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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城的大潮中作者：高五一
病退 知青返城的途径大相径庭：上学、参军、投亲靠友、特困、顶替、病退。从1977年开始，到1979年达到了顶峰，几乎99%的知青都离开了曾经出过力流过汗的土地。其中最无奈的，就是假借着生病返城。这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时的知青，已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再也没有了浪漫的革命理想，一切都变得那么现实，那么实际。在经过了多年忘我地付出后，知青学会了算计，学会了为自己打算。就像被人带出远门的鸽子，也像溯江而上的鱼儿，他们躁动的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回家！
1977年我已成家，16平方米的小屋里常常有客来访，那大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知青朋友。也没什么招待，炒上几个不像样的菜，喝点小酒，东一句西一句地瞎聊，借以打发百无聊赖的生活。很多信息就是那时得来的。
在“文革”前有一本书很流行，书的名字叫《牛虻》。我还记得亚瑟在知道了自己是忏悔神父的私生子后的一段话：“耶稣只不过是一具泥塑木雕的偶像，我一锤子就可以将它击得粉碎，而你，却一直在骗我！”
“四人帮”垮台之后，“文革”时流行的那些花里胡哨的“革命”理论已黯然失色，就像剥去了金粉的佛头，它已露出了难看的胎质。尽管人们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已经逝去的年代，但深深的怀疑已植入了知青的心田。
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之后，现实就变得很重要了。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选择的路是相当的窄。说穿了，就剩下“病退”！当年知青以堂堂正正之师，浩浩荡荡地进军农村，辛辛苦苦地在农村干了七八年，现在却不得不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回城，其人格上受到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就如同你出去的时候走的是门，返回的时候，门已被堵得严严实实，就剩下一个洞，你钻不钻？
1976年夏，我在工副业连分到了一处小小的住处。就在我忙不迭地盖着小仓房、种着小菜园、养着小鸡仔的时候，知青们一个个都悄然离开了农场。开始是办特困的，办投亲靠友的，到后来绝大部分都是办的病退。
大概是1978年夏天的某一天，我的同班同学金克来到了我家。那时我们虽然在一个连队，但彼此见面的机会也不太多。他告诉我病退已差不多办好了，过几天就要回上海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一些黯然。至此，我们同班一起来的四个人，就剩下我了。1977年，我已成了农场的住家户，并正式享有住家户的一切待遇：有大约三分自留地，外带一个屋后的小菜园；夏天能分一车麦秸，秋后能分一条河线的柴禾。
作为知青中的住家户，我已有了扎根边疆的思想准备，并时时安慰自己：“都到这分上了，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但当我听到金克也要走的消息，心里还是咯噔一下！记得我当时很详细地问了金克办病退的过程。“要找老L！营里的病退都是他管的。”他说，“办病退是要送礼的。”我有点惊奇：“还要送礼！那要送多少？都送点什么东西？”
说句实在话，自打到黑龙江后，我从没给人送过什么礼，也根本没往那上面想。这倒不是我把钱财看得重，舍不得破财。恰恰相反，直到如今，我依然是一个对钱财没什么概念的人，有钱固然好，没钱也不会去孜孜以求。但送礼则不然，这似乎关乎自己的人格、自尊之类的东西，有点不太好弄！
从1977年起，和我走得比较近的周敬华、吴龚宝、徐具初等几个知青会经常到我的小屋来坐坐。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办病退。”那时我们身上没什么病，平时也不太留心疾病和医疗方面的知识，因此在讨论怎么办病退的问题上，主要是听那些已经办成的人怎么说，尔后再自己分析。
肝炎、红斑狼疮、精神病、肾炎、美尼尔氏症、各种癌症、类风湿、原发性高血压……一句话，一切能要命的，但一时还要不了命的疾病，都在我们的考虑之列！除了要考虑得什么病之外，还得考虑自己的病史、考虑退回去之后，应付检查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学习应付检查的各种技巧。
时至今日，我已忘了那几个好朋友分别是按什么病办的病退，能隐隐约约记起的是：有一回，周敬华从食堂割来了约有五斤肉，还带了一桶油，和徐具初一起来到我们家。那一次，好像还有吴龚宝。我们用大锅做饭，小锅炒菜（煤油炉里是吴龚宝拿来的柴油，点着了有一股呛人的烟味），边吃边唠，讨论最多的，就是办什么病最容易在上海通过。那时主要是他们谈，我听。因为对我们已成家的来说，政策还不太明朗。看着他们诚实的面容，侃侃而谈的模样，心里有一种淡淡的落寞。
没想到过了没几个月，突然传来消息，说是知青就是成了家，只要双方都是知青身份，同样也可以办病退，这使我惊喜莫名。我一年到头也没什么病，病历本上空荡荡的。要办病退，必须使自己的病历本丰富起来。记得我当时那个不大的家里，还藏有一本医学方面的书，里面很有些内容可以借鉴。于是找上几支粗细不一的钢笔，买两瓶不同颜色的墨水，我就开始了“制造病历”的过程。经过仔细斟酌，老婆“得”的是美尼尔氏症，我决定“得”原发性高血压。
我还记得那次去老L家，老L胖子笑模呵呵地对我说：“你怎么也跟着办病退，就在这儿扎根得了。”他打我的哈哈，这个L胖子！
“我，我还是想回去。”我嗫嚅地说，心中有那么点揣揣然。“那好办，过几天我就上团里去，我这手里还有好几份呢。”
说句良心话，我送的东西不算多，别的现在已记不清了，光记得其中有两盒铁盒装的大白兔奶糖。L胖子还真肯办事，没过几天就帮着把病退证明给拿来了。
1979年的秋天，我们夫妻俩回到了上海。那时农场已经批准了我们的病退申请，愿意放人了，但上海这儿还没批接收呢。要上海街道批准了，才能把户口落下来，只有落下了户口才能有安排工作的资格。老大不小的我们只能干待着，连同两个孩子，吃住在我父母家里。
当时我所在的徐汇区，病退回来的知青非常多，复查也比较严格。我办的是高血压，为了应付检查，我特地咨询了很多人，我父亲特地从医院里给我借来了一个血压计，那几天，我就整天在家里给自己量血压，测试肌肉的紧张程度对血压的影响。大概过了四五天，我就基本学会了自我控制。
记得有一次，居委会通知我去复查。在地段医院，为我复查的是一个女医生，年龄比我稍小一点，那时我对血压的控制还不太熟练，很紧张。她给我量了好几次，一次高一次低的，差别很大，弄得她很恼火，她一下子站了起来：“你这个血压我没法给你量！”“怎么没法量？”“你自己知道！”“我妻子小孩都回上海了，你叫我怎么量！”
我很冲动地说。她立刻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柔声地问道：“那我们再量一次好吗？”这时，我很清楚地看到她脸上的变化，这是从气愤到怜悯的转变……我忘了后来这血压是怎么量的，但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次量血压的数值：高压155，低压110。
在回沪半年后，我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准迁证明。 求职 1980年春天，我刚报进户口，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知青生涯后，我又成了“城里人”，这时的我已是30岁的成年人了。没工作，没房，又没钱，老大不小的我只能和4岁的女儿挤在父母家里。
当时，市里有顶替的政策，有的父母为了孩子，宁愿自己早几年退下来，也想方设法让自己孩子顶替上。但我回沪时，母亲已退休三四年了，父亲是军人，也没这方面的政策，所以只能在家里干等。
20世纪80年代，上海滑稽剧团赶排了一台滑稽戏叫《路灯下的宝贝》，红极一时，吸引了各种媒体的注意，那戏的情节我还依稀记得，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可见，那几年如我这样的，社会上也一定不在少数。
有一天，居委党支部书记施阿姨来找我，想叫我帮着居委会做点事，叫我担任居委的青年干事，我答应了。我所在的是鲁浦居委属漕溪北路街道管辖，也是返城知青密集的地方。我不知道现在居委会的青年干事主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那段时间，我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件是对居委辖内的返城知青进行摸底调查，然后上报。二是组织七八届未分配的初中生进行补课，以便他们在今后的分配中应付考试。
返城知青的年龄都已很大了，尽快地解决他们的就业，成了当时政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当时，我所在的居委会，除了我们这些返城的外，还有不少历届生，停在家中等分配。光我所联系的七八届毕业生就有三四十个。原来准备在1980年安置的，但因为我们一来，他们只能让位。为了不使这批小青年无所事事地流落在社会上，居委组织他们补课。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带领他们去补课，地点也很巧，就在我下乡前所在的淮海中学。
当我再次踏进母校时，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的变化。两旁的梧桐树越发高大，浓郁的绿叶几乎完全遮住了阳光。东边的桃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简易的楼房。整个校园少了些原先的大气，显得有些逼仄。居委会安排的学生补课，是利用学校的暑期，一共也就五六次，主要帮助学生补习初中的数学和语文。我一家家跑，尽量动员他们参加，结果还不错，80%以上的学生都来了。至于他们能补进多少？我委实不知。如今回忆起来，已不甚清晰，但好像那段时间里已知道了我们这批返城知青将有一次文化考试，成绩好的可以被全民企业录用。所以，对我来说，这补课简直太重要了，把它喻为“及时雨”亦不为过。本来，初中的那点东西，经过十年的下乡洗练，基本上都还给了老师。所以，那几次补课，我认真听，认真记，学得比那帮小青年起劲多了。
好像在1980年的夏季，有一次针对返城知青的招工报名，地点在徐汇区的工人文化宫。那天，我早早就到了那儿。露天的场地上、过道上排满了课桌，每个课桌的后面，都坐着三四个人，他们都是招工人员。在他们的后面，则贴着大张的工厂简介、某某局，招工工种，人数和招工要求。因为工种关系，有的有体重身高的要求，有的有视力要求，有的……报了名，每个人可以根据现场掌握的情况，结合自身条件填报三个志愿。
现场人山人海，喧闹非凡。我踟蹰在人流里，希望能遇上一两个认识的知青，但一个也没有。手里拿了个本子，依照工厂的要求，一个个地比照过去，遇到自己认为合适的就记下来。有很多工厂都设置了视力要求，我却是近视加散光，只能排除在外。用什么语言都很难形容当时的心情，焦虑、渴望、兴奋、沮丧、希冀……
我和别的知青不一样，因为我已成家，还带着两个孩子，女儿四岁，儿子两岁。那时，我妻子已在上班，单位是在宝山镇的服务站，那是个县属的小集体，每月工资24元。如果我再落在集体单位，小孩岂不是完全没了劳保？那以后小孩生病怎么办？极为现实的情况压迫着我，逼着我不得不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拼搏！当时，我的文化底子很差，语文还好点，数学却望而生畏，只会做做因式分解。所以，最重要的是及时掌握各工种的报名人数，从而了解录取率。
机电一局、仪表局、纺织局、电力局、轻工业局、化工局、人防、环卫等等。几乎每个摊位面前都挤满了人，人可真多啊。那天，从早上八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半。整整七个小时，我像个傻子似的，饭没吃一口，水没喝一口，手里攥着那张珍贵的表格，计算着、迟疑着、犹豫着却始终不敢填下去……那天，我无数次地询问各招聘点的已报名人数，为的是及时掌握录取率。那时，仪表局、机电一局属下的工厂在人们眼中红极一时，推出来不多的岗位也炙手可热，一个岗位竟然有十个以上的竞争者。
时间已是下午3点多了，原来熙熙攘攘的人群渐渐散去，我赶在他们收摊之前终于填下了表格：第一志愿轻工业局，第二志愿中成药供应站，第三志愿人防。以我的判断，第一个岗位竞争者不会超过1：4；第二个岗位大概是1：3.5；第三个岗位应该在1：2.5左右。
那年夏天，天气大热，父母带着我女儿在楼下乘凉，我独自在楼上做习题。现在想来，初中那点东西也不算复杂，但对我来说似乎是过不去的坎。每到相似三角形、圆、三角函数、对数就会卡住，原因是原来没学过。我们楼上有个高中六七届的女知青，也是黑龙江知青。那时她也和我一样，在家里温习功课，她的目标是考银行。有时我实在做不出，也会向她求助，印象中有过一二次。她时间也紧张，大家都在为将来而努力。
考场上的情景已记忆不清，只记得有两个监考，在那儿晃过来晃过去，好在那时的人都很守规矩，好像没听说有作弊的。考完后，很惊喜地遇到了金克，和他对了对考题，才知道繁分式的那道题又是自己错了。互相道了寒暄后又匆匆道别。金克是我同班同学，又一起去了黑龙江。
考分公布后，我紧张不已。我报的岗位要求分数是110，我当时的考分是108，仅两分之差，看来录取没希望了，心情沮丧到了极点。那时，我已在徐汇中药切制厂做临时工，工资每天九毛钱，工作是在大仓里摆弄那些药材的麻袋。那些药材袋子和黑龙江粮食袋子比起来要轻不少，所以做起来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徐汇中药切制厂是个区属大集体，我在那儿做了不长时间，由于劳动态度极好，厂里的支部书记特地找我谈了次话，热情地邀我留在厂里。她告诉我：“名额的事，你不用操心，我会替你去办的，主要是听听你的意见。”我权衡再三，还是婉拒了她。说句良心话，我很感谢她，但为了孩子的劳保，我还是梦想着去全民企业。好像是9月底，望眼欲穿的通知终于等来了。当我拆开信封，取出那张粉红色的通知书时，心跳陡然加速，眼前短短的两行：“你已被上海儿童食品厂录取，请于10月4日前来报到。”是全民的，我久悬的心一下子落下了……
老人们常说：“三起三落过到老。”可见，起起落落乃是人生常态，世上没几个人能平平安安度过自己的一生。如果说，人生注定要经历几次大喜大悲的话，我想这能算上一次吧。 (文章选自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0团知青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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