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记忆 40团王乐众

李再林 发表于 2014-1-1 06:33
谢谢小鱼的转发，谢谢王乐众。顺祝新年快乐！

——女  排  轶  事
1969年伏天，燥热难耐，晒了一整天的营房与大地到了晚上依旧不见凉爽，各班只好开着房门睡觉。
女排各班没有统一存放枪支的场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枪挂在自己铺位的墙壁上，从窗外看得清清楚楚。晚上休息时，还不关门，在那个紧张的年代，由于麻痹大意而发生武器被窃，后果则不堪设想。为了提高大家的警惕性，克服麻痹思想，连领导想了一个“高招”，夜间去女排“盗枪”。
那天晚上有活动就没有照例开会或学习，晚点名结束后，各班就休息了。天气仍然一如既往地热，各班的门也一如既往的开着，下弦月弯弯地挂在天边，熄灯号过后，整个营区显得非常寂静。
夜深了，下弦月不见了，黑暗笼罩着营区，全连人员进入了梦乡。
连领导开始实施他们的“盗枪”计划，只见他俩蹑手蹑脚地来到女排宿舍旁边，生怕发出一点声音，更不能打开手电，怕暴露行踪，无法达成他俩的计划。
他俩在黑暗中摸索着来到外屋的门旁，小心翼翼、一步一挪地向挂着枪的里屋摸去。也许是过于小心，也许是靠墙边行进，总之，没有费什么劲很顺利地就进入了挂枪的房间。二人正在考虑如何把枪搞到手，不想惊醒了一个女兵，朦胧中她似乎感觉到情况异常，有人进屋，立即睡意全消。大喊一声：“谁？”突如其来的喊声把两个注意力全放在偷枪上的“贼”吓得一哆嗦，立刻僵住了，紧接着在全屋女兵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转身拨腿就往外跑。来时容易去时难，慌乱中他们踏中了女兵们预设的“地雷阵”，只听得“乒乒乓乓”、 “稀里哗啦”，一时间，脸盆被踩翻倒的声音、盆与盆互相撞击的声音、盆中水泼洒而出的声音、灌满水的鞋踏地的沉重脚步声音惊醒了全部女兵。女兵们象受惊了的蜂巢，立即炸了营，两个“贼”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出了女排宿舍。女兵们爬起来想追赶，可又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想开灯，可穿得少而又少，只好仗着胆大声呼喊。一切归于沉寂之后，她们才想起挂在墙上的枪，于是纷纷穿上衣服，点上灯查看，好在枪一支也不少，才觉放心，但已经是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天亮后才发现外屋地上一片狼藉，脸盆东倒西歪，有的底朝上，水全部洒光，有的盆里还剩有洗脸水，掉瓷的，掉漆的，磕扁的，象商店器皿部的货架倒了一样，惨不忍睹。但是女排的“地雷阵”倒是显现了作用。她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挫败了一起预谋已久的“盗枪”计划。
女排宿舍分里外两间，外屋洗漱，里屋休息。她们并不麻痹大意，每天晚上，她们把洗漱过的水不泼掉，而是积攒在一些盆中，睡觉前沿着外屋门一个接一个的排列起来，一直排到里屋门口，全摆在外屋的通道上，这一秘而不宣的“地雷阵”沿续了好久，除了女排知青知道这个秘密外，别人一概不知，甚至瞒过了连队的领导。谁知道第一个“中招”的竟然是连队领导！“偷鸡不成反失把米”，这件事几乎成了全连知青的笑柄。从这件事以后，大家对女排刮目相看，充满了敬意。

——火 场 惊 魂
事情发生在1969年11月中旬，那天大概是休息日，知青战士们有的洗衣服，有的缝被子，有的在九连球场打球，有的在路边散步。机炮连驻地的营房前一片难得的平静。
大约中午时分，忽然有人高喊：“不好啦！草甸子着火啦！”突如其来的喊声犹如晴空霹雳，打破了营房的平静，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向西望去，只见距九连两公里左右的草甸子上空浓烟滚滚，情况万分紧急！
司号员来不及吹集合号，知青战士们也来不及听候命令，大家立即冲出营房，有的人拿铁锹，有的人拿扫帚，有的人边跑边在路边折些枝条作为扑火工具，还有的人来不及找到任何工具，干脆赤手空拳，快速向西边跑去。
九连西边不远处是个坡地，坡下面是广阔的草甸子，半米多高的草已变成枯黄色，倒伏在地上，被割过的地方也是毛茸茸的盖在土地表面。此时，几百米宽的火头贪婪地吞噬着枯草，过火的地方青烟缕缕，散发着难闻的焦糊气味。我们磕磕绊绊地迎着火头跑去，用手中的工具不顾一切的扑打，火舌肆无忌惮地扑向干枯的野草，跳跃着的火头足有一米多高，炙热的温度烘烤着我们的脸和手臂，让我们根本无法正面靠近，只好侧着身体从上风头扑打。火头烧到了割过的草地，势头有所减弱，这时也正是彻底灭火的最佳时机，大家满可以松口气了。
可是突然风向一转，火头改变了前进方向，径直烧向草垛，这几百个草垛是给战马准备的过冬饲料，由于没有运力，暂时还在草甸子里垛着。如果饲草化为灰烬，我们全连半个月的劳动白干了是小事，一个漫长的冬天拿什么喂马？冬季的军训如何进行？战备工作如何落实？再看灭火的战士们已经是筋疲力尽，口干舌燥了，满脸灰尘被汗水染成了各种脸谱，裤子和鞋子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眼睁睁看着一垛又一垛的马草被燃成灰烬，全连官兵心急如焚。浓烟深处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身影，这是我们的连长王永昌，长时间的扑打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体力，烟熏火燎已使他极度缺氧，他扑打的频率越来越慢，终于昏倒在火场上。
三排长董柏林手中已无任何工具，树枝抽打光了，怎么办？他毅然躺在地上，滚向火头，用身体去压灭荒火。衣服着了，头发也焦了，他是被战友背出火场，抬上救护车的。
战士们真是急红眼了，他们不停挥动着手中的工具，迎着火头，无所谓惧，用树枝抽、用衣服扑、甚至用脚去踩灭余火。火场上，没有人哭喊，没有人退缩。为了尽可能地保住草垛，他们拼了。经过半个下午的战斗，荒火终于被扑灭了，饲草损失了不少，但毕竟保住了一大部分。
回驻地的路上，知青战士们倒拖着铁锹，风掀动着他们撕破的衣裤，露出的胳膊上、腿上、手臂上伤痕累累，脸上都沾满了灰尘。黑色的是炭黑，白的是草木灰，红的则是鲜血。
王连长、三排长为此住院了，连队卫生所挤满了伤员，忙坏了同样混身是伤的卫生员陈东江。他已没有给自己疗伤的机会，因为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照顾。机炮连全体官兵在荒火面前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思想上受到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

向东 发表于 2014-1-1 08:08

——情系“六 一八”水库
翻开黑龙江省地图，在S205省道密山县境内，可以找到一个名叫“青梅山”的小林场。它就座落在风光秀丽的青梅山下，妩媚的偏脸河畔。
偏脸河一路东来，绕着青梅山转了一个90度的弯，恋恋不舍地向南奔去，汇入穆棱河。沿途滋润着广阔的沃野。为了开发偏脸河的水利资源，实现下游的水田建设，团里决定依托青梅山，截断偏脸河，兴建水库，为纪念毛主席6.18批示，命名为“六一八”水库。
1969年初春，雪还没有化尽，三支兴建水库的队伍齐集青梅山下，拉开了水库战役的大幕。我们机炮连无座力炮排（二排）荣幸地成为三支队伍中的一支。
经过漫长的冬季，北方的冻土层几乎接近一米深，河滩淤地显得尤为坚硬，一镐刨下去，只是徒增一个白点而已。锹镐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只能通过打炮眼放炮取土筑坝。
每个班分得一根钢钎、一柄大锤、锹、镐、大土筐等工具。打炮眼、放炮这项工作对知青来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即新鲜又刺激。人人争先恐后抢着抡大锤，很少有人主动去拿钢钎，生怕无情的大锤砸到自己手上。
六班副任荣芳是第一个敢于把握钢钎的人。他是上海知青，平时显得文弱少语，没想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作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四班的陈建星和外号叫“小姑娘”的孙小昌也不惧危险，轮流把握钢钎。五班付胡平贤也身先士卒，不甘人后。他们没有经验，但不缺少勇气，先拿到大锤的知青同样没有经验，在战友的鼓励下，只好轻举慢落，积累经验。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进行，砸手的事还是时有发生，伤痛和鲜血的洗礼，非但没有吓倒我们这些知青，还让二排在锤打声中成长着！
把握钢钎看似简单，但是我们的握钎手却总结出了一套握钎窍门：一是每打一锤，钢钎旋转一个角度，避免钢钎被钉死在冻土里；二是握钎不能握死，手臂不能僵硬，要给钢钎的跳动留有余地。
炮眼的位置与倾斜角度也是知青总结出来的又一个经验。炮眼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炮眼太远，炸点之间形不成连带松动；炮眼太近，炸点互相影响，浪费工料不说，效率也不高。炮眼的倾斜角既不能与地面平行，又不能与地面垂直。平行则炸药力量不足，揭不开冻土，垂直则形成“冲天炮”，效果不大。
点火放炮既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同时又是一项相当刺激，表现勇气的工作。导火索必须留得够长，保证点火者在点火后能顺利跑到安全距离外。
四班的李春点燃了二排在水库工地的第一炮。“万事开头难”，李春虽然只点一个炸点，但毕竟是首次点炮，不管事前显得多么勇敢，可他在炸点旁静候点火口令时，拿在手中的烟头明显在抖动。
后来，我们的知青战友能点火的越来越多，一次负责点燃的炸点也由一个增加到四个。
炸碎的泥块遍布河滩，小些的用筐抬到堤坝的位置，大块无法用筐抬，战友们直接用手搬。早晨，天气冷，泥块表面没有融化，楞角分明，既干净又不粘不滑，搬运起来很顺利。接近中午，泥块表面被太阳晒化而失去了楞角，又脏又粘又滑，与加热后的沥青块并无二致。每个人的手套上，衣服上，裤子上沾满了柏油一样的东西。到了下午，天气渐渐冷下来，我们的衣服象古代武士的铠甲，油光乌黑又坚硬得无法屈伸。
夏季的到来给了二排大显身手的机会。
各班自行组成了若干组搭档，两人一付杠，杠的直径都在8厘米左右，筐的直径约为0.8米，深为0.3米左右，每筐土重约一百来斤。
二排的几付硬杠当属六班的徐宁生、付自军，五班的贺明成、付阿康，四班的钟苗发、殷乃成等。上海知青徐宁生身高一米八以上，身高力大，绰号大模子。付自军宁波青年，比徐宁生还显壮实了一些。阿康个头虽小了一点，但晚上闲暇时还练举重，可见力气不小。六班长王洪志善于组织调度本班人员，五班副胡平贤也善于动脑，经常提出一些工作中的合理化建议。大家抬起百十斤重的土筐，一路小跑，没有停歇。我与六班的上海知青孙阿根一付杠，他没有我个子高，他抬前边。虽然他没有徐宁生的身高，没有付白军的强壮，但有一股超常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理念。我庆幸我有这样一个好的搭档，我们的工作效率没有落在任何人的后边。
工地上最精彩的片断是全团水库大会战。
挂锄后，趁农业生产不忙的时机，团里组织了为期十多天的水库大会战，各连队纷纷组织精兵强将开赴工地。一时间，青梅山上下红旗招展，偏脸河畔号声震天，铲运机的轰鸣声，人喊马嘶声，阵阵的冲锋号声不绝于耳。新兵上战场的那股兴奋情绪与我们二排“老水利工作者”形成鲜明对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出水才看两腿泥。
步兵一连在其指导员牛继福的指挥下，采用了大兵团集体冲锋的战法，各付扛装好土筐，在一阵尖厉的冲锋号声中，跑步冲上堤坝，如此一波又一波地发起冲锋。
其它连队也学步兵一连的战法，但没有冲锋号声的激励，显得有些照猫画虎。
工地一隅的二排不为情势所动，我们默默地，有条不紊的重复着我们习惯的工作节律。但是，每付抬筐却由原来的一个变成了三个筐摞在一起，杠棒也变得更粗了，两个人担负的重量增加了三倍。杠棒不断地被压折，土筐也不断地更换。装土的战士不失时机地寻找土源地，开辟着新的战场。每次的运土量增加了，运土次数的密度也有所提高。凡是看到我们机炮连二排工作的会战人员，无不佩服我们的工作效率。使他们感到震撼的是我们一付杠居然抬起三个摞在一起的土筐，更使他们目瞪口呆的是发现我们抬筐的人后脖颈上都有一块馒头大的肉球。
在机炮连一年的生命历史上，二排在水库工地上奋战了近三分之一的时光。奋战在水库工地的日日夜夜，我的二排战友克服了种种困难，做了积极的努力，表现出了不同地域的知青不同的特质。  上海知青头脑灵活，思路敏捷；宁波知青任劳任怨，踏实肯干；京津青年善于思考，勇于建言；东北知青则是热情，豪爽、梗直简单。所有这些不同的特质的交融，形成了攻得上、守得住、打不垮、拖不烂的二排精神，铸就了二排的灵魂。
在水库工地施工的四个多月里，二排完成了一万多立方的土方量，创造了日人均五立方的记录。抬断杠棒二十多根，磨损土筐三、四百个，绳索、锹、镐把无数。手上的老茧，肩头上的肉球宣示着我们的资格，述说着我们的经历。伤残情况无从知晓，但我返哈后曾被哈四院通过拍片确诊为陈旧性压缩性腰椎骨折。至今仍受着伤痛的折磨，肩头上的肉瘤，至今仍清晰可见。
建成的“六一八”水库，水面宽阔，碧波荡漾。在波光粼粼中有二排知青战友们的汗水在闪光，青梅山下笔直的大堤里铸进了二排知青战友们的青春年华而显得格外壮丽。
我怀念你——“六一八”水库，怀念修水库的日子，更怀念同甘共苦的二排知青弟兄。

风 雪 桦 树 沟
——安 家
一年一度的冬季采伐开始了，负担全团全年木料用量的采伐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林业队头上。
两辆“解放”敞蓬卡车在铺着厚厚积雪的山路上爬行，寒风裹挟着雪花无情地攻击着我们车上的每一个人。狂风撕开衣服的领口，袖口，雪粒趁机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坐在车上的我们只有把衣服紧了又紧，缩着头，蜷着身，相互拥挤着抵抗风雪的袭击。
大约行了小半天的时间，颠簸的汽车终于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们赶忙从车上下来，一扭一拐地活动着失去知觉的双脚，尽力地拍着棉衣棉裤，似乎能把钻进去的寒冷驱逐出去。
放眼望去，周围林木稠密，拦腰粗的杨树、桦树、水曲柳、椴树满山遍野。眼前只有两种颜色，黑的树，白的雪，象极了一幅水墨画，显得单调又庄严肃穆。
车周围已没有路，没有其它的车辙，更没有人的脚印，只有一串串不知什么动物留下的脚印在洁白的雪地上显得那么突出。看来，这里将是我们的森林之家了。
大家开辟了一块空地，支起了帐篷。用砍来的树枝架起了“床”，割来枯草铺在树枝上当床垫。放上行李，“五星”级的林中“宾馆”开始接纳客人了。帐篷内架起两个大汽油桶当取暖的炉子，安上烟筒伸出帐篷外，放倒“站杆”，锯成半米长一节一节的，劈开后送进炉膛。
林中升起淡淡的烟雾，帐篷内逐渐有了暖意。炊事员又寻到了一眼山泉，砸开冰，辟为生活水源。一切那么信手拈来，一切那么顺理成章，大自然的神奇、美妙、万能以及给我们提供的一切都是人力所无法企及的。
林中第一夜总是给人以新鲜感，尤其是对由原机炮连改为林业队的我们知青来说，又增加了生疏、兴奋和好奇的心情。帐篷内汽油桶烧得通红，热浪逼人不敢靠近，躺在“床”上感到暖洋洋的，手向上伸去，立刻感到更高的温度。低头向“床”下望去，雪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我们快乐的象孩子，时而在“床”上站起，时而又躺下，时而把头伸向“床”下，体验着不同温度带来的不同感受，真可谓“篷内有四季，坐卧两重天”！

——采 伐
森林中的天蓝极了，雪白极了，树木高极了，空气清新极了，在这里听不到任何声响，一丝风也没有，真是太安静了！
两人拉的“快马子”在我和老职工尹德春手中来回移动着，锯板深深钳入到树根部位。随着一声声“顺山倒！”的喊声，粗壮高大的树木轰然倒下，造材工根据树干的长短、粗细，合理地进行取舍，截断，遂成原木。
伐木有几怕：一怕“坐桩”，树被锯断后坐在原来位置不倒下，使伐木者不敢贸然离开。二怕“打拌子”，树被据了一半或多一半时，树干突然劈裂被向上抬起，然后又落下，非常容易砸到人。三怕“穿箭”，树干被锯断之前，突然从锯口处折断，折断的树干顺劈裂部位向后射出。四怕“吊死鬼”，树被锯断，但树头被其它树头支撑不倒下来，树干悬在空中，使人受到莫大威胁。所以，在下锯前，先背对树干抬头向树冠望去，判断树冠的分配方向，在较重一侧先锯入三分之一左右，然后再在锯口上方5-10公分处的相反方向下锯，这样，既不容易发生树干被锯夹住使之无法拉动，又使树朝着预定方向倾倒，不致发生危险。
就是这样小心地工作着，危险还是发生了。我和老尹已经得心应手地随意锯断任何大树了，但是在伐一棵50公分粗细的水曲柳时，已经锯断了一半，眼看着就要完全被锯断了，突然，树干被锯断的地方象被触及了弹簧一样，发出了刺耳的“叭叭”声，瞬间向上裂去，露出了白森森的木质部。“快马子”被裂开的树干弹向空中，颤抖着横空划了过来，活象神话小说中被祭起的什么宝物。我们俩人吓得撒腿就跑，只听“哗拉”一声，“快马子”被其它树木挡住，跌落在雪地上。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切，我们俩人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如果没有树木的遮挡，后果不堪设想。每当回忆起桦树沟中的这一幕，至今仍是心有余悸！
粗大的树木在我们的锯下成片地倒下，为了炫耀锯上功夫，我们伐木工之间开展了竞赛，看谁放倒的木头最粗、看谁当日的工作量最大。一场对树木的“杀戮”比赛在桦树沟展开，我们心中只有放倒树木的快感，并没有丝毫的怜悯。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桦树沟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当年，成片的林木倒在我们知青的锯下，使林木繁茂的桦树沟变成了秃山。负疚的心情挥之不去，愿桦树沟在封山育林的政策庇护下，尽快恢复其本来面貌。

——装 运
我小的时候，在江边看见过人工抬木头装汽车的情景。工人们赤裸着上身，一对一双地站在木头两旁，弯下腰，挂好卡钩，一声吆喝，一根粗大的木头稳稳地被抬离地面。
到了后来，我看见的是吊车把用钢索捆好的几根木头稳稳地吊向空中，稳稳地放到汽车上。
这里我要讲的装运汽车方法既不是用吊车吊上去，也不是人工抬上去，而是一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又亲自参与过的装运方法——捅钩装运法。
捅钩，顾名思义，应该是一种既能捅又能钩的工具。说起捅钩倒也有趣，它的形状类似“水浒传”里徐宁的独门兵器——钩镰枪。它是把一个带有倒钩的扎枪头套在一根约二米长的结实木杆上，我们给它起名叫“捅钩”。它是我们林业队独创且独自使用的装车工具。
参与装车的人平均分成两组，每组4-5个人，分别站在待装木头的两端。头钩一般由有经验的工人担任，他指挥其他工人什么时候向前推，什么时候向上挑，是一个全程操作的指挥者。二钩、三钩、四钩在头钩的指挥下，把枪头刺入木头横断面的不同部位。另有二人“打压脚子”。
具体操作过程是一个两组均衡发力，协同作战的过程。
装运前，在汽车侧面搭上两根光滑平直，粗细得当的木头作为“爬杠”，爬杠长些，人工可以省力，但须有较宽阔的场地。我们把待装的木头钩到车侧，与车体平行，与爬杠垂直的位置。两组头钩使用捅钩的钩倒退拉动，其它各钩依次把枪尖扎进断面合适位置，向前推动。两组人马一齐发力，木头乖乖地顺着爬杠向上滑动，待木头滑动到车旁时，需要将木头抬起来，越过车身侧面俗称“门子”的立柱，这时捅钩的作用显现了。
此时，头钩回过身来，指挥各钩一齐用力，木头被捅钩撑了起来，悬在三米多高空中，这是使用捅钩装车环节中最紧张，最危险，最刺激的场面。几百公斤重的原木被几根细小的捅钩支撑着，越过门子放到车上，看起来那么轻松，又是那么熟练，就象摆弄一件玩具一样那么容易，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危险。
原木在爬杠上向上滑动时，必须有两个打压脚子的人把压脚子紧贴爬杠同木头一同滑动，它的作用是阻止木头脱钩下滑。打压脚子的人必须站在两根爬杠之间，危险性极大，爬杠上的木头一旦脱钩，就会顺势向下滑动，把打压脚子的人擀了面条，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使用捅钩装运木头既快又简便，因为存在危险性，故其它团的采伐队不敢效仿我们，正因为如此，这种方法就成了40团林业队的独门绝技，捅钩也就成了我们的独门兵器。这种装运方法吸引了好奇心极强的知青们，除了头钩外，其它钩手几乎是由青一色的知青担当。
我不但亲眼所见，而且亲力亲为，这小小的钩镰枪的支撑作用深深使我折服了，给了我无尽的遐想。

道 班 遇 险
1971年3月，我跟马车去九连后山运木头，马车是三匹马拉的长套，二马在前，一马驾辕，倒也轻车熟路。老板子是密山裴德知青，名叫王福生，赶车也有几年了，因他身材较高，大家称他“大个子”，可论起年龄，他比我还小一岁。
当时，马车上装有三十多根木头，重量至少在一吨以上，王福生坐在车辕左边挥鞭驾车，我坐在车上，车从山里出来，上了公路。从九连到道班一段公路正是下坡路段，马车一路小跑，轻风习习，马蹄得得，好不惬意。不长时间，就到了九公里道班，从道班向左拐弯，离开公路两公里就到连队了。
前边的两匹马在王福生的吆喝下已经向左拐了，由于拐得半径极小，马车被前两匹马兜住不能再往前走，只在原地开始左拐，由于地势左高右低，又正值下坡，马车重心偏离了车轮。王福生坐在左侧，一欠屁股，跳下了马车，我坐在车上，来不及跳开，与马车一同向左翻了过去，被重重地压在了车下，只露出头来。登时，辕马倒地，两个车轮向上，我在车下被压住，王福生束手无策，脸都吓白了，不知如何是好。
道班人员闻声跑了出来，有的要砍断捆木头的绳子，有的要把我硬往外拖，但拖不出来。这时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也停了十多辆，他们发现这里的情况后，马上停车赶来帮助。至今不知是哪一位安全意识较强的师傅力排众议，不允许砍断绳子。他见我神智清楚，尚能与他对话，估计脏器未受大损，尚可支撑一会儿。他说：“绳子断了，木头与车全压下来，车下的人必死无疑。”他果断招呼大家，集中在车的右侧一齐用力向上抬车，另有两人负责在大家将车抬起的一瞬间，将我拉出来。道班师傅与过路司机师傅共有二十多人，按要求一声高喊，在车被抬起一条缝的瞬间，我被大家用力拉了出来。
大家看我被拉出来，估计我一定受到了至少骨折的伤残，他们围了上来，关切地看着我的表现。有人提出赶紧送团部医院，可是令大家吃惊的是，我从地上慢慢的爬了起来，拍打一下衣服上的土，活动一下腿脚，天哪，居然毫发无损！大家脸上露出了既吃惊，又放松的笑容。然后开始七嘴八舌的批评起王福生来，此时，王福生的灵魂终于又返回到身体里，用颤抖的手拉住我看个没完。
人被压在马车下已属不幸，被重车压在车下该是什么后果，不难想象。为什么我能奇迹般的生还，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侥幸，必然中的偶然而已。
木头是顺着车厢板排列若干层，在木头上面横着一根滚木，是用来紧固捆木头的绳子，我跌倒被压住的方向，与滚木平行且在滚木旁边，马车的重量及木头的重量都由横着的滚木承担了，我们身体虽然一动不能动，但却没有分担压在身上的重量。设想，如果我身体的方向与滚木有一个角度成叠加状，恐怕也早已粉身碎骨了。
一根滚木把我的“难”变为“险”，把命运的“必然”变为“偶然”，“难”与“险”一字之差使我活到现在。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次翻车事故，可谓“大难不死”，但却没有感到有什么“后福”的到来。只是目前，我与老伴均已退休，过着既平淡又悠闲的生活，这恐怕就是“必有”的“后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