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原43团战友执着对我的《43年，你怎么能冲淡我们这么深的情谊》的回复，我许久难以平静，加之原忠兰对我这篇稿件的修复，还有署名“过程是美丽的”对原忠兰读后的回复，这些都让我回忆起当年，那个并不算峥嵘的岁月，但却也是无法忘怀的经历。
执着战友，这篇《43年》文章为什么会引起你的共鸣？为什么原忠兰还能保留或者说还能找到3年半以前这篇文章？为什么还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这些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相同的人生经历，大体相同的命运，可以找到共鸣点自然会多。这些事讲给我们的儿女们，他们肯定不屑。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比较特殊。那时，我们只有十七八岁（当然也有大一点的），是那个时代把我们催生成成人的。严格讲，我那时什么都不懂，看看现在的孩子，18岁虽然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了，其实离真正成熟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许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懂，一句话还处于一个浑沌状态。现在想想，许多事情是可笑的，甚至是可怕的。 就拿你和北京知青章二雁喝五星啤酒招惹来的批判来说，副连长极左的思维，决定他把喝啤酒与资产阶级思想联系起来，而你由此愤起反击的作法，其实现在看来至少是年轻气盛，那位副连长也不能算个坏人，如果他是个心地阴险，作事心狠手辣，那你的那一番争辩，会惹来不少麻烦。你和你的副连长都是那么的年轻，不成熟，如果那时遇上一个成熟的对手，你可能就麻烦大了。那是一个不讲道理，更没有真理的年代。 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全国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的思维都不很正常，把小事放大，把好事做成坏事，往死里整人的人，大有人在，我们生活的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例外，只不过程度大小的区别。你的这个事情，让我仔细地回想了我当年的一些事情。我发现，其实我当年的笔误，将“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 ，并没有获罪，并未打入大牢，并不像我《43年》文章里所说，是兵团的政治生态有什么不同，那个认识不准确，而是我碰上了好人，碰上两个都是对阶级斗争学说持不同看法的人，两个正直的人，他们不是整天价有事没事都是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的那种人，所以他俩不会将周围的人视为敌人，更何况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 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同样发生在我身上的另外一件事，足可证明这个观点。在我的笔误之后的第三个年头，即1971年的春节（因集体调动原因，我调入42团汽车连修理排），因春节回哈尔滨探亲超假3天，连队史指导员要求我写检查。我当时也是年少轻狂，跟连指导员史某争辩，质问北京青年白某超假40多天不检查，齐齐哈尔的施某超假30多天不检查，我只超3天，还是因为一个正月十五，家人团聚，人之常情，为什么偏偏让我写检查？我的这个鲁莽，或者说不懂事，代价不小，这就是被作为问题青年，我二次劳改到农业十三连劳动9个月。我同一些历史上有过所谓“劣迹”的老同志，一起被下放到农业连队，我到了十三连（农业九队），与43团（兴凱湖农场）紧挨着，在那里我被再次“劳改”，吃尽苦头，代价真的不小（那是一段很难忘却的往事）。 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为自己当年的幼稚感到后悔。一句话，真不值。 这些事情都如同烟云消散在40多年前的岁月里了。你的回复，让我重新拾起，同样在42团，同样在我身上，发生的两件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可以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是刑事问题，可以直到死罪的大事大非问题；一个仅仅是违反劳动纪律，说破天也不过是顶撞了领导大人，却是那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根本原因，是我所碰上的领导不同，或者说碰上不同领导者，他们人的本质不同。 现在我自我剖析一下。超假3天，又是因为大年刚过，紧接着是正月十五，阖家团圆，属于国人之情理，指导员史某因此不依不饶，他非以纪律问责，其实也属正常，可史某不问其他人，只问你，显失公平，非要因此将你等同于坏分子和有问题的人，并据此判定不适合在汽车队这等部门工作，按劳动改造对象惩处，就显现此人为人不善，作事不公，至少心胸不够呀。 假如，当年我的笔误，是发生在汽车连而不是在修理连，碰上的不是宋新生和王凤山，而是落在史某手上，那我被打成现刑反革命是肯定的，获刑15年至20年，那也是毫无疑义的。今天，我把两件事放到一起，作这个假设，后果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我想起那句老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可在这件事上，我始终有些唯心，相信宿命，我这个人还算有福，命里不该有牢狱之灾。这个根源就是我的父亲毕宝忱、母亲张兰春为我修来的。他们一生只做善事好事，从不做恶事。他们也是这样要求我们这样，做人要正，行事要善，一辈子不能做坏事恶事。 执着战友，想想看，其实你喝啤酒惹事，以及我下放农业连队劳动改造9个月，都是小事哇！比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等“现行反革命罪行”来讲，都显微不足道呀！我可以躲过大难，摊上小灾，实属不易，是我一生之中很值得庆幸的大事一桩。 我有时就想，如果我18岁刚刚涉世就被投入监狱，呆到1977年或许更长，也是小10年的事情呀，那我还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思维吗？还有正常的人生吗？我的人生轨迹必然重新改写。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我会干什么？会在哪？会住哪？以至我还会往下继续想，我会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婆，生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的性格，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一切……都会因为那么一件事情而全部改变。这个想象，其实一点也不离谱。那些年，因一字之差，一句之错而投入大牢的人，当时在全国有几十万人呢！最小的才五六岁。 我怎么才能报答人家宋新生和王凤山？不是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宋新生和王凤山的恩情，对于我就是恩情似海深。 执着战友，在这点上，还真是咱们北大荒人的纯朴和善良令人感叹，值得我们效仿，一辈子学习。宋新生，我没有找到。几十年后，我在一次知青宴请王凤山的聚会上，惊讶地得知王凤山也知道此事。当时，王凤山作为修理连连长，副指导员的宋新生向他汇报了我的这桩子事，是王凤山的那一句“小青年笔误”把事情给永远地压下了。 那天，我激动得不得了，我连连敬了老连长几杯酒（我是不会喝酒的）。并将我的名片留给他，再三讲：“您是我的恩人，有什么事找我，我能办的，我当全力办。”当时我就想了，王凤山本人或者是家人，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提出来，我当全力以对，解决不了，当求助更高领导，其理极善，相信谁都肯帮忙的。 “施惠不念，受恩不忘”，这是中国另一句老话，可能这也是王凤山做人的准则。王凤山始终没有找我，直到我手上已经无法再办什么事情的时候。因此，那个瘦瘦的高个子的王凤山形象，就是这样树立在我的心中，不光是恩人，简直就是伟大。（王凤山最后官位做到八五七农场的场长，这与他的做人做事，品行端正，积德行善，得到大家认同分不开。这也符合合理的因果关系。） 执着战友，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说出来了，大家才知道的，才可能引起人们一些关注。正如我和你，不仅仅因为我们是湖挨着湖的邻团战友，还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时代里，经历大体同样的磨难，围绕着我们的成长，发生了许多值得回放的事情，我们由感而发，或者我们愿意回忆，想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于过去，我们在内心都或多或少地潜藏着某种想要倾诉的期望。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缺点还是优点，反正我们是说出来了。但，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当然指我们这些北大荒战友，他们的内心至今还有一扇不肯敞开的心门，他们肯定有许多现在看来无所谓，当时看来不得了的事情和故事，他们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是性格使然，还是真的担心什么，我们不知道，当然也有条件限制等等另外的原因，甚至涉及到永远不能讲出的隐私，都不得而知了。但无论怎样讲，都是实属不易，都说明那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 现在我想说的是，那个年代，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一个不该发生的事情。说到底，是“文革”的原故，是国民经济被搞垮了，无法安置我们就业。政治家的号召历来是强大的，不容改变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老三届”都得统统滚蛋。我家四个男孩子，都一鞭子赶到了乡下，想想看，我们的父母亲当时承受怎样情感上的压迫？ 我由衷地感谢邓小平，是他的拨乱反正，是他力挽狂澜，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纠正，才让我们这些人重新回到城市，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开始艰难地重启自己的人生。 “往事越千年………真的换了人间？”此时此刻，当我们回忆过去，肯定会觉得北大荒年代印象最深，那是因为我们那会儿正年轻，所经受的磨难也最多。当磨难成为砥砺的必修课时，我们要感谢的是艰苦生活，是它教会了我们，怎样面对困难，怎样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在想，不要以为现在国家领导人里，知青出身的占比很大，就可以肯定那个上山下乡运动，不能这样简单做结论。我个人认为，是苦难生活磨练了人的意志品质，而历史必然要由我们这代人承上启下，这是自然规律。这个除了证明，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一刀切”切下去的，没有谁可以例外，仅此而已。那场运动给国家、社会、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严重损失，不是一部《今夜有暴风雪》所能描写得清楚的。作为一段历史，人间悲剧，自然会有人去研究它，评价评，我们把它交给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它同“文革”一样，都是不该发生的事件。 42团和43团，本来就很近。当然，原忠兰、刘明远、曾铁军、刘亚军、张丰高、庄岩、任江堂、曹立田、黄旭光、贺永丽等42团兵团战友离得就更近，都在一个团，有的还在一个连。 我们头顶着一顶知识青年的帽子，是老人家给戴上的，这辈子都摘不下来了。我觉得也挺好，既然叫青年，那就永远不老，永远年轻呗。看执着那幅肖像照，就知道是应该这样年轻，这等帅气。 欢迎执着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