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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大鹏影视专稿36 我与吴永大
今日在“山峰的博客”里偶然发现一篇写于2010年4月1日的文章《大鹏翱翔》。《大鹏翱翔》的作者是大我15岁的吴永大，他与我1984年前后脚调入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社当记着、编辑，1992年至2000年我们又共同在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党员电化教育中心委托黑龙江《党的生活》办的指导全国党员电化教育工作的月刊——《党员电化教育》杂志，共事8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永大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他任电教杂志的执行编审兼《党的生活》杂志社的党支部书记，我任编辑（后来任副主编）和支部委员。但我从来不叫他“吴总”或“吴书记”。同在一个单位，无论年纪大小，都应该是同辈关系，所以我直呼他为“永大”，称与他结婚已50年的老伴为“大嫂”。中国人讲辈分，我这样直呼其名并不意味我不尊重长辈，恰恰相反，是我对知心朋友的最高礼节——我的意思是永远让永大感觉他并不老，比我大不了几岁，反过来也一样，让我感觉我并不比他小很多。每当比我小十几岁的男女直呼我的名字，喝点酒甚至叫我“大哥”，我就很高兴，自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年龄、思维都差不太多。 永大生于1935年，学生时代就读于哈尔滨复华小学、哈尔滨市第六中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1959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专业。（我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说起来我们是相隔23年的校友）永大俄文很好，不仅当了多年的翻译，还当过教员，宣传部干事，电台记者。他思维敏捷，精通编辑业务，工作勤奋，待人诚恳。当领导多年，决不打官腔，决不盛气凌人，也决不奉承迎合什么人，这个秉性很让我佩服，也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的基础。 这些年他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主旋律放歌》（28万字）；《晨星絮语》（35·4万字）；《晚霞唱晓》（33·5万字）；《山花烂漫》（约27万字）等。主要编著有：《优秀专题片解说词赏析》（51万字）；《这边风景》（43万字）。参加编纂有：《中国改革大典》（217万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通俗读本》（15万字）；《入党积极分子手册》（13万字）；《中国党建期刊概览》；《全国党刊装祯作品精粹》等多部书的编纂工作。主要译著有：《尼古拉大帝二世童年》（7万字，俄文版）；《小公主与山洞妖》（5万字，英文版）；《为了孩子的安全》（2万字，俄文版）科技学术论文译文等40余万字（俄文版、英文版、德文版）。从事文字工作40年来，在国内外30多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制版报、中国青年报、音乐生活报和《瞭望》周刊、《党建》、《中国青年》等）等期刊杂志发表文章千余篇；获全国和省、部级奖３０余篇；其中有的篇目被收集在全国权威书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与《跨世纪探索》中；一些论文杂文分别被收集在《出版科学研究》多集和《黑龙江杂文选》中。他还获得很多荣誉称号。 2000年退休后，他先后被省委宣传部刊物《思与行》杂志《奋斗》杂志社和省委老干部局刊物《退休生活》杂志返聘。现在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荣市街道办广场社区负责关工委工作、任南岗区关工委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报告团副团长、哈尔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报告团成员。 学文科的我，最痛苦的是所学非所用。所以，尽管我在党的机关当过秘书我还是讨厌走仕途当官（当然了，就我这熊样，我也当不上）；尽管我也梦想发财，我还是不懂经商，所以也从未下海做过什么买卖；尽管我父亲生前干了一辈子公安司法工作，我还是没有子承父业，当什么警察或者法官。我向往的是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但我没那个本事和机遇。所以，我在《党员电化教育》杂志任编辑、记者，总算沾了点儿“电”，就特知足和满意了。我能不卖力气工作吗？ 我永远感激永大是因为“知我者，永大也”。正是由于他的知人善用，成就了我“触电”的业绩：在刊物上发表了数百篇各类报导、评论，发了600余幅照片。 我更感激的是：永大知道我爱好影视，从不讥讽、 制止、打击、阻挠或为难我，总是引导我正确运用“爱好”来为刊物服务。比如，我负责编辑电视纪录片“解说词选登”和电视剧“剧本园地”栏目，要与全国各地各级组织部门党员电教中心拍摄的大量的电视纪录片和少量的电视剧打交道。因为还要写点评或评论，自然要分析片子，久而久之，养成了挑毛病的习惯（这也是为保证刊物高质量好）。和各地的制片人员熟了，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拍电视片比你编稿写稿要难，不信，你试试？”到辽宁朝阳市前进乡采访，发现几个高中毕业生用简陋的设备办了个小型电视台，为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服务。我认为这件事挺好，写通讯或经验文章不如拍个电视片。陪同的人员说拍不了，要我说个主意。我居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我的拍摄思路和方案。对方立刻盯上了我，要我帮助他们拍成片。回来汇报，永大非常支持我，要我写好脚本，并发在了刊物上。在辽宁省委和朝阳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的支持下，由我撰稿、编导的电视纪录片《乡办电视台》拍出来了，并在全国的一次电教会上播放。从那以后，我担任撰稿、编导，又帮助佳木斯市委组织部拍摄了电视纪录片《心系父老乡亲》；帮辽宁省委组织部拍摄了由我撰稿的电视纪录片《马家军之路》（6集脚本发表在我刊杂志上），此片获全国党员电教片观摩评比一等奖；帮沈阳市委组织部拍摄了三集电视纪录片《五爱市场的光彩》（脚本发表在我刊杂志上）；帮鞍山市委组织部拍摄了两集电视纪录片《跨世纪的行动》；帮锦州市委组织部拍摄了电视纪录片《踏上回乡之路》。以我刊名义拍摄了由我撰稿、编导和后期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更上一层楼》和《让人民满意》。我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以《党员电化教育》杂志的名义协拍了《墨海泛舟书巨著》、《生命之歌》、《一个特殊的个体户》和《好爸爸》四部电视纪录片，全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特别是由我撰稿、编导、编辑、剪辑的两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在铁岭》在辽宁省委、铁岭市委组织部的支持下，摄制成功，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电视台有关领导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同意担任此片的监制。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赵忠祥担任解说，为这部片子增色不少。 以上这些电视片如果没有永大的力排众议、大力支持，可以说，一部也拍不出来。事实上，杂志社的记者、责任编辑能参与制片，大大提高了杂志社的声望，带动了刊物的发行。以沈阳为例，订刊由最初的200余份猛增至每年3000份以上。而且，辽宁、山东、吉林、黑龙江省委以及沈阳、大连、德州、长春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还多次聘请我为党员电教片观摩评比的评委，并在会上点评电教片和讲电视制片的培训课。 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党员电教中心也因此赞赏我刊，向全国各地党员电教中心转发了《周恩来在铁岭》和《让人民满意》两部纪录片。 在《党员电化教育》杂志打下的底，使我退休后仍然有事干。从2000年至今，我为省委宣传部、省市总工会、省妇联、共青团省委及一些企事业单位拍摄制作了数部电视纪录片。特别是以知青为题材，由我担任策划、撰稿、摄像、编导、电脑制作，甚至配音解说，拍摄制作了100多盘电视纪录片。2006年为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湖南、重庆和哈尔滨知青专场演出就拍摄录制了16部电视纪录片。 2009年11月我退休后，没想到先我10年退休的老领导永大还这样惦记我，关心我，并写了《大鹏翱翔》，还配了数张我们在一起的老照片。需要说明的是，永大对我的评价，我除了感动外，也有令我汗颜之处，权当是永大高看我一眼吧。 什么叫理解？什么叫友情？我写以上文字就是要说明这个。 2010年4月7日大鹏报道 2011年11月22日重发
附
大鹏翱翔
大鹏姓管。比他年纪小的叫他“老管”，跟他般对般的都叫他“大鹏”，在家里他爱人从来都是直呼其名——管大鹏。 管大鹏是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社副总编，分管《党员电教与远程教育》。2009年11月，才从岗位上退下来。一退下来他就投入到新的“岗位”——“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网”了。 我认识大鹏是在1984年。那年，我们俩几乎是脚前脚后调到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社的。我被分配到作风室，他在思想室。他个头挺高，有一米八十来的，身子骨挺膀，估摸足有二百来斤重。听说，他是黑大中文系毕业后当过老师，文笔不错，喜欢写剧本。可样子看上去挺木讷，不怎么善于言表，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多数是坐在办公桌前写一阵儿呆一阵儿。不过，他的性格跟我挺“对撇子”的，所以他一来就给我留下了挺憨厚的印象。 大鹏长于剧作、摄影和报告文学。自中组部提议黑龙江《党的生活》创办《党员电化教育》杂志后，他自然首批被选拔到这个杂志里了。当我1992年被分配到这个杂志后，他就和我一起在这8年中，为办好杂志没分过心眼儿地互相鼓劲、打拼了。他和我在一块儿耍了16年笔杆子，挺投缘。直到我2000年离开“电教”后，我俩仍来往不断。 大鹏“有才”是有目共睹、尽人皆知的。他不但能抓住问题要害构思一篇影响力极深的报道；而且还能文笔流畅地抒写一篇极有感染力的人物通讯、报告文学，还在全国党刊评奖中多次荣获过一、二等奖。他还喜欢写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他不但能写感人至深的文字稿，还能真切巧妙地拍摄出精美图片；他不但能编写文字稿件，还善于组织、筹划报道计划；他还不时地被几个大学聘请为学生讲解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知识。在《党员电教》杂志工作期间，经他手编创的几部党员电教片，在全国党员电教片评奖中获过大奖。他的兴趣十分广泛。他喜欢集邮，他的集邮历史不少于三十年，收集的邮票价值难以计算。2003年6月，大鹏自己创办了“大鹏数码影视工作室”（其实就他一人），对数码影视这套技术颇有兴趣与研究。 大鹏的为人厚道、耿直是有名的了。他在工作会上从来都是直来直去，毫不掩饰，有时不免伤了一些人，甚至有的领导也不理解。有一次，他为了替一个公出不在单位的老同志说了一句公道话，得罪了几个人。可他倒满不在乎，说什么“说句公道话呗，又不是袒护谁，有什么错？”他在党员生活会上，更是“一是一，二是二”，不会拐弯抹角，有些话说得难免引起误解甚至反感。可他就是不怕硬碰硬。有人说他“二虎”，他一笑了之。有好心人劝他今后要“注点意”，他说：“爱咋想咋想，反正我没什么坏心眼子！”他的这种性格大概与“遗传”不无关系。他的父亲就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一辈子不懂什么叫“留须”，只知道“原则”、“纪律”、“公道”、“正派”。原来，他的父亲就是司法战线上的楷模。 大鹏有一颗善心，“乐善好施”。这跟他血管里淌着善母的血有缘。他生活俭朴，不大修边幅。自打他工作后，不知暗暗地帮助过多少人，而且极少当着人前提起。他怜悯过沿街乞讨的老人，毫不吝惜地从兜里掏出所有的零钱；他帮助过在站台上被人“掏”了的不幸者；他更慷慨解囊资助过前后几个贫困学生，直到人家写来“表扬信”和送来锦旗，我们才知道他的 “雷锋行为”。他原住佳木斯，一家5口人（父母、两个妹妹）曾经住过一处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子。当时他们家只有一张木床、一套破损的立柜、两只陈旧的木箱、一个不敲不响的“电匣子”和他爸爸从机关留有借条的办公桌和两把椅子。他从小就过惯了穷日子，直到他从13中、大学毕业和在清河五七干校返城，他都没“忘本”；即使在他们1978年1月结婚后，他们仍然习惯于过这种日子；而对别人却总有一颗助人为乐的热心。 庄子在《扶摇游》中有“北冥衣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传说；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也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佳句，意思都是形极大、胸极广之意。我们的大鹏，现在仍在自由幸福的蓝天上展翅翱翔！ 原载《山峰的博客》2010年4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