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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转发：重回集体化的道路是不是走回头路
编前话：我一般不转发网上文章。看了青山好的文章《小岗之路——永远贫穷》，感觉这是一个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自己说不清楚，恰好在网上看到一篇很有说服力，让我信服的文章，便转发如此，算是我对青山好的回应。
贵州安顺塘约村重回集体化道路两年跃入小康村，在人民大会堂引发激烈讨论。
重回集体化的塘约道路是不是走回头路（《塘约道路》作者——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讲话节选）： 今天春天，我应贵州省安顺市委的邀请去做中国文化里的人民观讲座，他们热情的安排我去看他们很多美丽乡村，塘约村并不在他们安排之列，因为他们大概觉得塘约村不够美丽。那天是去看明代的一个典型屯堡天龙镇，经过塘约，因为市委书记坐在边上，他问塘约有没有让去看一下，他们说没有。书记说顺道拐进去看一下，就去看一下。 看一下以后，走进村委楼的时候第一个走进我眼睛的是四个鲜红的大字“穷则思变”，这四个字很多年没有见到，突然到我眼睛里了，当时我没想写这个村。但是回北京后这个村子一直在我心里翻滚，我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叫我，要再回去看一看。一个月后我回去了，这时候正逢中宣部布置2016中国报告中短篇报告文学重点作品扶持工程，这是由中国作协实施的，我向作协汇报了这个题材，当时文艺报的总编辑都鼓动我说把这个写出来，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也鼓励我们应该去把它写出来，这个题材就这样被列入了中国作协的重点项目。 到安顺去，平常我们去一个地方采访，我去了采访完回来就可以写了，但是去塘约村不行，它有太多新的事情，我要认识它很困难，我不得不多次去是因为比如说认识它的意义很不容易，比如它有很大的经济成就吗？说不上，它刚刚从贫困村里把腿迈出来，这个村农民的承保地确权以后全部流转到村社一体的合作社，他走重新组织起来的集体化道路，这是不是走回头路？各种专业合作社早就有了，塘约的合作社有什么优越性吗？如果说集体化道路，华西村、南街村一直在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何主席写过华西村，写得非常好。 一直有专家在说那是一个特例，不可复制。塘约村可复制吗？如果塘约村不可复制，它的意义在哪里？我又为什么要去写它呢？如果它不具备普遍意义，那意义在什么地方？但是塘约村发生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头脑里原来储存的记忆，我确实感到不是在采写一篇文章，我需要去寻找和认识基层探索性建设的意义，我想简约讲两点下决心一定促使我写出来的原因。 第一，我虽然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在生产队拿过八年的工分，我在离开农村40年以后，才真正从塘约农民的实践中看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为什么说是制度性财富？安顺这个地方叫屯堡文化之乡，因为朱元璋时期曾经派了20万大军到哪里去屯垦，后来又有100多万移民到那里，移民去那里的时候政府是给他们发土地的，每家每户土地，你想想每家每户都有土地耕种，但是到1951年土改前夕，这个村子所有的土地集中在两户地主手里，他们还不是塘约村的人，是城里的人，500多年过去，塘约村的农民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生孩子，草纸是没有的，孩子生在灰堆里，擦一擦就包起来了。 回顾这些有什么意义？至少可以看到贯穿明朝和清朝和民国三个时期的五百多年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几乎停滞，原因在哪里？长期单家独户的劳作方式，一盘散沙般的小农经济，是导致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曾经每户都是有土地的，500年后这个土地都到两家地主手里。土改之前，塘约的佃农实际上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向东家租种土地，是按照有契约、有合同、有价格的买卖方式进行的。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出现了，土地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悠久的问题，像汉书里写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 之地”。 新中国建立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之所以可以称之为制度性财富，因为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我们作家们，平常特别喜欢说我们追求自由、幸福、平等，但是只有从制度上保障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去创造共同富裕，才可能创造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我开始由此理解对于当前农村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说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的利益损害了。 我把这个书写完以后，书已经出版了，新华社2016年10月30日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文件里说，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这是文件里的原话，我反复阅读对照，我看到塘约村已经这么做，就是这么做的，不仅这么做，还做到了。 中央文件讲的是土地确权，塘约村做到七权同确，哪七权？还有山林权，人民公社化时期搞的小水利的权，都极大的巩固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农村所有制，这在贵州省是第一家，在全国目前也没有第二家，如果我们讲先进那是绝对的先进，如果把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视为先进的它就是先进，如果把私有化看做先进的话它就是最落后的，因为它完全巩固集体经济。这么做的时候，将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村民，这是在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之基，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定要写出来的一个原因。 第二，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个是支部建在连上，保障了共产党员能够在连队里发挥模范的作用，也保证了党指挥下；第二是支部建在村里，有利于凝聚起最广大的农民，塘约村发生的变化就是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做出来的。 现在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它重新组织起来，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重新组织起来，这个重新组织起来好不好？塘约的农民告诉我，你就看一下种菜，我们种粮食没有钱，能够吃饱，但是孩子读书的钱哪里来，看病的钱哪里来，穿衣服的钱哪里来，得想办法赚钱，除了打工以外，留在家乡干什么呢？卖菜。拿到城里去，要走很远的路，到镇上都需要走一个小时。那里没有摊位，在路边叫卖还不合法，到城里去城管还得管你，就这样吆喝着，跟别人五分、一毛钱讨价还价根本赚不了多少钱。现在组织起来以后，全村种的菜一个人开一辆车就拉走，甚至种的菜是按照那种生态的方式来种。有人去监督，这个菜点对点的供应给学校的营养餐，直接拉到学校去，这不是单打独斗没有优势，集体化这个优势显而易见比个人挑个担子去卖菜强多了，组织起来肯定是有好处的。 信息时代如果不能把农民从零散地块里解放出来就无法发展现代农业，不管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你只要把组织起来就没办法进入现代农业，你就会被市场经济抛弃，那就永远都不可能改变贫穷，由于成立了村合作社，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崭新的格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开车的都回来了，一组织200多个驾驶员成立一个运输公司，做木匠的、做泥水的、搞油漆的、搞装修的这些回去了，组织一下800人，还有流水线上打工的妇女回去，350人，一个村庄的产业结构调整了，如果没有组织起来，不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怎么进行这样的调整。 农业专业队把全村先前撂荒了30%的土地全部种上，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来而精神焕发，这是不是农民自愿的呢？采访中我知道，因贫困欠着债的，他们塘约村有一个说法叫“债民”，债民在他们村有30%，一说成立合作社，这30%的债民是报名最踊跃的，越穷的人越报名参加，越拥护，觉得合作社是他的靠山。 与塘约相邻的有一个大屯村历史上自然条件和富裕条件都要比塘约村好，比如说新中国开始的时候，有小学的时候，这个塘约村是没有小学的，大屯村有小学，他们要到大屯村去读小学，而现在塘约村发展以后，大屯村的农民相约把他们的土地流转到塘约，像投奔粮商一样，就投奔到这个地方来，他们的镇党委书记说一句话，说农民是用眼睛选择前途的，哪里好就奔哪里，你说他是不是自愿的，这个村的党支部管不到那个村，但是土地流转可以自愿把土地流转到你这个地方来。 多年来农村有很多专业性合作社，安顺也有，应该说专业性合作社不同程度把单家独户的农民联合起来是进步，以往的扶贫通常会考虑扶贫资金投下去要见效益，那就要有项目，什么人能做项目，就是能人，能人联合比较有本事、有资金的人，这叫强强联合，经过几轮强强联合以后，圈里没有人联合的就更穷了，这种做法是帮护还是扶贫？习主席提出要精准扶贫，切实把扶贫资金用到真正穷困的人身上。 塘约村合作社走的是同步小康的道路，也就是习主席讲的扶贫我们不能落下一户人，不能落下一个人，这个合作社是村里有多少人口，多少人口全部是合作社里的。如果其它村这么做有没有阻力，能不能推广，有阻力，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村支两委成员，其中也有村支书和村主任，如果像塘约那么做，他们中大约有80%的人会不同程度成为推广塘约道路的阻力，我说的是党支部和村主任会成为阻力，因为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奶酪跑到别人那里去了。 我于是看到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场触及灵魂和利益的深刻的革命，它要求基层的共产党的干部们真正要关心穷人，才能够做到，否则的话这里也可以做很多手脚的，我开始清晰的看到，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一个村庄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什么是政绩，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举全村之力帮助最后一个贫困户脱贫，这才是最大的政绩。简单说共产党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决帮助穷人使他富起来，要关心的是穷人。 塘约道路是不是走回头路呢？因为我们一再遇到这样的问题，读这个书的人有很多资力很高，理论水平很强的，他会走回头路吗？什么叫复兴，什么叫振兴，振兴是把不够强大的振兴起来，比如经济振兴，复兴是把曾经优秀的、丢失掉的找回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继承光荣传统。 近年来一些企业不景气，还有外企撤离中国，不少农民工返乡，我们是等待着外国资本到中国来办厂，再招收农民工打工，还是说党支部要把这些回乡的农民组织起来在自己的家乡重建生活呢？不论塘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看到最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是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加强党支部在农村当中的领导作用。包括上级党委的支持，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统一就是当今迫切需要的。 正是看到了塘约道路中最普遍意义的两点，我感到有责任把它写出来，说到底是在农村加强党建的过程，今天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我以为对全国农村基层建设和党建工作都有重大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我在《塘约道路》这本书写完以后，书里写到的周建琨书记，他又被调到毕节担任市委书记。安顺有290万人口，107个行政村，其中462个贫困村，毕节有1000万人口，2000万打工的人在外面，是一个贫困程度远远大于安顺的地方。 周建琨书记也已经离退休没有几年，书记说你不能动，你就在那儿，我那时候刚刚写完长征，我第一感觉是他又被派到脱贫攻坚的最前线去了，我们周书记在这里，我特别感动的是前任走了，后面继续把前任要做的事情做下去。他跟我讲的是，无中生有都要有，我们有中生有还不行吗？1007个村，如果500个是塘约这样的是什么概念，如果800个是这样的是什么概念，今天他们来了，我觉得他们是带着没有退路的，为这些贫穷的老百姓着想的精神来这里听取我们专家学者的建议，听取大家的指导。谢谢大家。
塘约道路在人民大会堂引发激烈讨论 陈鹏鸣(人民出版社)：塘约村的种种变化，村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当然，村里面的发展也离不开镇党委、区委、市委以及各级政府的积极作为。用塘约村支部书记左文学的话说：“选好一个路子，建好一个班子，带好一支队伍，用好一套政策。面貌就会大改变。” 王宏甲(《塘约道路》一书作者：塘约村刚刚从贫困村里把腿迈出来，这个村农民的承保地确权以后全部流转到村社一体的合作社，他走重新组织起来的集体化道路，这是不是走回头路? 从塘约农民的实践中看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贯穿明朝和清朝和民国三个时期的五百多年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几乎停滞，原因在哪里?长期单家独户的劳作方式，一盘散沙般的小农经济，是导致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曾经每户都是有土地的，500年后这个土地都到两家地主手里。 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场触及灵魂和利益的深刻的革命，它要求基层的共产党的干部们真正要关心穷人，才能够做到，否则的话这里也可以做很多手脚的，我开始清晰的看到，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一个村庄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什么是政绩，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举全村之力帮助最后一个贫困户脱贫，这才是最大的政绩。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一个村庄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什么是政绩，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举全村之力帮助最后一个贫困户脱贫，这才是最大的政绩。简单说共产党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决帮助穷人使他富起来，要关心的是穷人。塘约道路是不是走回头路呢?因为我们一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复兴是把曾经优秀的、丢失掉的找回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继承光荣传统。 何建明(作协副主席)：我在想中国的农村，我们看到很多是空巢，特别是看到原来塘约曾经是空巢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的家园是否还存在，我们的那一份深刻的在我们血脉当中流淌着的乡愁，是否我们还回到自己的家乡还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峻而又复杂和深刻的问题，塘约给我们回答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进步，这就是一种激荡，这就是一种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中国。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昭示我们，中国的农民始终在找符合自己发展的道路，符合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书写的在承包、打工还乡的浪潮之后，合作社的集体化道路成为解决贫困问题和解决新形势下农村问题的重要途径。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有一些地方靠政策，给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面貌改变了。还有一些地方资本注入了，土豪来了，土豪把老百姓的地都买走了，老百姓和土地没关系了，所以改变了。但是跟刚才我说的这一切相比，塘约不是这样的，塘约是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大家抱团取暖、抱团发展的道路，他们能够发展和能够改变的动力是内生动力，是鸡蛋变成了小鸡，而不是人工受精产生的，塘约的道路确实是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值得我们很好的推广和学习。 彭程(《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这本书写了脱贫，但是脱贫只是它的一个表层的故事，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在脱贫的背后，他写了脱贫的背后根本原因就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发挥。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这一次塘约的合作组织起来，是以全面的权力界定为基础，和我们“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比较起来最大的差别，那一次是模糊权力规则，将原来在农业手上的这些资源重新回到集体，实际上是模糊了产权的功能，而这一次是全面的权力界定。 徐祥临(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把土地用活了，金融还没有用活。村里把资金也要集中起来，贷给本村的农民，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讲得非常清楚的。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我看这个说法其实有问题，承包制的推进不仅在当时是有必要的，而且推进的结果也非常好，现在的农村整体上比改革开放前要好得多，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你还是每家几亩地的小农，过去集体化不行，现在合作社这种新型的集体化也不行。改革在起步，我们作家也开始做总结，不要轻易地说结论，还是要进一步观察研究，研究的结果说不定会发现更亮更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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