水平，他吹的《百鸟朝凤》和拉的《万马奔腾》让你百听不厌。 我们虽有满腔热情，但下乡初期还是办了许多可笑的事。那时的我们幼稚而单纯，一心想用我们的能力去改变当时还很落后的农村，却把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当四旧来破。记得一九六六年端午节的头一天晚上，我们把准备多时的节目拿出来演出，目的是不让人们第二天踏青。节目演到半夜，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赵战利为毛主席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歌曲配舞，最后的造型是赵战利的劈叉和我的燕式平衡，社员们观看的十分投入，第二天真的没有几个人起来踏青，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 我们最成功的节目是排演全场京剧《红灯记》，那时京剧《红灯记》是样板戏，刚刚在全国上演。徐克既是演员（李玉和）又是教员（教当地青年），还是导演兼演奏。为了演好《红灯记》，徐克、赵战利、向宗万、杜宇光领着演李铁梅的演员回哈，看省京剧团演的《红灯记》，边看边学。赵战利演李奶奶，演铁梅的是当地青年梁玉敏，她就在赵战利家住。演鸠山的是穆文生，总之当时全大队社员，能演的、能拉的、年青的、年壮的、年老的都参加了进来。记得首场演出是在公社大礼堂，礼堂里满满的人，演出时只听锣鼓二胡的响和演员的唱，人们静静地看，唱到激动时掌声阵阵。连演十几场，场场爆满。接着我们又到附近各个大队演出，给我印像最深的一次是去大沟屯演出，因为我是管杂物的，我可以有时间看观众们的表情，当演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时，观众席里有几位妇女不停地抹着泪水。现在回想起当年那热烈场景，回想有如专业剧团般地演出，真是感慨良多，唯一的遗憾是当时没有拍几张剧照留念。 一九六六年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队里那些平时不爱干活的人站了出来，借故批斗管过他们的干部们。我们点六个人一致认为：当时的干部们大多数是好的，所以我们站在“保皇派”一边，尽量保护他们。我们队有个公认的坏蛋叫那景年的，他平时好吃懒做，干部经常批评他，他看我们保护干部，无法撒气，就把我们养的鸡抓起来墩，更可气的是有一天夜里他还把我们院子里放的铁炉子偷走了。 回想起下乡锻炼的五年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农闲时回到哈市家中，妈妈给炒的放了好多肉的菜，吃起来也不香，一回到青年点，吃着自己捞的小米饭和自己炒的没有肉的菜，是那样的香；还时不时有老乡送的大酱和咸菜及各种沾酱吃的小菜，真的是美味佳肴。特别是每年春节前杀年猪，每家杀年猪都把我们叫去，不去不行。春节后到十五前回到屯子不许在青年点吃饭，轮流到各家去吃。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孩子、兄弟姐妹和偶像。 向宗万和当地青年结婚了，他把他的一生真正献给了农村。我们虽然陆续离开了那里，可我们从没忘记那留有我们青春印记的北土大队，每年或隔一段时间都会回去看看。那里有我的好友梁玉敏和同学向宗万，而向宗万的妻子就是梁玉敏的妹妹。梁家虽有六个女儿还把我当成他们的女儿。让我最感动的一次是我有两年没回去了，那年我春节前要去看他们，梁大叔特意买了一头猪杀了等我去。 记得刘荣泰是北土有名的大孝子，因为与我同姓，认作家里，我有个叔叔比他大俩岁，我叫他老叔。老叔对我比亲叔对我还好。亲叔工作忙没去过我家。可老叔在我成家后盖房时缺玻璃给我送玻璃，我生大女儿时给我送一大袋小米和一大瓶豆油。我工作调到七台河，回来次数少了，就只好电话联系了。 二〇〇〇年他有病了，知道自己不久人世，打电话给我说想我，我接电话后立马赶回北土，在他床前尽了两天孝。他当时的状态很好，能吃饭还能唱歌，可我走后的第三天他家人来电话说他走了，走时很安详。 还有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二〇一一年七月我去参加好友雷秀华儿子的婚礼，她的同学曹舒芬看见我说，她一直有个心愿，想请我们六个人吃一顿饭，这想法是她十岁时就有的。那时她看到我们有知识，说话办事都和当地没多少文化的青年不一样。就立志要像我们一样，于是她刻苦学习，考上了理想的学校，有了想要的工作。听了她的话我很感动，我满足了她，但徐克已联系不上，只有我们五个去了，毕丽霞是坐轮椅去的，地点是他家附近的外婆湾饭店。 人生的五十年转瞬即过，回忆往事常常令我们彻夜难眠，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到农村去，不单改变了我们，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那里的农民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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