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1964——从“社长”到“粪官”巴彦平泉大队知青亓耘田

                               从“社长”到“粪官”

                                                    巴彦平泉大队知青亓耘田

      1964年9月10日我们哈尔滨市道外区来自10所中学的26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和毛主席“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到巴彦县龙泉公社平泉大队集体插队落户。

      1965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就被调到龙泉公社任副社长。由于受我父亲被打成“漏网走资派”的影响，1968年11月6日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浪潮中我又被下放到福乡大队重新当了一名社员。

当时虽然我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失落感。反而觉得这下又有了在农村锻炼的机会。刚到福乡大队正是秋收后打场的时候，队里为了赶在下雪前把粮食全部打完，就组织社员不分白天黑夜的干。轮到后半夜打场的班由于又冷又睏，社员们都不愿意干，我就主动要求顶班。社员们看我不分昼夜地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不怕苦和累，都对我伸出了大拇指。

      第二年春天，我发现这些年上级号召农村建起的保肥厕所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成了摆设；有的已经年久失修破坏的不成样子，厕所顶上的盖都已经漏了天。粪坑里堆满了秫秸杆；由于平时猪拱狗啃，根本就存不住肥。我就向队长提出：重新修复村里和社员各家的厕所，并主动要求成立积肥队，毛遂自荐担任积肥队的队长。由于我的强烈要求和坚持，生产队长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

      队里派了4名老社员和一台老马车，又去供销社买回了掏粪勺子和一副铁桶，积肥队就正式成立了。上工那天我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口罩和一副手套。首先我们把村里以前建起来的两处厕所进行了维修，并督促社员各家把自己家的厕所修好，保证粪便不流失；然后我就挑起了粪桶到社员各家厕所和公用厕所掏粪。积肥队里的老社员看我真的挑起了粪桶掏粪就对我说：“以前咱们队里也成立过积肥队，但是从来也没掏过厕所。”我奇怪地问:“积肥不掏厕所那咋积肥呀？”他们说：“以前都是铲道边壕沟的草皮子拌马粪、牛粪堆在一起发酵，就是压绿肥。”我问：“那各家厕所和村里公用厕所的粪便呢？”他们说：“都让狗和猪吃了。反正它们的粪便同样也可以做肥料吗！”我听了后觉得好可笑，这倒成了他们不愿掏厕所的借口了。

      在没掏厕所之前我虽然设想过许多困难，也做了充分的克服困难的准备，但真正干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开始时社员们看我挑着大粪桶走家串户，出入村里的公用厕所，都投来异样的目光，并在背后指指点点。有人说，当过公社副社长来到农村挑大粪肯定是犯了什么错误来劳动改造的；还有的说挑大粪做做样子，干不了几天就得撂挑子。社员们的议论我还真没怎么当回事，但掏厕所挑大粪的臭味倒真的让我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吃饭时端起饭碗都难以下咽。饭到嘴边就直想呕吐，晚上躺在炕上总是闻着一股臭味。白天干活时穿的衣服都不敢放到屋里。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习惯了。

      我和积肥队的4位老社员每天早晨坚持和其他社员同时出工，晚上等到下地干活的社员们回来后我们才收工。眼看着村头的粪堆越来越大，我们积肥队干活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当年我们积的粪肥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历年。队长在社员大会上多次表扬我们，社员们也彻底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从怀疑到赞叹。社员们说，你看人家真不愧是哈尔滨知识青年，能上能下，有这股劲将来干啥都错不了。

      在我和积肥队的带动下，福乡大队十一个生产队全都组织起了积肥队。从此，既充分积攒和利用了农家肥，提高了地力，改良了土壤，又改变了农村的卫生环境。

                               我盖了新房   
                                           巴彦平泉大队知青亓耘田   
      我1964年9月从哈尔滨下乡到巴彦县龙泉公社平泉大队插队落户，第二年年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被调到龙泉公社任副社长。1968年11月6日由于受家庭影响，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浪潮中我又从龙泉公社副社长的岗位上下放到农村，到福乡大队重新当起了农民。
      我之所以选择到福乡大队去，是因为到那里能给我解决居住的地方。听大队书记说他们大队苗圃有两间草房可以住。我和爱人李义彬是1968年10月3日结婚的，才一个月零三天就被下放了。刚刚组成的新家庭，解决住房就成了下放后的首要困难。福乡大队能够为我们提供暂时居住的地方，我们就毅然选择了到福乡大队去。记得下放那天公社召开了下放干部欢送大会，我代表全公社的下放干部发言。在我发言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听会场外有人喊：“送亓社长的马车来了！”我立刻结束了发言，与李义彬一起坐上马车，冒着小雪到了福乡大队。
      福乡大队有11个生产队、一千多户人家，是巴彦县城北最大的村屯。距村东8里地的骆驼砬子山是当年抗日联军赵尚志的队伍经常活动的地方，山上有一座小庙遗址就是抗日联军的联络点。福乡屯就坐落在发源于骆驼砬子山的一条小溪两旁，屯东西两头是高坡，中间是一条小溪，大队苗圃的两间草房就坐落在小溪东侧。春天育苗的时候，苗圃的几个老头中午在草房里休息，冬天房子就空闲起来了。
      我们住进去以后才发现，房子盖得非常简陋。房顶是用谷草披了薄薄的一层；墙是用土坯垒起来的，也很薄，根本就不能越冬。晚上躺在炕上就感觉四处透风，睡觉都要戴上棉帽子。早晨洗脸盆里的水都冻成了冰块。无奈之下我向公社龙泉中学校长求助，在学校借了几节炉筒子和一个铁炉子，又在村外谷地里捡了一些谷揸，这才勉强度过了寒冬。
      第二年开春，大队苗圃要开工了。大队书记跟我说：“你看苗圃开工干活了，你们再在这里住下去都不方便。我看你盖上两间草房吧”。我一听就急了眼，对书记说：“盖房子能那么容易吗？我是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一没钱二没人。农村盖房子都是讲邻里亲戚帮工，我找谁呀！”书记说：“那倒好办。最近县里下了文件，要求各地要扶持下放干部，安排好生活，其中包括帮助解决好住房，还特地下拨了一批盖房子的木材。让生产队帮一把，队里派工给你干活你承担工分不就行了”。
      没有别的办法，也就只好这么办了。可是在哪里盖呢？书记说：“你随我来，”说着他拽着我的手到屋外指了一下小溪对面的一片空地说：“你看那是老刘家的园子，由于他家前后园子占地太多，已经超过了他家自留地的面积，大队把超出的部分划出来留作宅基地，这块地足可以盖三间房呢！”我说：“这么宽敞平坦肥沃的宅基地为什么这些年没人盖呢？”书记说：“不瞒你说，这几年有几家想在这儿盖，可是都架不住老刘家那小子骂，所以都不敢去盖。你不一样，你是公社下放干部，他没那个胆子敢出来反对，你就放下心来大胆地盖吧。”我想这不是以势压人么？还是把工作做在前头好。
      于是我吃完晚饭后到老刘家串门，主动把话唠到盖房子上来。我说：“听大队说你家园子划出一块宅基地，我想在这儿盖两间草房，和你家嘎个邻居你看咋样？”老刘家小子看我提起这事，挺不好意思地说：“说实话，以前有几家想在这儿盖，我都没同意。倒不是我对他们有意见，就是总觉着心里憋屈。这块园子我家种了好几十年了，大队硬是给划出去了，还要在这儿盖房子，我就找茬让他们盖不成。今天你既然来到我家说起这事，又心平气和不以势压人，再说你到咱们队来这么长时间，大家对你都一致好评，我能和你这样的人嘎邻居也算有幸了。”没想到工作就这么容易做通了。
      生产队的团支部书记听说我要盖房子，主动地找上门来要求帮我上山打石头，他和几个青年社员用一天时间义务帮我上山打了一车石头;队里又派马车拉回来几车土垫房身，用队里的老牛蹅了几遍。房木是县里专门给下放干部每人批了1.5立方米木材，只有檩子和柱脚，没有櫕子。队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到时候再说。就这样房子就动工了。队里卖给我六千斤谷草用来拧啦赫辫和栅房盖儿，每斤按4分钱算;队里由四个社员组成了泥水班子，工钱140元，没用几天房子就平口了。工头找到我说：“现在该上櫕子了。”我问需要多少根 ，他说四十八根。这下我犯愁了，上哪去弄这48根櫕子？工头说：“你在公社当了好几年社长，林场的领导你不认识吗？”我说：“那咋不认识呢！”他让我去找找林场的领导，求他帮帮忙。
我别无他法只好硬着头皮，拉了一辆手推车去到一里地外的龙泉林场。林场的书记正好在办公室，他见我进屋就立即站起来热情地打招呼。我把来意一说他倒没咋推托，说：“你看看这院子里如果有能用上的你就尽管往车上装”。我听后心里特别激动 ，没想到我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人家还这样热情地对待我。我拉着推车在林场院子走了一圈，却没发现有我能用得上的木头 。无奈只好又回到林场办公室向书记说明情况。书记摊开两手深表遗憾地说：“实在抱歉，这院里真的没有你所需要的木材。我刚才怕说没有你不信，只好让你亲眼看看。”
      我只好又拉着空车回到了房场。社员看我空手回来，知道我是碰了软钉子，急忙安慰我说：“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办法”。这时候有个社员说：“我倒有个办法，就看你敢不敢去！”我问他是什么办法，他说：“东山坡上的杨树有许多被人盗伐了，树干被盗走了剩下许多树头。你拿个斧子把枝丫砍去就能当半截櫕子用”。我说：“那能行吗？虽然不是咱自己砍的树，把树头拉回来那不等于支持盗伐行为吗？”社员们说：“那你还能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吗？”我思来想去还真就没有别的办法，就硬着头皮拉着推车上了东山。
      只见被砍倒的树头横躺竖卧。我没用半个小时功夫就装满了一车。看看周围没有人就匆匆忙忙地下山了。回到家我已经是大汗淋漓，刚放下车把准备坐下来歇歇的时候，只见两个护林员跟着就进了院子。我急忙迎上前去主动承认错误，说：“同志，实在对不起，你看房子盖到平口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想了。我也知道这影响不好，我认罚。”两个护林员笑了，说：“你误会了。刚才我们回林场吃中午饭的时候，书记说你上午去找他了，他让我们帮助你想想办法解决櫕子。我们是来告诉你 需要的櫕子有了”。我这时不知是激动，还是羞愧，实在无脸面对他们。紧紧地握住他们两人的手，连声说谢谢。
      原来村东头有一家也在盖房子，所用的櫕子是上山盗伐的，一色的紫椴木杆。连夜盗伐回来趁天黑就上了房。这事很快就被林场发现了，准备把已经上房的櫕子打下来处理给我。我虽然觉得这样做有点不妥，可是又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也就只好接受了。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两间草房终于盖起来了。我与爱人李义彬在生产队里干了一年，队里扣除谷草、人工、买木料款后，还欠生产队80元。
      我们在这两间草房里一直住到1976年。由于我被调到巴彦县委政研室，爱人也随后调到县文化馆，这两间草房不得不处理了。在处理之前我又花了200元钱买了一车膳房草重新修缮了一遍，最后卖了680元钱。
      盖房子这段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了45年，但回想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晰 ，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

欣赏佳作

如果没有生活经历，许多情节是编不出来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千真万确。不知你是哪年调到县委政策研究室的啊，如果是76年的话，那我当时正跟着刘绍恒处长在巴彦西集公社蹲点啊。哈哈！

    就是i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