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长成（上）

                                        市场的长成（上）
                                                                    张冠立
      八十年代末，我离开家乡的前夕，音德尔有了一个像样的农贸市场。市场有了封闭的大院，设了东西两道门。西正门的门脸很漂亮。院子里普遍硬化了地面，有秩序地盖了几趟设摊床的房子，其门窗可以敞开面对过道。人们在过道行走可以直视摊位，确定选购的对象。市场里面一切都步入了正轨。这种景象是几十年来所未见的，
      音德尔市场（集市）的发展，我家是最好的见证人，因为五十年代当着那里还是一片空地的时候，我家就在它的身边落户了，成了它的近邻。那是一九五七年，我们在正街里的旧居被动迁盖了大百货。我们从那个大院里搬出来，在孟家店的路东斜对面买下了一间半西厢土房。房子带个后倒厦子，一共花了120元钱。旧房主，听大人说姓林，外号林瘸子。那是三间土房，我们住北面，南面一家姓吴。两家合用一个外屋地。后来吴家搬走，又来了一家姓于的。户主叫于富。他后来长期做市场管理所的所长。我不清楚他是因为要管理市场而买的这房子，还是先有房子而后获得就近上班的机会。
      我们共住的三间土房的南面是一块空场。往南一箭远的地方晚些时候又盖起了房子。中间这一段好长时间都空着。不知道是政府有计划地预留，还是居民不愿意直冲大车店的大门盖房子。我们刚搬过去时，那里还是长着蒿草的野甸子。搬进新居的那天晚上，尽管乔迁令孩子们振奋，可看到一片荒草在暮色里摇曳，却生出一种既陌生又凄凉的感觉。
      挨着我们那三间房的南面，最早东升社（镇上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盖了一个铁匠炉。两间正房，门前载了一个粗壮的木头架子，对外挂马掌。这家铁匠炉我想是应运而生的。对面是大车店，车马如流，肯定充满商机。东升社的头头儿还是满有头脑的。
      铁匠炉的出现给我们小孩儿带来极大的乐趣，可看的热闹太多了。铁匠师傅姓许。他岁数不大，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面色黝黑，不知是他的本色，还是整日打铁烤的。他人很好，不像有些师傅那样脾气极大，能容得下小孩子在一旁厮磨。外面没活儿的时候，许师傅在炉上烧铁条做马掌、掐钉子。我们可以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他怎样把烧红的铁条揻成半圆砸扁，在上面再穿一排孔洞。马掌钉则是把红铁条一段段地斜切下来，利用两面的斜角在砧子上用小锤敲出两头带尖，既有帽又有身的马掌钉来。外面挂马掌的场面最为惊心动魄，看时有些害怕。一匹大马被牵到木架下，在和马身几乎等长的两颗桩子间绕上大煞绳，再从横杆上抛下两道绳子在马的前后腿的腋部兜上去系紧，到那时马已经在多个方向上被系牢，四蹄半着地不着地的，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铁匠再用绳子把挂掌的马腿弯过来吊起来让蹄底翻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地做他的“手术”。先是摘下旧掌，接着拿一把彤红的烙铁去熨马蹄。那一阵子，白烟升腾，难闻的焦糊味溢满四周。那是有机物质烧糊给我留下的最早的气味记忆。熨平之后，再拿短柄镰刀切削蹄掌，使其适合预制的马掌。吻合了之后开始钉钉。钉帽被铁钳夹着，防止尖端弄钝。钉进去的钉尖斜着钻出马掌的角质层，需要将尖儿盘过来，保持牢固。做这一连串的活时难免弄痛马脚，马会拼命地扑蹬。那时我们的心总是立刻提到了嗓子眼儿。而许铁匠则能从容应对。四只马蹄一一处理完之后，把马从架上解开，刚刚着地时，马往往都要瘸着走一段路，很像人咋一穿上挤脚的新鞋时那种踩地的步履。这是我在“市场”上最初获得的乐趣。
      一年夏天，“市场”还迎接了一个马戏团的到来。那个空地可能是他们认为最合适的表演地了。马戏团用绳网围了一个大圈，让人们不能靠近演出的地点。绳网的里面又围了一圈幕布，一人多高，使得外面的人进不去，也看不着里面的情景。听着里面敲锣打鼓的声音以及喝彩的呐喊，我们小孩的心痒得不行。但是没法子，家里没那个闲钱来满足我们那种奢侈的欲望，只能溜达在外面听马戏，求得不辜负难得的这么一次机会。说真的，我这一辈子只有那个市场给我创造了一次接近马戏团的机会。后来有过，但因为年纪老大，没了童趣，也没了看马戏的愿望。
      有句俗话说得好，“人不该死有救星”。我们家的位置成全了我。马戏团的演员渴了，出来找水喝，最方便走进的人家就是我家。我看着他们穿着宽松的表演服，腰间扎着带子，动作也不同常人，心里羡慕不已。于是热情地给他们找水瓢，告诉他们水缸在哪里。这些人在炎热的夏天表演，大汗淋漓，经常口渴，上午来找水，下午还得来，今日来了，明天依旧。稍微熟了以后，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欲望，大着胆子问他们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马戏，因为家里不给钱。喝水的人真还知“恩”图报，喝完水后带我走了，在入口处和自己人说了两句话，然后推着我的背走了进去。就这样我有了看马戏的经历，并且平生就那么一次。
      演出的节目很多，回想起来多是我们习见的那些杂技表演，顶坛旋转，击头断砖，马上拾物等等。并且这种走江湖的野台子马戏团的技艺以现在的眼光看不是那么精湛，但在小孩的眼里，在难有见识的年代，足以让我们瞠目结舌。不过到现在为止，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依然让我惊愕不已。那是一个大汉，声称自己气功天下无双，如果运上气，就是一辆大车坐满了人也碾他不死。接下来有人赶出一辆大车，并邀请观众参与验证。有些好信儿的人纷纷上车，赶车的人并不拒绝，直到坐不上去拉到。赶车人驾车小跑着奔向那个“天下无双”。那人这时已经躺倒在地上，颜面朝天，上身赤裸，袒露着腹部。大车滚过来了，他纹丝不动，只见车轱辘噌的一下跃上他的肚皮，随即掉下去滚走了。那一车人急回头张望车下。全场人同时见到那人鱼跃而起，以手拍着腹部大喊大叫。我知道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我不能不在心中暗叫“太神了”。现在我相信了人体有无限的潜能。说起音德尔的市场，我总能随即想起那个马戏团以及那一幕惊人的表演。
      在挂马掌和演马戏的时候，市场里的叫卖还难得一见。从乡下来的卖香瓜西瓜，卖各种秋菜的大车多数挤在孟家店门口的大街里，除非车满为患，才不情愿地进入市场的那块地盘。谁都知道哪里方便买主去哪儿，别脚的地方会失掉很多商机。所以音德尔的小商小贩最早选择的地方是十字花街。在道北东面的那段街上，从饭店的窗下一直排到药铺的门前都是出床子摆摊的。有人席地而坐，有人坐个小马扎，守着跟前地面上的一堆东西，有的是黄烟，有的是瓦盆，有的是菜籽，还有刚从山上採来的桑粒儿或者煮熟了的山钉子，旁边放着量具，一个洋灰墩子茶碗。叫卖的东西因季节而变，总有新意。
      这些小贩中有个最“高贵”的，他拥有的不是地摊儿，而是一个床子。摊主还坐在一把高凳上，和其他人比犹如鹤立鸡群。别人叫卖可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他则是只要气候允许常年在那里蹲守。我们管这一处叫郭家床子，因为摊主姓郭。老郭头儿一脸病容，动作迟缓，似乎手无缚鸡之力，但我每次去都能看到他坚守岗位。郭家床子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床子是个推车，平板上有个大大的玻璃罩，待卖的东西都放在罩子里。这样他的货可以保持卫生，也不怕偶然来临的风雨。他的东西很杂，有香烟、火柴、糕点、糖块，还有糖葫芦之类的。最诱人的是他的糖块儿，有黄色的橘子瓣糖，上面还蘸着白砂糖的颗粒，还有带绿色条纹的糖球儿，长得和小西瓜一样。你递给他一点儿钱，用手指一指，几乎不用开腔，他就能会意地掫开上面的玻璃盖儿，伸手取出你要的东西来。有的时候，一次能买的只是一个糖球儿，甚至一片橘瓣糖。能支撑这微弱购买力的只是每次给母亲买烟时留给我的跑腿钱。据说母亲从小就学会了吸烟。她有两件事成瘾，一是吸烟，一是喝茶。饭可以暂时不吃，但烟和茶都停不得，哪怕是最质次的烟茶也需接上捻儿。郭家床子里有各种香烟，好牌子的有哈达门、大前门，中档的有大婴孩、迎春，最次的当属绿叶牌的。母亲抽过大婴孩，后来家境不好，买的就只能是绿叶了。等到我读初中时，母亲已经不再买烟卷，而到门旁的市场自己去挑黄烟了。把买来的烟叶搓碎放到身边的烟笸箩里，用手指长的白纸条自己卷着抽。
      在我“失业”不买烟的时候，这个街头市场也转移了。记得挨饿那两年，这些叫卖的人候在大众饭店的东墙下，处在柴火市的那条街上，已经离最后进入“市场”只有一步之遥了。在市场上，我看到有卖鸡蛋的，也有卖土豆的，只是量很小。鸡蛋只有十个八个地摆在那里，土豆也常常是只有半小筐。一问价能把你吓个倒仰，是过去价格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母亲说只有要死的人才肯花那么大价钱去吃那么一口东西。
      最后这些小商小贩的自由市场终于被市场管理人员引导驱赶着弄进了设计中的市场。这个市场的长成其原动力是菜市场的需要。一到夏天，农家的菜像潮水一样涌到镇里，在街头叫卖影响交通，势必要找到一个宽敞的地方，于是我家旁的那块空场就张开双臂迎接了他们。

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稳定，物价繁荣。

市场的发展都是从自发开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