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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国雄简介:1947年生于上海崇明,1966年崇明民本中学高三毕业。1968—1978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历任班长、宣传科报道组长。1978—1981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81年——198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团中央研究室、宣传部工作。1985年——1994年任《中国青年报》党组成员、党委书记、副社长、副总编辑。1994年——1999年,为《中国青年》杂志社党组书记兼社长。1999年——2003年,担任《中华工商时报》社长。2003年——2007年,为《中华儿女》杂志党组书记兼社长。2007年退休以后,任中国报业协会驻会副会长,中华慈善总会新闻界志愿者慈善促进工作委员会会长,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和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全国青年报刊协会长、国家新闻出版署社科期刊质量标准课题组副组长,第二届中国韬奋奖评委等职。1998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属于“老三届”的石国雄与“青年”颇有缘。他一辈子在新闻生涯里从没有离开过“青年”——先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开始了最初的新闻报道,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共青团中央工作,从事青年问题研究和青年报刊管理工作;然后到团中央所属的媒体——《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以及《中华儿女》杂志担任领导。从事青年工作所特有的平等、热情、坦诚、提携后进的风格也一直伴随着他,不曾改变。去他的办公室不用敲门;和他谈话不用打草稿;跟他打交道不必有负担。 这个喜欢和青年搅在一起的人,有着年轻人一样敏捷的思维和热情。没有人能拒绝他的真诚。 一、青春岁月里涌动的“铁流” 石国雄的新闻生涯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那时,他只有25岁,他所在的报道组笔名“铁流”,是来自上海崇明的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 石国雄:我在上海崇明的民本中学念高中。从中学开始,由于外祖父的历史问题,我一直接受着各种考验,入不了团,参不了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上不成了,要么插队,要么屯垦戍边,参加黑龙江建设兵团。去北大荒,对于鱼米之乡的南方人来说,不啻筚路蓝缕。我想,艰苦是一种考验,人避我趋也算得上对待考验的态度吧。就背着父母,报了名。因为同时报名的另外5名女知青反悔不去兵团了,兵团表示其他5名男生也不拟招收。于是我们表示:不让去,毋宁“扒”——扒火车。心里想,迎着艰苦上,算是跟党靠近了一步,离那位有问题的外祖父走远了一步。欲奉赤诚之心,以表苍天。 石国雄所在的团离哈尔滨有24小时的火车路程。他下乡的第一课是起牛粪,然后当了两年的弼马温。1971年,《兵团战士报》(《中国农垦报》的前身)刊登了一篇名为《我是怎样当班长》的文章,这是石国雄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稿件。 董岩:这篇文章是怎样出炉的? 石国雄:那时我在连里做农工班长。团报道组的宋恭谨、翁德坤到我们连采访,听说我带班不错,又经常出黑板报,便约我写一篇怎样当好班长的文章。反正是体会,烂熟于心,一挥而就。稿子居然很快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了,还没咋改动。 不久,石国雄便参加了团里举办的第一期报道员学习班。同期的五、六人中,有后来成为全省典型“江帆”小组头头、后在上海教育报当总编的刘海虎和《北京青年报》某版主编的张爱学。1972年夏麦收之后,石国雄正式加入《兵团战士报》,成为“铁流”报道组的一名成员。 董岩:“铁流”是苏联作家绥拉菲靡维奇的一部文学名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石国雄:这是按照生产建设兵团“建设钢铁边防”六个字排序第4师的“铁”起的报道组的笔名。我们师部报道组叫铁军,33团后面,34团叫铁城,此后还有铁鹰、铁兵、铁……。我喜欢铁流这个笔名。不仅仅是它有出处,苏联有一部名著叫《铁流》,而且,它有气势。我在每次发完有点分量的稿子之后,脑间总要情不自禁地掠过一句拼凑起来的话:会当水击三千里,铁流奔腾不复回,自以为很豪迈的样子。 石国雄以“铁流”的名义独立完成的第一篇人物通讯,是关于修配厂残疾的朝鲜族技术员朴满三的故事,《兵团战士报》给了整整一个版的篇幅,牡丹江的报纸电台全文刊播了,在当时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 董岩:当时每期报道员学习班上总要现身说法,据说您那篇文章总结的体会是“采访要深入”。 石国雄:对,这是“铁流”报道组的一个基本要求。当时我们的直接领导曾是志愿军奇袭白虎团那个军的报道组成员。他对我们具体写稿子管得不多,写什么,不写什么,几乎不问,但要求两条:深入具体、真实可靠。有时,即使文章发表了,他看了认为采访不扎实,他都会批评。他要求把写报道的功夫放在采访上,采访的本领体现在抓到事例和细节上,即使写消息,也要用事实说话,最反对‘米不够水来凑’。我们在他手下工作,丝毫不敢有一丝马虎。我为写那篇稿子,蹲在修配厂一个多星期,白天跟朴满三一起到班上,和他同车间的工人混个烂熟,打听老朴的故事,晚上找一些人在土炕上开座谈会,开到我手里的笔在采访本上划圈圈,有人发话了:“差不离啦吧,明儿个还要起早呢”,才一个个趿拉着鞋子鱼贯而出。 当时到连队采访,条件非常艰苦。常常一个人步行几十里路,身上除了采访笔记,口袋里总备有一盒火柴和几本稿纸,为的是天黑碰到黑瞎子、狼什么的,可以点火应付。冬天的北大荒气温达到零下三四十多度,常常是足僵手麻,难以下笔。但石国雄还是练出了采访时速记的本领,可以同时记两本笔记。 董岩:采访是接近事实、报道事实的重要途径。在您看来这种深入采访的关键是什么? 石国雄:采访的最佳状态是深入人心,进行坦诚的交流。我的采访对象朴满三不善言谈,常常半天不说一句话。为了能够同他对话,我翻出高中物理,复习汽缸工作原理,我发现一进入技术领域,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一个看似木纳,实质有着丰富内心世界和崇高人生追求的知识分子形象,逐渐展现在我眼前。他后来对我说,跟我说的话,比跟他爱人说得还多。 董岩:在兵团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新闻工作,又处在反对白专道路的岁月,你们的新闻基础理论从何而来呢? 石国雄:当时,我们师有一个习惯,一篇成功的报道,要成为大家的财富。我们的师报道组每次开会,一般的工作布置总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大部分的时间是业务讲评,有时是作者自己总结,有时是领导指定人讲,有时还请报社的编辑来讲,传统的新闻业务的基本要素,必要的新闻基础理论就这样一点一点传授给我们。后来,我们四师和三师近20名报道干事,花了大约十天左右的时间,把大家每次所作的业务探讨,重作研究,集中整理,写成讲义,然后油印成册。内容主要包括诸如怎样采访、怎样提炼主题、怎样选取角度、怎样写消息,怎样写通讯、怎样写言论包括社论、评论、短评、杂文等等。为方便大家学习借鉴,还列出了一个周详的参考文章和书目。据说后来作为黑龙江新闻学史料被收入。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青春岁月,石国雄深情地说;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叫“铁流”。 那本见证了“铁流”及其他报道组成长的油印小册子,也一直伴随着石国雄上大学、返城。可惜的是这几年工作的频繁调动,如今它已不知蛰伏在哪一只箱子里。他说,等以后退休了,有时间了,自己会慢慢把它找出来。 二、新闻真实的背后是做人真实 石国雄:我们常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新闻就是政治,谁也不会去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之类的话。谁能想到,在北大荒,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真实之水却悄无声息地在兵团这块新闻地盘上汩汩流淌,使我们这些无缘“正规”训练的新闻“土八路”,有缘贴近新闻的灵魂。 调入报道组的第一天,科长给石国雄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写东西要实,为保证报道的真实,每一篇报道写好后,必须做到“三通过”,即要通过报道对象、周围群众、当地组织。不管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都必须给他们看或给他们念,请他们对事实认定,观点不同可以参考但不受左右,最后由作者自己决定。 董岩:做到“三通过”并不容易,您一定吃了不少苦、下了不少功夫吧? 石国雄:为了真实报道一个司机行车数十万里十年无大修的事迹,我从学习汽车修配原理人手,查阅了这部车的历史档案和修配厂的修理记录,一有机会就跟车行驶,跟踪关注了好几个月才发稿。一次我偶然得知,出血热原名虎林热,就是我们虎林这个地方发现并命名的。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大城市的医院治愈率也不过十之五六,而我们团医院治疗此病有特殊手段。我到医院一了解,果然如此,而且从出现此病到写报道当时,已医治百例无一死亡。可是,当我把这一线索上报后,挨了师报道组长老张劈头盖脑的挖苦:“你这个老实巴交的人也搞起数字游戏来啦,百例?到底一百多少?还是不到一百?”“你是不是也要开始给人家凑成绩啦?”“治病有什么依据没有?”一顿数落,倒把我弄清醒了。原来准备配合一个什么活动抢发一条消息的念头打消了,索性好好地去调查一番。结果倒挖出个重大选题。原来我们团卫生院比较早地运用甲皱微循环理论,通过对毛细血管的出血和凝血的检验和判断,确定治疗药量,治疗出血热。当时这在全国是领先的。为了搞清甲皱微循环原理,我随医生在显微镜下观察手指甲里毛细血管内血液流动的情况,借阅有关医学杂志。后来,这篇稿子还被中央电台播出了。 六年中,石国雄写的每一篇稿子无一例外,发表的二三百篇报道,无一处失实。作为地处边陲、中国最基层的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在视专业为草芥的年代,有幸获得新闻专业知识的入门训练,尤其是对新闻真实的追求,构成了石国雄一生从业新闻出版的基础,形成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对那个年代最美好的记忆。 董岩:您在兵团采访生涯里那一幅永远挥之不去的图景,使我们对每一个事实和细节,充满了敬畏。据说您还因此躲过人生一劫。 石国雄:那时“文革”刚结束,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之后,本来就不愿意放我们上大学的一些人,借口新闻宣传是“四人帮”的领地,要审查我们报道组的每一个人,甚至每一篇文章,通不过就不让上学。情急之下,我搬出所有的几十本采访记录本,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每一篇报道的征求意见记录,我所有的报道,没有一处与事实有出入,使借机想整人的人,失去了任何借口。真实不仅给了新闻以生命,也保障了我的人生安全,也使我从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八十年代中期起,我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华工商时报以及现在的中华儿女杂志的主要领导岗位上,能够把新闻的真实和做人的真实放在做领导的第一位,实在得益于兵团的新闻生涯。 报道真实、做人真实,写真话、说真话,成了石国雄最大的特点。熟悉他的部下都知道,老石最不会也最不屑弄虚作假,在他面前,凡事须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二、敞开机会给青年 参加团中央全会,当选团中央常委 1981年,石国雄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共青团中央工作。1985年,石国雄由团中央来到《中国青年报》,先后担任党组成员、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副总编缉。 董岩:您曾经努力多年入不了团,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团干部;曾被认为“不宜入党”,后来却成了党委书记。 石国雄:命运真的不可思议。我常想,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许多不合理,甚至荒唐,但也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合理,怎样才合理。所以,当自己被推到领导职位上时,总以自己的经历为鉴,挖掘合理,惠及大家及社会。 此前,石国雄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曾负责过团中央几十家青年报刊的管理,同时还一直从事青年工作的宣传与研究。比如,参与起草王兆国同志在学雷锋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参与张海迪事迹、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宣传;执笔全国青联六届一次会议报告,首先提出青年要有“爱国之志、报国之心”等口号;还主持过国内第一次大规模的定量研究——全国十省百家青年思想调查,获优秀青年思想工作调研奖。 在铁路系统基层机务段调研 在东营调研油田青年思想工作情况 董岩:《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与全国青年的喉舌,这张面向青年的报纸,以进步、民主、开放而著称。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第一期就开辟《读者来信》专栏,刊出“青年们希望本报办成什么样子”来信集纳。 石国雄:在中青报,有一句口头禅:“我们青年报人”,大家说这话时,内心充满了自豪。在这里,总编辑的门是开着的,谁都可以推门进去谈一谈。有人就对总编王石说:你可以让秘书挡一挡。这位“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著名报道的作者却说,如果那样,就把群众的言论挡在外边了。社里氛围平等宽松,尊重年青人,不论资历深浅,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个团结协作,互相信赖的环境,其最高境界是领导和群众的互相理解和信赖。大家是否有安全感,是衡量的重要尺度。思想工作如果能加大这种“安全系数”,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象胃酶一样使上下之间的意见消化,便功德无量了。 董岩:在这样的媒体氛围里做青年思想工作,您有什么经验呢? 石国雄:思想问题就是认识问题,是认识角度的偏差。和年青人打交道,不要回避问题,只要彼此尊重,坦诚相待,经常沟通,多给机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曾有一个文化生活编辑部的年轻人,非常聪明,是复旦大学毕业生,给自己家人写了一封牢骚满腹、言辞偏激的信,不知怎的,信无意间转到了党委。刚要退休的老书记对我说,把信销毁了,不要往外传,传出去,弄不好毁了他的前程。这个青年主要是离现实远,思想认识模糊,但他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善于思考,应该给他机会。以后我们便经常有意识地接触他、帮助他、引导他。并让他参加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现实生活对他教育很大,一年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工作很努力,回来后还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批准他入党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很吃惊,也很感动。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关键是坚持一个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解信任、不乱扣帽子。我们对年轻人发自内心的爱护和帮助,不仅促进了他们个人的健康发展,对于中青报这个团队来说,则是增强了凝聚力。 董岩: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期间,您有一个观点,主张内部要有一种宽容和谐的气氛 石国雄:一个媒体的生气和活力,首先来自内部有没有一个民主和谐的氛围。新闻媒体是生产思想和精神产品的车间,如果生产者的思想得不到解放或者精神不能舒展,就不会产生创造的激情,其产品一定也枯燥乏味。在报社内部,应有思想和判断的自由(跟文章见报的要求应有区别),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念的见解,要耐心和容忍。因此,我们在当时,就提出中国青年报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和谐、民主开明、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鼓励开拓不虑失败的环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机关报,端正业务方针和明确办报思想则是业务管理、队伍建设的根本。 董岩:您当时还提出,要把思想工作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 石国雄:一个媒体,有思想才会有报道。思想工作的核心就是沟通,我们是党的报刊,要用我们的主导思想发挥影响。过去,我们总是把思想工作局限于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在我看来,思想工作的目标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提升团队的竞争力。它是媒体的软实力。 在《中国青年报》的日子里,石国雄有句话常挂在嘴边:什么时候需要咱(——指党委工作),言语一声!这个目光有神、直言不讳、爱才心切的书记,成了年轻人的朋友。生活上的困难、思想上的困惑、业务上的难题,他们都要找老石商量、切磋、探讨。在与青年记者的不断交流、碰撞中,石国雄多年来对于新闻的深度思考也日趋成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富于创新的理论文章。 董岩:1993年1月的《青年报刊界》刊载了您的一篇文章——《新闻的哲学追求》,提出了新闻的哲学意义这样一个在当时颇有针对性的命题。您认为,新闻作品仅在标题、语言、结构层次或分析议论等形式方面达到“好看”,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解决哲学层面的认识问题,即深刻回答“为什么”。 石国雄:当时青年记者张建伟发表的一组报道天津大邱庄的连续报道,触发了我的这些思考。我认为,新闻的哲学追求在于新闻作品内涵的深刻性,透视生活的底蕴,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用哲学的意识梳理生活,努力发掘生活的哲学意义。同时,通过新闻的形式回答生活不断提出的“为什么”,是传媒的社会分工,是传媒的社会责任,也是新闻的价值追求,换言之,就是新闻的哲学追求。一个真正的记者,要让读者获得有用信息,读到具有深刻认识功能,有助于理解大时代的新闻作品。 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期刊展上,接受上海电视台记者采访 董岩:记者的担子似乎重了些。 石国雄:没有办法。跻身记者行列,就是背上了一个十字架。因为,这个职业离生活太近了,它直接面对现实,现实不仅有花草鱼虫、柴米油盐,还有宏伟壮阔、深邃久远。追求后者并不是排斥前者、故作高深,而是逼近生活。 当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面临的诱惑多了,不少记者开始浮躁和迷失。出于对青年的一种责任感,石国雄常常对他们说,记者的追求没有穷尽,因为新闻没有穷尽。躁动一时是能理解的,躁动不停是不可取的。 四、对中国青年的承诺 1994年,石国雄出任《中国青年》杂志社长。这是中国现代期刊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杂志,也是一本典型的红色刊物,1923年10月20号在上海创刊,早期的创刊人如恽代英、肖楚女都是共产党新闻宣传的主要负责人。 石国雄:《中国青年》有着光荣的历史。红军时期的领导是陆定一、延安时期是胡乔木。我们党的许多重要文章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微言大义,发表一鸣惊人的政治见解是其传统。毛泽东曾三次题写了刊名,邓小平也题写了《农村青年》刊名,江泽民、胡锦涛都很关心。建国以前这本杂志的使命就是号召青年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国后推出了一大批英模,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最早发表在《中国青年》;率先为四五运动平反,为刘少奇平反,为贺龙平反。80年发起的潘晓讨论,把《中国青年》杂志发行量推到极致。 董岩:据我所知,80年代,《中国青年》杂志历史上发行量最多时达400多万份。 石国雄:我接手时,已经很萧条了,只有40多万的发行量。为什么?因为竞争激烈了,读者阅读需求变了,市场变了。媒体增多,信息铺天盖地,《中国青年》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再扮演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角色,我们只能以敬业精神,恪守职责。那时,杂志社困难重重,账面资金只有40多万元,往下怎么办?团中央书记处要求我们鼓起精神,重振旗鼓。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同志也给我们来信,鼓励我们要把这本具有光荣历史传统和辉煌历史的杂志办好,在培养、造就跨世纪一代新人的伟大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几个社领导向团中央表态,三年内不改变杂志的面貌,我们就地辞职。社里的同志也表示,改刊需要资金投入,不足部分用大家的奖金,甚至不领工资。 董岩:您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机关刊物如何走市场。 石国雄:对。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贴近青年,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基层团组织。经过一年多的调整、调研和论证后,1996年《中国青年》正式改刊。我们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必须增强贴近性和可读性;但不论怎么变,在市场里怎么闯荡,《中国青年》是思想刊,其机关刊的性质不能变。 董岩:当时在经营管理上为改革的进行做了哪些准备? 石国雄:在经营管理上动了两个大手术:一是改编辑部行政设置为适应期刊采编业务的板块制,改变中层干部终身制,实行竞争上岗;二是缩减行政人员,充实经营队伍,约有20%的人由行政开支转为自收自支,降低成本,使杂志进入良性运转。这是争取中间层的渐进的“费边”式改革。不瞒你说,我自己就在摊上卖了两年的杂志。 1995年,《中国青年》杂志恢复刊首言论,言论宗旨归结为青年立言和对青年说话。第一期的杂志上刊登了石国雄亲自执笔的新年献辞:《<中国青年>对中国青年的承诺》—— “既然文化市场不乏时尚化的产品,既然年轻人的内心深处涌动着精神追求,那么,我们这份唯一的全国性的青年刊物,何必再去赶热闹,何不把‘精神服务’作为对世纪之交的青年的承诺呢?” 与云南民族大学学生在一起 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在一起 与哈工大研究生座谈 石国雄:我们提出以“精神服务”为办刊方针,关注青年的生存状态、关注青年的思想道德状态,树立了独特的市场形象和读者定位。先后策划了“我为什么没有底”、“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离我越来越远”、“做不做好人”等青春议题;同时寻求社会兴奋点,力求创新——针对爱国主义教育中缺乏“国土意识”的状况,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支持下,推出了一期《注视台湾》特刊,影响很大;1996年出版环保专刊,提出了“环保从身边做起”的口号,那一期被称为《绿色杂志》;1997年小平逝世,我们苦战几天几夜,在一周内推出纪念小平同志专刊,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改刊后的《中国青年》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真正成为青年的人生读本。经过改革,至少实现了三点:一是改变了杂志几十年不变的老面孔,推出一本现代期刊雏形;二是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方式,使《中国青年》杂志由主要依靠出版利润转向主要依靠广告利润,为杂志向现代期刊发展打下了一个基础;三是改变了传统的干部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使之更适合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刊,保证了队伍的朝气和活力。 《中国青年》改刊当年,就抑制住了多年来平均下降22%的下滑幅度,一举持平;以后《中国青年》每年以纯利2-300万的幅度积累,到1999年石国雄离任时,杂志设账上已积累1600万资金。 董岩:一家杂志与一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社会主张和道德理想,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准则。您是中国期刊协会的副会长和全国青年报刊协会会长,曾主持起草了社会科学期刊质量评审标准及评估办法。您认为,一个有品位的期刊应具备怎样的价值准则? 石国雄:有三点。在谋求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争取最好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在追求最大数量的读者时,努力把最好的精神产品交给读者;在致力进入市场的同时,不被市场左右,尽量通俗生动,但不搞低俗取媚。 五、离开“青年”的日子 1999年,当《中国青年》走出低谷,渐入佳境的时候,石国雄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担任中华工商时报的社长。 主持与上海市工商联联合举办的论坛 董岩:中华工商时报与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份民间报纸。 石国雄:不能那么说。中华工商时报是由中央统战部主管和全国工商联主办的兼具经济性、民间性、统战性的一张报纸。从新闻舆论职能来说,它又是党领导的一个宣传舆论阵地。你的误解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当时包括社内的一些同志长期以来也有这样的认识,好像是在办一张同人报,在办报宗旨内容甚至重要人事问题上,希望自己说了算。我接手的时候,中央统战部和中宣部的领导特意向我强调它的党报性质,正因为如此,我还兼全国工商联的党组成员。 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与江苏联合召开论坛,请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演讲 董岩:这种政治功能与它的民间性不矛盾吗? 石国雄:民间性的特点,只表明我们反映生活的视角和话语方式,可以有某种自己的选择,并不表示政治的另类,更不能离开党的宣传任务发出其他的杂音。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华工商时报的重要报道内容,台、港、澳问题、民族宗教问题以及参政议政等都是经常涉及的内容。政治色彩不仅无法淡漠,有时还会更加敏感。民间性是中华工商时报的特色,正因为这个特性,才能真正担负起上述政治使命。具体而言,就是尽量减少政治概念化的表达,符合读者的口味,把政治属性化解开,将政治意图渗透在生动形象、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中。 2003年,石国雄重回团中央系统,担任《中华儿女》杂志的社长,这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人物期刊。上任前,他说,离开4年多了,这次重回“娘家”,很高兴。 在主持《中华儿女》杂志期间为纪念陈云同志百年诞辰出版专刊,与陈云子女等合影 在主持《中华儿女》杂志期间采访第十一世班禅 参观南京路上好八连连史馆,与连长、大学生当兵典型公举东合影 现在身为《中华儿女》社长的石国雄,还像以前一样,总是单位里第一个到达的人;还像以前喜欢和年轻人搅在一起,谈天说地,无拘无束;还是那个敢说实话、开朗坦诚的老石。 石国雄:回想起来,自己很幸运。在那么多的知识青年中,能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凤毛麟角。我没有出身新闻世家,靠的是自学和敬业。对这一行业来说,随着岁月的流逝,积累多于被耽误。不知别的同行如何想,反正我特别珍视这份工作。有人说那是事业,但我没有那个境界,有这样一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 采访中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他说:这是许多团干部的“通病”,年轻人思想活跃、充满活力,和他们在一起有进步、能年轻。。还有一点,可能跟自己曾研究的专业有关。从中学时期起,自己就一直喜欢鲁迅,民本中学图书馆有一本王士菁的《鲁迅传》,他反复阅读,做了满满一本笔记,大学毕业论文是专论鲁迅的《野草》,无形间深受进化论影响,总以为年青人一定会胜过老年人。将来总比现在好。规律吧,人不能违抗规律。 在这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国青年报刊协会会长(右2) 在两岸经贸高层论坛作中国媒体市场发展报告 (本文原刊于《今传媒》杂志,作者董岩为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策划、专栏作家、新闻学博士)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阅读 586 广告 2025在职研招生:2年制,学费7980(无需到校),学信网可查 刘老师教育 查看详情 留言 写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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