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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好像是秋天，我真是记不清了，但是那次批判会我还是记得，因为是批判我的。 说起来我还是真贱，连里每逢周五不是赛诗会就是文艺汇演，文化生活还是很丰富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高中生多，我们连有十个高三学生，那可不了得，一般连队有一、二个就不错了，66届高三学生全国也不多，废除高考制度后，我们随其它届学生也一起来到建设兵团。这些学生多才多艺，文革中在学校也都是响当当的手。 70年，文革结束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北大开始有说相声的了，（在文革中相声定位毒草是禁演的)我想，既然北大能演相声，那么相声就是开禁了，于是我就编了一个相声段子，当时尼克松刚上台，我编了一个名字叫<一棵葱>的相声段子。大意是美国不论什么人当政，对华政策是不会变的，里面还加了点英语，俄语，日语，因为当时连里有以杨池滨为首的学英语的，以穆宏云为首的学日语的，以我为首学俄语的，学外语是我们连队的一大特点。 写完了相声段子，我找邹念立一起来演，那天晚上，当我们的相声刚演了了一半，发现连指导员×××离席而去，我想，坏了。一般来说，指导员一离席，就说明这个节目有问题了，这个节目就要分析分析，果不其然，文艺会演后，连队连夜召开班长以上人员会议，定位我说的相声是毒草，要在全连批判，第二天，全连召开批判大会，针对我的相声对我进行了批判，肃清流毒，你想,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特别是老高三的，在文革中都是批判老手，上纲上线，批倒批臭，一会就把我批得体无完肤了。还要痛打落水狗。 说我走白专道路，学习俄语是为了“投修”（指苏修），天哪，我上哪投修去呀，关键是把我的俄华大辞典给没收了，那是我上高中时攒零钱,花12块钱在古旧书店买的，我掉泪了。那钱我足足攒了两年，对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来说来之不易呀。 我当时砍完插杆就学习俄语，背陈昌浩俄语词典，每天背50个单词，当时掌握了六千多单词，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在连里我还教大家对俄喊话，什么，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每天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对俄广播，“北京之声”是我每晚必收听的节目，翻译了“栔克夫”短篇小说集，翻译了三分之一“静静顿河”，绥佳线(哈尔滨铁路局一条铁路线)只有我订阅了俄文电讯稿，一天7分，一个月两块一，两块一是我的一个月的零花钱,我们连吃饭免费，当时工资32元，我每月往家寄30元，2元作为买信纸、信封、牙膏之类就够了，我当时基本不花钱，也不知道花钱。 你说把我的俄华大辞典没收了，我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劫难。过后，连里人没人和我说话了，平时关系不错的人见我都扭头走，我被孤立起来了，我当时24岁，那么小的年纪这么能承受这样的政治打击，我领会了当时右派的处境。最好的同学马为民也不敢和我说话了，只是在夜晚偷偷的去小白车站安慰我，我现在都非常感激他， 教导员×××,我瞧不起他。原来有个刘指导员，也是现役军人，我记得他有胃病，和我们同吃同劳动，每天和我们一起抬木头，因为胃痛经常捂着肚子，大家非常敬佩他。后来肖占武来了，个子不高，四川人，现役营级，大眼睛，好大喜功，吃野菜、打松塔、采药、不用卫生所药...，都是他的主意。说实在的，没有他，我们在小白也不会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经历，也不会出那么多人才。 我当时由于发明了用斧子砍插杆，提高了效率，砍完插杆我就回宿舍学俄语，路过连部我每次都发现他在连部睡觉，令我十分反感，大家都在抬木头，他却一人在家睡大觉，这和刘指导员一比差的太多了。我想这个老兵油子，嘴说一套，做的却是和说得相反。 有一次，下午连队召开团员会议，我由于对他有看法，当排长白春平叫我开会时，我说;肚子疼，没去。不去就不去呗，现在看来我真是贱，当时也不不知怎么想的，竟然去连部前面的篮球场打篮球去了，当时团员正在开会，后来，别人和我说，肖占武当时说，你们看这样的团员，说肚子痛不来开会，却能打篮球。当然这也是×埋下了批斗我的祸根。 事情是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也感到一种莫名好笑，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也可能是一件好事，我说起当年这件事许多荒友都记不起来了，我也是不在意了，当时的年代，当时的小白环境，当时的×××挑动知青斗知青，为自己利用小白连队捞取政治资本也未必不是有的。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应不应该写出来，虽然记不太清了，但对我来说，也是在小白生活工作中的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让我在40多年后写出来，晒一下，让荒友知道在知青中还有这样一件事情。 2014.9.12 段伟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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