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5）联谊会今天召开组长会

（1125）联谊会今天召开组长会

    今天，2015年4月20日下午，联谊会在黑山街办公室召开37个组的组长会。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素梅主持会议。今天的会议有四项内容。
    一是黑龙江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副主任王军锋、技术部总监赵鑫宇、导演穆松介绍了电视台面向老知青，准备拍摄知青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同时面向知青开通网络微信，欢迎广大知青积极参与。
    二是上海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刚专程来联谊会，征集知青图书。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六卷、600多万字的《中国新方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一书。张刚为此书编委会副主任。
    三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张慧霄按省委领导的要求，面向老知青征集知青口述北大荒垦荒史。
    四是安排了近期联谊会的工作。王桂芝宣布了新一轮中央大街每周一早7点至9点、下午4点至6点，知青各组志愿者上街站岗执勤的时间表。
    小屋与会者满满的。活动内容满满的。各方都重视知青资源，老知青成了香饽饽。











黑龙江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三名人员介绍情况
































上海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刚介绍情况







22组组长宛英兰（左3）为知青博物馆征集书画
送来第一个手工钻石片粘贴作品“骏马图”




附  《中国新方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相关资料  






跋：我们都是“志愿者”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本着"研究知青历史，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的宗旨，坚定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正确方向，积极开展各种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活动。本会在较高层次上开展知青历史文化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金大陆  金光耀历经四个春秋——并非自然的春秋，平营的春秋——而是如同当年知青辛勤劳作般的春秋。《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煌煌然地问世了。自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在沈国明、阮显忠、张刚等主导者的运筹下开展工作，我们作为参与其间的专业工作者，深感其标树的知青史和知青博物馆建设的研究方向．不仅关涉这一代人持久的记忆和话题，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构成。然而，检阅以往的研究，除了张化、郑谦、顾洪章、刘小萌、定宜庄及潘鸣啸等，所奉献的开辟之作，继续在这块园地里立为学术标杆以外，多年以来，似乎少有出脱的后来者，或确有成效，或卓有建树地推进这项研究（知青群体的回忆录层见叠出，确实催促学术界思考这一问题）。即便有年轻的学人，意识到知青（即父辈）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程同频共振，进入这个切口，可开掘出丰厚的学术宝藏。但真正投身进去，因史料累积和理论建设之缺失，行前仍较为困难。其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呢？毋庸讳言，人文社会科学的底座是历史学。这就是说，包括知青研究在内，若是没有历史学的准备和出发，即没有知青人口史、知青运动及政策演变史、知青社会生活史等方向的梳理和建树，以及知青劳作与工分、知青案件、事件与事故、知青婚恋与生育、知青疾病等专题的探究，怎么可能还原知青运动的本相，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呢！况且，从史料学的要求来说，一般的片断回忆和口述记录，确实可在某些细节、场景等方面，提供很有吸引力的信息。但就整体而言，若是没有较大规模的方志利用、档案开掘和民间史料的搜求整理，即没有来自“深部和细部”的史料支撑，也是难以建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述。缘此，当我们完成编辑《知青研究文集》的任务后，就根据上海知青研究的特点， 提议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上马两项体量巨大的基础性工程：《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和《上海知青在江西（黑龙江、内蒙、吉林、安徽、贵州、云南）档案史料选编》 ，以求从历史学的奠基的意义上，为全面提升中国知青研究的品质，汇聚中国知青研究的队伍，作出一份贡献。经阮显忠会长、张刚副会长，包括朱政惠教授在内的专家团队的论证，终于2010年拍板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我们当即表态：以志愿者的身份全程投入。这是为什么？在当今研究机构的学术考评制度面前．编选史料的工作早已弃之如敝屣（考评为最低分值） 。但一个学术方向的确立，一个学科群的建设，没有基础资料的积累怎能持久而坚实呢！没有人来承当开垦之劳苦，汇聚之烦难又何以可能呢！所以，想到编辑《辑录》的功效，将会吸引一批新生代学人，顺畅地进入知青研究的行列；将会催生一批以史料为根据的知青研究成果，来共同建设这块园地，确是实实在在的“功德”。而后，阮显忠、张刚等一起拜会了上海通志馆馆长朱敏彦教授，希望利用这座全国收藏量最多的省级方志馆开展工作。 朱教授不仅答应支持，后经申请协商，还共同出资出力完成此项浩大的工程。接着，张刚联络了五十多位已退休的知青，在近五年的日子里，奔波劳碌，埋头苦干。完完全全、心心念念地将我们两位主编的“功德”融化了——我们为学术而“功德”的贡献，被一种更平凡、更朴实的奉献融化了 —— 没有这批知青们每一页的翻阅；每一段的查寻；每一句的摘录；每一字的校正，哪会有今天的收获和成功呢！培训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牛耕地”、“马拉车”的活。知青们说，你们扶好犁拉好缰，我们努力往前拉。说得大家热泪盈眶。查阅的时侯，我们轮流在现场值班，解答各种疑难。知青们成群结队，起早搭黑，从大场、从莘庄、从虹桥、从北新泾……为尽早赶赴浦东的上海通志馆，以退休之身躯去填咽上班族的公交，继而，在昏暗、逼仄的库房里，埋头工作。从严寒料峭一直坚持到春暖花开。复制的时候．我们坐镇辨析、查对。知青们弯腰屈背．登高爬下，库房里数千本的方志，不知被搬移过多少回。难怪通志馆工作人员说，建馆以来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地利用方志，往后也未必会有，堪称“空前绝后”。回查的时候，我们整理文稿，开出单子。知青们则四处奔波，八方寻求，填补了许多疏漏。还有北京的知青到国家图书馆补查了上海缺少的方志。核对的时候，我们做出样板，知青们连续加班．赢得了交稿的时问。编制目录和索引的时候，我们数轮讨论拿出方案，十多位来自出版界、文化界的知青自告奋勇，参与工作。还有曹勇庆室主任所带领的出版社团队，以一当卜，不辞辛苦地做了很大的贡献。每当我们向知青们表达敬意（已非谢意），知青们总是说：能为这一工程添砖加瓦而感到光荣，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此在的“自己的事情”——  不是自己的私事 —— 是自己曾经历过的一代人的生命史。所以，心甘情愿地将个人的时间、精力和智力，投入刭这项无功利的工作中去。其实，这种默默的“个人的承担”，正是以志愿的精神，以担当的态度，指向了“公共的承担”，那就是为了这一代人的经历的，为了这一代人的经历所书写的历史。立正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十多位知青在退休以后，历经四个年头的春秋，参与这项史料《辑录》的工程，不正是为了知青一代人的春秋吗 —— 不仅为了知青一代人曾经的春秋，更为了知青一代人（与共和国同时代）作为集体记忆和学术研究之对象的春秋。


知青史料领域的一座丰碑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新书发布会暨2014“新史料、新方法、 新视野”知青学术论坛综述

       甲午马年即将过去，而上海知青依然策马奔腾，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知青史研究领域呈现了一部惶惶巨作，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这部巨作就是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和上海通志馆合作编辑的重大项目，《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2014年12月21日，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上海通志馆、上海市青年运动史研究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新书发布会暨2014“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知青学术论坛在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群言堂举行。该书编辑和出版单位的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知青史研究专家学者，以及各省区市知青研究会，有关知青文化团体，上海各知青团体，知青志愿者代表200余人参加了新书发布会并展开了热烈讨论。一、新书发布绘宏图《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约600万字，汇集了我国6000余部县以上地方志中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部资料，并作了分类和配置了索引。该书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阮显忠和上海通志馆馆长朱敏彦任编委会主任，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刚和上海通志馆副馆长周树安任编委会副主任，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金大陆研究员为主编，近百位老知青和青年学者为志愿者，历时四年汇志成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从酝酿到成书过程中，得到了中宣部原副部长龚心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禹鹏等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兼专职副主席沈国明为该书作序。上午九时，阮显忠会长主持了新书发布会。他在主持词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规模巨大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场运动，直接改变了近2000万城市青年的命运，波及到城乡数亿人口，影响着我国城市、农村、边疆的建设和发展。广大知青在这过程中经受了磨难，得到了锻炼，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无论对于了解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建设发展的历史，还是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可供研究的基础性史料整理工作严重缺乏，学者们开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受到严重制约，也影响了学者开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的积极性，要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著作的问世，十分困难。他指出，《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涵盖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各个方面，是目前汇集知青上山下乡史料最多最全的大型史料性工具书。这部书的出版为全面深入开展知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性条件，将对知青研究发挥重要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阮会长充分肯定了金光耀、金大陆二位主编的辛勤劳动，衷心感谢知青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感谢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感谢在这部著作编辑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所有朋友。该书主编之一金光耀教授介绍了新书的编辑情况，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兴康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许仲毅介绍了出版情况。沈国明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原主任郑谦共同为新书揭幕，阮显忠、朱敏彦、张刚、周树安向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赠书。沈国明在赠书仪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这部书是市社联重点支持和关注的项目。他认为，这部巨著是深入开展知青研究的奠基之作，是近年进行史料收集和整理的具体结果，也是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学术研究趋于规范，并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反映，为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他感慨地说，现在史学研究的工具书太少了，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这部史料辑录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不足的遗憾，必将迎来知青研究的新高潮。他指出，这部书是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和上海通志馆通力合作的结果。这部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领导和许多部门的大力支持，两位主编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十名老知青志愿者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大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这一宏大工程。这表明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在广大老知青中有着很大的感召力。希望借此东风，推动更多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出现。 二、新史料助推史学研究新书发布会后，来自海内外的文史专家和老知青们就新书的出版举行了座谈，上海通史馆原馆长、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朱敏彦主持了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和知青代表争相发言。大家热烈祝贺《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的成功出版，纵论历史变迁，回顾知青岁月，感慨探索之路，展望学术未来。高度评价了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如阮显忠会长所说的那样，以“保存知青历史，弘扬知青精神，关爱知青群体，构建和谐社会”为己任，成功组织了这一浩大工程，为繁荣知青文化和深入知青研究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充分肯定了金光耀、金大陆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投身知青研究，为海内外史学家、知青研究学者提供了极为有效和便利的研究工具书，也为广大知青进一步全面解读亲历的青春岁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一开山劈路之举在知青史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热情赞扬了为这部巨作的辑录坚持数年默默做着基础工作的老知青志愿者的奉献精神。 上海市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洪民荣认为这部巨作是对知青历史的记录，有利于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这段历史，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我们放下这段历史。他说我们知青有美好的记忆，也有痛苦的回忆。我们通过记录来放下这段历史，更好地面对我们美好的未来，享受未来的生活。他指出这部新方志辑录，体现了地方志的特征，具有 “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希望知青史的研究在新一轮地方志修编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洪主任没下过乡，但他看到老知青齐齐一堂共助盛事，感慨万千。他说，原来以为自己没下乡是幸运的，现在看来又是遗憾的，我们搞社会学研究的，缺了这一部分社会体验很觉遗憾。参加这个会议确实能感受到知青的情怀、情谊和精神。上海社科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当年十分关心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组建工作。他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兄弟由于下乡后条件非常恶劣而不幸早逝的情景。指出知青研究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这部新书正解当务之急。他说，乘大部分知青还健在，应该多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如果我们不去深入研究，不培养自己的研究人员，就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不能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在这个领域里就会失去学术话语权。他认为，知青的历史看起来就在眼前，大家都可以说上几句话，但是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会受到个人的很多方面的限制，没办法来观察整个历史场景。所以知青史以及共和国当代史的研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这本书的出版代表了上海知青和上海知青领域里的研究者非常扎实的研究路径。他说，我们在有生之年，可能没有办法对知青这段历史作出最终的定论，但是，我们可以为作出最正确的定论积累越来越多的素材。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黄仁伟教授，作为金大陆主编的领导和同事，也作为一名老知青，他赞扬这部史料辑录给全国的知青立了一块丰碑。他说尽管这个史志本身并不能概括所有知青的事情，但是，它确实概括了中国所有有知青记载的县志，这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全面的知青史料。他回顾了在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的插队生活，说自己非常愿意为留下知青的精神财富做一点工作，出一份力。他认为知青史可以独立于文革史，它和文革史不完全相同。文革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一场动乱，也是一场灾难。但是知青史是当时全国几千万初高中毕业生，为减轻国家沉重的负担做出的巨大牺牲的一段历史，不能把它和文革史完全等同。如果没有知青的下乡，文革的后果还不知有多严重。如果没有知青下乡，全国农村还会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黄教授动情地说知青的历史是不可复制的，如同红军长征不可复制，是非常宝贵的。这也是出版这套知青史志的意义。专家学者代表、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是最初为编撰这部新方志史料辑录出点子的人。戴教授称这套方志辑录的出版对于知青史研究是奠基性和标志性的成果。他说，我一直与金光耀老师探讨知青问题，一致认为知青史是当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有那么多知青，那么多家庭，经历过那么多甜酸苦辣，这段历史是不能回避的。地方志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存和发掘、利用，对当代生活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强调地方志的存史和资政功能，最近习近平同志送给澳门大学的礼物中，就有《永乐大典》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没有其他题材能够整合当地各个职能部门，所以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戴教授说中国史料有三大支柱，第一是家谱、年谱，现在称之为谱牒。第二是地方志，第三是活史。知青史的研究，概括起来也有三大支柱，一是地方志，二是口述资料，三是档案资料。知青史研究从资料的角度讲，随着这部新方志辑录的出版已经不存在太大的障碍，余下的问题是怎么规划，怎么引导学生和青年学者进入研究。他说，青年学者之所以不敢跨入当代史的研究，不敢跨入知青史的研究，不是有太多的政治方面的考虑，而主要是资料很难收集，而这本书就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来源。志愿者代表、新疆知青谢敏干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为传播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助力知青历史研究是我们老知青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疆自治区原科协副主席杨永青女士代表新疆知青、浦东新区原政协副主席张兆田先生代表云南知青、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原纪委书记张韧女士代表安徽知青先后发言纷纷为新方志史料辑录的成功出版点赞。 三、新方法打开探索之门下午举行了以“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为题的知青学术论坛。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授、上海青年运动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洪基和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阮显忠分别主持了上下半场论坛。黄洪基先生在论坛开场白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68年后进入高潮，十年后高潮消退。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那片沙滩上留下了什么？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有的说留下了一座丰碑，有的说留下了痕迹，也有人说一片狼藉。枯枝残叶也罢，翡翠钻石也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点像盲人摸象。但我们通过历史研究，可能更多地从整体上来揭示它的规律和本质，从而完整地展示它留下了什么。今天我们对历史的审视，重要的是留下思考，对今后中国的发展有个借鉴和启示。新方志史料辑录的主编之一金光耀教授率先作了主旨演讲。他围绕论坛主题分别从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三个方面谈了他与金大陆研究员在编辑过程中的思考和心得。金光耀介绍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史学书写，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刘小萌、定宜庄二位教授的《中国知青史》以及顾洪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可以说是知青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稍后是法国史学家潘鸣啸先生的《失落的一代》。 定宜庄教授在2008年写道：“当时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认为这是个抛砖引玉的事，期待着一个高潮马上到来。”但是他们期待的高潮没有到来。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知青的史学研究虽陆续有作品问世，但大规模的重要的作品确实不多。重要的原因是史料的开发整理工作没有跟上去，拖了整个史学研究的后腿。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虽然这些年，知青文学、知青口述史的兴起，使知青群体较当年下放农村的其他群体给社会留下的财富相对多一些，但总体来看，知青史的研究还是滞后了不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刘小萌说，我们搞历史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把知青史的研究学术化。而学术化的第一步就是立足于史料，资料发掘是长期限制了我们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国史学家潘鸣啸是较早开始研究中国知青的西方学者，他看到这部新书非常兴奋，说他在收集知青史料时对方志情有独钟，认为“它是研究知青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但是当时在中国很难找到，他就跑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寻找，在那儿找到了不少省志，但也不全。当他看到这部新书中光北京一地就汇集了北京市的52种方志资料，高兴地说；“一个人是没法找到那么多的，一定是有个集体的合作，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你们做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有很大的贡献。”同样，最早投入中国知青史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定宜庄，急急从台湾赶来，一拿到新方志辑录，就火速快递到北京，生怕被别人拿走，她激动地说：“我如获至宝！”定教授回忆当年为搜寻知青资料四处奔波，并眼看着图书馆堆在防震棚里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报纸被大水淹没，没能留下一个字而懊恼不已。她说；“那个时候方志还没有出得那么多，非常少。即使有，以我一人之力，像这样好几百万字去收集真的是不可能的。”面对厚厚的六卷方志辑录，定教授萌生了在有生之年把她的书再做一次校订的想法，希望能依据新的资料补充和丰富她的著作。确实新史料的开发会对史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金光耀举例说，民国史领域，最近几年对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就引发了一拨蒋介石研究的高潮，出现了许多的著作； 90年代苏联解体后，苏联档案史料的解密开放，引起了国际上对苏联历史，包括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出了许多成果。可见新史料的开放对史学研究的推动是十分明显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金光耀和金大陆当时就想在史料的开发整理方面多下些功夫，能够为知青史学今后深入的研究和推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面对这浩如烟海的资料，好比在浩淼太空中寻找属于知青的星星，谈何容易。金光耀和金大陆都是史学出身，面对这么庞大的涉及面很广的资料，他们感到仅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不够了。这个时候有了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有了能够整合有志于传播知青文化的组织者，有了众多知青志愿者的参与，经过大家几年的共同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正如刘小萌教授所说，这样大型的知青史料，靠一二个人是不行的。而史学研究恰恰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工作。面对上海知青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开创史学研究新天地的壮举，刘教授感慨道：“这种集体与个体，专家跟志愿者结合的模式，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史学家一个人一辈子关在屋里皓首穷经也做不到的。”他觉得上海知青开创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合作模式，希望这个模式能发扬光大。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主任郑谦教授也认为，一套史料丛书，一个团队，一个研究理念，还有一个奋斗精神，才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他说上海知青真心研究知青问题，用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知青精神来繁荣知青文化，用志愿者的默默付出，来开展知青研究，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两位主编认为新方法不仅在开发和编辑史料时起了巨大作用，在今后的史学研究中同样要与时俱进运用新方法。金光耀说方志不同于文学作品，而是大量采用数据，因此就需要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处理，运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处理。他说实际上已经有成功的学者为我们提供了榜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AndrewWalder做了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研究，收集了除西藏之外的所有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资料，然后进行数据统计，显示出来很多图表和数据，最后做出概述。金教授表示这样的方法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坚定了我们要用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么大量的数据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许多专家的呼应，刘小萌教授说，我们史学讲究计量史学，包括统计，用可靠的数据进行处理和研究，来论证、还原历史，论证研究者的观点，这是资料很独特的方面。计量史学、比较史学都是我们史学研究经常用的方法。立足于这个方志的基础上都可以做得更进一步。四、新视野拓展研究新空间郑谦教授谈到这六卷本的知青史料时，用了“很震撼”三个字来形容他的心情。作为我国党史研究的资深专家和知青史专家，郑教授说一看到这部书就感到跟我们的研究传统是非常相符的，它为知青史的研究提供了全面详实的史料，使我们回到了历史现场，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非常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个历史现场越来越近，越来越全面，我们思考也应该更深一步。他认为这部书是知青史料的集大成者，知青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果，对知青研究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郑教授指出，知青研究是知青文化里面的一个分支。从知青文化的角度来看，随着一代知青渐渐老去，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联谊会，包括网站，包括纪念馆可能会逐渐淡化。但知青文化中另外一方面就会随之突出，那就是知青研究，选择知青问题作为研究方向的青年学生也会越来越多。金光耀说我们还来不及消化新方志中所有的600多万字。就对一部分资料的梳理来看，就发现了许多新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如知青安置的经费、知青动员的政策、知青的婚姻、知青的案件等等，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问题进行思考。仅知青安置经费的使用，就可以看到南北之间的差异，省与省之间的差异，甚至县与县之间也存在差异性。还有知青输出城市对知青接收地的支持，说明文革期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交往状况。金教授还例举了浙江绍兴地区不仅知青结婚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男知青的已婚比例高于女知青，这与全国大多数地区呈相反状态，虽属特例，但从研究中发现这个地区的知青大多为就近插队，亲友关系较多，且当地政府出台政策允许与农村社员结婚的知青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迁回城市，引起农转非户口的增多等。这些我们平常关注得不多的资料有助于我们关注相关问题，拓展我们的视野，对知青史研究做出新的考虑，尤其可以从区域史和专题史上深化研究。金教授觉得现在大家比较多的关注知青输出的大城市和知青接收大省，但在研究中发现这些省市区放在一起知青总数大概只占到1700万的40%，也就说还有60%的知青活动的省区我们关注得还不够。如果我们从区域史的角度切分的话，那些省份也会在我们的视野内。因为有了新史料，新的研究就有了可能。刘小萌教授赞成开展区域化研究。他谦逊地说自己过去写知青史是在白纸上画饼，第一个最容易画，第二个相对就难了，而且难度越来越大。区域化研究可以对各方面进行细化，国家的政策，省的政策，一个地区一个县，政策本身就有差异，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因人而异，领导者能力的高低，自然条件的差异，知青本身的差异，这也就造成了在每一个地区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我们过去更多看的是共性，这套书的出版就为我们更多地关照那些个性、区域性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基础。刘教授还指出，方志本身内容非常丰富，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者必须提升问题意识。例如大男大女的问题，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咱们知青那时候，一部分女知青在返城以后就遇到婚姻问题，所谓大女独身的问题。方志里记载有46%的人将其归结于社会原因。而现在好多的年轻人也不结婚，但情况完全不一样，是观念不同了。这是给咱们的一个启示，我觉得这方面就要强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读这书还会发现有好多问题，比如说上山下乡的原因，大家争论不休，有的说是就业，有的说是政治原因。北京的教育志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它说，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当时的小学生，该升学没升学的有50多万人，面临着升学难的问题，这些对我们都很有启发。郑谦教授的发言中也提及了同样的问题，他说粗粗地排了一下六本书有些感悟。我以前也看到很多史料，但没有像这么细的，这就提示我们怎么样在今天研究的基础上用这个三新来开创一个新局面。比如说中央发出一个文件，一直到地方都雷厉风行地执行，中央有关知青的文件也是贯彻到县一级的，而且是落实不过夜的，表面看都差不多，但是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呢？出现在那个环节？可能有二种原因，一是县志是纸面上的，而做的却大打折扣，当时我们很多干部搞形式主义驾轻就熟。再一个就是在公社这一级，在执行中央政策中严重失真，因为中央文件有很大的执行空间，这就引出一个决策和执行的关联问题。郑教授还列举了一个自己曾在论文上用过的材料:1972年一次中央首长接见知青的会议上，张春桥就谈到过，将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到1980年以后就可以不要再下放知青了。郑教授认为，这表明中央高层的内心深处也没有把下乡当作是一种继续革命的东西，还是当作一种临时办法，今后生产上去了，粮食解决了，知青就可以不下放了。他指出只要认真研究这些东西还是能够发现新问题的。江西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汤水清，是江西省的青年学者，对我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专门研究，对知青史也很有兴趣。他给了这部书八个字：劳苦功高，利国泽学。他说这部书没有领导的重视，没有学者的坚守，没有志愿者的奉献，没有出版社等各界的支持，这么一个宏大的工程，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做好是不可想象的。他说，我们现在有了这样一套资料，很多学者就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是我们自己的，可以增强知青史的话语权。对各级重视知青史研究，强化知青记忆，进而完善这一段历史的国家记忆，对总结经验教训，少走弯路都是很有意义的，是利国之举。这套书辑录编排得非常科学，惠及学者；有了这些资料作基础，加上其他的资料，对于知青学科的建设是非常有帮助，是惠及学科，同时也惠及区域社会学，为丰富和扩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提供的不仅是资料，而且还是个视角，可以从知青运动、知青活动、知青人物来切入区域社会学，来反映区域社会的变迁，这是泽学。五、新方志的局限不容疏忽与会专家学者在高度肯定这部新方志史料辑录对史学研究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毫无保留地提出方志本身的缺陷——虽然辑录不能改变原有资料——但固有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特别是需要利用方志从事研究的学者万万不可小觑。二位金主编在新书的前言里就指出史学研究单靠任何一种史料，包括方志都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其它方方面面的资料，尽可能开拓史料来源，相互印证，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史实的结论。刘小萌教授指出方志本身是有局限性的。相对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方志，说实话是不理想的。首先是参与地方志编修的人员，很多人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有的方志办的领导是从别的地方调过去的，有的甚至是比较失落的人。比较好的是县里的老师，有些素质非常高，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各地差异太大了，导致它的质量优劣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其次，前三十五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政治运动，那么多坎坷，在方志里好多是轻描淡写，甚至是隐晦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完全作为信史利用是不行的。他以内蒙六十几个知青被烧死一事为例指出方志的记叙是为了扑灭特大山火英勇献身，而知青们的回忆录证明真实的情况是错误的指挥造成了灾难，这就是因当时的政治需要修正了事实的例子。他说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应该如何客观地反映史实是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方志来诠释。刘教授还指出方志存在疏漏的问题也应引起注意，他回忆曾到自己的家乡去查阅方志，里面很简单，再去县劳动局查知青档案，唯一的就一个知青名册，别的都没有，都丢失了。还有内蒙六十几个知青被大火烧死的这一段，一个出处写的是34团，一个写的是340团，那肯定是不对的。诸如此类的错误我们在运用的时候还是要抱着一个研究的态度。潘鸣啸教授也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用这些资料时要谨慎，“因为它不是十全十美的资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些地区没有做得特别好，没有那么认真，差别很大。各个省、各种志里都有差别。”他还特别认真地指出这套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的某个表里存有统计错误。他说当年他花了很多时间纵向横向都重新计算过，找出十几个错误。他说也许原来的资料是全的，对的，可是做的人不认真了，也会造成错误。他很同意二位金主编希望使用者尽量拓展资料来源的说法，他认为尽管中国现在方志已经很多了，但也有缺少的。他说他在国内和香港到处查找天津的劳动志，发现天津市根本没有做过。他幽默地说：“那么大一个工业化的城市，没有劳动志太可气了。” 他还举例说：“上海关于新疆知青的那些数字和新疆自治区志劳动志中上海知青的数字不相符，后来我研究发现基本上二个都错了，要看顾洪章的那个十万，当然这是个大概的数字，我看了其他的很多资料觉得这是比较准确的。所以你要比较，会发现一些问题的。” 最后潘教授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需要这个集子的，就是不能只靠一个资料，我做了那么多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只靠一个来源，比较得越多，资料就越好。” 他近似标准的普通话和法国人的幽默时时引来听众的笑声。郑谦教授不愧是党史专家，时刻不忘党的文件，他提醒研究者，研究中国现代史和知青史缺了中央文件是不行的，包括中央首长的讲话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各种各样的简报。他说；“小萌讲的60几个知青牺牲的事情，简报上写的和这上面（指方志）写的不完全一样。”他说有的东西有机密、绝密之分，但它反映的问题及时，这些东西只能放到以后再说。在互动环节中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刘晓航也结合自己的知青经历和研究谈了体会，他说要了解安徽知青的情况不仅要看劳动志，还要查民政志，因为安徽省在文革前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做法，建立了许多个半农半读的学校安置青年学生，实质是上山下乡，那时是由安置办出面动员的，属于民政系统。上海也有一部分人去了。这段历史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广西知青研究会副会长黄少雄证实了这一说法。他介绍道：我们广西从1957年的垦荒队开始，到1962年，1964年自治区共青团委和南宁市委组织和建立的各种农场，就是半农半读，叫农耕大学，在共青团志里写得很清楚。所以除了劳动志，还应该查阅共青团志。金大陆介绍说，他和金光耀第一次到通史馆，翻出的第一本县志是兰考县的，因为上海曾有一批中专毕业生下乡到兰考。可是从第1页翻到500页，竟然没有记载一个字。资料的疏漏情况可见一斑。汤水清所长是江西省新一轮方志修编总述卷和社会科学卷的编委，他从当事人的角度谈了方志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第一，我国的地方志首先是讲政治的，由此决定了它的取舍，不是拿来就用的；第二，方志比较重视政策体现，很多地方见事、见物、少见人；第三，方志中有关资料有详有略，总体上还是比较粗的。就江西省的共青城垦荒有些记载也不全面，比如1956年上海市长带100多人的团队到江西各地去，具体是哪些地方的共青城我们就不清楚了。再比如，1969年有30000名上海知青到江西插队落户，1974年3月又有上海知识青年到江西插队落户。我们从大事记里看到是这样，但从其他情况看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南昌附近的鲤鱼洲，整个方志里面没有反应出来，有些地方连基本的史实都忽略了，这是方志的局限性，而方志的局限就决定了辑录的局限。这番讨论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负责精神和严肃的态度，是值得我们记取的，阮显忠会长如是说。六、新形势新任务新期望新方志辑录的出版，石破惊天，不管是与会嘉宾还是知青文化团体都认为必须乘此东风，把知青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史学界更是如此，戴鞍钢教授建议史学界应该以这套大书为抓手，把知青史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希望各地能够重视对这套书的利用。他还建议二位金教授就此申报国家重大攻关项目。他认为已经具备了申报条件，而当代史正是国家的一个研究方向。他说：“我们完全可以以这套书的出版为契机，出成果，出项目，出人才，这样我们就能从知青史的角度对当代史有个重要的推进。”定宜庄教授从自己曾目睹图书馆报纸殒灭的事情，提出希望上海知青能够把所有自50年代初知青下乡初起，直到知青运动结束全过程，报纸上的有关报道集到一起。她说工作量很大，但如果那样，做研究就更方便了，而且报纸的丢失非常快。汤水清所长借用一位作家的话说：“上山下乡对于知青个人可能是不幸的，但对于我们则是幸运的。如果我当年没有得到知青老师的启蒙，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他不仅希望和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合作的《上海知青在江西》能够尽快进入编辑程序，成为第一部地方知青档案选编集，还希望能开展知青访谈记录，不光请知青讲，还要请当地的老乡讲，当年的干部讲，形成一个完整的知青记忆，最终形成国家记忆。阮显忠会长称赞这是个好主意：“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改变的不仅是知青本身，也在改变农村。知青去了以后，就是公社的社员，生产队的队员、兵团的战士、农场的职工，就是那里的一份子，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共同生产、生活。我在2008年有篇短文就讲研究知青的历史和作用不仅仅要看知青怎么说，还要看看当地的老百姓怎么说。自己说了不算，人家说了才算，所以供我们研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他希望今后能和各地的知青文化、研究团体携起手来开展工作。郑谦教授说，现在还有一些老分歧依然困扰着我们，就是有悔无悔、下放的原因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新的不同观点在陆续产生，这都是发展中的必然产物，要允许有不同意见。有些研究成果存在非议，有些新观念还缺乏实证材料，应当对现有研究状况有个清醒的定位。定宜庄幽默地说，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很自恋。我们这一代在别人眼里不一定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而且我们毕竟老了。人老了就会觉得自己的东西都是好的，可在年轻人的眼里不这样。我特别想听听年轻人对我们的评价。青年学者，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沈传宝先生在发言中以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有些关键人物和重要事件没有再现历史原貌为例，希望史学研究不要像文艺作品那样，应该尽可能还原历史。阮显忠呼应说，云南知青争取返城的事件，毫无疑问是知青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插队的知青下乡几年后，随着政策放开，不少人逐步通过各种途径回城了，但是兵团、农场的知青因政策原因，作为农场职工而不能回城，由于云南知青的努力，最后使得很多兵团、农场的知青都可以回城。这也是值得加以研究的。金大陆面对海内外专家学者给出的高分，心境平静，他满脑子想的是肩上的担子。他说我们的任务还很重，下面还有上海知青在江西、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选编要做，两位领导（指阮显忠会长和张刚副会长）还告诉我们还要做上海知青在吉林、上海知青在内蒙、上海知青在安徽、上海知青在云南等大区的资料，这么巨大的工程我们怎么样去完成它？实际上我跟光耀老师，我们两个单位，我们两个个体，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上有非常全面的合作，有很多课题要做，我有上海市课题，国家课题。光耀还带着许多行政职务。那么我们为什么在知青问题上这么深入呢？我觉得一个是感召，一个是感动，还有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知。领导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我们。正像嘉宾们都提到的，上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工程。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团队，有这个团队的领导，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组织工作，他们的人格力量感召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我们真的被那么多的知青志愿者所感动。培训时，我们讲这是很重的搬砖头工作，是牛耕地，马拉车的工作，一个知青当场就讲：“老师，你们扶好犁，我们就往前拉！”啊!我们真的很感动！每天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天还没有亮，就赶车子来了。回家时公共汽车还没开到市区天就黑了。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知青志愿者一直在感动着我们。第三，许多老师，包括定宜庄老师、潘鸣啸老师都在讲因为资料，知青研究没有办法大规模集成化推进。我和光耀就觉得编出这本资料比我们自己出一本专著都要重要，我们要努力争取把知青研究推到学科建设的轨道上去。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所以我们愿意在学术上作这样的承担。金老师说我们有一个信念，要把当代中国史当中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这么庞大人群的流动，这么重大的包括边疆史、人口史在内的知青史推到一个学术的高度。希望将来能够在高校里面，研究所里面，包括国外的高校、国外的研究所都来研究当代中国现代史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脉，这就是我们做这本书的出发点，也是动力所在。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听众被知青史学家的使命感而打动，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为了让知青研究后继有人，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早在成立之初就展开了吸收年轻人的计划，并每年向开展知青学术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提供论文资助。说到这儿，金大陆满含希望地说：“我们希望这个研究在下一代年轻学者当中能更加深度地开发。”他还说：“我想这个6卷本出来了，能不能为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更多的年轻学者中推广开来，能够真正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一个很有用的支脉。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尽管它确实有不少缺陷，但它终究是把那么多的资料集成起来了，它终究节省了很多很多研究者的时间，给予了探索的路径，终究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来，这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毕竟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能够做出这个东西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真的是我们的期望。”对于专家们指出方志的局限性问题，金大陆回应说：“这是史学家坦诚的箴言，我高度高度地认同。”他连用了二个“高度”。最后，金大陆研究员告诉大家，接下来除了要抓紧做好“上海知青在XX”的档案选编外，他跟金光耀还想编一本以这个辑录为中心，以史料为骨干，配合口述史、回忆录和档案资料的一个论文集。他们设想从区域史的角度，由某个老师做关于某个省的知青史概述，另一个老师做另一省的知青史概述，并结合知青人口、知青婚姻、知青劳动、知青回城等等专题。他说“我们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著作。我想这是我们下面一步的工作，也是我们对中国知青研究的责任，是我们的使命。当然我们非常希望年轻的学者更多的参与到知青研究中间来。”就连老外潘鸣啸也风趣地喊道：“我们需要革命接班人！”声声召唤感动了在场的年轻人。互动时，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叫王饰的女青年学者连连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感谢编辑这套书的工作人员。她深情地说：“我觉得这套书非常的重要，对中国、对国外的知青研究、文革研究，以及中国当代的研究都有很宝贵的价值。我回到澳洲后会第一时间让我的图书馆购买。”她还说：“我想代表我们年轻一代人感谢知青老师们。我觉得定宜庄老师谈到的自恋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们继续的自恋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的给我们年轻学者提供宝贵的资料和成果。”引来大家会心的笑声，顿时觉得二代人本没有什么距离。对于资料的局限性，这位漂亮的女青年有自己的见解，她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出现？为什么他们会没有写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又过多的写了那些东西？我反而觉得这种错误，这种漏洞，正是一个研究点，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方面的书写机会。对于编撰这套书的老师们，我想你们可以不要把错误的东西全扔掉，或许可以编出一套专门研究这些漏洞的史料集。”华灯初上，阮显忠以他的总结词结束了这场论坛。他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历史造就了一代特殊的知青。这段历史既有波澜壮阔，英雄迭出；又有悲痛凄苦，不堪回首；更多的是广大知青与当地人民群众共同的生产、生活、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结下的深厚情感。这段历史对知青来说，是一辈子也讲不完的故事，对专家学者来说，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研究。他说，研究历史是为了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和展望未来。今天《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出版了，为我们进入全面深入的了解这段历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必然为推进知青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更多更好的加入，产生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更好的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为今天的社会建设，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21日晚上和22日上午，与会各地知青研究会和文化团体负责人交流了各地开展知青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的情况，一致同意上海知青研究会起草的《关于加强知青学术和文化团体互相合作的意见》，明确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各团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加强各团体之间的工作合作，严格依法和有效开展互相合作，建立合作会议制度，并约定明年在博鳌知青论坛期间举行团体合作会议。嘉宾和外地知青代表就要启程离去，但大家仍然忆史论今，滔滔不绝，大有丰碑已树，同志尚需努力之势。新方志史料辑录让大家回到了青春热血的时代，又给了大家新的视角，更清楚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历史需要一定的距离，更需要一份执着和坚持。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刘宏海执笔

学习了

       小组会上，有微信的组长都与张刚老师建立了微信群。省电视台的人员也都加微信。今后会很快的将消息传给大家。

文蕴 发表于 2015-4-21 05:33
小组会上，有微信的组长都与张刚老师建立了微信群。省电视台的人员也都加微信。今后会很快的将消息传 ...

谢谢补遗。

振奋人心的消息，为自己曾经的上山下乡而自豪。

      一次重要的会议，意义非同凡响。

知青联谊会与省电视台建立微信平台，意义重大!更方便知青之间的沟通。张刚老师为上海大丰博物馆义讲捐赠知青各个时期书籍也是知青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