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返城之路 唐德华 “返城”这个词，在如今的人们眼中或许是个陌生的词组，但对于经历过上山下乡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却深知其含义，也亲历了其中的艰辛。我的返城之路，一波三折，宛如一部小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1978年末，返城之风悄然兴起。农场里的知青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病退、顶替、特困等各式各样的办法，纷纷踏上归乡之路。那时的我，正在大学二年级勤奋苦读。同班有位同学毅然决然地办理退学，从大学返回农场，而后辗转回到上海。这件事对我的触动极大，我也曾有过效仿的念头。 然而，学校领导知晓后，与我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他言辞恳切地说，我们这代人能够在 77 届高考中崭露头角，实在是难能可贵。那低至4.7%的录取率，足以证明能踏入大学校门是百里挑一的幸运。这番话令我幡然醒悟，我深知机会难得，于是打消了退学返城的想法。 当时，我妻子还留在农场。体弱的她不仅每天辛苦劳作，还时刻思念留在上海交托我父母照看的女儿。我想方设法为她办理好病退手续，满心期盼她先回上海，等我大学毕业后一家人团聚。可性格坚韧的她竟当着我面撕掉病退通知书，坚决表示，再苦也要苦在一起，等我毕业再说。这使得我第一次返城计划全部落空。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成为黑龙江省优秀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组织部工作。两年后，总局在江苏宜兴建立了农垦太湖疗养院。组织委派我陪同院党委书记沈慰祖赴任并前往宣布疗养院领导班子。沈书记初来乍到，对各方面情况尚不熟悉，希望我能做他的助手，担任党委副书记。这正合我心意，我求之不得。可当方案提交到总局党委讨论时，却被党委书记赵清景断然否定。会后，他还找我谈话，严厉地批评了我：“国家精心培育了你，你怎能目光短浅，只盯着这小单位，一心只想回南方。垦区有很多大事需要你们去做，年轻人应当有更远大的志向。”这次谈话，让我再次放弃调回南方的想法。 1990 年，组织部同事赵国防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调回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机关工作。他来信询问我是否有意回沪工作。当时的我，刚刚被提拔为总局行政处处长。领导的信任、同志的支持和事业的发展都让我踌躇满志，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1991 年，国家出台有关知青的优惠政策，每个知青家庭可将一名年满16周岁或初中三年级毕业的子女户口迁回知青下乡的城市。幼时在上海长大的女儿，看到身边不少同学已通过该政策陆续回城，坚决表示要回上海。正当我举棋不定时，有朋友劝我说，若把孩子留在黑龙江，待我们夫妻百年之后，女儿便是远离故土和家族的孤零零一人，届时她定会埋怨。我听后很受触动，深感世间事无法两全，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回上海工作。 起初总局领导并不应允，但我去意已决，写信给好友赵国防，拜托他帮忙先办理商调手续。赵国防果然尽心尽力，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上海人才引进政策规定，除本人具备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外，还必须有个人专著或论文。我大学毕业一直在机关工作，既没有专著也没有论文。一筹莫展之际，赵国防来信说，“你不是主编过一本《黑龙江农垦总局组织史》吗？”一句话提醒了我。在组织部时，我曾执笔完成了《总局组织史》的编纂工作，约20万字。我立即把这本著作寄了回去，没过三个月，上海市人事局的调令就来了。这让我更加坚定回上海工作的决心。在一次次与领导的沟通交流中，总局党委最终同意我调回上海。 1991 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全家人踏上了返城之旅。小小的佳木斯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大家依依惜别，手紧紧相握，叮咛不断，许多人的眼中还噙着泪水，那场景令人永生难忘。 我的返城之路漫长而曲折，充满了抉择与坚守。回到上海后，我从头开始，努力工作。同时我也能够更好地照顾家庭。组织上了解我过去的经历，不久让我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回沪的第二年，老父亲患上脑卒中，所幸我在身边，得以弥补过去在黑龙江工作生活 24 年未能尽孝的遗憾，尽了一份长子的孝心。 回首往昔，那些岁月里的波折与坎坷，都化作了人生的宝贵财富和深刻感悟。返城，不单是地理上的回归，更是心灵的归宿，让我在亲情的温暖中领悟了生活的真谛，也让我更加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团聚和安宁。 | 
楼主
因为我现在还属于农垦系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