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问药

                                     求医问药
                                                                    张冠立
                   （一）
      早年，音德尔只有两家医院。当地人称其为大医院和小医院。大医院是指旗里的人民医院，规模大些。小医院则是镇办的医院，规模确实也小。镇医院一直在中心塔往北的那个街区，离照相馆不远。大医院在二完小桥南面的那条纵街与去大修厂那条横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处，占着东北角。往东是卫生局，再往东是防疫站。不知道是那任局长的主意，聚合了一个卫生区域。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是个好主意。这样可以缩小行政管理跨度，便于上下沟通；另外也方便了人们就近办理就医、转院、公费医疗报销等各种手续，免跑冤枉路。我们一中的一个同学杨长青曾在那里当过人民医院的院长，也当过卫生局局长。但愿是他出的主意。
      卫生区域的形成是在七八十年代。最早的大医院并不在那里。它在哪儿，什么时候成立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会难倒好多人。五十年前没在音德尔住过的人肯定说不清。我是一九五六年到音德尔的。当时大医院坐落在中心塔（当时还没有这个塔）往西的那个十字路口，位于西南角，和老邮局隔街相望。后来的人知道那里是农业技术推广站，再后来还做过一段党校，但在它们之前却是大医院。它从外表一看就像个医院，外墙刷着白粉涂料。这种颜色的建筑音德尔当时好像没有第二家。里面的格局似乎并不科学，进去是走廊，向西向南延伸，一面开窗临街，另一面是房间的门，挂牌为各个科室。
      我和大医院的“缘分”是在那里做过一次护理，也就过一次医，尽管那次的病太小了。那时，我家还住在宏聚福的那个大院里，和七爷家住一趟房。七爷得了病，住进了医院。他家人手少。七奶是个小脚老太太，不能事，遇事总是哭绥绥的。他家的两个孩子都在白城，远水不解近渴。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就把我打发去照顾老人。那时我还没上学，可以专职做“护理”。所要做的也很简单，留在七爷的床边给他当个小指使，倒杯水，递个毛巾什么的。重活就是到了饭时，跑回家去给他取饭。医院到我家的门洞就那么一胯子远，都在路的同一侧。再说那个年代路上几乎没有机动车。做这样的事自己有信心，大人们也放心。这差事我做的应时应晌，尽管小孩子好奇，爱看“西洋景”，但送饭时总能抑制着自己不误入歧途。
       我需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给七爷倒便盆。那时的医院没有带卫生间的病房，就连走廊里有厕所也做不到。没有行动能力的患者，只能圈在屋里大小便，然后由护理的人端出去倒进外面大厕所的粪坑里，接着把便盆刷净。七爷是个讨人喜欢的老头儿，性格开朗，爱说爱讲。他在买卖里曾负责跑外，哈尔滨南岗十八条街没有他不熟悉的，还有和老毛子做买卖打交道的经历，能说眼巴前用的老毛子话。母亲在大院里听他说俄语，也记下不少，不自觉地吸收到了自己的语汇中。遇到恰逢该拿主意的时候，母亲会说出，“嘎嘎砬石”；说东西多的时候，来一句“乌孬爷西”；还知道老毛子见了女人爱说“马达么上高”。这些汉语式的俄语，在我日后上了中学学了俄语后都一一破译了，觉得稍微有点走样，但无欺无骗。面对这样一个老头儿，我很尊敬他，所以做起端便盆的事心甘情愿。父亲看了笑笑，感到很满意。我知道父亲非常孝敬祖母。他鼓励我们这样做。
      我那次到大医院就医得的病是闹眼睛。闹眼睛和头疼脑热一样算不得什么病，本来不值得大张旗鼓地去医院。但那次闹眼睛闹得厉害，眼睛发红，痒得邪乎，每天早晨上下睫毛被一宿的眼眵给粘到一起，睁不开眼睛。努力去睁，睫毛拽得眼皮疼。只好用手指在嘴边蘸上唾沫去洇，洇透了眼眵才能睁眼见天日。这个样子一连好多天。父亲见我平时一双发亮的眼睛弄得绣吧嗒的，觉得挺下去不行，便领我去了大医院。大夫对这样的明病不用费琢磨，一眼就断定为结膜炎，让我上盘尼西林油，给了我大拇指粗的一个小瓶子，瓶底上有一小层白色的乳膏。那是给其他患者注射时抽完药液后的剩余物。收费一元钱。按当时的货币价值，那点儿药不算贱。但我父亲知道那药的价值，因为五十年代肺结核病多发，只有盘尼西林是特效药。我乐颠颠地拿着药瓶回家了。晚上睡觉时遵照医嘱用火柴棍儿从瓶底抠出油膏小心地上在眼缝里，然后闭上眼睛睡觉，等待次日早上眼睛清清亮亮地睁开，享受一下康复，或者至少见好的喜悦。第二天早晨醒过来后，我急忙睁眼睛，要看下治疗的效果。谁知仍然睁不开，我只好再用洇的办法处置，尽管做得已经到位，还是睁不开，只能用手扒个小缝瞅人。我连忙向父亲诉苦。父亲见非但不好反而大发了，吃完饭赶紧带我去医院。大夫看了说，“青霉素过敏了，脱敏之后就好了”。我忘记了他是否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置，只记住了当时两眼封死了的情形叫人很恐惧。应该说这样使用青霉素也有个试敏的问题，不知道这个大夫为什么粗心，让我遭了一次罪。
      大医院虽然是旗里办的唯一一所医院，但由于财政资金不足，上一些必要的设备力不从心，医院的条件并不好。这是那个时代县级医院的通病，贫困的旗县可能更甚。西医不像中医只用“望、闻、问、切”就能诊断，要靠仪器设备做辅助，离开这些手段很难做出正确诊断。凭经验做定论常造成失误。况且经验也需要有机会积累。而当地的患者稍微感觉自己的病情严重，一定坚持转院到外地治疗。这样就造成恶性循环，患者少，收入低，大夫的临床经验难以有效地积累。一些想有作为的大夫都努力挣扎着脱离这所缺乏发展机会的医院。
      七八十年代，大医院确实有几位好大夫。他们医学院校科班出身，分配到扎旗后很想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名医。当时最有名的有钟殿元，王鹏，竺大夫这样一些人。记得我母亲病重的时候，李云兴校长帮我联系，把竺大夫请到家中给她看病。良医对病的分析头头是道，不容你不信服。王鹏的优点是对人热情，服务态度好，能对各种身份的患者一视同仁，所以深得人心。旗里的领导普遍对他印象好，后来将其提拔为院长。钟殿元为人有性格，有傲骨，但人们公认他医术更高。他给病人转院前所下的结论多能为北京天津等外地大医院的诊断所支持，从而获得信任。尽管他脾气不好，人们还是因为崇拜，纷纷托人要他给看病。可惜这些大夫先后都走了，能回家乡的回了家乡，能往高层医院去的做了高就。人才的流失是大医院多年来遭逢的苦痛。但人才也渴望解放。留住人才和人才解放都是正当要求。但是这两个相悖的要求在经济落后，人才不足的时代确实苦恼着有关的人，让他们因无奈而哀怨。
      由于人才聚散不居，医院里难以建立起拳头科室，无论内科还是外科似乎都无可夸耀。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放射科竟有了名气。不过这个名气给人带来的不是救死扶伤的安全感，而几乎是阎王宣判般的恐慌。据说这个科里有个姓刘的大夫看X光片看得特别准，他怀疑是肺癌的，十有八九都能得到外地医院的证实。
我在一中工作时，有一年学校搞学生体检。其中有一项是胸透。请了大医院放射科的人来操作。那个年代还没有组织职工定期体检的福利待遇。遇到这样的机会，大家都想就个方便。临结束的时候，徐英奎老师推各屋的门，号召似的说，“走吧，也去透一透，多方便呀！”他是工会主席，自然也有号召力。有人起身附和。我则含笑未动。后来听人说，别的人看了都说没事，唯有徐老师看的时间长，临了，又建议他去他们科里让科主任刘大夫再看看。这话让徐老师心里发毛。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刘大夫给他照了张片子，然后告诉他，“肺门附近有阴影，不是好东西，到外地再查一下吧。”这其实已是定论，只是表达得委婉而已。徐老师去了北京，被确诊为肺癌，紧接着做了癌块切除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我赶到北京探视他。人还被封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只能隔着玻璃和他举手示意。他有气无力地回应了我。过了危险期之后，他告诉我，“手术的规模很大，赶上杀猪了，整个肋巴扇儿都给掫开了”。我对他的幽默报以微笑，心疼他遭了这么大的罪，内心祝愿他就此逃过这一劫。手术是十月份做的，没想到转过年五月份他却与世长辞了。那年他五十六岁。临终前，我去看他。他仍用调侃的语气跟我说，“这回算是玩完了。”“我和她们说了，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到绰尔河里。”我轻易不相信人会死，况且他并不是老人。但是刘大夫的宣布真的置他于死地了。从火化场回来之后，我陪着他的家属去了莫力根大桥，站在桥栏杆旁边，把骨灰从口袋里一点一点地抖落到滚滚的流水中。过去这条河的水中常常映出他坐在岸边钓鱼的身影，这次他的身和影却在水中合而为一了。
      尽管人们一遇大病都急于转院，可一旦确诊后，多数都回到这所医院里慢慢治疗，接受日常的护理，好则好了，不好，也算得到了临终的关怀。我当校长的那几年，就有两位同志最终还是躺在了大医院的怀抱里。其中一个是外语组的蔺琋钰，八七年暑期，发现消瘦的症状后去了大医院。医院怀疑他得了肺结核，建议他去扎兰屯结核病院检查。在那里被发现肝腹水，不是他们收治的对象。接着去了北京。检查的结果是原发性胃癌，肝转移。北京的医院认为已不可救治。最后又回到老家的医院，住进后院的病房里。我是外语组出去的，曾和他同室工作，感情较为深厚，经常上医院探望他，陪他坐一会儿。一次，我坐在他的床边，替他削了一个梨。他把梨拿在手里轻轻地咬了一口，忽然说，“这梨的滋味怎么这样好”。我惊讶他还有那么敏锐的味觉。没等我接话，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世界咋这样不公平！”虽然话锋突兀，我还是听懂了。那年他三十五岁，正当盛年，可看病的过程已经向他揭示了他的人生结局。生命将息，心中难免有此哀怨。我无法接续这个话茬，只得转变话题，回避这严肃的天问。在深秋季节的一个晚上他去世了。死时瘦得一把骨头。病危时，教育局的赵局长探视他出来说，“太瘦了，瘦得吓人。眼珠子眍䁖得那么深，把它从后脑勺取出来，都比从眼眶里取容易。”赵局长是蒙古族，他的表达是形象思维的，但你能感觉到他夸张的贴切。小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定期抽腹中的积水。那黄黄的腹水，一次一痰盂，都是丢失的营养蛋白。这样下来，人能不瘦么。可是这一阶段，如果没有医院提供给他的救护，他得胀死，疼死，不会有一刻安宁的。
      九〇年学校的总务主任孙仕信也由本地医院转至哈尔滨，后来又去了北京，在五棵松癌症专科医院确诊为原发性肺癌转移成脑瘤。那次我带人陪他去的北京。我问大夫实情。大夫说最多还能存活一个月。我问可否住院治疗。回答说，“没有意义，如果想住院，这里不行，我们可以介绍到八一湖医院做保守治疗”。下一步怎么办，我需要征求家属的意见。回到旅馆后，我把他的妻子找出房间，把情况说给了她，要他们两口子定夺去留。她当时面露难色，表示不忍和丈夫实说病情，但认为得告诉他真相，于是乞求我进屋去讲。我虽然也不愿说这样的话，但觉得义不容辞，便进去在他的对面床上坐定，慢慢地述说了大夫的话，但我没讲存活期，因为那太残酷了，至于留下来治疗还是回家治疗强调由他们定，学校尊重他们的意见并尽量做好安排。我说话时，他们两口子无言地倾听。我的话结束了，老孙依旧默然，而且面无表情。我马上意识到我话的冲击力让他心里难以承受，那一刻压倒一切的情绪是绝望。他一时还不能恢复做决策的理智。我立起身，补充了一句，“这样吧，你们两口子研究一下，然后告诉我，以便决定如何买火车票”。我离开了那个房间，话虽说出去了，但心情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我知道我给他带去了痛苦和绝望。一个小时之后，她的妻子过来告诉我们，“老孙说了，回去吧，在这里想吃口粥都不容易”。我们回到了音德尔。到家的那天，他的图门陶海乡下的兄弟和亲戚都赶来迎接探视，挤了一屋子人。老孙坐到炕沿上，脱了鞋，然后捎到炕里，脸上浮出笑容，说的第一句话是“哎，还是家里好哇！”那一刻他展示给人的是敢于面对生死的一位英雄汉。那年他五十刚出头。后来他又住进了大医院，因为他每天都需要打甘露醇给颅腔降压，否则日益膨胀的占位性病变压迫他的脑体，让他疼痛难忍。真的在一个月后他去世了。这一个月里，若是没有大医院，他将经受怎样的苦痛可想而知。

                  （二）
      小镇里尽管只有两所医院，去哪里就医也有个选择的问题。有的人偏信大医院肯定医疗水平高。我就属于此类人之中。有的人则不然，他们着眼某个医生，追逐个人的名声，为此别说是去小医院，甚至可以去看民间的大夫。早年个人行医的有老金太太，刘更新等一些人。老金太太长于看小孩儿。但凡小孩的常见病在她那里手到病除，就是险病怪病她也能找到办法让孩子化险为夷，因此在镇里小有名气。街坊邻居间，谁家孩子闹了毛病，肯定会有人提醒，“让老金太太看看吧。她的手把好，扎巴扎巴，捏巴捏巴就好了。人家有偏方，不说偏方治大病吗”，接着还会好心地进一步告诉你老金太太的住处，顺着哪条街走，哪里拐弯，第几个门儿，什么样的房子。好心地提供信息，精心地导航，让被提供建议的人觉得这应该是最佳的选择，于是就认识并领教了老金太太。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让这样的民间大夫成了时医、红医。
      刘更新是当地有名的助产士。镇里镇外，方圆几十里都大名鼎鼎。人们常常能看到外地的马车停在她家的门口，来接她下乡去接生。她经的多，见的广，差不多无论顺产还是难产都能处理得了，接生那么多年，没听说出过什么差错。所以刘更新的名气大了起来，产妇家争相接请。为此，刘更新自己也感到很骄傲，派头表现得很十足。每次从家里出来，向来自己空着两手，而她用的那些家什要由接她的人替她拿着。在她选择了合适的位置在车上坐定后，迎接的人才能恭敬地问，“你老坐好了吗，咱们走吧”。那神气劲儿着实让人羡慕。话说回来，就是那个年代吧，坐个马车也算一种享受。其实风风雨雨地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在马车中颠簸，也真不容易。
      文化革命刚刚开始，老金太太这些人都被抄了家。造反派认为她们是江湖郎中，牛鬼蛇神，她们施展骗术，祸国殃民。于是她们门前的招牌被拔了，家里的药匣子都给端出来倒了。一时间被弄得威风扫地，人不人，鬼不鬼的。阵风过去之后，回过头来又给她们落实政策，由政府给造反派揩屁股。“落办”问她们损失了多少东西，依据政策如数赔偿。人家说了，人参损失了多少，牛黄损失了多少。都是值钱的东西。时过境迁，品种数量都无法核实，只能听凭一面之词，拿财政款如数赔偿。真不知被抄者还是抄家者到底谁祸国殃民。
      黄大夫是音德尔知名的中医大夫，很早就从关里家来到音德尔这样的大荒界上行医了。有人说他是山东人。他姓黄，我猜他一定是山东黄县人了，但是我认识的山东街的人他们说话似乎和黄大夫还不一样。黄大夫的家在十字街南面不远的地方，是座临街的砖房。五十年代能住上那样的房子说明他的事业成功了。我家邻居的一个小子讲他跟母亲去黄大夫家看病，碰上一个妇女正在向大夫主述病状，“黄先生啊，我怎么一个劲儿地 . . . . . .”黄大夫听了略微沉思，安慰说，“不要紧哩，不要紧哩，我给你开付牛黄解毒丸就好了。”那小子用哭腔学那个妇女，又用黄大夫自己的口音学他说话，话好像是唱着说出的。他的模仿秀差点没把我的肚皮笑破了。说正经的，从黄大夫简单的回答中能看出他对诊断的自信，反映出他医道的高低。因此，多少年间，人们都信任他。不但街里人如此，乡下人也知道镇里有个出名的中医大夫。轻患者会坐车到镇里来瞧黄大夫。重患者，其家属一定备车把大夫接去望诊。乡下人从内心里认可他。这种情况，我知青下乡时得到了证实。
      黄大夫的小儿子叫黄振玉，和我是同班同学。知青下乡时同时报的名，被分配到同一个青年点。当我们坐上生产队前来迎接我们的大马车时，随车而来的生产队长张耀金认出了黄振玉，惊讶地问“你不是黄先生的小儿子么？”既能认识大夫，又能认识大夫家里的人，可以推断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如何。回到村里，也有些人认出了黄振玉。对着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张队长特意做了介绍，说“这是旗里黄先生的小儿子。黄先生是我们最熟悉的大夫了。在南边住的时候，有病有灾总麻烦人家。一家人都那么好，拿咱们庄稼人像家里人那样看待。真要是病得邪乎，动弹不了了，去个人稍个口信人家肯定能下屯来看你。别说了，叫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认识黄振玉的这些老乡原来都住在五家户金星大队，听说新林地广人稀结帮前来开荒，建立了这个新建屯。五家户是音德尔南面的一个公社。黄大夫的名声竟冲破了属地，传播得那么远。
      农村老百姓心眼实，谁要对他有点好处总是念念不忘。看得出来，他们对黄振玉很亲，在下乡的那段日子里时时处处想照顾他。生产队里也有很多照顾的机会，比如安排当个会计，一年能多得些工分，少参加一些劳动；另外也有权安排某人当村小的教师，这样可以完全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张队长他们曾表示过可以这样照顾他。黄振玉虽然个子不高，身体并不十分强壮，但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照顾，宁可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知青，让自己成熟起来，等待将来成全更高远的目标。三年后，他参了军，在辽宁本溪服役，当了空军地勤兵。看到当时老百姓对黄振玉那么好，处处都想把他举到前头，我们很羡慕，多少也有点嫉妒，但心里明白和他比不了，是人家父亲给打下的基础。世界上的事不都是这样么，行善作恶必有果报。黄大夫积了德。
      黄大夫后期不再个体行医，被组合进镇办医院，成了小医院的一个大夫。他的“加盟”给小医院增加了分量，带进了一个不小的患者群，以致在某种程度上要和大医院平分秋色。医疗界中名人效应颇为明显。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福和祥的三掌柜的儿子，排行老六的进了小医院学徒，可能是当了药剂师。到我长大了，下乡返城，在学校当上老师，依旧还能看到张老六出出入入于小医院的身影。他一定是个兢兢业业的员工。
我退休之后，一次陪我音德尔一中的几位好友到满洲里去会另一位老乡朋友。在进餐厅的门廊里，满洲里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位音德尔的老乡，一中的毕业生，当时正在边防部队服役，当了军官。那军官抱歉地说，他正在同一饭店接待人，失陪了。但约好了次日早一定一起吃早餐，他做东。第二天早上吃饭时，我向一中的这个毕业生询问家事，得知他竟是张老六的孙子，叫张建军。进一步问他爷爷的情况，回答说他爷爷已经退休了，是在小医院退的。我感慨张老六家一辈更比一辈强，张建军在边防部队很有作为。也感慨张老六忠于职守，几十年从医于一家不起眼的医院而矢志不移，真是“永久牌”的。大医院如若多一些这样“永久牌”，而少一些“飞鸽牌”的医生，情况或许会好许多。
      七十年代，听我妻说她们老高一有两个女同学推荐上了哈尔滨中医学院。毕业后同时分配进了镇医院。但愿她们这些科班的医生能给小医院注入活力，带来生机，让这所小医院总能保有与大医院竞争的优势，给居民带来方便。很遗憾，我没离开音德尔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其中的一个人因嫁给了天津知青，随夫返城离开了那里。

                   （三）
      人们得了病要到医院里瞧大夫，这是那些弄不清病因，不知如何医治的病。如果是明病，比如伤风感冒，头疼腹泻，或者跌打损伤等等，知道该吃点什么药，于是人们绝不舍近求远，挂号登记地去医院，而是直接到药铺去买药。
有些人家精于卫生护理，或者病老成医，知道什么病该服什么药，什么伤该怎样涂抹包扎，就干脆在家里预备一个药箱，里面装着丸散片剂，剪刀纱布一应俱全，活像一个小药铺。九爷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家的里间有一个落地式的橱柜，装着玻璃拉门，里面一层隔板上装的全是药，小瓶儿，小罐儿，小盒儿，包装得稀奇古怪，又非常精致。每次去九爷家，我都愿意在那个柜前站一会儿，点点里面的货，尽量满足自己小孩儿的好奇心。不过心里明白，那些东西外观好看好玩，根本不中吃。因为自己一次头疼，去向九奶要药。她抠开一个透明的小包装从里面拿出几片镇痛片。我接过来，放在手心，觉得很珍贵。九奶嘱咐了怎么吃。我只猜度它一定像糖块那样可口，全然没有听进她说的注意事项。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抓起两片投入嘴中，像糖块一样嚼了起来。当时嘴角就不自觉地咧了开来。根本不是想象中甜味，竟是打牙帮骨的苦酸，差点把药给干哕出来。由于它太珍贵了，我没舍得吐出来，含着干哕出的泪水，就着杯中的水把它吞了下去。那次先于接受“苦口良药”这一成语，而领略了它的含义。
      音德尔多年间只有一家药铺。地点在十字街东面街区的道北，西面挨着成衣铺，东面是银行。药铺归药材公司管。药材公司就在药铺的后院。那里年年都收当地的草药。一些人扛着药叉到山上或甸子里挖防风、桔梗，甘草，回来后往那里卖。我也曾感兴趣地跟着人家上山试过，由于认得不准，挖起来没法赶上人家的速度。另外收购时要求很严，必须晒干到一定程度。这种种限制，使我无法从中得到受益，只去了一次就永远放弃了。
      像参观九爷家的玻璃柜小“药铺”一样，我对街里的大药铺也颇有兴趣，小的时候经常去看热闹。药铺是个值得溜达的地方，看药房先生抓药很有趣儿。
一进药铺的门，迎接你的是那股特殊的药味。这味是西间的中药房里传出来的。那里比摆着西药的柜台更有看头。一面墙都是紫褐色的小抽屉，上面用白色油漆写着字。那些字当年我多数都不认识，所谓认识的，估计也得念错了音，因为药名老不按常规读。有去抓药的人，药房先生总是先向他要方子。然后戴上老花镜，一排排地过那天书一样的文字。放下方子后，他会说这药能抓全，或者缺那味。如果有缺的，他常常建议用现有的某味代替。如果抓药的人同意了，他便转身去开那些小抽屉。尽管那么多抽屉，他找得又快有准，有时还得站在凳子上到高处去够。他或用手抓，或用长勺去戳，把抓到的药一味一味地分别用精制的小秤去称，然后倒在铺在柜台的黄色包装纸上。一些药包装前需做些处理。有的扔进一个铁钵里，用一个铁杵子捣一阵，然后再倒到纸上。有的需要动用大家什，他们叫药碾子。那东西放在柜台外的地上。样子像一个尖底铁船。“铁船”里还放着一个大铁饼，边缘尖利，中间穿着铁轴，两侧各露一个橛，大约一脚宽。药房先生走出柜台，把称出的药倒进“铁船”里。然后在“铁船”边的凳子上坐定。扶正那个大圆饼子，把双脚搭在两边的橛上，两腿一伸一缩地开始把圆饼在“铁船”中往返运动起来。尖利的边缘在船底的夹角中切削着，一会儿工夫，里面的药材由长变短，由粗变细，最后变成了碎末。先生起身，扫出碎药，再倒在纸上。各味药抓完之后，重新拿起方子，逐一核对，确认没有遗漏后，才把它包起来。抓药往往不止一付。药房先生会同时铺很多张纸，同时处理一味药。过后把一个一个的药包用纸绳捆在一起，交给抓药的人。那人便稳稳当当地拎着出门了。这个过程虽然很长，我总是很有耐性，一定把它看完。
      我好几个同学，赵宝增、尹克生，还有阎俊胜，他们的父亲都在药铺或者药材公司工作。他们的爹说话都不是本地味。母亲说他们是山东黄县来的，黄县人拉药匣子的多。所谓拉药匣子，我想指的就是像药铺里抓中药时的那个样子吧。人走他乡，总得有点谋生的本领，否则怎么养家糊口。也多亏了这些外乡人早年到音德尔来拉药匣子，给这个偏乡僻壤带来了医药文明，不然当地的老百姓还得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中挣扎，一些人不得不信奉喇嘛，祈求他们念经驱邪，治病疗灾的。
       我女儿参加工作之后，回了一次老家音德尔。那时告别故乡已经多年了。回去没有别的事，只是串亲访友，告慰阔别。回来后，她告诉我她最想见的就是小学时的同学董云霞。说这个名字，我和妻子立即回忆起家住我们南面不远的一个小姑娘，瓜子脸，面色白皙，一说话两颊立刻现出红晕，梳着一对小辫，文文静静的。女儿说她像当年找她玩时一样，去了她的家。但她家的样子变了，前园子里盖起了一个门市，挂牌为“董安诊所”。她知道她爸爸叫这个名字。看上去没有找错。两间砖房中间开门，进去是一条走廊，走廊右侧为诊室，有柜台可以卖药。左侧是一间处置室，可以打针挂吊瓶。沿着走廊继续往前，便和她家的老房连在了一起。她感到幸运那次访问真的见到了董云霞。其实，她已经出嫁离开家了。让我女儿吃惊的是她现在还逗留在那里是因为她在父亲的诊所里就了业，当了一名护士。董云霞学习成绩好，和我女儿同班时总能科科在班里站上风。我和妻子料想那孩子将来会有出息。我女儿和她分手后学了美术，在美术系里当了教师。没想到那孩子上的是卫校，最终像她父亲一样从了医。听了这个消息，我略微遗憾她的发展没达到早年期盼的层次，猜想其中老人做了些什么不高明的“导演”。但是想到董安诊所，我还是感到很快慰，因为音德尔的医疗领域又得到拓展。一些老大夫退休后，可以个体行医，发挥余热，方便群众。像董云霞那样的聪明的孩子也进入了这个领域，为其增加了活力，对事业也是一件好事。
      挨着董安诊所，西面是赵安石药店。赵安石就是前面说过的我的同学赵宝增的父亲，一辈子给人家抓药，退休了自家开了这么个门市。我在音德尔工作时，铺子就开张了。要想买药，一走一过就可以进去，并且不分早晚，总有人等待在那里。铺面和居宅连在一起，方便值班营业，也方便了顾客随时进店。如今药房连锁，遍布街区，全天候服务的模式，二十年前在音德尔也初露端倪。现在的政策好，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也吸收了一部分资金投放到医疗事业上，对国办的医疗是个很好的补充。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哇。


                       （四）

      音德尔最早的镶牙馆在运输社大门西面那段临街的连脊房子里。尽管那些土房都是面南背北地对着大街，镶牙馆的主人还是巧妙地想到在后墙上开了个门，引人进入一个独立的房间，那里算作他的牙科诊室。隔壁就是他的家。镶牙师傅是个朝鲜人。一家三口（至少三口，不知家中是否还有不能出门的孩子），两口子带一个孩子。孩子差不多和我一般大小。因为他家就在我们的里院，一天我不知道要往那里跑多少趟，谁家有能玩到一起的小孩心里自然有数。这个小朝鲜立即成了我们的玩伴。不久我们发现他非常害怕他的父亲。后来知道朝鲜人家里的规矩大，要求父子不同席，等等。汉族老祖宗的规矩都破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少数民族中竟然如此执着地固守着。我们青年点里的成世庆是个朝族人。下乡的几年里，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偶尔去他家，发现他的父亲威风凛凛的。我问朝鲜族是否父子不同席，成世庆点头称是。由于那个朝鲜小孩怕他爹，从不敢领我们去那座镶牙馆。越是那样，越弄得我们觉得他爹对谁都像个凶神。
      镶牙馆里是个什么样子，一直折磨着我的好奇心。夏天里，为了通风，镶牙馆的门有时开着。我曾在那个时候向里偷窥过，看到的只是那个老朝鲜站在地上，双手在那大张着的嘴里不停地鼓捣着。治牙的人或躺或坐在一个靠椅上。旁边还立着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有可以折叠的长臂，前端还有能吱吱转的东西。每次还没有看得太明白的时候，不期然和老朝鲜转过来的目光相遇，于是我被嚇得一激灵，连忙转身走开。我猜测他一定认识我，自己不愿在熟人面前表现出“二皮脸”。
      那家镶牙馆只开了一两年，后来关了门。更准确地说，那里又堵上了后门。那家朝鲜人搬走了。镶牙馆黄了。我现在猜想他的经营受挫，未必是他的手艺不高超，可能因为很少有人前去镶牙。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低，对镶牙以及牙病的重视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观念：人老了要掉牙，牙坏了只能废弃，一切都必须听其自然。记得一中的老孙头儿，我们念书时还身强力壮，整天挑着一付大水筲，里面装着满满的泔水，为了防止往外漾，上面各放一块木板，晃晃地去院外的大猪圈里喂猪。等我到一中工作的时候，老孙头已经老掉了牙。那年他老伴死了，我去看望他，见了他的儿子孙子。他们先后都是一中的职工。当时老孙头不在家。我返回时，在一中的大墙外见到他回来，站下说明来意。老头儿倒是豁达，先笑了一下，然后说自己的老伴，“这回省饭了，看山去了”。老爷子说话经常喊着说，嘴张得很大，让我看到了他口腔的特写镜头。那嘴一颗牙也没有了，两排红牙花子，显得空空洞洞的。据说儿女想法将就他，给他做些稀粥烂饭。自己用牙花舌头当工具，把稀粥面一面就吞下去。看到他口腔的那一刻，我曾想老孙头儿为什么不镶上个全口牙呢？看来他没这个意识。多数人都没这个意识。或者有人即使有这个意识，也花不起这笔钱，只能不情愿地放弃。这种情况便让本来已经起步的牙医行当在音德尔夭折了。
       的确，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因为没有钱很多事情都顾不上，尽管牙那么重要，天天都用，人们还是把牙的疾病看得像头疼脑热一样无足轻重，把它的残缺认为是只能听其自然的事情。但是牙病的折磨人，我深受其害，从孩童时起就有着切身的体验。家里没有闲钱，平时吃不着几回糖块儿，但牙齿也出现了龋洞，而且不止一个。牙齿珐琅层的破坏导致牙根极易感染，牙疼是经常的事。牙疼时含口凉水，实在受不了了，嚼一片镇痛片。牙痛的钻心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终身难忘的痛楚。为了保持牙齿的清洁，每饭之后不得不用火柴杆儿清理牙洞，睡觉前还要认真地刷牙。记得下乡时，我二十岁，有两颗上下对着的臼齿都有了蛀洞，每天衬衣上面的小兜里都揣着至少一个火柴杆，以备不时之需。费事不说，仍然不能保证牙齿免于感染。这样的日子我终于受够了，二十二岁那一年，回音德尔时我绕道去了齐齐哈尔，到陆军医院拔牙。我指着上下相对的两颗龋齿，要求大夫给我一起拔掉。大夫认真看了之后说，“下面的坏的厉害，把它拔掉吧，上面那颗我给你修修。你太年轻了，都拔了可惜”。我看到他用一块纱布包了黑颜色的材料，又在上面倒上一滴银亮的液体，我猜是水银。他用手指托着那块纱布把混合了的东西在手指间搓来搓去，当它变成泥状的时候，便用工具将其塞进了牙的蛀洞里，告诉我过几个小时再吃硬东西。下面的那颗龋齿则连根拔掉了。拔掉了牙齿，那里再也不疼了，但是由于镶不起牙，留下一个豁口在那里，嚼不了硬东西。后来，因为失去了依靠，两边的牙都向豁口倾斜，几乎搭到一起，而在下方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空白区，吃饭时常有干硬的东西夹进去，非从侧面清理不可。四十年了，一直是这种状态。
      八十年代，我发现自己左后方的一棵臼齿又有了龋洞，而且日渐扩大。那时，音德尔的街面上又有了镶牙馆，是我们一中一个姓费的学生他父亲开的。他的父亲腿脚有些毛病。当时我不知怎的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似乎镶牙的，像掌鞋的一样适合残疾人去做，干的是一种手艺活儿，没什么医疗水平可言。带着这样的偏见，我去看我那颗坏牙。得到的回答是，“没治了，拔了吧”。四十岁的年纪了，我知道了牙的珍贵；一个人就那么几颗大牙，拔掉了，怎么吃饭？于是我从那里逃了出来。
      牙没丢失，可那颗牙引发的疼痛却经常搅扰着我，常常在上班时，用手捂着腮帮痛苦地坐在办公桌旁。一次，我的同志李秀英看了我难受的样子，同情地说，“乌塔其劳改医院有个小张大夫，治牙治得很好，又新近从上海进修回来，不然你去那里看看吧”。过了两天，我对她的建议还没拿定主意，她突然告诉我张世民要去乌塔其办事，找了一辆车，他要带你去那里看张大夫。虽然这是个给人添麻烦的事，可牙痛实在折磨人，我还是接受了他们两口子的好意，并且成行了。
乌塔其医院条件很好。张大夫很年轻。因为有人引见，他看得格外认真。他说我的那颗牙是三级龋洞，糟糕的是它的外环有一处豁口，一般的堵塞办法已经无效，但他可以处理，做一个金属冠，蛀牙堵好后，罩上这个冠就可以了。这次可以取样，然后他做冠，再来一次就完事了。”
      第二次去，张世民特意给在那里工作的他家的老七打了电话，要他接待我，陪我去。老七和张大夫更熟。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当。张大夫拿他做完的冠和我的牙齿比照，不时地在他身后的案子上用小锤敲打，最终合适了，填孔罩冠，顺利地完成了治牙过程。我又获得了一颗好用的牙齿，继陆军医院的经历之后，又一次尝到了牙医可以给人带来的幸福。
      治完牙，正是午后要下班的时间，我早已心中盘算过要招待张大夫和老七一顿饭，表示感谢。他们带我进了一家饭馆，人很多，看上去是个很火的饭店。我坐的位置背对着一伙人，他们围坐在一张方桌上，谈笑风生。两桌彼此能听清楚对方的谈话。酒开喝了以后，老七和他们搭话，介绍了我们桌上人的组成，也说了聚会的原因。听了这话，背对着我的一个人站了起来，转过身来和我说话，自我介绍说他是李希克。我立刻认出了他。我知道他和我们班的同学边桂兰结了婚。两桌喝完了酒，他拉老七和我到他家串门，让我见见老同学。进门的时候，他故意让边桂兰认一认来的客人。指了老七，她未加迟疑地说，“这不是七哥吗！”而指着我时，她却摇头了。最后还是告诉了名字，我们才恢复了同班同学的关系。自一九六九年冬天，她和王雅文两人去我们青年点，我请了假，没有去参加夜战来接待她们，到那次乌塔其之行整整二十年了。由二十岁的青年到四十岁的中年，能没有变化吗，难怪人家认不出我。不是在她家，我也可能难以一下子认出她来。岁月就是这样，让本来的熟人变成陌生人。
      第二天早晨，我从外面走一圈回到旅店的房间，服务员告诉我边老师刚才来找过我。我坐定不久，她又来了，是来为我送行的。我问李希克怎么样，她说他醉得起不来了，他平时很少喝酒。头天晚上，酒后恍惚，记不得都唠了些啥。早晨清醒了，两个老同学自然急于了解别后对方的一些情况。她知道了我在一中当了校长，和王雅文在一起工作。她讲自己原来在乌塔其中学教课，现在在小学做财会工作。她说李希克他们两人在当地没有社会关系，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李希克在学校里当了副校长，而她自己就听其自然了。怕误了车，我们把谈话移到了公共汽车站。检票后，我上了车。她走近我座位旁开着的车窗继续和我谈话。车不知出了什么毛病，说一时半会儿发不了。我觉得谈话这样继续下去不行，有失礼貌，连忙走出来，解释说，“在车上和你说话，太居高临下了。”她笑了，打趣地说，“你过去不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地说话吗？”
       在行驶的返程车上，我反复思索着边桂兰的那句话。她是接我的话茬来表达的，如果用她自己的话，可能说我清高孤傲，也可能是傲慢无礼，或者是颐指气使，总而言之，不能平等待人，或者不理解人。我回忆着自己在班级里，在青年点上的种种表现，渐渐觉得有点脸红，内心泛起了反省后的自责。
      读初中时，我由于在班上的进步受到压抑，产生过逆反心理。自己在小学本来是个好学生，什么两道杠，三道杠都当过，在老师面前很受宠。自从离开一完小后，处境完全变了，我心里不服气，言语之间常常有所表露，说话总带刺，愿意和班级干部唱对台戏，于是我成了落后生。他们不让我入团，我就钻心学习，提高成绩，以此抬高自己。最后我被当作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记得五四青年节，在纪念刘胡兰的活动中，班级干部说刘胡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我偏要说她没有牛顿对人类的事业贡献大。她们认为拿一个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比，思想是反动的。文革开始，借批判校内走资派之机，也把我拉出来写到了大字报上。文革中，“牛顿贡献论”几乎可以认为是反动话。所以边桂兰和我们青年点的女生谈话，曾表示过对我的恣意放言可能引来牢狱之灾的担忧。不能否认，我那时有一种愤懑的心理，看谁都不顺眼，以抢白人来出气，常常弄得对方下不来台，青年点的女生因受不了这种委屈曾流过泪。
      一般的交往如此，特殊的交往也不例外，不顾别人的心理感受，压抑不住地表现出傲慢的情绪。想到这里，一件往事跃上了心头。念书时，我感到班级里有个女生对我有好感，因为她至少有两次到我家找我出去谈心，那个年代女孩约人是庄重的。第一次约谈是在一九六六年的秋天。那时毕业了的学生也回校闹革命，我们刚刚参加完一次支农回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上讲过那次支农，红卫兵为了寻找革命目标批斗了一个农村妇女。支农期间，一个叫刘文重的同学得病了，被送了回来，不久他就死了。下葬的那天，班上的同学很多都去了。我们的班主任王承斌老师抚棺痛哭，哀伤他教了三年的学生，好好的，说死就死了。那场景令人心碎。我们两人见面都为失去同学而感慨。那年我们都是十八岁。一个还未成熟的青年就这样匆忙地谢世了。我们活着的十八岁的人，一切美好的东西还没有展开，就体味到死这一人生结局的滋味，震撼之余，有了留住生命的渴望和放飞青春的紧迫感。在夜色的笼罩下，我们坐在二完小东面的河堤上，谈了许久，多数是年华易失，时不我待的慨叹。第二次去我家约我，是一九六八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那一年我们二十岁，谈话意味着什么，各自心中可能都有数。我们步出街区，走过了南面“水线”上的小桥，又走过前面的杨树趟子，为的是不被打搅，好说些心中想说的话。但两人的谈话绕来绕去总不能切中主题，也可能真的没什么主题。她问我说，“听说你在外地交了个女朋友？”我知道她指的是我外出串联时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个正在读中专的女生。我惊讶她居然能知道这样的消息，因为这个经历很少有人知道。由此我感觉到她确实关注着我。这使我回忆起她另一次关注我的场景。一天晚自习上课前，我走进教室，没开灯的教室有些昏暗，只有她一人先到了，而且站在我的课桌旁，掀开桌盖儿在翻找什么。我连忙问她需要什么？好像她当时并没有说出什么非得自己动手找不可的理由，于是我明白了她的心理。既然她现在又这样关注着我，我就坦率地告诉了她，“不通信了，没什么关系了。”我这样说，是向她释放一个信号。她没表示信还是不信。夜很深了，下了露水，凉气袭人。在一块农田里，我们隔着一条垄对坐在两个垄台上。她说，“你过来，我们挨着坐吧。”她可能以为挨着坐可以防冷。我没动，也没回答她的话。我觉得坐到她身边会有失庄重。太冷了，我们往回走。约会即将结束，好像应该有点什么结论。我说了一句，“我们俩的同学关系将来不知道会怎样？”这分明是一种试探。她回答说，“我希望永远像现在这样做朋友。”这回答似乎很清楚，但对我来说很朦胧。现在是什么样的朋友，学友，情友？我因为感觉朦胧而心中不快，路上开始沉默起来。接近街口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声惊动了哪个看家狗，一声狗叫继而引来了一片犬吠。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勇敢地离开她，让一切都过去。于是我说了一句，“我先走啦”，然后大着步子和她拉开了距离，把她扔在了犬吠盈天的黑夜里。很长时间以后，她找了个机会又单独和我见面。她没有谴责我那天晚上的表现。我以为她能接着给我解释她所谓的朋友的内涵。对此她没再说什么。我不明白她两次三番地单独和我接触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叙同学情谊，要这种形式吗，让别人猜疑值得吗？既然不能明确为特殊意义上的朋友，不如干脆退回到纯粹的同学关系上去，让两人心里都宁静。于是就让一场疑似的恋情自生自灭了。对于这样一段交往，常人一定会耻笑我呆傻，不会像恋花蝴蝶那样围绕枝头疯飞狂舞，仅像一盏青灯静等趋光的飞娥自我投奔，有多少机缘还不都付诸东流。我倒不以为然，因为情露不重难以浸透胸襟，两人不会心心相印。看不清对方的本质，难免畏首畏尾下不了决心。祈求不是我的性格。我觉得祈求会伤自尊，也难保受到尊重而将祈求来的情感维持长久。天老爷保佑了我这个呆傻人，让我还是遇上了我的妻子，并且终生不弃不离。对于那件事的结局我并不后悔，一句佛家语，没有缘分。可经历了世事，懂得了情感的我现在对那件往事倒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关注、接近、沟通，每一举动都流露出一种情谊，尽管它没有热恋般炽烈，终归隐含一片温情。它应当得到理解、接受和回报。我怎么能把一个女孩孤单地扔在深夜的街道上，让她提心吊胆，惊恐万状，而不把她安全送到她的家门口呢？为什么“非黑即白”，不交则弃，以如此简单的模式处理丰富细微的人际关系呢？为了显示“傲岸”和“英雄气”就随便去刺痛人家的心。这种简单冷漠的做法岂止缺乏绅士风度，几乎是一种故意伤害，面目确实可憎。时过境迁，我的那位同学可能忘掉了当时不愉快的感受；而我却像麻醉药失效后的手术患者，开始有了痛感。这种反省后的自责犹如当年的牙痛一样给自己留下了难忘的痛楚。消除这种痛楚的良药，我想只能是再给我们一次见面的机会，让我诚恳地向她道一声歉，请求原谅。但我们天南地北，遁形在茫茫的人海中，难寻浪迹萍逢的机会了。
      边桂兰在车站上的那句话说得不错，我当年的样子是挺可恨的。但是，也绝不像她们认定的那样我会走向反动。事实证明那只是我青春期的一段反常表现。我并不离经叛道，本质上是很传统的。下乡以后，我成了能干活的好社员；到了公社中学，便很快入了团；回到母校工作后，在知识分子入党难的年代，我先于很多人入了党。这说明我的内心一直固守着“向善”、“向上”的品质的，只是它被蒙蔽在那段岁月的烟尘里，让我的同班同学都看不清而已。没办法，我找不到机会转变他们对我的印象了。
      结束对那段经历的反省吧，还回到治牙的历史中来。2008年秋天的一个晚餐上，我在咀嚼时发现口腔里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异物，吐出来一看，是张大夫给安的那个牙冠。牙出了问题，心情很沮丧。第二天到口腔医院去看医生，希望按原样给我把牙冠粘上。接诊的是医院的主任安医生。他看了我带去的牙冠，检查了损毁的牙齿，给我做了详细的解说，然后提出了治疗方案。他说，二十年前你治牙的方案还是很先进的；那个大夫做的冠也很不错，只是当时没有铸模技术靠手工完成，齿臼部分的冠壁厚度不均匀，薄处已经磨露。说着，举起那冠对着灯光让我看它的状态；另外，那时还没有根管治疗技术，只在蛀洞里放进填充物，而后加冠。填充物长期在潮湿的环境里发生潮解，不能很好地封住孔洞，于是经常引起感染。然后他又把新的治疗方法讲给我听。其中包括封堵病牙神经，金属填充物铸模，牙冠铸模，填堵加冠四个步骤。我听从了安医生的建议，前后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治疗。第三次享受到牙医带给我的幸福。这次治疗是在我居住的海拉尔进行的。这家医院需要与北京的医院在技术上合作才能完成牙根管治疗的全过程。我不知道音德尔的牙科诊所是否追赶上了牙科医疗发展的步伐，也实施了这样的治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