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所大学？

我国家领导人朱德，年轻时曾去欧洲某国留学。这所大学校园内有一提鹅少女雕像，按学校的传统习惯，每一位毕业生获得学位后，都要与雕像亲吻。这是哪一所大学？

提示：前一阶段，电视剧中的朱德，和老外谈话时，满口的外语，他说的是哪国语，就是在哪国留学时学的。

德国格廷根大学乔治-奥古斯都-哥廷根大学，从1922年起朱德开始在哥廷根学习。在这里他也学会了德语。他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在1926年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后，朱德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朱德被委以多项要职。1975年宪法改革后，他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一年后，他作为国家元首去世，直到今天仍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

张莅 发表于 2013-3-17 13:11

“鹅女孩雕像”。  
在哥廷根大学至今还保存着一项有名的和有趣的传统，就是在博士生通过答辩获得学位的当天，都会头戴博士帽，在亲友的陪同下乘坐花车前往市中心的鹅女孩广场去亲吻“鹅女孩雕像”。  市政厅广场喷泉上矗立着1901年完成的鹅女孩雕像。鹅女孩微低着头，容貌姣好，神态安详，衣袂飘飘，状若仙子。
《鹅女孩》是与《灰姑娘》《小红帽》等并称的格林童话名篇，鹅女孩原本是公主，却被身边的女仆迫害，被贬去看守鹅群。她如今不仅是世界上被亲吻次数最多的女孩，而且是被博士亲吻最多的女孩。因为哥廷根大学博士班的学生取得学位时，一定会来此亲吻鹅女孩以示庆祝。这个非常罗曼蒂克的活动已成为哥廷根大学的传统，鹅女孩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哥廷根的精神象征。

兰娣 发表于 2013-3-17 20:07
“鹅女孩雕像”。  
在哥廷根大学至今还保存着一项有名的和有趣的传统，就是在博士生通过答辩获得学位的 ...

引述完全正确。鹅女孩，大陆译为提鹅少女，比较贴切。

哥廷根大学，德国乃至世界名牌大学，教授中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世界上多位名人毕业于哥廷根大学：
        数学家: 高斯, 黎曼, 希尔伯特
　　物理学家: 普朗克, 海森堡, 狄拉克, 费米, 泡利, 玻恩, 赫兹.
　　政治家: 俾斯麦, 施罗德.
　　哲学家: 叔本华
　　文学家: 海涅, 格林兄弟
　　中国的校友: 朱德, 王淦昌, 季羡林
　　希尔伯特曾委婉地对爱因斯坦开过一个玩笑：哥廷根的小孩对四维空间的理解都比任一物理学家要多。
　　

下面的文章，摘自“朱自述传”
　　
                                        留学德国
　　路上花去了四十七八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到达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疯狂了一样，身体也强，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从封建窠里一下跳到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来，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了。
　　在这里，看到欧洲的形势。那时也比较有了些建设，机器、工厂、交通，都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在上海、云南都见过，并没发现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只有外国的无产阶级及黑人这些，在从前是没有看到过的。那个理想中"外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好"是完全错了的，同样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
　　我就在柏林学德文。
　　想去游览也不可能，每天总是想出来走走。没有翻译就买了一张柏林地图。那地图很好，房子、街道都清清楚楚，就拿着它去转。结果走路也熟了，就是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些"老柏林"都是坐电车，不久，反而没有我这"新柏林"熟习了。那时旅行还多带着军事的眼光，一过哪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若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逛柏林很有趣，大街小巷，城的直径有几十里，周围有几百里，我连城外几十里地以内都走遍了。
　　外国人都是很忙，昼夜不停的，也没有晚上，只在深夜一二点钟停一下，接着再来，电车又出动了。黑夜白天总是听乒乒乓乓，我到柏林住下来个把月才习惯了，可以瞌睡，不怕吵了。
　　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学习德文之外，就去买书逛街，德文书存了有几箱子。在那儿的朋友相当多，中国人有好几百。但是，来往的多是学生，想好好的过共产党员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来了……
　　

　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不用两只脚跑路，经常出去旅行。柏林周围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只消几点钟火车，想去的时候买一张车票，一挂（票）就去了。每天来回有几十次车，随你哪时去好了。在那时，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哈尔茨的山岭，山上就很有些趣味。在柏林这几个月，就是这样过的，真是舒服极了。
　　住了八九个月之后，我就到哥廷根去了。
　　在哥廷根，去念学校，其实听也不大听得懂，只是想念个学校挂个名字，这样旅行起来也方便，很自由的。按时间到学校去，一到下课时就又走了，那同班的人都互不认识。那时，我听社会科学、哲学……学生都各自住在外边。我的房子主人是贵旅，从前当过军官旅长，他的老婆也是贵旅。那老头六十几岁了，常常和他谈谈贵族的事情。住了大学的学生连街上的警察都不管，干错了事，警察看看护照就算了。
　　哥廷根城小，中国人多，常常接触，谈中国话，德文可就糟糕了。
　　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柏林开支部会，那时共产党员只有七八个。周恩来到巴黎去了，另外张申府、高语罕、孙炳文、夏秀峰、雄熊、熊锐、李季、章伯钧、廖焕星，廖的老婆是个德国人。邓演达那时到德国留学，同我们在一起。我学外国语搞不习惯，没有从写从读书着手，所以结果说话差不多，而在读书的时候，就吃亏了，后来慢慢的翻字典，可以读了，读的都是马列主义。在德国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到处都出得很多。
　　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专门做革命运动，做学生会运动，还办了报纸。在柏林有学生会的组织，里面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一派是革命的，大家来争这个学生会。结果争来争去的，打架打官司。我们那时是想争来做一个宣传机关。

　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当时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台尔曼。经过配合，有什么事我们就去参加，譬如在援华运动以及"五卅"召集的群众大会上。
　　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次，因为保加利亚一个反动派的人物岑可夫被农民党刺死了，许多人因此被捕。我们为了要援助他们，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里开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国的都有。才开了不久，警察便来了。一下都给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们是外国人，样子又是学生……不过，那还是头一次看到外国的监狱，和中国的就不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有一点点的小窗子，透进光线来。那监狱是很高很深的，几层楼，把我们一下关到顶层上去。房内有一铺，一个外国人解手用的马桶，一个盘子，还有一只椅子，其它什么都没有，门上了锁。吃饭的时间把那一份黑面包、红豆豆送来。因为住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吃他的东西。我只住了二十八个钟点，一天一夜多一点。后来就审问，一看有护照，他问，我们就回答是开学生会。那时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没有被捉去，就活动中国学生会来援助，中国大使馆就把我们保释出来了。
　　一般讲，在那里，德国人对中国人是比对日本人态度好，一般都希望恢复关系和中国做生意。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还没像现在压迫得厉害，党是可以取得公开活动的。

　在中国学生中间，真正属于革命者是少的，中间派不即不离的多，真正坚决反对革命的也少，只是讨厌你这一套。我出来后，还是在柏林做革命运动，作文章，写报印报。那时出了几个月的小报，《政治周报》，是油印的，每次印二三百份分发。争学生会，发传单。在"五卅"、孙中山的死、孙中山的诞生纪念日，都有很大的运动，都印有油印的德文宣传品……这些工作都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很多同情者做起来的。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
　　我第二次又被捕，就是"五卅惨案"发生，传播到柏林，为了援助上海的罢工，开了很多的工人大会。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召集的大会而被捕了。因为有前一次的案在册，这回他们也不审问我了，好多德国的工人团体去法院里起诉，说"是我们开会请人家来的，为什么把人家捉起来？"要求放出来。可是，这时中国的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不管我，不再保释我了。这样我的护照被扣去了。
　　当时孙炳文还在哥廷根。
　　德国、法国都同时赶出这样一批人来，经过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和办理护照买船票。这个组织很大，是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它有着捐来的款子，专门帮助世界上坐牢的革命者。公使馆不管我们了……这样，我由波罗的海到苏联去了。

季羡林，我国著名古文学家。  1936-1946年， 留学德国十年。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大副校长。
王淦昌，  我国原子能专家。

朱德填写的哥廷根大学入学登记表

上图的手写体为朱德笔迹。
德文第一行：国籍   笔迹为：中国。
    第2行：只能报考医学专业；询问：您参加过医疗测试吗？
    第3行：和哪位人士有联系？
    第4行：签名（姓名  只能使用拉丁文）
    第5行：笔迹为朱德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