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

下面是3团知青宫柯所写文章，由我重新打字，发表如下：

                                           伤痕

三团9连是一个沿黑龙江散落的自然村，名叫下马场，有百十户人家。居民成分复杂，既有土生土长的满族后裔，又有五六十年代的关内移民，还有1966年转业来的部队官兵，以及知青和现役军人干部。

阶级斗争扩大化，本地居民大部分受到冲击，成分高的人受到监视和控制，重点怀疑对象被关押。

知青食堂的后面，住着宋文贵一家，是山东移民。他四十左右的年纪，因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经常偷摸地打鱼虾，进山下套子打猎，采集山货药材换些钱花，给人一种神行不定，鬼鬼祟祟的感觉。

文革中，宋被定为“特嫌分子”，受到知青的重点监控。连里每次开批判大会都要把他拉出来示众，成了痛打落水狗的活靶子。

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夜间边界经常莫名其妙地飞起五颜六色的信号弹，闹得人心惶惶。连里总怀疑下马场有特务，连领导让我和炊事班不分昼夜监视宋家的行踪。
我曾经几天几夜不睡觉，趴在食堂后窗下，目不转睛地观察宋文贵的一切行动，希望能查出线索，逮住个大特务。多日辛劳，一无所获，心情不免有些烦恼。我心中暗暗怨恨这老家伙太狡猾了，希望能找机会狠狠治他一下。
一次连里杀猪，正遇上晚饭后“天天学”的雷打不动时间。我不会杀猪，就想把宋文贵抓来干。我闯进他家，大声吆喝：“苏修特务宋文贵听着，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马上跟我去食堂杀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砸乱你的狗头……”
宋正躺在炕头休憩，见我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哆哆嗦嗦爬起来，点头哈腰表示服从。他老伴小心翼翼地央求说：“他正在发烧，刚吃过药发汗呐，能不能免了这一回？”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生病也不挑个时候，少废话，误了事可别怪我们不客气……”宋只好乖乖地穿好衣服，被我押回食堂。

宋文贵本是个杀猪的行家里手，那天却笨拙得手脚不听使唤。气得我不住地大声呵斥，还骂了些脏话。我放下司务长的架子，跳进猪圈，和他一起捆猪。把猪抬上案板，宋已大汗淋漓，双腿打颤，几乎要虚脱了。
我以为他在故意磨洋工，消极对抗，顿时怒火填膺，就挥手照他的秃脑壳给了一撇子。宋身子一歪，差一点没倒下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猛然感觉他的确在发高烧，头热得像个暖水袋。浑身浸出的汗水已经湿透衣衫。
宋文贵挨了打也不敢吭气，只是唯唯诺诺地重新站稳，呆若木鸡似地等待下一次惩罚。我的良知告诉我，眼前是一个气喘吁吁的病人。再次挥起的巴掌虚晃了一下，嘴里骂骂咧咧地说：“宋文贵你少装蒜，不好好干，呆一会就开你的批判会！”
宋的确是给斗怕了，对我的恐吓连连鞠躬，满是汗水和皱纹的脸上强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容。

我改用严厉尖刻的语言指示他干这干那，宋丝毫不敢怠慢。但他毕竟病弱体衰，连猪毛都刮不净。干一气，喘一会，咬牙挺了4个多小时。那种病疼加劳累并掺和着恐惧的神态无论如何是伪装不出来的。
我知道再怎么吆喝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便默默地帮他干一些。他似乎受了感动，谨小慎微地教我如何给猪吹气、刮毛、开膛、剔骨。我是头一次杀猪，若没有明白人指导，说不定会弄成什么样子。
宋文贵总想显示一下本事，可心有余力不足，四肢撑不稳，几次险些掉进滚烫的开水锅里。此时此刻，我倒不觉得眼前的“特嫌分子”那么可恨了。心里萌生同情和敬服的感觉。

猪杀完了，我不知道宋文贵是怎么跌跌撞撞摸回家去的。尽管我当时也觉得对不住他，但又怕别人说我阶级立场不坚定，宽容阶级敌人，心想还是宁左勿右，保险点好。
第二天，连里如期举行欢迎解放军的大会餐，我却吃不下去。我听说宋文贵病得愈发严重了，老伴和儿女清早就用破棉被把他抬到团部去急救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害怕他万一死了，他家里人会恨我一辈子。几天以后，宋文贵回来了，我的心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真后悔，为什么没留块肉给他呢？
若干年后，农场给宋文贵落实了政策，撤消了对他的“特嫌”怀疑，恢复了名誉。然而，我的心里却留下了一道难以抹掉的伤痕。

                              三团   宫柯

年轻时，我们都有过让自己懊恼一生的经历。
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

边字五一二 发表于 2013-4-28 11:50
年轻时，我们都有过让自己懊恼一生的经历。
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

当时的知青，怎样对待黑五类，像丁玲等人，确实值得反思。

那是阶级斗争年代，都一样。我也有同样经历。

张莅 发表于 2013-4-28 11:04
猪杀完了，我不知道宋文贵是怎么跌跌撞撞摸回家去的。尽管我当时也觉得对不住他，但又怕别人说我阶级立场不 ...

同感、同感，一样的经历，一样的“阶级斗争”，就是那个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