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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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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23-6-6 18: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农场章文 于 2023-6-7 14:23 编辑

王治文 2023/6/6
效杰兄弟意外的离我们而去,接触或了解他的香友,都是难以形容的悲伤与痛惜。动人的诗篇和悼念的文字,或长或短,每每让我悲切欲泪。因为我读这些,大都能明了背后的真实故事,因而读出真切的情义。我不是诗人,也不善这类文字。但效杰于我是如此的特别,也总想写下几笔,以纪念我们这一生相互间如此特别的情缘。艰难的是,写这段文字,回忆起那些往事和近事,屡屡会为欲哭的悲情所打断。
效杰对我总是以“师傅”相称。我起先应该说是完全不当真的。“师傅”那个时候可能也确实仅是个一般的尊称。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农场岁月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他却坚持着这个尊称,并解释是因为我对他曾经的帮助和影响。他这份“认真”还往往通过诸多的第三者而“偶然”地传导到我,令我感动并意识到他用这个称谓的认真。我不敢太当真是我觉得担当不起。尤其越是后来,远离农场的那些日子,听到越来越多关于效杰的故事。他的真诚正直、他的奋发为公、他的同情心、他的豪爽扶弱等等美好人品在继续积攒,甚至他的文才和生活的幽默感都在与日俱进。这样的效杰,尊我为师,肯定是我的荣耀,同时实际上也远远超出我能担当的范围。
最近的两次“为师”感受,一次是沪杭香友海盐聚会,一次就是六一告别了。海盐聚会,恰逢在北京的香友王振声也来杭参加二分场知青纪念活动。他事先联系了我,表示也想趁机见见香兰情上认识的几位外分场朋友,有些同时也是诗友。效杰自然也是他慕名想见的。时间表并不容易安排,不过那天我还是当机立断改变计划,不远百多公里,带着振声夫妇,还有晓平、礽苏临时开车赶往海盐,也临时联系了效杰。效杰也是临时安排,招待我们。远隔千里,相互久仰的好友,终得以见面。不光是效杰,其他几位振声想见的在海盐参加活动的朋友也都得以见面,几位“文人墨客”欢聚一堂,把“酒”言欢。我很担心效杰活动多,破费太大,而且那天本来就是该我招待客人,只是临时改变了计划。所以回家后我又联系效杰,想转账给他一千补贴开销。他微信回我的原话是“你怎么不认我这个小徒弟呀?难得有机会,你就成全我吧[笑脸]”。此事仅一个多月前,现在一想起还是要泪目。再一次就是6月1日赴龙华送别了。我知道我是一定要去的,不过我没在群里说过。奇怪的是很多香友也认定我一定会去的,我还被多位香友委托,带去她们的悼念和其它心意。事先得到消息是汽车开去那里是很容易吃罚单的,还是香友老司机的忠告。不过我已经义无反顾,一方面联系建新老友,尽可能的弄清上海对外地车辆的限制规则。另一方面做好了吃两三张罚单的思想准备。那些日子难以保持理性,心里的自言自语是“效杰都走了,我这辈子车也开得够多了,哪怕驾照吊销,今后不再开车也无所谓了”!那天我们四中同学三人早上5点多就出发,二连老领导开道、好友秋霞和我,还带着当年二连杭州知青集体的情义。到龙华后我们又会合了常住上海的三位老同学建新、顾大姐、朱鹰,也见到诸多当年同甘苦的香友,有些是抱着重病来的。告别会人多,机会匆匆,我既为自己悼念,也默默带去杭州朋友的委托。我此前从未见过效杰家属,只是偶有从旁人那里听说。轮到我和家属握手的时候,我似乎听到后边有人说了句“这是效杰师傅”,但不确定,此时也无法停留下来。告别会结束,我从地下车库开车出来,看到前面路边似乎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停下摇下车窗。一位应该是上海知青兄弟吧,但我脸盲,大名鼎鼎的上海十兄弟也没认全,一时认不出。他指着边上一小群人跟我说,“这是效杰家属”。然后向家属们介绍到,“这是效杰的师傅”。我差点当场泪奔,原来我真是效杰师傅啊。应该包括了效杰夫人、儿子、兄弟等,就是仪式上最后握手的家属。我一下子语无伦次,之前也没见过效杰家属。只好匆匆跟介绍人说了句,意思是希望他转告家属:“如果以后碰到什么困难,也让师傅我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被听清,我当时的表达也没这么简洁清晰。这里也希望与效杰家有来往的朋友,有机会能再次帮我转达到这个意思。如果他的上海弟兄们今后有这类活动,也一定要算上我这个师傅。在我还走得动的日子里,我想尽力尽心。
我与效杰的相识,自然要追溯到农场岁月。记得是我们杭州知青到那里的大约一年后,也是春天,突然来了一大群更加年轻的上海小弟妹。他们大多只有16、7岁,少年的尾巴,青年的萌芽。他们被编到各个班排,也搬进我们的寝室。记得最早就是那个大茅草房,一大间两条大炕,睡了好几十人。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事先有个连队大调整,才可能腾出这些炕位。记得上海兄弟来了后,住旧茅屋的时间应该不长,后来就迁到了砖瓦房,有窗户,烧火墙,双层铺的那种。我跟效杰交往的清晰记忆,是此时才开始的。我们在一个连队,一个班排,又在一个寝室。铺位不算近,也不算远,中间可能隔了一个铺位通道,两叠双人床。最早的接触,可能是劳动中开始的。因为有一次相聚,效杰、祥敏还有当年同寝室的好几位都在,说起他们与我的友谊。祥敏说,“他(指我)是那个从来不会看不起阿拉69届的兄长”,“是那个在我们新手干新活过程中,会停下来,回头看一下或指点一下我们的人”。我不知道师傅情节是不是从这些开始,随口喊我声“师傅”的也确实不止效杰一个。我只是奇怪,那些体力活大部分没啥技术含量,可传经验的很少。如果是平地打田埂这些,我可能观察地势,选择田埂位置还可以。此外,我使用洋撬,用力的技巧还不错,可能会示范一下。真正有点画面记忆的,也许只剩下割稻时的“打幺”了。不知道字该怎么写,就是把割下的稻子捆成把那个动作。我这个动作后来很娴熟利索。我清晰的记得是宋恩山老连长手把手教我的,他是二连的首任连长,一位仁厚的长者。一开始我怎么也打不好,勉强的模仿那几个动作,时松时紧的,全凭运气。我这个人偏理性思维,只有自己理解了的东西,包括这个稍复杂的动作,才能真正把握。宋连长很耐心,不断教我,终于我慢慢悟出动作要领。后来宋连长老拿我做例子教别人,还开刷我“开头可笨了,现在呢…”,然后让我做示范。我对这个技巧印象特别深,后来应该也有学着宋连长那样主动教过上海小兄弟。
除了农活,更重要的影响肯定是读书学习了。那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这些被中断学业,身处农村边疆底层的青年来说,或许只是其中部分有所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吧,对文革的喧嚣早已厌倦。回头想起除了农活,还该干点别的,以消耗青春的能量,同时丰富枯燥的农村生活,让精神世界也保持一定的活跃度。现在归纳起来,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学习乐器,让生活轻快一点。另一个更严肃更重要,就是重新捡起那些中断的课程,自学一些新的高一级的课程。后者以数理化为主,英语也占重要地位。虽然那时还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而且奇怪的是,文革批判好多东西,这句民间谚语似乎被遗忘了。不过当时我自己虽可以算是这方面积极分子和中坚分子,但是绝对没啥功利想法,只是以前的爱好,尤其对自然科学的爱好。觉得那些知识很奇妙也很神圣,每探究到一点,就有一种充实感,一时忘却在社会底层的卑微和无望。参与这个过程的实际是一批人,我的二连加同学来说,吴贝、大年、小勇、建新等,都是积极参与者。小勇、建新其实是外国语学校的,但当时跟我们已经完全融合同化,互认为同学。其实女生中亚男也不是真同校的,情况也与此差不多。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氛围,这个可能对69届的上海小青年产生很大的影响。也许以效杰、祥敏为最,好多69届小兄弟也积极地参与进来。69届小青年,容易想象当时就没读过啥初中,小学都没读完。而我们中,有些初中学得还挺扎实,又在进一步自学中,往高中甚至大学的课程拓展。所以当他们还没入门,又上进心和求知欲强烈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自然的算是领路人了。或许至少能够答疑或解一些题目,但系统的教学应该几乎没有,大家都挺忙的。不过我这个人算是有点“好为人师”,后来职业生涯也是如此。如果解释一个概念或做一道难题,后来又想到更好的解释或解法,我会再找到讨论伙伴,希望他也能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唯一的例外是,效杰后来告诉我,他78年高考,考了外语专业,实际上被录取了。可惜的是,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经办好了回沪手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选择了回沪。这是可以理解的,相信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当时面临这样的情况,也会优选早日回城为安。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抉择。我惊讶于他能考进外语专业,他却说,“是你教我的,难道你忘了吗?”我能回忆起一点点,他确实拿着本英语教材找过我。我翻了教材,薄薄的,记得像是文革中出版的那种,内容比较简单。得益于老师好,又是五年制试点学校,我那时英语基础确实挺扎实的。除了老师三年基本完成了整个中学基础英语课程的框架教学外,我自己还通读过当时的经典英语语法书,好像是张道真编的。我的发音以及国际音标这些,掌握得也算不错。所以我自信确有能力能带他入门。我想起来会有那么几次一对一的帮助,但对掌握一门这么庞大的语言课程来说,这些只能是杯水。显然主要靠的是效杰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我对效杰最初的印象就是个阳光大男孩,憨憨的,大大咧咧的,并不是那种反应特别快的学生。但很快发现了他的扎实,不是最快,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在提升。连他拉小提琴都是如此。顺便回忆归纳了一下,发现当时学乐器和学文化课程的人群有着高度的重合性。也许这是效杰尊我为师的重要支撑。在我看来,主要是效杰的谦虚和感恩,那种滴水之恩都想涌泉相报的感恩。
也许也有一些无形的东西,不能说是“言传身教”,但会影响或者说是互相影响。我自然倾向是同情弱者的,甚至看个球赛,如果不涉及心中所粉的队外,我会义无反顾的支持弱的一方。这是挺糟糕的,大概率都是失败的一方。像效杰、祥敏、薛寿喜这些都是强劳力,我是不会照顾他们的。我觉得我当时会呵护的很可能是陈柏年那样身体弱的,如果帮接垄,我想这会是我的首选。松伟当时老犯胃病,虽然不在同个寝室,也许我会多份同情,也许会在他呻吟时走近他的身边,传达一点安慰,虽然没什么用。欣慰的是,他现在身体真好,各种活动中挑起拍摄制作的重担。这些言传身教方面影响更大的肯定是开道这些领导,效杰后来也当领导了,会学到很多,包括朱德良那里,他都说过的。他真是位特别尊重人,特别会感恩的君子。
或许是75年左右吧,我可能因“病退”程序需要,临时回到农场。当时有那么几年,其实我已经不太回农场了,这是其他的故事了。我去了二连,新的连长效杰和指导员黄亚男同时会见了我。这时的我自觉很卑微。但他们俩是那样的真诚,眼含的那份尊重与同情、理解,对我来说是一目了然的。尤其亚男,之前因为男女封建,我们从未有过交道。唯一的印象是曾看过一封信,觉得小小年纪,文才好是了得。但同时也是觉得太犀利太霸道,多管闲事。没想到这次这么温和,指导员没有指导和教育人。从此也算相识了。当时,包括从旁的其他观察,我还有些其他的印象。就是连队当时的氛围意外的不错,小鬼当家了。显然的,这首先是效杰和亚男的配合非常和谐,领导不计个人利益,下面也是服气上进。自那时,我就理解了效杰和亚男那些特殊的甚至有些超越的战友情。后来读到亚男的诗集,那些故事对我来说特别自然,效杰就一直是那样的人。一些利益甚至生命的关头,就如同跳入江中救战友那些关头,他会作出的选择,对我来说都不意外的。甚至在当时,我意外的发现,效杰当了连长,他是真的全身心在关注生产了。他一心想把事情做好,包括把产量提升上去。那时的各级领导,基本只关心到把各个生产环节的任务完成。而效杰是不一样的,反正我是这样感觉的。
匆匆忙忙的就写这些,作为我与效杰情义的注脚,作为我对效杰的祭奠。香友对效杰的美誉太多了,这些辞藻的背后,我几乎都能看到真切的故事和情义,也许其中有些会扯到隐私。但效杰每每在人低潮、失落或委屈时,那份关怀、那份担当和支撑,就出现在那里。现世间难觅这样的绅士。我能说的事,其实都太平凡了。有些感觉难以言表。比如与效杰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能令我放松,舒适,愉悦,我感觉我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不然这些平凡的友情,怎么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越发的醇厚。以至于效杰的离去,于我好像是现世的穹顶突然塌了一角。我真的恍惚了几天,应该也是真的老了。恍惚中对世界少了一份留恋,而向往起了天堂,如果那里可以与一生的知己、朋友、兄弟一起坐在长桌旁,永远的把“酒”言欢。恍惚中,现世有点更加无所谓了。有点希冀真有来世,如果在那里能与效杰再做兄弟或师徒的话。
第一次写这种文字,写得或许词不达意,很多想说的也来不及说。但都是此刻的真情实感,谨以此文告白效杰,无论兄弟还是师徒,你都是我的贤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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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时王治文主动搬沉重的酒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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