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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嫚离开我已整整1个月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怀念着我们曾经一起牵手走过的40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且又充满幸福与快乐的岁月…… 真情相随无怨无悔 勤嫚与我虽是同校同届的同学，但在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前，我俩并不熟识。1969年5月7日，开往黑龙江的同一列列车将我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到五十团科研连后，我们都被分配到生产排劳动。我们这些十二三岁就开始离家过学校集体生活的上中学生，特别能吃苦。由于勤嫚在艰苦劳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很快得到了连队领导的信任，她先后从战士被提任为班长、排长、连队文书，并且入了团，担任了连队团支部委员工作。而刚踏上社会生性率直的我，对当时连队领导以权压人的霸道作风和多吃多占的腐败现象十分看不惯，经常提意见，结果招致意想不到的封杀。1973年初夏的一天傍晚，我从食堂走回宿舍的路上与刚去就餐的勤嫚相遇。她突然将一只信封塞给我，我不知信封里装着什么，回到宿舍打开信封，见里面装有一张勤嫚照片，一张写满字的信纸和几张全国粮票。我明白这是她在向我倾吐爱意。她在信中告诉我：连队主要领导正在收集我和天慰的所谓“黑材料”，提醒我们当心，她认为我和天慰所作所为是对的。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勤嫚置前程于不顾，甘愿冒风险支持我，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决心啊！ 面对突然降临的这份充满正义的爱，我没有理由不予接受。出于对勤嫚一生幸福的负责，我将自己的家庭背景、身体状况以及对人生事业追求可能给她带来的影响，向她做了坦诚的叙述，请她思虑斟酌。我的真诚、坦率感动了她。从此，我们开始了聚少离多历时11年的恋爱征程。1973年9月，经连队推荐，勤嫚去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卫校就读医士专业。1974年6月，入团不满1年的我，终于光荣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打破了连队主要领导不让我在科研连入党的封杀令，成为连队第一批入党的上海知青。身在卫校学习的勤嫚，为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1975年下半年，正值自己农业科研工作渐入佳境时，我毅然决定离开兵团“曲线”回上海。我的决定得到了刚回到团职工医院工作的勤嫚理解和支持。在以后数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无论我遇到何种艰难和坎坷，做出怎样的抉择，她都始终在政治上坚定支持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照顾我，情感上慰藉鼓励我，荣辱与共，真情相随，无怨无悔。 相夫教子含辛茹苦 1977年5月，我调到佳木斯兵团机关工作后不久，又顺利回到了整整阔别8年的上海，与年迈的父母团聚。回到上海后，我选择了去学校工作，这样可以边任教边读书，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1979年4月，勤嫚放弃了农场医生职业生涯，顶替母亲工作回到上海，结束了我俩长期分离的状况。但因为住房困难，直到1983年教育局分配我婚房后才正式完婚。我们的婚礼是俭朴而温馨的，不办酒席，不收礼金，蜜月旅行，游览了桂林、武汉和庐山。回沪后，勤嫚亲手烧了一桌可口的菜肴，请双方老人来我们新家见面，圆满地完成了婚姻大事。 1986年初夏，女儿出生了，她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烦恼。勤嫚每天上班要从浦东到浦西，路途远且又要“三班倒”，十分辛苦。我教学和行政工作也很忙，早出晚归。勤嫚母亲主动提出孩子由她来带, 我没有同意，觉得孩子由我们自己教育，有利于她的成长。勤嫚向厂里申请了1年长假，在家抚养女儿，让我安心工作。 在中国中学工作期间，我又一次遭遇了政治封杀。那是1982年初夏，区教育局专案组负责人到学校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就支部书记兼校长的老谷在“文革”期间，擅自隔离审查教师造成死亡事件的处理征求党内意见。我在会上直述了看法，认为被审查对象的历史问题虽向组织交代过，但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再批斗审查是很正常的，且被审查对象属自杀身亡，而非因殴打直接迫害致死。考察干部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文革”结束后，谷在担任校领导期间使学校整体教育面貌发生可喜变化，是与他一贯勤恳努力工作分不开的。我的发言激怒了当时的区委和区教育局领导，他们不但剥夺了我团代会代表的资格，并且谋划撤换我校团委书记职务。由于我据理以争，不惜诉至上级组织部门，才不了了之。勤嫚得知后安慰我没有做错。人生能遇勤嫚知己，乃吾此生有幸。 1987年暑期，我调入母校上海中学任教，担任年级组长兼班主任，每周只能回家两次，家务几乎都落在了勤嫚身上。女儿刚满1岁，还离不开大人照看，做家务都要把她带在身边。当时家里还没有煤气，做饭、烧水都靠一只煤饼炉子。煤饼供应经常断货，有时她等不及我回家，就将买来的几十斤重煤饼从楼下搬到四楼的家。面对辛劳的家庭主妇生活，勤嫚从不在我面前叫苦叫累，因为在她的心里，只要女儿和丈夫健康、平安就满足了，她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1年后，为了能让勤嫚安心回厂上班，我不顾学校挽留，调入检察机关工作，肩负起照顾教育女儿的重任。到检察机关工作，我经常要加班、出差，有时不得不将女儿放在父母那里过渡。而勤嫚除了“三班倒”上班外，到家还要忙着买菜、做饭、洗衣，替我们父女准备好可口的饭菜。在她的支持下，我先后取得了两个大学文凭。在检察机关工作，经常会遇到熟人、朋友上门打听案情、求情的事情，也少不了请吃、送礼。但无论我在不在家，勤嫚都会严守纪律，替我把好清正廉洁关，她是我的“贤内助”。 我对女儿教育很严格。记得还在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放学后我发现她舞蹈鞋里有块塑料积木，第二天执意带着女儿去向幼儿园园长认错。勤嫚不仅没有责怪我，还帮我一起做女儿的工作。为了培养女儿独立生活的能力，我鼓励她报考寄宿制学校读高中，去外地读大学，勤嫚都全力支持。女儿没有辜负我们的教育培养，她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读完了大学本科，并为学校争得了五个全国竞赛奖。大学毕业后，她申请获得了香港政府全额奖学金，完成了香港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学业；最近又取得了联合国颁发的国际环境法证书。女儿这些成绩都是在她妈妈身患绝症之后取得的。家人、同事、朋友常将这份功劳记在我身上。但我深知：没有勤嫚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操劳家务和矢志不渝的理解、支持，女儿今天未必能成才。 与癌抗争含笑人生 1997年勤嫚退休后受聘到社区居委会工作。如勤嫚单位所评价那样，她积极要求上进，处处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为人正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同事之间和睦相处，乐意助人，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敬重和好评。 勤嫚具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她热爱生活，自学烹调技术，博采众长，是我们大家庭中公认的厨艺“大师”；她一生俭朴，从不刻意修饰打扮自己，身上的衣服，只要能穿就不买新的，特别是患病后，更是舍不得花钱添衣物，里里外外穿的都是女儿留下的旧衣服；她聪慧好学，是上海第二批取得计算机中级证书的学员。即使患病期间，她都坚持练书法、学外语；她喜爱音乐，自学手风琴、电子琴和五线谱，能弹奏出悦耳动听的乐曲；她喜欢运动，坚持清晨练习打太极拳。她还跟我学习摄影，为居委会工作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影像资料。兴趣爱好铸就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渴望，对人生的祈盼。然而，病魔无情地打碎了她心中美好的人生梦想。 2005年6月，勤嫚经医院诊断患直肠癌。手术后的病理报告表明，她直肠癌细胞已转移，医生预测她的生命仅有两三年。历时半年的放化疗，对勤嫚来说是极其痛苦的。头痛、呕吐、无力，伴随着每一次放化疗不断加重，她以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 2009年12月，我陪伴病情趋于稳定的勤嫚去香港参加女儿法学硕士学位授予仪式，这也是她生前最后一次长途旅行。为了让她在香港生活得舒适点，我联系入住于中央政府驻香港招待所。房内空调、冰箱、厨房用具一应俱全。我们自己买菜、做饭，3口之家在这里团聚，温馨而快乐。在香港期间，我和女儿陪伴她游览了香港大学、海洋公园、维多利亚海湾 、南丫岛和澳门。香港之行，让病中的勤嫚感到无比的快乐，期盼身体进一步康复后能出国去看看。然而，这一美好的愿望再一次被无情的病魔吞噬。 2010年6月，勤嫚连续出现高烧症状，经确诊癌细胞已转移至肝脏，由于转移性肝癌病灶呈弥漫状，已无法手术。为此，医生给勤嫚做了介入化疗。从2010年6月至2013年8月，勤嫚先后住院治疗达十余次，3次介入化疗，3次做放置胆管支架术。今年2月，勤嫚体内癌细胞进一步转移至肺部。 勤嫚患癌症后，身在国外学习、工作的女儿经常打电话来询问妈妈的病情，鼓励她要乐观、坚强。去年12月，女儿在国外结婚，因勤嫚病情日益加重我无法成行。 女儿反安慰我：“不要紧，在家好好照顾妈妈。”女儿这番话，让我感动流泪。 在勤嫚患病期间，许多同事、同学、朋友来看望她，安慰她，特别是科研连的兵团战友一直关心牵挂她的病情，多次来家或去医院探望。记得2010年的秋末初冬的夜晚，勤嫚发高烧在中山医院急诊室输液，杨冰玉、李东城、许菊妹、李玉林等战友闻讯赶到医院来陪伴她，让她十分感动。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勤嫚时常怀念黑龙江兵团的生活，希望能吃到东北酸菜炖粉条。曾在连队食堂工作过的许菊妹得知后，特意烧了一碗酸菜炖粉条送到医院。勤嫚虽然只吃了几口，但她十分满足“又尝到东北菜的那股味了。”战友的情谊让勤嫚铭记在心里。去年10月，她病情稍有点稳定，即提出举办一次在沪兵团战友的聚会，她要亲口向大家表示感谢。在那次聚会上，勤嫚很激动，流着泪水抒发了心中珍藏很久的感激之情。 勤嫚癌症复发后，开始信奉基督教。她渴望身体恢复好一点的时候，能亲自去基督教发源地耶路撒冷圣城朝拜，接受洗礼。勤嫚在病痛折磨面前表现得那样坚强：每次施行有风险的治疗时，她鼓励医生：“我相信你，大胆地做吧”；在年轻护士面对她细脆血管扎针感到紧张时，她勉励她们：“大胆些，扎坏了也不要紧”；在同室病友病痛精神压抑时，她会主动关心安慰她们。她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同病魔顽强抗争的坚强意志，创造了临床医学的奇迹，感染了身边的医生、护士、护工和病友，他们亲切地唤她为“张大姐”。 勤嫚身患绝症后，我们经常谈及生与死的话题。人死不足畏，“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蛇乘雾，终为土灰”。生命来自于自然，也应当回归于自然。我们相约丧事从简，身后不留墓地，骨灰撒入江河大地，为国家节省资源，不为子女增添负担。勤嫚希望安乐死的愿望我虽办不到，但答应在她生命最后时刻尽力减少她的痛苦。 今年8月4日傍晚，刚出院仅5天的勤嫚再次出现高烧、呕吐症状，我急忙将她送到医院住院治疗，经化验诊断为胆道感染，并伴有肾功能衰竭。第二天傍晚，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书》，我当即发邮件给女儿。半小时后女儿来电话，告诉回家机票已订好。怕女儿来不及赶回家，我让她与妈妈讲几句话。通话中，勤嫚用微弱的声音对万里之遥的女儿说：“上帝要召唤妈妈去了，你回来吧！妈妈想与你再见一面。”这是勤嫚生病8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要求女儿回来看她，守在病床边的每个人都为之动容。勤嫚向她姐弟交代：要伺候好爸妈，希望她的丧事从简，骨灰海葬。在勤嫚生命最后时刻，我守候在她身边，不断地问有什么要交代？勤嫚急促的呼吸声仿佛在回答我：孝敬好父母，丧事从简，自己好好活着…… 8月6日凌晨 3:45，与我相伴40年的勤嫚安详地离我而去，悲伤的泪水霎时浸透了我的双眼……当晚风尘仆仆的女儿进家门看到她妈妈的遗像便嚎啕大哭。我含泪对她说：“妈妈走得太快了，爸爸对不起你！”女儿转身紧紧抱着我：“爸爸，你尽力了！”随之，我们父女相拥痛哭。 勤嫚走了，她带着对爱情、家庭幸福的满足走了，带着对亲人、朋友无比的眷恋走了，带着对生命美好的向往走了……她的一生是那么朴实无华，她的音容笑貌和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远伴随我的生命直到终结。安息吧！我亲密的同学、战友和伴侣，我会记住你的遗言：“好好活着，是对逝者最大的安慰。” 201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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