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发往事（四）瓜菜代

粮食的往事
                                           （四）瓜菜代
                                                                                 张冠立

       1959年粮食大丰收带来的喜悦是虚空的，因为粮食全国统购统销，丰收并不意味着扎旗的粮食供应量能单独提高，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业人口其供应量都是国家定的。丰收了也不能多吃，全国要一盘棋。这种喜悦也是暂短的。转过年来的连续三年，中国大地普遍遭受了自然灾害。扎赉特旗的自然灾害虽然不那么严重，但也再没有满仓满囤的喜人景象了。粮食减产了，打下的粮食如果放开肚子，自己的人吃马喂都不足，还得交征购粮，而且任务还层层加码。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有这样的觉悟。即使有这样高的认识，肚子还不给做主，饥肠辘辘地干活受不了。老人饿得打晃，孩子饿得啼哭，让当家人心乱如麻。在场院里干活，看着成堆的粮食，哗哗淌的稻谷，眼馋得心发慌，于是有人开始琢磨怎样偷回去一点儿粮食吃顿饱饭。最初只是随意地往衣服的口袋里揣上几把，并且心里编造好了搪塞之词，一旦被人发现可以解释为扬场时风刮到口袋里的。日子久了，没发生什么事，胆子就大起来，反而觉得拿少了不解渴，于是想出了新招法，在棉袄两襟的内侧各缝一个大兜子。每次进场院干活，偷偷地找机会把它们塞满。冬天人人都穿的敦敦实实，像个棉花篓子，里面有点鼓胀也不显眼。多数人都这么做，彼此心知肚明。况且都是亲戚邻里，没人愿意当那个欠嘴子。
       粮食打得不多，再被偷偷地拿走一部分，完成征粮任务就困难了。上级派来了粮食工作队，在各个生产队监督完粮。他们带着任务来的，完不成任务没有业绩。尽管毛主席在中央的会议上指示过：“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但是大跃进形成的浮夸风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浮夸虚报、“邀功请赏”一时成风。所以具体工作中难以实事求是，势必要逼着生产队按估产的数字交征购粮，认真追查瞒产、私分、偷盗等种种情况。工作队高度重视偷盗集体粮食的现象，认为这种问题很严重，破坏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违法乱纪行为，需要严肃处理，教育农民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并要求农民把偷走的粮食主动交出来。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其中有些粮食可能都通过肚子消化了。于是他们只好死不承认。这种态度使矛盾升了级。工作队开始使用敦促的手段。他们把怀疑的对象弄到群众会上罚站，再不说，撵到外面去“冷静”。十冬腊月的夜晚，寒冷难耐。为了防止反省的人蹲下来抱膀取暖，命令他扶着一捆秫秸站着，保持振作状态。这一段故事是我大舅到我家串门，同我母亲唠嗑时说的。他也不无气愤地说：“那些人各个都缝个大贼兜子”。但是他也对那些人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说道：“真的不拿我们庄稼人当人看呐！……”我大舅住在巴岱公社，是个诚实的老贫农。他的话不容我怀疑其真假。文化革命中，我看了“革命大批判联络站”的批判材料，其中有关于“走资派”如何为完成上报的交粮任务，不顾人民的死活，在征粮工作中严重违法乱纪的揭露，并且列举了发生在罕达罕、巴彦扎拉嘎等公社的事例。看了叫人心痛。但是我宁可只相信我大舅的叙述，而不愿全信大批判的文章，不想看到我们的社会里会存在着那么严重的不和谐现象。我大舅的大儿子早年在甘河的铁路上谋了个职业。三年困难之后，他设法把父亲一家弄到自己身边，使大舅家脱离了农村。而那时我姥姥死了，她没有熬过那三年的饥荒。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音德尔居民的日子也非常不好过。那时我十一二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整日都饿着肚子。那种饥饿难耐的感觉刻骨铭心。好年头我们的供应量是28斤。如果副食跟得上，尽管撑不着，还是可以吃饱肚子的。可自然灾害开始后，我们的供应量减下来了，减到了18斤，一天只有6两粮。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自己有时一天还吃不到6两粮呢。要知道现在人们从副食中获得的热量比主食中还要高，而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找不到高热量的东西。见不到油星，闻不到肉味，困难时期，没粮食养鸡，连鸡蛋也吃不着。我们家压根就没见过牛奶。哪会像现在这样，可以不吃饭，只吃肉蛋奶和水果，品种繁多，吃遍了大江南北，天山高原。
       为了对付肚子，人们在可以吃到嘴的几两粮食上做文章，动脑筋想出了各种办法。记得当时有种增量法。大众饭店是供应增量法食品最早的一个单位。他们设计做出了特殊的蒸笼。从那里蒸出一碗一碗的米饭。据说用了很少的粮食蒸出了满碗的饭。我们曾到那里就过餐，吃了增量了的饭，感觉它既不是粥也不是饭，黏黏糊糊的，根本没有饭味。在今日，饭做成那样，只能扔进泔水桶。而那时却作为经验大张旗鼓地宣传。纯粹是“饥”令智昏，不然谁会信那种无中生有的鬼话。如果说永动机能唬住人，揭破它需要物理知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话说了几千年了，居然还能生出个增量法。
       符合实际的还是当年经典的提法“瓜菜代”。貂不足狗尾续，一种救急救难的无奈之举，也就是过去所说的糠菜半年粮。后来粮食往下又减，换成了供应一些米糠。那种糠不是想象中的细糠，它混杂着谷壳，和了攥不成团，蒸熟后吃到嘴里渣吧啦沙的，难以下咽。母亲就在里面放些糖精，哄着大家往肚子里吞。吃了糠之后不消化，肚子胀鼓鼓的，往下不走动。有了便感，跑到外面去蹲，怎么也蹲不出来，直蹲得两腿麻木。我现在还记着当时的一种感受，由于百般用力，竟然两眼冒金花。父亲在食品加工厂工作，近水楼台，常常可以弄到一些生产的下脚料：豆腐渣、糖渣以及酱油渣，唯有豆腐渣好吃，其余两种，都在生产的过程中发酵殆尽，毫无营养，各含一种怪味。尽管这样也是僧多粥少，很少机会可以分到。多数时间我们以菜代粮。那个年头，因菜地有限，菜也金贵起来，除买好菜之外，我们还到郊外生产队的菜地里捡收获后丢在地里的黄叶子、烂帮子，回来后收拾收拾，能吃的尽量吃掉。除了正经的菜以外，我们还去挖野菜。能吃的野菜有多种，但有的吃了有副作用。灰菜就是其中之一，吃了大量的灰菜，人的脸会浮肿，胖得眼皮都发亮。好吃的还属苋菜，纤维不多，没有难吃的味道。榆树钱最好吃，新鲜的可以做汤。树少人多，没等树钱长大，早被撸成空条。甚至连枝折走。采野菜在街边也采不着了，要到远处的野甸子里。每当出去采野菜的时候，我就想起在一中的大墙外采野菜喂猪的事儿，那时我们也差不多降到了猪的生活水平。没油的菜其实就是猪食，是难以下咽的。母亲跟别人学着做菜团子。把菜焯了加点盐攥成团，放到苞米面上轱辘，沾了薄薄的一层粮食之后再放到锅里蒸。用这点粮食的口感勾引着大家把菜吞咽下去。饭后到街上玩，看到邻居的伙伴手里拿着苞米面大饼子一边吃一边玩，我们常常忽略了共同玩耍的内容，而专注着那黄黄的饼子，暗自琢磨着它的滋味，羡慕人家舍得做这样的饼子吃。那金黄的颜色从那时起是我对美食向往的一个标志。九十年代，我工作在海拉尔，亲戚有两个姑娘住在我家上学。那时的粮本和粮票刚刚废除，卖粮的地方多了起来，大米白面随便买。我们吃腻了细粮便隔三差五地吃些粗粮。我和妻子最爱吃的是苞米碴子粥。这是苦日子时的家常饭，吃着这样的饭能找到当年不挨饿后的幸福感。但是每当做苞米碴的时候，亲戚的小姑娘都拒绝吃，所持的理由是她不吃黄色的。亲戚的大姑娘吃面包时还要剥上面的糊嘎巴，也提出某种理由。我对此看不惯，从家长的身份上训她们太娇气，都是因为没挨着饿。我给她们讲我们经历的自然灾害，她们似乎在听天方夜谭。大姑娘替小姑娘辩解说：“三姨夫，我认为你不应该管她，她爱吃不爱吃那是她个人的习惯。”言外之意，她之所为也是她个人的习惯。二十年后，她们都成了人母，带着孩子去海南旅游，我们在餐桌上聚到了一起。我当笑话提起了当年吃饭的事儿，小姑娘哈哈笑着说：“三姨夫，别提那事了，别提那事了！”大姑娘更机智，反问道：“还有那样的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艰辛和苦难能够锤炼人，让人能正确地认识生活，认识人生，认识世界。我忘不了当年捧在手里的那碗稀粥，用筷子拨拉拨拉没有几个米粒儿；我也忘不了拿在手里的那个菜团子，黄色压不住里面的绿色；我更忘不了那“粗粮”细作的糠饽饽，吞食后带来的无法排解的痛感。现在每有剩饭剩菜，我都舍不得扔掉，下一顿饭开始尽量先吃完剩的然后再吃新饭。年轻人会说，用不着那样会过，剩饭剩菜不利于健康。可我认为扔掉粮食是暴殄天物，是种罪过。因为我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下乡当过农民，“粒粒皆辛苦”我是那时才真正读懂的。
                                                                                      （全文完）

欣赏佳作

    连看了你的四篇佳作颇有同感，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经历过了，饱经风霜的我们现在只有乐享天年了。

欣赏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