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山农场英雄七姐妹（史料）

尾山农场英雄七姐妹

转自《我心飞扬》

史料之一：

《关于学习姚文元同志重要指示，迅速掀起全场向七英雄学习的通知》

中共尾山农场委员会文件，[1976]第13号，1976年5月30日。原件为打字油印本，共8页。

1976年3月13日，五分场二连7名女知青为扑灭山火不幸遇难。农场领导指示要宣传她们是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而英勇牺牲，总场宣传科为此撰写了《青春红胜火》一文，投稿给《黑龙江日报》，遭遇退稿。其后文稿辗转送达上海《解放日报》，于5月21日刊发于《情况简报》（即内参）上。第二天（5月22日）姚文元阅后随手在文件旁边作了批示。消息传到尾山，又惊又喜的农场领导下达了这份“迅速掀起”的通知。通知附件将《青春红胜火》全文刊登，还将姚文元的批文竖排，原样复制。姚文元的批示共有三处，分别是“请将杨淑云同志日记送我一阅”“其他牺牲的战士有没有？”“英雄的战士，祖国的未来。”

正是这份尾山党委的通知，第一次出现“七英雄”的称谓，而《青春红胜火》的副标题还是称为“七名女知识青年”。

　文/方钟泽　摄/刘晓桃

史料之二

1976年7月24日《黑龙江日报》

这期《黑龙江日报》头版头条是《中共黑龙江党委关于学习杨淑云等七名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同时配发长篇通讯《英雄的战士火红的青春――记尾山农场为扑灭荒火而英勇献身的七名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

重读已泛黄发脆的旧报纸，发现两个细节：一是姚文元批示是5月22日，黑龙江正式公布学习七英雄是7月24日，时隔2个多月。二是这篇长篇通讯署名顺序是《解放日报》、《文汇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哈尔滨日报，最后是黑龙江日报。

据说，黑龙江省委的头儿对宣传七英雄“被落后”一事大为震怒，说七英雄出在本省，却让上海的报纸抢了先。

文/方钟泽　摄/刘晓桃

史料之三：

1976年7月25日《黑龙江日报》

这期《黑龙江日报》在第二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为人类的彻底解决贡献自己的一切――杨淑云七同志日记、笔记、书信、诗歌和思想汇报摘抄》。第三版则是整版刊登了歌颂七英雄的画作、诗歌和文章。

年代久远，那些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是否真正摘抄于七英雄的日记、笔记，是否原汁原味，恐怕已难以考证。只因姚文元有批示，指名要看杨淑云和其他战士的日记，才有了这整版的《日记摘抄》。想想那时，又有几个知青天天捧着个本子写日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奈，只得找些书信、诗歌和思想汇报，拼拼凑凑来充数了。

文/方钟泽　摄/刘晓桃

史料之四：

《学习杨淑云等七名同志英雄事迹专刊》

1976年8月《黑龙江文艺》《黑龙江演唱》编辑部合编。

这期《专刊》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向七英雄学习的组画，也有数篇长诗。

“尾山七英雄”出名之后，农垦系统的，黑河地区的，还有本省的外省的，各路“秀才”，纷至沓来，吟诗诵文，谱曲作画，热闹一时。据说那段日子里，尾山农场生猪存栏数急剧下降，不得不从其他农场紧急调拨。可叹热闹了没两个月，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大家伙也顾不上尾山这档事儿了。

时过境迁，当年歌颂“七英雄”的诗文画作已近乎失传，这份《专刊》多少可让尾山知青回想起当时丧事是如何当喜事来办的。

文/方钟泽　摄/刘晓桃

沉默者的呼喊

——黑龙江省尾山农场七知青罹难30周年祭

吴黛英（上海知青，曾长期在尾山场部宣传科供职）

今年3月13日，是我的七位知青战友罹难30周年的忌日。30年前，那一场因烧荒引起的大火在瞬间夺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让他们成为永久的沉默者。

尽管在他们身后曾有不少媒体对他们短暂的人生作过这样那样的描述与赞颂，并将他们的死视为一种英雄主义的选择，但那只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们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对他们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所作的想象与升华。而作为永久的失语者，他们的真实存在和生命欲求则被历史遮蔽了。

隔着30年的岁月风尘回望历史，那惨烈的情景依然如在眼前…………

1976年3月13日，一个阴风呼号，春寒料峭的日子，那天，我正在农场宣传科上班。近午时分，忽然听说紧靠五大连池边的六队着了火，已有几名知青被烧死。因为电话线被大风刮断，消息无法传递，一位哈尔滨女知青跑着到场部通报了噩耗。

闻知这一消息，场部机关的所有人员都惊呆了。农场领导马上组织人力去六队救火。出发前，我捋下手表交给了留守的广播员，其情其景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随乘坐的卡车赶到了六队，其时，大火早已随风势卷到了别处，地里只留下一片黑乎乎的焦炭。

据六队的领导介绍，这场大火是由相邻的格球山农场烧荒引起的。因为风越来越大，火随风势朝我们尾山农场六队迅速蔓延。因为怕粮食、种子等国家和集体财产受损，六队领导立即组织了知青救火。想不到火势越来越大，火不但没有被扑灭，相反还有七名知青在大火中丧生。

那天，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始终未能见到这七位知青的遗体。六队的知青告诉我们，这几位知青实际上不是被烧死的，而是窒息而死。因为风速快，火从身上一燎而过，那几位知青身上只是衣服被烧掉了，皮肤上并没有太多的伤，肤色还是嫩红的。

七位知青的遗体很快被送到了场部卫生院。农场领导命人打了七口棺材安放他们的遗体。七口黑色的棺材在场部卫生院的门口一溜排开，静静地等待亲人们来作最后的告别。那段时间，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场部，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毕竟这七位知青是为救火而牺牲的，农场党委要求我们宣传科迅速整理出他们的事迹材料，向全场广大干部、职工和知青广泛宣传。

采访中，我们发现，这七位罹难者多为普通知青，既非党员，也少团员。有五名上海知青，两名哈尔滨知青。死者中有六位女性，一位男性，其中还有一对姐妹。

对于遇难的同伴，六对的知青都表示了由衷的悲哀和痛惜，同时也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内心的困惑和不满：

当火势太大，人力完全不能扑灭时，为什么不赶快撤离火场，以保全全体知青的生命？即使一定要付出牺牲的代价，为什么党员、干部不去赴汤蹈火，而让普通的知青去死、特别是让柔弱的女性首当其冲？最重要的是，在救火之前，有关领导为什么不向知青传授逃生的要领？

这些民间话语，在当时不可能被官方所接受，我们也无法写进表彰这七位知青的文章中。但它们都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成为我今天写这篇悼念文章的最初动机。我想，这七位战友虽然早已被剥夺了生存权和话语权，但他们最想说而来不及说的，也许正是这些话。作为他们的战友和当时事件的亲历者，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被埋藏了30年的心中的话语。

事件发生后，农场上下对此事的性质都心知肚明。这显然是一起因指挥不力造成的重大人身伤亡事故，这七位知青的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些日子，农场与六队两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心情可想而知。

谁曾想，一个偶然的机缘，居然使这件事化险为夷，柳暗花明。而其间的穿针引线者，正是我当时所在的宣传科，具体执行者则是本人。

那年四、五月间，我因母亲有病回上海探亲。回家之前，宣传科长听取了上海慰问团驻尾山农场分团一位女同志的建议，让我写一份介绍七知青事迹的材料，到上海交到解放日报社。

回上海后，我遵嘱将材料送到了解放日报社。之后，因忙于照顾母亲，也未去过问。一个月后，我探亲假满，便回到了农场。

我万万没想到，在我回上海的这段时间里，农场因为“3.13”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原来，我写的那份材料发在了解放日报内参上，被当时主抓意识形态的姚文元看到并作了批示：“英雄的战士，火红的青春。”从中央到省的各大媒体闻讯纷纷来到这个地处黑龙江省北部的农场，采访这七位知青的英雄事迹。

姚文元的批示和众多媒体的大力宣传，使农场有关领导如释重负。因为一起重大事故借此得以转变性质，成为一个集体的英雄壮举，他们也由事故的直接或间接责任人变成了把普通知青培养成英雄战士的再教育者和人生导师。

从此，这个名不见经传、几乎年年亏损，被知青贬为穷山恶水的尾山农场，因为出了这七位英雄而成了一个“培养英雄的摇篮”。

1976年国庆，尾山农场的一位副场长和六队党总支书记应有关方面的邀请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瞻仰了毛主席遗容。这在当时，是一种最高的荣誉和待遇。

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实在有些荒诞，但在当时，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

我之所以要在30年后的今天重提此事，不是为了追究某个人的责任，毕竟那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但那毕竟是七条年轻鲜活的生命啊！最小的才19岁，最大的也不过28岁，正是花一样的年华。他们有享受青春、爱情和幸福的权利，有生存的权利。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了。与鲁迅先生当年写《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心情相似，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让天下所有人都来珍爱生命，不仅珍爱自己的生命，也要珍爱他人的生命。

这七位知青被葬在了五大连池边，他们的魂永远留在了北大荒的土地上。他们牺牲不久，大批知青就开始陆续返城，只留下七座孤零零的坟茔遥望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