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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企业整顿 根据国务院和农牧渔业部农垦局的要求，垦区在1982年开始了企业整顿工作。企业整顿先试点，后全面铺开。友谊农场是部里的试点单位，由农牧渔业部农垦总局、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和红兴隆管理局三级蹲点调查组，农垦局局长赵凡同志亲自带队帮助该场进行全面整顿。1983年垦区开始全面铺开，其中由总局为主派出的“整企”工作组，有七星农场、逊克农场等。其中逊克农场工作组组长由张福如副局长担任，农业处处长王明旭为副组长，成员有信访科科长李某某、劳资处科长王泽富、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沈兴发，还有基建处、纪检委、畜牧处各抽一人（我记不住姓名了），此外北安管理局也派了一位财务干部。我也被抽调到逊克农场“整企”工作组。 逊克农场隶属北安农场管理局，位于逊克县境北部。逊克农场于1960年由黑河专员公署建场，名为“黑河垦区第一农场”，归黑河专署领导；1962年由解放军总后勤部接收，改为逊克马场，由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军马局领导；1976年1月，逊克军马场移交黑龙江省，归北安农场管理局。 我们去农场“整企”时，库尔滨农场（包括原兵团的东山农场）已并入了逊克农场，成为四分场，这样全场有5个分场。农场土地面积很大，270万亩，其中耕地面积50万亩，林地35万亩。农场管理幅度大，大平台分场（五分场）到总场场部北大沟300公里远，要比去哈尔滨花的时间还长。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整企”时一直没有去过大平台分场。 工作组是指导帮助农场“整企”的，“整企”的主体还是农场领导班子。当时党委书记是王金福，场长是王法亮。我们工作组“整企”时间定为一年，中间如果总局要求回去和重大节假日才可以离开农场。 我们经过调研，发现逊克农场资源虽然丰富，但投入严重不足，农田基本建设欠账很大，从军马场转为农场，因此农业生产粗放，经营管理落后，经济效益与耕地面积不相称：1981年粮豆亩产仅110斤、1982年159.6斤；成本利润率1981年-39.5%、1982年-13.8%；资金利润率1981年-25.5%、1982年-8.4%。 通过企业整顿，我们帮助农场健全完善了企业领导制度,实行了党政分工,建立了场长的行政指挥系统,配齐了“三总师”（总农艺师、总农机工程师、总会计师）；调整充实后的基层领导班子，平均年龄有所下降、文化专业水平有所提高；完善和落实经济责任制,推广了联产联利计酬的责任制；通过建章立制，严格了农业生产标准化，如翻地整地质量、收获作业质量、种子管理水平以及粮食出入库管理等，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被总局企业整顿办公室一次验收通过。 这次“整企”对我个人来讲有两个“想不到”： 第一个“想不到”，是与张福如副局长建立了友谊，并且也引起了总局书记赵清景对我的注意。 在逊克农场我和张福如住一个屋，接触自然就多了。每天晚上入睡前，两人都要“砍会儿”，天南海北，没有主题，没有约束，当然也聊了个人经历和家庭。 逊克农场离总局路途遥远，紧挨黑龙江边，从佳木斯（当时总局所在地）去一趟很不方便。到了龙镇站下车，还要坐长途汽车好几个小时。在我们去农场之前，总局领导只有赵清景同志一人在1979年时去过该场。 总局“整企办”召集各工作组回来汇报工作，赵清景书记亲自听汇报。组长张福如和副组长王明旭都没能回来，恰好我回总局，“整企办”负责人周济、刘福明就让我参加汇报。我是替补的与会人员，就在最后发言。我侧重汇报了逊克农场的问题及成因，并对解决的措施提出了建议。可能是大家对逊克农场都不是特别了解，也可能我的汇报又是比较系统和正规，汇报完竟然没人提一些问题。这时，清景同志给我提了好几个问题，比如，投资欠账大的问题、总场场部位置不当有何影响等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看得出清景同志对我的汇报是比较满意的。 第二个“想不到”是，提高了我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兴趣，并初有斩获。 通过逊克农场的“整企”实践，使我离开农场5年后第一次与农场有了“零接触”。如果说，以前我仅是一名在基层的“知青”，对农场的经济运行是不太关注的。这次不同了，一是我的身份已变，是上级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二是有了四年大学经济学的专业培训。因此，我对农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机理就会换一种视角去观察和研究。通过“整企”，由我执笔，与张福如、沈兴发合作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逊克农场近四年经济效益调查》，在红旗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的《经济调查》（第三辑）公开发表了。 为了进一步探讨逊克农场的现象，我自己一个人去了毗邻农场的车陆人民公社搞调查，试图对国有农业企业与集体农业企业在经济效益方面做个比较，并研究会给我们什么启示。那时还没有身份证，我也没带介绍信之类的东西。好在车陆公社的经管站的同志对我的贸然造访给了较好的接待。他们同意把近几年来的财务资料都让我看了，还允许我做了摘抄。那时的车陆乡只有一家小饭铺，就我一人去吃饭。当天晚上，在那十分简陋、空旷的“招待所”里也是住我一个人。当年只身到农村去调研的事情，已经过去了28年，今天仍然历历在目。 不久，根据此次调研，我写作了《国营农场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从两个不同所有制农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比较谈起》一文，在《新疆农垦经济》(1984年第4期)发表，并获佳木斯市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完成“整企”工作任务的同时，我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与探讨中，也收获了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也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做学问”的另一种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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