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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25年1月21日央视新闻的官宣，大众一直关注的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话题终于尘埃落定。许多城市已明确放开烟花爆竹的燃放，给即将到来的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央视的报道指出，解禁烟花爆竹不仅让“年味更浓”，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回应民众需求的积极态度和对传统习俗的充分尊重。从“禁放”到“限放”，这一政策的调整，体现了社会管理者在维护公共安全与传承传统文化之间的平衡。 放鞭炮自古以来便是春节的习俗，它不仅象征着驱灾辟邪，更承载了人们的祝福与喜悦，是生活仪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烟花爆竹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使得这一传统活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烟花爆竹才是“中国年”
燃放烟花爆竹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最初起源于驱邪除旧，后来逐渐演变为增添过年喜庆氛围、表达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随着时间的推移，烟花爆竹逐渐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承载着多重意义。它不仅是某些仪式节点的标志，更是人们喜悦与祝福的传达方式，见证着特殊时刻的到来与结束，或宣布某个事件的发生与完成。无论是红白喜事、敬天祭祖，还是庆典庙会，鞭炮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元素。 例如，在河南省豫东地区的西村，婚礼的全过程几乎都伴随着鞭炮声。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婚礼前一天晚上的铺床仪式通过燃放鞭炮驱邪和祈福；婚礼当天早晨的鞭炮宣告特殊的一天开始；迎亲队伍途经河流、桥梁、庙宇、坟场时放鞭炮驱鬼避邪；到达新娘家门口时放鞭炮表示欢迎；新郎迎娶新娘回家时放鞭炮，既是驱邪，也是宣示任务已顺利完成；拜天地时的鞭炮则标志着婚礼高潮的到来，象征着新婚夫妇最重要的人生时刻。 不仅如此，鞭炮也成为了民众表达情感的多功能载体。当贪官腐败分子被查处，地痞村霸被抓时，鞭炮的响声往往代表着民众的喜悦与庆祝，寄托了“送瘟神”的寓意。更有甚者，在某些地方，鞭炮还成为了道歉和化解冲突的象征。在广东省潮汕地区和贵州一些苗族乡村，鸣放鞭炮甚至是一种传统的赔礼道歉方式，犯了错的人通过放鞭炮向社会表达歉意，恢复和解。而在一些苗寨，放鞭炮则被视作“扫寨”仪式中的一部分，用以净化社区，祈求安宁与和谐。 清末民国以来，过年燃放烟花爆竹一直是各地春节民俗中的一个显著环节。如今，许多普通民众依然将烟花爆竹与春联、年画、秧歌、饺子、汤圆等并列，视为“中国年”的基本要素。辞旧迎新、驱灾祈福、祈求富贵，这些都是烟花爆竹表达的意义。尤其是在辞旧迎新的过程中，烟花爆竹更显突出，“如果不放爆竹，春节就不像春节”。 例如，在天津杨柳青年画中，除夕夜放炮的场景被广泛表现，小孩举着灯笼放烟火，全家围观看鞭炮燃放，其乐融融。山东各地在元旦零点时齐鸣鞭炮，响声震天，人们往往早早起床开门前先放一挂“火鞭”，据说这样做可以避免遇到神灵。 而在江西省赣北的厦屋陈村，除夕之夜关门前要放“封门炮”，大年初一零点一过，又尽可能早地鸣放“开门炮”。过去这主要是驱魔辟邪，如今则演化为开门大吉、发财和增添节日气氛。 在临沂一带，正月初五人们以家族为单位“送家堂”。天未亮就准备好饺子，上供、烧纸、磕头，然后把神主牌位收起。等到三声大炮仗一响，全村男人带着香纸、鞭炮列队上坟，送老祖宗回家，并一路燃放鞭炮直至坟地。 法不能鼓励不法
尽管媒体曾以“过年方式千万般，何必独钟这一种”来表述对放鞭炮的多元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烟花爆竹的缺席让节日气氛显得少了一些“年味”。然而，禁放烟花爆竹的政策一开始便引发了广泛的分歧与争议，尤其是许多市民因感到失落与不满，甚至通过违法燃放的方式表达抵触情绪。1999年至2004年间，春节期间，禁放令常常遭遇大规模的越轨行为，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管控，以维护“禁放令”的法律权威。 北京市的情况尤为突出，每年除夕夜即便动员警察和社区工作者，并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依然无法杜绝烟花爆竹的燃放。2005年春节，北京市动员了13万监督员、680多辆警车，并由公安牵头与多部门联合执法，在街头巷尾严防死守，结果仍有252人因燃放烟花爆竹受到行政处罚。究其原因，部分市民认为没有鞭炮的春节缺乏传统的“年味”，而且由于处罚力度不够，违法行为未必能产生应有的震慑作用。即使被罚款或拘留，由于除夕夜的特殊性，执法机关往往倾向于宽容，允许当事人先回家过年，这使得“法不责众”的尴尬局面愈加突出。 如果要严格执行禁放令，地方政府面临的执法成本巨大，甚至超过了其可承受范围。而如果对市民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则不仅法律的威严受损，政府的公信力也会随之下滑。哪怕是稍微严格的执法，除夕夜市内各拘留所都可能被人满为患，这使得政府陷入两难境地。显然，当地立法机关在制定相关法规时低估了民众对传统习俗的依赖与反应，忽视了民众抵触的情绪，以及民俗与法律之间的深刻矛盾。尽管北京市人大在立法程序上并无大错，但在事前的民意调查与专家咨询方面却显得过于草率，未能准确把握民意的走向。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择将“禁放”改为“限放”，这不仅是政策调整的结果，也反映了当初禁放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和民众支持，最终沦为“无效供给”。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年俗，常常被视为封建和落后的“糟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春节等传统节日甚至被“革命化”，而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传统文化才逐渐得到重新评价，政府对民俗的管理也变得更加宽松，民众对春节“年味”的追求也愈加合法化。在这场国家与社会、公权与民意、法律与民俗之间的博弈中，禁放政策的失败从“放改禁”到“禁改限”的转变，体现了法律在面对深厚的传统习俗时的局限性与挑战。政府最终不得不在法律与民俗之间找到平衡，作出了让步。 世界的“Lunar New Year”
受历史上汉字文化圈与人口流动的深远影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农历新年纳入全国性节日，并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融入了丰富的庆祝方式。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独特的文化符号，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发展。 在东南亚，春节是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华人群体主导、各族群共同参与的庆祝方式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在越南，春节被称为“元旦节”（Tết Nguyên Đán），是越南人最隆重的节日。尽管假期仅为五天，但从腊月二十三的灶王节开始，过年的气氛便持续到正月。此时，年花成为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装饰。北方地区多选用桃花，象征辟邪与祈福，而南方则常用黄梅花，此外金橘盆景和“五果盆”也随处可见，寓意着好运、平安和繁荣。越南除夕夜有“求禄”风俗，祭拜寺庙后，采摘绿叶带回家，象征着收获天地神灵的福禄。正月初一的早餐，一定会吃用芭蕉叶包裹的猪肉绿豆沙馅粽子，寓意“天圆地方”。此外，越南人认为，新年第一位登门的客人，将决定全年的运气，因此需要精心挑选最尊敬的亲友。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春节传统源于中国南方侨民的年俗，捞鱼生是这两国的重要年菜。主料生鱼片配以多种蔬菜丝、花生碎等，最后淋上酸甜酱汁，大家围成一圈，用筷子高高捞起，寓意步步高升、风生水起。此外，马来西亚人还会吃盆菜、娘惹鸡蛋饼等传统美食，新加坡则有双手奉上橘子作为拜年礼物，象征“大吉大利”，并有“换橘子”的回赠习俗。每年春节期间，马来西亚槟城的极乐寺会举办盛大的灯会，而新加坡的滨海湾“春到河畔”游园活动与街头表演的妆艺大游行，则成为最受欢迎的庆祝形式。 在泰国，华人的春节习俗与本土文化紧密结合。除夕（泰文称作祭日）当天，家庭会祭拜祖先，感谢祖辈的庇护。正月初一，按照佛教传统，泰国人不急于拜年，而是先到寺庙进行布施，献上食物或甜点，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一天，大家坚信绝对不可工作，否则一年都将劳累。菲律宾的春节，年糕（Tikoy）成为必备食品，象征着家人团圆、亲密无间。此外，挂“八大圆”水果、穿红色或波点衣服也是菲律宾春节的独特习俗，代表发财和圆满。 在亚洲以外，春节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1988年，毛里求斯为纪念与中国的友谊及华人贡献，宣布春节为法定节假日；2014年，苏里南将春节设为永久公共假日；巴拿马政府在2022年将农历新年定为全国性节日，并举办“欢乐春节”庆祝活动。加拿大虽然不放假，但自2017年起将春节定为国家法定节日，成为官方节日之一。美国加州和纽约市、巴西的伊瓜苏市和里约州，也纷纷通过立法，将春节列为官方节日，里约州更将每年2月定为“中国新年纪念月”。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和华人社区，每逢春节便成为城市的焦点。庙会、花车巡游、街头派对等庆祝活动吸引了大量当地居民的参与，大家一起体验节日的欢乐和祥和。无论是在纽约、伦敦、悉尼，还是在洛杉矶、旧金山、温哥华等地，春节的庆祝活动都充满了浓厚的中国风味。这个已有4000多年历史的节日，已不仅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更成为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认同感的世界性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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