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活跃的文化馆

【家乡文化纪事】

                                          （5）活跃的文化馆
                                                                                     张冠立

       与茶馆和曲艺社的命运相比，文化馆可谓幸运。它自从成立以来，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平台，始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迁址新建，事业越做越大。
       老文化馆在中央街的道北，左傍回民饭店，右靠生产资料公司，临街有两大间活动室，从中间的入户大门进去是一个四合院。文化馆的所有功能室安排在这一圈房子里。院落挺大，也是他们各种活动的机动空间。
       我还是在小孩的时候就在这里接受过震撼心灵的宣传教育。他们办了一期治安宣传展览，文字图片的宣传板摆满了整个展室。那时我还不认识几个字，靠看图片听讲解知道了内容。一个展区让我看了心惊肉跳。题目是“吃人野兽许仁忠”。说这个人为治自己的病专门吃小孩的脑浆。他已经拐走杀死了几十个小孩。被杀小孩的遗物、头骨堆了一堆又一堆。张张照片赫然贴在宣传板上。我看了后感到毛骨悚然。回家的路上，仍然胆战心惊，好像有无数许仁忠那样的眼睛盯着我，时刻准备着把我弄走去吃脑浆。我回到家里一五一十地讲述给母亲听。母亲听了也愕然。告诉我以后少到外面乱串，见了生人当心点。不用母亲说，这个事儿让我明白了世界上有坏人，人得自保，不然会没命的。单说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了，还能想起那个人的名字，记住那个展览，可见对我的教育刻骨铭心。
       五十年代的音德尔镇乒乓球远没有普及，看打乒乓球像看西洋景。那时文化馆就有乒乓球活动室。爱好者们围着球案子里三层外三层地观局助阵。我看着那小球像流星一样穿梭在两边案子上，第一次感到体育运动的魅力。只是作为小孩儿还抢不上槽，发展不了自己这方面的爱好。除运动室，这里还有游艺室，人们可以在那里下象棋、跳棋、军棋，甚至还可以下国际象棋。过年过节的时候还组织比赛。这些对小孩来说都太“高大上”了，只能看热闹而已。记得，这里举办的春节猜谜赛。满墙挂满了小纸条儿，上面写着谜语，同时底下还写着提示语，打一什么什么东西。如果你确信猜到了纸条上的谜语，可以摘下纸条到领奖台去确认，和谜底对上了可以得到一份奖，尽管奖品不怎么值钱，诱惑力还是蛮大的。我们也去试水。因为谜语的难度是分梯次的，偶尔也能得手，刺激着自己越发疯狂。不过重奖的高难度谜语总是让我们吃闭门羹，悻悻地把纸条给人家送回原处。尽管如此，那次的猜谜活动留下的记忆还是非常深刻和美好的，满足了小孩的参与欲望。
       文化馆里有一个图书室，这是旗图书馆的前身。专职的图书管理员是一个老头儿。我记得他叫张志苍。听说他是天津人。人们都尊敬地叫他张老师。张老师有点显老，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一次在街里，由于躲闪得不敏捷，差点叫汽车撞着，回来后后怕得自己掉了眼泪。别看张老师走路脚下无根，一旦抓起笔来却可以力透纸背。他能写得一手好魏碑。懂行的人无不赞叹。他的受尊敬除了人品就是因为他的才华了。文化馆像他那样有才华的人的确聚集了不少，有的能画能写，有的能拉能唱。这些人宣传辅导样样能做，因此保持了这个机构的活力。
       钟情于文化馆的人不单是那些喜欢运动和游艺的人，很大一部分因为迷恋上了那里的图书。他们办了自己的图书证，定期到那里借书还书。借了书后还在自己的朋友同学圈里串换着读。我哥哥经常为了赶期限，晚上挑灯夜读。那时音德尔镇还没有长电，只供电半宿。电走了，他被父亲催促着钻进被窝。但是心还不甘，偷偷地点根蜡趴在炕沿上接着读。父亲躺在炕头瞥见了光亮，生气地说：“把灯止了，睡觉!”哥哥总是答应，“就一点了，马上。”父亲劳累得睡着了，忘记了哥哥。哥哥听到鼾声后为所欲为地读下去，直到困得不行了，不由自主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发现蜡烛燃尽后烧着了炕沿，木炕沿上烧出了巴掌大一片焦黑，有个深深的坑。被褥就在旁边，没有失火可谓万幸了。哥哥在那时读了许多我们过去没听说的小说，什么《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这些无疑对他提高文化和思想修养都是难得的营养品。
       哥哥因图书馆而受益。母亲也借过光。那个年代家里没有收音机，更别说电视机了。母亲得病十年，冬天下不了炕，出不了屋，感到很寂寞。看到哥哥看书，要求我们也给她念书听。那时我们兄弟分别上了初中或高小，就在休息时间为她读书。母亲愿意听的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那样的小说，被金环、银环这些人物的遭遇搅扰得停不下来。时间长了，读腻了，我们想借口溜走，总被母亲喊住，嗔怪道，“给我念，供你们念书连这点光还借不上？”我那时正迷恋于无线电收音机，想看的是科学类的读物。不过在母亲的逼迫下，被动地读了很多小说，给我打下了一定的语文基础。这应该感谢当年的文化馆。
       六十年代末，哥哥在内蒙古师院艺术系毕业后分配时，又从外地调回到旗文化馆做美工。他曾跟我开玩笑地说，当年因为爱好美术，常到文化馆去看那里的美工画画写字。在人家的身边转来转去，碍手碍脚的，迫使人家不得不说：“离远点，别甩到你身上。”我经常看到他衣服上沾着一块块的水粉颜料回家。母亲心疼地说：“冠哲，怎么整的，衣服的大襟、大腿，连后屁股都抹上了色嘎巴。”冠哲回答说：“画宣传牌呢，要的紧，顾不了那些了。”当年在文化馆里他是靠不上边的看热闹的，后来竟成了那里离不开的主力了。七十年代后期，文化馆赢得了新建的机会，当时所隶属的黑龙江省给它拨下了工程款。那时哥哥已经被提为副馆长。单位委托他负责基建。他为设计用过心，也为工地卸料流过汗。新楼盖在与电影院对望的街角，在音德尔有了更为显赫的一席之地。新文化馆盖好后不久，他被调到黑龙江省书画院去了，我也在十年后离开了音德尔镇，但是我们两人都对扎赉特旗旗文化馆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全文完）

拜读了。

欣赏好博文，介绍得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