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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二十七—— 走向混沌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是一个令人充满疑虑的春天。大约在五月份左右，我们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彭、罗、陆、杨”被革职审查的消息。但绝没有想到，他们竟成为很快就要在全国风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批被打倒的当权派。我们当时尽管稚嫩，但也隐隐约约预感到在中国党内似乎出了大事。大概两个星期之后，中央又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认定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艺术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里这些声色俱厉的措辞和不言自明的暗指让我们听了之后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当我们仍在迷茫惶恐的时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了。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在红色中国拉开了序幕。 首先在城市里燃起的“文革”烈火从批判“燕山夜话”、“海瑞罢官”和捣毁“三家村”、“四家店”开始，愈烧愈旺，不久就烧到了全国农村。从收音机里、从报纸上我们惊讶地得知，在中国共产党内竟然存在着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由来已久”；所有舆论工具都反复告诫全国人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隐藏在党的各级组织里”，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矛头所指再清楚不过了。不久，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公开批判，并称他在“黑修养”中宣扬的是机会主义者“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谬论，他倡导的上山下乡实质是鼓吹“下乡镀金”论，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思想路线”。 我们一贯无限信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全中国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如今怎么分化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司令部”？这可真让我在大惑不解、十分震惊的同时，也自然地产生了许多迷惑。我不禁在内心自问：既然如此，那么两年前我们高中毕业后放弃升学、下乡插队这一壮举，响应的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呢，还是受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机会主义宣传的迷惑呢？我们的行动体现的本来是报国之志，怎么会是“机会主义”的投机行为呢？我们到农村接受“三大革命运动”的洗礼，将来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难道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全国广大青年的期待，而是中了“黑修养”的毒害，妄图“吃小亏占大便宜”吗？ 我的思维此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逻辑，没有了遵循，变成了一团乱麻。 共和国的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全国上下、大江南北一片混乱。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是工厂还是学校，无论是机关团体，还是科研单位，到处都乌烟瘴气，吼声震天。黑色的和红色的大字标语贴满了几乎所有的墙壁，什么“誓死捍卫……”，“坚决打倒……”，什么“砸烂xxx的狗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各大媒体通过无线电波那充满杀气的宣嚣无孔不入，弥漫了整个中国的上空。 大概是由于农民的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原因，并且政治运动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所以导致农村对政治运动历来不如城市敏感。农民们不懂“三家村”、“四家店”为何物，也不知邓拓、吴晗、廖沫沙为何人。所以“文革”烈火烧到农村以后，在农村张贴的大字标语或在房山的土墙上涂抹的大字块儿，多半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口号以及那些雄心勃勃的誓言。不过，半个月以后，终于出现了一张带有火药味儿的大字报，而且仿照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大标题叫做“炮打饲养员”。这一炮打不要紧，可真的把这个朴实的人家炸了个人仰马翻。 那是这年夏初的一个中午，只听窗外一片喧闹，还夹着阵阵哄笑，我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光着上身的女人，蓬头垢面，身后跟着一大群孩子。那女人挺胸抬头、披头散发的样子，活像是哪个原始部落的首领。后面跟着看热闹的孩子们一个个拉长了脖子，嘻嘻哈哈地起着哄。那女人模仿着军人的样子迈着踏步前进的步伐，不过走着走着常有顺拐的时候；嘴里时而还给自己喊着口令，时而又高呼着革命口号，从知青点儿大房子的东边朝西走了过来。这女人身边那个七、八岁的女儿和一个五、六岁的儿子紧拽着她的衣角“呜呜”地哭着；她那个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的丈夫老远地从后头追了过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这个女人的丈夫是第六生产队的饲养员,干这种活儿必须懂得马的习性，白天夜里连轴转，就是有一条——一年三百六十天不用下地干活儿，而且每年都挣头等工。这早就让一个好吃懒做的社员眼红了。这活儿不铲不割不出多少力，白天还能帮家干点儿啥，他早就有心思把这个“俏活儿”巴结到手了。可是这个饲养员为人本分，尽管这个人总想找个“茬”把他“拱”下去，却很难找到机会。这下可好了，“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假乱真、栽赃陷害成了当时的气候，这种人也成了“阶级斗争敏感”的象征。于是这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他趁着时兴贴大字报的热乎劲儿，一口咬定说自己亲看见饲养员昨天夜里往家里偷马料了。还事先故意把高粱粒子从生产队马棚哩哩啦啦地撒落到人家的门口，让你有十张嘴也说不清。 在天天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日子里，造反团当然要把这事当作阶级斗争的大事来抓，是绝对不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于是扬言要把这件事当做“破坏集体经济的典型”来处理，要给社员们上一堂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这个女人知道，这种谣言会把她们家在屯子里的名声搞臭。那年头儿，农民们尽管缺吃少穿，但却非常重视名声，谁家如果是被这么糟贱一回，那么全屯子人都会指着这一家人的后脊梁骨说长道短。于是她就拽着丈夫去找那人去说理。丈夫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谁愿咋说就咋说吧，反正大伙儿的眼睛是亮的。”可是这女人却咽不下这口气，就一个人去了。结果，几句话就跟那人吵了起来，接着就对那个人一顿臭骂。那人面子上过不去，本来心虚又骂不过她，就变本加厉地胡诌起来，煞有介事地说几年前就搬走了的那个的“李光棍子”跟她“有一腿”，拿“屎盆子”往她头上扣，结果她一气之下晕了过去。造反派说她装死吓唬人，威胁说晚上就开批判会，如果她男人还不交代，明天就把他带到公社去批判。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怎能经得起这种折磨和恐吓，她的精神竟然一下子崩溃到了这步田地。 这个女人疯了。她这一跑出来，孩子都哭哭咧咧地跟了出来，丈夫在地里喂牲口脱不开身子来顾她，家里只剩下一个半瘫在炕上七十多岁的老婆婆，眨巴着一双老红眼，蠕动着塌陷的嘴巴，惊恐地在炕上爬摸着，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啥事情…… 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以“横扫四旧”开始的，那时人们对于许多反映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东西，一概斥之为“四旧”和“封建糟粕”，皆在被砸烂、焚毁并从思想上彻底批臭之列。知青们怀着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怀着那颗热血涌动的红心，自以为在革命，实际上却干着毁灭传统文化和践踏人类文明的蠢事。 距离拉拉屯儿只有五里之遥的那个屯子隶属永发公社管辖，叫“天德”河，在它村北那片黝黑平坦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贞节碑。据上年纪的人讲，那是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洲府为了褒奖一位早年丧夫、坚守“三纲五常”终生不再二嫁的大户人家的媳妇杨氏而立的一座贞节牌坊。那女人刚毅、善良，曾在大灾之年开仓放粮，赈济过往逃荒的灾民，在方圆几十里地的百姓中口碑甚佳。 在这座大约四米多高的石碑上，有当年的一位童生为这个女人写下的铭文，石碑顶端四个角上还坐卧着四只栩栩如生的石猴。这座贞节碑高高耸立在一马平川的黑土地上，走在东面大官道上的人们和过往车辆在几里地之外都看得见它。 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怎能容许这种封建糟粕流传于世，让它挺立在那里向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示威”呢？于是我们这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的知青倡导并发起了那场“消灭封资修、拉倒贞节碑”的革命行动，并以此为开端揭开了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百余名革命小将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红旗和毛主席画像开进了那片本不属于我们领域的黑土地——因为革命行动从来就不受地域的限制，更不会有人敢来干涉。小将们以人为梯，一个踩一个肩膀地攀上了碑顶，再用大绳拴住碑顶，然后在一片毛主席语录歌声和“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拔河一样地使出平生力气，数十名革命小将在一面红旗的指挥下，终于把那个矗立在那里已经有近百年之久的贞节碑拉倒了。然而贞节碑倒而不碎，小将们又抡起早就准备好的大铁锤，终于让它“粉身碎骨”了。 随着公社“万人点火”大会的召开，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变得汹涌澎湃起来，“点火”的气氛让农村基层干部的日子过得忐忑不安，还有那些成分不好的农民，一个个更是心惊肉跳。跟这两种人沾亲挂拐的农民，也不敢轻易地再登这些人的家门了，既或是去也要深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去，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因为不少事情已经告诉农民，跟这些人来往一旦被某些人发现，往往要被怀疑是给“走资派”和“四类分子”通风报信儿的，说不定啥时候就会被当做“跟阶级敌人穿一条裤子”的“无产阶级叛徒”被揪出来接受批判，跟那些人一起上台上去撅屁股。所以农民们一个个也都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而那些被称为“阶级敌人”的人同样也不敢跟贫下中农主动打招呼了，因为那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作为“拉关系”、“套近乎”、“腐蚀”贫下中农、“逃避改造”的罪证。 那个时候，农村各大队普遍都给被揪的干部和“四类分子”加派了一些清扫大道、清掏厕所、粪缸、给军烈属挑水等义务工。看到革命干部和四类分子在一块儿干活，又一块儿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情形，让人感到他们竟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战战兢兢生活的不仅是这两种人，就连普通农民也会在不经意间莫名其妙地招来祸端。 那时“天天读”是生产队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各队的知青自然是辅导学习的主要力量。我们都把这看做是忠于毛主席的具体表现。有时候收工回来知青点儿的饭还没做好，可生产队学习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宁肯不吃饭，饿着肚子也要赶早跑到生产队的文化室去组织学习。然而在贫下中农当中人和人也都不一样，有的经常不来参加学习。于是生产队决定，缺席一次学习扣一个工分儿。这一招很实用，许多人不怕别的就怕扣工分儿。结果人是来了，可是学习的时候，他们却躲在土炕的角落里打呼噜。 第一生产队那个老陈头，常年胃病缠身，白天干一天活，晚上吃完饭就想躺下。“天天读”经常缺席，红卫兵去找他，他总是说：“我不识字，听也听不懂，去干啥呀？不如让我给生产队多干点活，哪怕磨磨铡刀呢，就别扣我工分了……”弄得红卫兵也拿他没办法。 一次老陈头又没来学习，红卫兵找到他家，他躺在炕上说头疼，要请个假。红卫兵很生气。然而他们却无意间发现了他家墙上有张报纸糊倒了，毛主席像居然头朝下，红卫兵如获至宝，跳上炕去用刀子就把那张报纸划了下来，并勒令老陈头到生产队政治文化室去一趟。小将们拿着那张报纸做证据，让老陈头站在文化室的土炕上向大家“斗私批修”，承认自己是“忘了本”，是中了刘少奇的毒……于是天天读又变成了联系实际的批判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