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

                                         李香兰
网上查到李香兰的三张照片，第三张图片中有流利的中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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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又在提问题考我们。我觉得她的名字叫李香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生在我国辽宁抚顺，祖籍日本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是从事歌唱和电影艺术的演员，是当时演艺界的头号巨星。以后还当选过日本国会议员。不知对吗？

刚才打错了，不是国会议员，应该是参议院议员。在2005还发表过文章，劝诫日本首相不要参拜日本靖国神社。李香兰可以说是一个让人不愿提及但又绕不过去的人物。

刘文丽 发表于 2011-11-29 11:48
刚才打错了，不是国会议员，应该是参议院议员。在2005还发表过文章，劝诫日本首相不要参拜日本靖国神社。李 ...

完全正确！满洲国那段亡国史，不应忘记。

李香兰作为满映的领衔走红演员，在苏州拍摄“支那之夜”时的剧照，背景为虎丘塔，搭档的男演员，饰演中国船长。

与李香兰同在“满映”的演员中，还有白枚、浦克等。解放后，“满映”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浦克演过“上甘岭”朝鲜老大爷等多部影片。下图为浦克的“地下尖兵”剧照。

张莅 发表于 2011-12-9 09:23
与李香兰同在“满映”的演员中，还有白枚、浦克等。解放后，“满映”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浦克演过“上甘岭 ...

谢谢爆料。

2013.2.3. 央视台上午播放的节目中，专题介绍李香兰。现转发网上的一篇文章：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
山口淑子出生在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父亲叫山口文雄，1889年生于日本佐贺县，祖父是士族出身，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任职于“满铁”公司。
母亲叫石桥爱子，1894年生于日本的福冈县，由于家道中落，举家迁往朝鲜的京城（现韩国首尔），再后来又辗转投靠在中国抚顺经营碾米厂的叔父。

生在沈阳、后居抚顺的山口淑子，少年时代留在脑海里的那片血红让她终生难忘——1932年，她亲眼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当场枪杀，血肉模糊。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3000名中国平民遭日军屠杀的事件——有关。
平顶山事件中，只因山口文雄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在抚顺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宪兵队怀疑他与中国的抗日分子有勾结。由于父亲因“通敌”嫌疑受到过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

在抚顺开往沈阳的火车上，淑子结识了一个同龄的俄罗斯犹太裔少女柳芭。山口淑子后来回忆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
正是柳芭引荐淑子拜俄罗斯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为师，走上了歌唱的道路。

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1934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
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
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
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汉语、日语，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窦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

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禁歌，虽然很好听，当时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

如今《夜来香》已解禁，其中体现出的开放与包容，值得人民欢欣鼓舞，改变使人进步。她在为自己写的李香兰在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
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
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
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
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出演电影，在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
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
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

《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

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

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山口淑子的“李香兰时代”，正值日本侵华时期。《李香兰》的作者之一藤原作弥说，“她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之间的夹缝中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对此，山口淑子说有两件事让她终生难忘，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心酸。

1938年10月，18岁的李香兰作为“日满亲善”代表首次回日本，兴奋之中的她万万没想到，当验过护照刚要下船时，听到官员凶狠地喝叫：“你还是日本人吗？一等国民却穿着支那服，不觉得羞耻吗？”山口淑子说：“当时我都蒙了，不明白那个日本人为什么说那种话，为此我十分苦恼。”

后来在东京，当她身穿中式服装演唱中国歌曲时，掌声中不时传来谩骂。这使她对祖国日本的幻想开始破灭，她感到可悲的，“不是为日本人错把我当成中国人而歧视，而是祖国的日本人对我出生的中国———我母亲之国的侮辱。”

追忆往事，山口淑子说：“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生存，我的确是拼足了力气学唱歌”。她称，对那些曾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而感到内疚。因受不了“李香兰”身份的重压，她在1944年从“满映”辞职，客居上海。
1945年日本战败，李香兰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嫌疑审讯，后因公布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幸免。对自己以中国人的名义演出的《支那之夜》等电影，她说“虽因年轻但考虑愚昧”而表示道歉。1946年2月，她被释放回国。
告别了“李香兰”的山口淑子，回国后跨入影坛，其间甚至想过要到好莱坞发展，后因故放弃。1958年，山口淑子与外交官大鹰弘坠入爱河，婚后改姓大鹰，并退出演艺界当起了外交官夫人。1969年，已将50岁的大鹰淑子圆了记者梦，当起了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还前往越南、柬埔寨、中东等战争前线，采访过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风云人物。
1974年，频频在电视上出镜的大鹰淑子在田中角荣首相的劝说下出马竞选，从此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
1975年，已是国会议员的大鹰淑子访问平壤，路经北京时，受到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盛情款待。1978年，她再次访问了留下过青春足迹的北京、上海、哈尔滨和长春等地。同年8月，她含着泪水看了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实况转播。
谈及这段经历时，山口淑子打开了画册，让我看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访日时与她在田中角荣家中的合影。在翻到阿拉法特的照片时，她唏嘘不已，“阿拉法特很了不起，可惜去世了”。看到画册里她年轻时与周璇、白杨等中国演员的合影时，她变得愉快起来。
她回忆起1978年作为日本环境访华团团长访问的情景，提到重访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她这位“金鱼美人”受到“古典美人”郑晓君、“妖艳美人”白玫、“活泼美人”夏佩杰和“永远青年”浦克等同行的欢迎。
她说：“我有中国和日本两个亲人，中国是养育我的母亲之国，日本是我的父亲之国。中国是我的故乡，所以去中国应说‘回’中国。”希望“父亲之国”和“母亲之国”友好相处。

1992年，山口淑子从参议院退休。1989年丈夫去世后，她选择了独居。其间，她仍担任着“亚洲女性基金”的副理事长（理事长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当年的从军“慰安妇”道歉赔偿。
她向记者透露，日本一家电视台计划拍一部以她的经历为题材的电视片。剧本目前正在构思，她希望能有一位既懂中文又通日语的大眼睛演员担纲。
对较“冷”的日中关系，山口淑子说，日中之间有些摩擦，但对此应该正视，不能使它积重难返。在谈及接受专访的初衷时，她表示希望中国的年轻人了解她的命运，借此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国和日本是我的‘母亲之国’和‘父亲之国’，我最不希望见到两国的友好关系出现问题。周恩来总理说过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人应该用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去，两国年轻人更应用全新的广阔视野，认真考虑将来如何友好相处”。
  

2013年初，央视台记者准备采访李香兰。已年届93岁的高龄，加之考虑到目前中日的紧张关系，她加以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