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徐凤云 于 2015-1-7 16:11 编辑
六十七、反革命包庇犯的人生“传奇”
在积肥班里，我和老许头子在一起呆的时间最长。起初，谁也不搭理谁，像两个哑巴似的。十多天后，话逐渐多了起来，在干活休息的时候，他先卷上一支烟，划一根火柴点着后，低着头一口接一口不停地抽着。他的烟要火，不抓紧时间赶快抽，很快就熄灭了，还得再划一根火柴点烟，多浪费一根火柴他是很心疼的。由于抽的速度太快，烟头烫了手指，只听“哎呀”一声，他手里的烟头掉到了地上。他用大拇指尖和无名指尖将掉到地上的烟头捡起来，吹了吹粘在上面的泥土，又放进嘴里连着抽了两口，才恋恋不舍的将还剩不到一厘米长的烟头，塞到了身边的土里。抽完了烟，象征性的干咳上几声后，便开始讲述起他过去的事情，他说话速度本来就快，说到激动的时候，更是快得像下饺子似的，“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他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河北老家当村长，我们那个村在公路边上，所处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是共产党和日本鬼子反复争夺的游击区。一九四二年夏天，日本鬼子对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搞的是铁壁合围，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凡是日本鬼子经过的村子，都要房过火，人过刀，死的人那个多呀，实在是惨不忍睹。有一天快到傍晚的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村子，我由于组织在村里养伤的游击队伤员撤退，和部分没有来得及撤离的乡亲们，被日本鬼子抓住了。我们被驱赶到村边一棵大树下，一名鬼子军官走到我面前，手里握着的指挥刀放在我肩膀上，恶狠狠地吼道：‘八路的，哪里的干活儿，快快说出来。’我用鄙视的目光看了一眼面前的鬼子指挥官，只见他留着小小的仁丹胡，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心中暗想，这回算是活到头了，如果不说是死定了，死就死了吧，死了也不能说。想到这里，我睁大了双眼，怒视着眼前的鬼子，想看他是如何杀死我的。就在鬼子军官挥刀要砍我脑袋时，站在鬼子队伍中一名穿西装，打领带，大约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朝前走了两步，轻声叫了一声：‘太君。’接着就凑到鬼子军官耳边，叽里咕噜说了几句日本话，鬼子军官点点头，将挥起的军刀插入刀鞘里。我扭头一看，这个人我认识，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几岁，小时候还在一起玩过，以后他跟父母到了外地，再后来听说去日本留学了，十几年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国当了翻译官，更没想到他还救了我的命。” 我眯起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老许头子那一鼓一鼓的腮帮子和不停颤动着的双唇，有点儿佩服他的口才，说得神乎其神的，和故事书上描写的或电影上演的一模一样，没想到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编出如此感人的故事来，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很想听听他下面还要说出些什么来。 老许头子掏出烟荷包，从练习本上撕下一小条纸，想卷一支烟抽，可是手在不停地抖动着，费了好大劲儿，也没把烟卷好，他摇了摇头，将没卷好的烟沫倒进了烟荷包里，把那一小条卷烟纸小心翼翼的夹到练习本里，张开嘴大喘了几口气，又用拳头捶了捶胸口，说话的语气慢了下来： “解放以后，我们家搬到北京去住，我在市里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日子过得还算红火。一九五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门，我开门一看，是这个翻译官站在外面，穿着一身干部服，看上去象个领导，他和我说从外地到北京办事，人生地不熟的，住旅馆不太方便，打算在我家住段时间。我一看是救命恩人来了，没问为什么，就让他在我家住了三个多月。他离开后没多久，便被人民政府抓住，在审问中把我供出来，我也被人民政府抓起来，定了个反革命包庇罪，判了五年徒刑。” 老许头子说到这里站了起来，用力挥舞着比鹅蛋要小一圈的拳头，扯开大嗓门，歇斯底里地喊着： “我服，人民政府判我五年不多，我服气，是我罪有应得！但也决不后悔让他在家里住，当年要是没有他的一句话，我不能活到今天，早成日本鬼子的刀下之鬼了。” 看着他涨得通红的面孔和瞪得铮亮的两只鼠眼，我有些相信他说的话了。 他 “呼哧、呼哧”大口喘着粗气，喘了好大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十分感慨地说： “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我没犯事的时候，家里每天都来人，高朋满座，热热闹闹的。进了大牢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离我家人远远的，见了我家人就像见了瘟神似的，想起来就让人寒心。” 他揉了一下眼睛，放缓了语调说： “这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好多年，没人听我说，我也不敢说，今天和你说一说，心里痛快多了。” 我完全相信老许头子说的是真话了，没想到他的人生还有如此传奇色彩，能活到今天真是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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