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粗談中國知識份子五病

李敖：粗談中國知識份子五病




　

　　中國知識份子在談到本身的時候, 總喜歡冒出一股特別之氣. 舊式一點的 會冒出"萬般皆下品", 新式一點的會冒出"我們讀書人"如何如何. 這一股特別 之氣, 常常把自己裹住, 神氣活現, 自成一種人. 　　

　　這一現象, 有著明顯而深遠的歷史背景. 中國知識份子的前身相當於古代 的士, 士大夫, 士君子, 君子, 儒, 書生. 這一種人, 在歷史上的地位大致是 : 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權, 不當兵, 不納稅, 不種田, 不做工, 主持輿論( 好一點的是"清議" ), 影響司法(壞一點的是"訟師"), 進而重舉應僻, 做官行 道(好一點的是"清官", 壞一點的是"巧宦"); 退而傳經授徒, 弄月吟風, " 忍 把浮名, 換做淺盞低唱". 至於真正懷抱大智慧大原則而殉道如李卓吾者,畢竟 極少. 能做到獨善其身, 隱沒山林, 已經不錯了. 　　

　　造成中國知識份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 一是農業社會, 二是威權局 面, 三是文字艱難. 農業社會和威權局面, 需要的是一種"知命""務本""保守" "服從"的架構, 這一架構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鉞, "馬上得天下"並 不能"馬上治天下", 要想得而治之, 就得下馬請教書生, 要書生製造抽象的架 構去平衡, 去控制. 據說書生也有"馬上"的時候, 所謂"上馬能擊賊"之類. 不 過那時候, 國不亡也差不多了. 而該書生上馬之前, 照例又"倚馬"萬言一番, 恐怕萬言未了, 早已被賊所擊, 最後命短的自然"罵賊而死"; 命大的只好" 奈 何從賊"了! 　　

　　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 一直來源自一個古老的公式, 這個公式是:

　　ˊ成則為王

　　知識份子+威權者＝

　　ˋ敗則為寇

　　不論為王為寇, 知識份子最後為威權者所乘則一. 不論自古以還, 其名位是" 文學侍從之臣",大學校長, 或是什麼物理學家, 理財專家, 或什麼賦稅改革家 . 有幾個知識份子能逃掉不為威權者鷹犬之譏? 或能逃掉不扶同為惡之譏? 　　

　　探討中國知識份子陷入這一病態的原因, 該是一件非常值得嘗試的事, 嘗 試所得原因可有五點:

　　一 拙於謀生 　　

　　早期知識份子的特色是"四體不動, 五榖不分". 既不屑為工農, 又看不起 商賈. 他們的生活, 經常要仰賴於威權者才能解決, 或為所從之臣, 或為被養 之士. 為五斗米折腰, 自然難免. 於是一切理想抱負, 也都化為威權者的因變 數. 偶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 退而歸園田居, 卻也有將蕪之田園, 盈樽之老 酒, 供他傲嘯山林, 採菊籬下. 且仗民間對知識份子的禮遇, 到處可吃到不花 錢的狗肉. 更等而下之的, 也可在揚州二十四橋白吃白嫖, "小紅低唱我吹簫" , 做紅顏知己. 今也不然, 今日知識份子甚至連白吃白嫖的禮遇也得不到了, 燈紅酒綠之處, 早無知識份子的份兒. 又加上多年的戰亂, 知識份子最後退隱 的將蕪之田園也不知去向, 連"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飯"的賭氣話都不敢說, 自己 的胃, 跟威權者的威權成一直線, 一點抗衡的餘地都沒有了. 於是, 一切什麼 "合則留, 不合則去""難進而易退"等骨氣, 都免談了.

　　二 急於用世

　　上面的謀生問題, 有的知識份子倖能解決,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又來了, 那 就是"懷才不遇""不甘寂寞"的問題. 當年孔老夫子早有"我待賈者也"的感嘆, 並且一輩子悽悽惶惶, 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賞識. 知識份子懷才得展是好的, 可是為了一展長才, 卻不得不委身屈己, 謀與既成勢力合作, 則是許多悲劇的 起源. 當然, 許多知識份子也有他們自解的理由, 有的說由於他的加入, 虎可 以謀其皮, 既成勢力可以改好; 有的說他的工作性質有益國計民生, 是科學性 質, 經濟性質等等. 殊不知他所得到的, 竟多是得不償失, 多是間接鞏固既成 勢力, 多是悔不當初. 中國知識份子並未普遍學到"不降其身, 不辱其志"的本 領, 這種本領的基礎, 是能忍耐寂寞, 能在必要時自毀──像"麝"一般的自毀 , 英雄寧無地用武, 也不亂用武, 也不降格用武. 大盜尚且有道, 又何況以衛 道行道自命的知識份子?

　　三ˋ昧於盡忠

　　中國知識份子受了幾千年"忠君"思想的毒, 對忠字的要求, 十分普遍. 普 遍的結果, 忠的範圍甚至不限於對聖上, 甚至對主子也不例外. 但是中國知識 份子對忠的標準太感情化了, 以致不辨是非, 跟愚夫愚婦一般, 只是一昧" 愚 忠" , 而不崇尚理智的, 大目標的盡忠. 衡諸歷史事實, 改朝換代多自叛臣而 來改換之後, 歷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現, 此一忠, 嚴格說來, 乃是忠於叛 , 忠於一姓, 忠於家族. 可惜中國知識份子對這一點卻總不深究, 他們總是要 急於找個從一而忠的對象, 而不是深究這個對象是否值得一忠? 也不深究這對 象所發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 不但如此, 威權 者更靈巧的運用國字做招牌, 誘使知識份子"精忠報國", 知識份子不深察, 傻 不雞雞的去賣命, 他以為所賣命的對象是苦難的國家, 因而做孤臣, 做循吏,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殊不知他們所應做的, 該是理智的愛國主義者(patriot) , 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義者(chauvinist)和家族的忠僕!

　　四ˋ淆於真知 　　

　　中國知識份子的另一個大毛病是他們在本行上的失職. 知識份子本應在思 想上做先導, 提供遠景, 為國家決定趨向的. 古代的有心人, 早就標榜出" 為 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的偉大抱負. 但這些 過於抽象的目的, 若想達成, 還需要進一步的細膩思想和具體理論. 可惜在這 方面, 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做得太糟太差. 到了近代, 知識份子受了日本及歐 美的影響, 一時眼花撩亂, 再加上求功心切, 時髦是尚, 大家一窩蜂似的引進 他們自以為是的歐美思想, 再牽強附會上傳統經典與思路, 攪拌出一大堆大雜 燴, 惹得中國群眾目的熱而方法盲, 教條林立, 主義雜陳, 鬧得天翻地覆. 而 真正西方的理性, 自由, 民主, 人權, 容忍等德目與實績, 卻未能在中國生根 . 可見從世界主流標準來看, 中國知識份子是不夠格的, 他們淆於真知, 不能 做好思想的指向.

　　五ˋ疏於自省 　　

　　上面這一病症, 歸根結柢, 乃是中國知識份子疏於自省而來. 中國的知識 份子最不能察覺自己與時代的關係, 因而常常走向知識的歧路, 無益世道, 也 無益實學. 歷來什麼易數, 駢文, 律詩, 八股, 心性, 理氣, 樸學, 精神價值 等等, 都可以說是虛耗青春之學──"虛學". 虛學就是真知的反面, 也是真知 的絆腳石. 中國知識份子不但搞虛學, 竟還想用虛學來修身, 齊家, 治國, 平 天下, 其不量力, 已是十分明顯. 中國知識份子如果能夠自省, 應該察覺出什 麼是他們力之所及的, 什麼是他們虛學敗事的. 國力的元素很多, 知識只是其 一, 虛學鬧來的知識, 甚至沒有力量可言. "救國救民""以天下為己任"有其限 度, 尤其是當天下這麼複雜的今天, 更不是空頭的"己任", 過分的責任感所能 "救"得了的. 一個大學教授的影響力, 甚至比不上一個電影明星; 一個活生生 的哲學系研究生的說服力, 甚至比不上一個死翹翹的不入流的小說家. 這些事 實難道還不值得以虛學自傲的知識份子的反省嗎? 　　

　　以上所談中國知識份子的五種病, 立論都從起碼著眼, 低調著眼. 並不以 高調苛求. 例如並沒要求"威武不能屈"或"殺身以成仁"之類, 就可證明. 因為 連起碼這一點, 若都無法修正, 無法解決, 儘唱高調, 結果也只是高調而已. 　　

　　知我者曉波, 是個認真思考的新一代中國知識份子. 他想用知識來為中國 前途求得答案, 並以行動來印證這一答案. 他的抱負是令人關切的. 在我上面 指出的這些病裏, 我不知道曉波的努力能夠修正多少, 解決多少? 但我希望我 不是掃他興的人. 曉波出書要我給他寫序, 以我跟他的交情, 我不能寫" 可以 抒情懷" 一類的序, 因為曉波探討的問題太嚴肅了, 嚴肅得使我不得不靜下心 來, 仔細察看一下曉波寫作的主題──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和信心一問題, 而 粗淺的寫出一點意見. 曉波向以"時代的透視力"自豪, 這次竟被我透視了一下 子, 想來也許不服. 不過曉波的不服一點不值得擔憂, 三杯老米酒一下肚, 他 就軟化了. 千言萬語擺不平他, 三杯黃湯就可以叫他肝腦塗地. 可見制什麼知 識份子, 實在也無須什麼知識.

　　一九七零ˋ五ˋ十, 夜五時 　　

　　(附記)這是我代丁潁為王曉波>寫的序. >一九七零年七月由丁潁的藍燈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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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中国知识分子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拿笔杆人的责任

　　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出而不可反”的。

　　在《论语》中有两句话：“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这两句话，十足说明了言论责任的重大。拿笔杆的人是子夜中的星火，他们引导市井小民，渡苦海而登彼岸。拿笔杆的人本身若愚昧失职，一定会带着市井小民乱兜圈子，七航妖岛的结果即使有幸生还，到头来也难免有千古失足之恨。

　　——论所有的宝全押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毕恭毕敬的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自成一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般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知识分子+威权者=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爱国方式

　　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有人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在美的中国人

　　我不喜欢绝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明明是中国的逃兵，却回过头来，老是讲评作战。

　　——李语录三○三

　　真理从唱反调而来

　　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型态的、批评型态的、异议型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型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

　　——论唱反调

　　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

　　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味“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和家族的忠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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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语录》

古人不了解中国

　　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窍；中国人肝在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丸有两个，洋鬼子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的“唱高调”传统

　　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

　　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

　　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摆头尾的大做文章；正因为“大同”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文化太保”谈梅毒

　　论正视

　　我觉得做为一个“知识人”的最大耻辱，乃是漫无心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陶醉，或是在“许多同样的他”里相与俯仰，对捧一通。至于做“文字警察”，做“御用文人”，整天拍马屁，抱屁股者，则更等而下之，不足多说矣!

　　——论正视

　　论台湾的知识分子

　　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他们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只有一页稿纸的分量。可是这一页东西却可以供他们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

　　——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中国的娼妓

　　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

　　——且从青史看青楼

　　思想变化

　　“思想之变化”的确是所有志士仁人应该警觉的一个关键。志士仁人，光凭一腔热血、四肢行动，是不够的，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变得跟得上变动不居的时代?否则的话，热血和行动都可能是蛮干而已，多少五四人物，当年是时代先锋，最后由于思想跟不上时代，自先锋而后卫，自后卫而出局，老顽固以殁而已。

　　——起飞吧，大脑!

　　让青年们尽量奔跑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激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十三年和十三月

　　青年的社会责任

　　如果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以外的得人心的人物，能够出面关切思想运动、政治动向、社会改革，那么收效一定很大。尤其是一些有清望的人，如果他们能善用他们的清望，肯下海做好事，不轻易做人情面子的事，我们群体的进步，一定来得更蓬勃、更快。就目前的环境说，有带头作用的老一辈和中年一辈的人物，实在已经少得可怜，而青年一辈又多在机会缺少的高压底下，爬不起来。因此偶尔有脱颖而出——不管是从哪一个路数脱颖而出——的青年一代，他们的责任，也就更来得重大，也就更不限于“独善其身”就算完事。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作家”、一个“中国小姐”、一个“电影明星”、一个“企业家”。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做佛经中的“自了汉”，应该联合起来，加做些别的，多说些别的。例如一个十八世纪人权保障的老题目，值得大家全体注视；一个非法判决的死刑案件，值得大家一致声讨。在一个共进的群体里面，个人——尤其是有才智有地位的个人——不应该只限于“专业”上面的注意，他应该打破传统的什么明哲哲学，偏偏要走出来，多管些实际并不“闲”的“闲事”!

　　——从“秀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学者专家

　　大陆时代的学者专家，他们站在政府对面，骂政府是盗贼；现在台湾的学者专家，他们躺在政府怀里，为盗贼上条陈。(王八蛋!)

　　——李语录六九

　　知识分子与政治

　　我承认知识分子谈政治，甚至涉身政治，只要配合得好，不做无聊的合作，也不做无谓的牺牲，也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我李敖不走这条路，也不鼓励这些，我要鼓吹“思想之变化”，并且深信只要思想能变化，一切问题也就慢慢迎刃而解，到那时候，可以使小百姓少吃些苦，可以少毁掉一些人才，少流点血。流血总是不好的，流血跟管训、监狱、看守所等等是兄弟，它告诉我们：你使你的同胞流出血液，并非就不是你自己的血液。他的流血、失掉自由或死亡，并不一定就是你的胜利。即使你胜利了，你会突然感到你是短暂的、孤寂的，像一个孤寂的枪手兼办丧事的人，要为你的谋杀而掘开尘土。

　　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行动者)合作打天下，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它的结局往往是“生灵涂炭，奸雄窃喜”，往往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受害的，往往是他们用来做“吊民伐罪”口实的小民，用来做拯救对象的小民。结果呢，小民没被他们所“吊”，却被他们所“吊”，人间的奇剧与谑画，没有比这个公式下的产品更逼真的了!

　　——过早的答案

　　书呆子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多徒托空言，无异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

　　——人生拾零

　　今日青年

　　我有五个字描写今日之“有为”青年——“热心而胆怯”。他们的大病在没有牺牲的精神，太为自己的前途利害着眼。(试问哪个肯牺牲大学的学籍?哪个肯不在乎留学与出境?哪个肯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做一个不降志不辱身的硬汉?哪个肯放弃一切“富贵”去做一名淡泊的乱世遗民?做一名“抱关击”的无名英雄?)故今日之青年，太多软骨病者，空有理想、学识，仍嫌不够。

　　但今日青年不像过去青年之盲动与乱来、乱做man of action，实为一大进步。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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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有话说」四月十四日（第２８９集）人老去以后的硬度
【全文】


在我没有做电视节目以前，李敖两个字代表别人的意义，就是他是一个作家，一个大作家，很会舞文弄墨，很会写文章。这些年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用在做电视节目上，先是在台湾这边做，最近这一年由于刘长乐先生的赏识，我有机会在凤凰电视台做。大家看到的李敖这个面啊变宽了，从一个会舞文弄墨的李敖，变成一个油嘴滑舌的李敖。换句话说呢，从一个会写文章的李敖变成了一个会讲话的李敖。
可是对我说来，我觉得虽然我可以某种程度的做好这个电视节目，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常常向往那个写文章的李敖。有的时候呢，我也私下里重操旧业，也写它一点。所以呢我零零星星也写了一些东西，今天我向大家展示一点点我零零星星写的东西里面的一小部分。就是啊我偶尔灵光一闪所写的一些名言，一些句子。为什么要念给大家听？就使大家知道，在我说话以外，我的文字方面的技巧。严格说起来文字的技巧比讲话的技巧难，并且我认为好，原因就是文字的技巧是经过更多的思考把它写出来的，讲话呢比较粗糙，两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给大家展示几个我所写的零零星星的句子，请大家看这个标题叫做日晷啊，日晷是旧式的那种看时间的那种日晷仪，我写我喜欢日晷，为什么呢？我喜欢日晷，只要没有阳光它就把时间不算，太阳遮住了，太阳照不到日晷上面，所以在日晷上面看不到时间，他不像我们用的钟或者表，它在走的时候我们看得见，可是当阳光被遮住了，日晷就不发生作用了。时间在我们面前停止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趣味。所以这就是我写的话。

再举个例子，大家看我所写的象征的意义，人老去以后的硬度，年纪大了不宜全硬，也不易全硬，但能软中带硬，软硬兼施，也就硬实要得了，当然这句话里面有两重意义，一重是描写身上某一个器官的，另外一个意义代表你的性格的，发现如果你能够软硬兼施，对很多事情啊也有两手策略，而是不错的。

大家看另外一个写法叫三种关心，少年人关心大小，青年人关心长短，中年人关心硬软，三种关心的角度可以看出人生境界。我再念一遍，少年人关心大小，青年人关心长短，中年人关心硬软，三种关心的角度可以看到人生境界。人生就是这样子，男的人生亦复如此。

我们再看拉链问题，小便后忘记拉上拉链，你就是中年人了，小便前忘记拉下拉链，你就是老年人了。我再念一遍，小便后忘记拉上拉链，你就是中年人了，小便前忘记拉下拉链，你就是老年人了，不拉拉链你就小便就老年人了，大家注意这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中年人，这是老年人这种描写方法不是好的，因为太抽象了。我常常讲过，我也举例讲过，我描写这个是老公公，那个是少女，我们说是老公公少女这样子描写方法不是好的，因为太抽象了。如果说是红颜，这是白发，这种描写方法就好了，用白头发来表达他的老，用红脸蛋来代表少女的美就好了。

同样的大家看到没有，小便以后忘记拉上拉链，用裤子拉链，用具体的写法来表示你，常常拉上来，就是中年人了，小便前忘记拉上拉链就开始尿，这就是老年人了，同一个裤子上拉链来证明，来反证你的中年和老的窘境这种情况。用具体的方法来表达就是好的中文。

往事五阶段，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何妨如烟，往事最好如烟，往事就是烟，大家最近看到两本书一本叫做往事如烟，一本叫做往事并不如烟，我合在一起写，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何妨如烟，往事最好如烟，往事就是烟。

再看，革命的开始与结束，革命常常以良币代替劣币开始，推翻一个坏政府，良币代替劣币，以良币代替劣币开始，以劣币驱逐良币结束，然后革命成功以后，这个新的政权常常会腐化，所以是以劣币驱逐良币结束，是新劣币代替了旧劣币，是良币的永被驱逐。革命常常以良币代替劣币开始，以劣币驱逐良币结束，是新劣币代替了旧劣币，是良币的永被驱逐。换句话呢革命势力抢到了政权以后，都经过腐化的过程，有的时候一路腐化到底，就是说良币永远被驱逐了。

我们举个例子，像中国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百六十年的清朝的天下，大家只看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没有看到辛亥革命的失败那部分，就是它不但革命本身失败，它把两百六十年的清朝所留下的一些传统，一些规则，一些典章制度，有的并不好的，都给摧毁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袁世凯，袁世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旧的政权被新的军阀所控制，可是大家打袁世凯的时候，反对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完蛋了，在六月六号死掉了。可是呢很多小袁世凯都出现了，就证明了辛亥革命所遗留下来的后患是很源远流长的。

我们再看现实与理想，有现实主义的条件才配谈理想主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好比说我们讲说世界主义，大同主义是好的，当世界主义大同主义比起民族主义来，世界主义比较高明，大同主义比较高明，可是民族主义是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条件，有了民族主义这个条件，你才可以配谈理想主义，配谈世界主义，大同主义，如果你没有现实主义的条件，你无法谈到了更高层次，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过程。所以有的人说，我不要爱国了，我直接爱这个世界，这种跳跃理想是好的，现实上做不到。有现实主义的条件，才配谈理想主义。

作家与伪政府，俄国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伟大的作家是第二个政府，他错了，渺小的作家是第二个伪政府，我批评俄国的索尔仁尼琴文学家这句话，说伟大的作家是第二个政府，是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我说他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渺小的作家，不是伟大的作家，是第二个伪政府，渺小的作家常常是在伪政府底下存在的。像蒋介石的政府出了这些御用文人，就是渺小的作家，陈水扁政府出来这些御用文人是渺小的作家。他们渺小，可是对他们的政府而言，对那个伪政府而言，他们是第二个伪政府，如果他们还有势力的话。

“格林：去他妈文化”，格林是谁？是希特勒时代的空军方面的头子，他是一个空中的英雄，后来在纽伦堡大审的时候，他也参加被审，可是最后他被判绞刑的时候，牢门打开，要把他送到绞架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自杀了。他把氰化钾很技巧的藏在他的一颗牙齿里面，当时他发现他要被送去绞刑的时候，他自杀了，宁肯服毒自杀，也不让你们杀到我，这是格林。格林当时不可一世，他讲了一句话，就格林说听人谈文化，他就要拔枪。我，就我李敖，我却要说拔枪够吗？为什么他说听人谈文化，他就要拔枪呢？他发现说很多人没有文化，口口声声要谈文化。像台湾现在很多人这土蛋要谈本土文化，很多人谈文化，他一听就烦了，你有什么资格谈文化？所以你一谈文化，他就要拔枪，把你打掉。所以我补了一句就是，格林说 听人谈文化，他就要拔枪，我却要说拔枪够吗？换句话说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武器来消灭你眼前的这些土蛋的这些假文化。当然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愤世嫉俗的反讽，可是字里行间也告诉大家很多人所谓的文化，提倡文化，事实上他们没有文化。那蒋介石口口声声提倡固有文化，事实上呢他并没有提倡出来固有文化。

“和尚和贼秃之间”，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写得很好玩的啊，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说是骂他，这是独裁国家；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说不是骂他，这是民主国家；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跟你一起骂，这是天堂。我再念一遍，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说是骂他，这是独裁国家，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说不是骂他，这是民主国家；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跟你一起骂，这是天堂。为什么说指着和尚骂贼秃，这独裁国家呢？你骂和尚，他认为你是影射他，他认为你是骂他，他认为你是指桑骂槐，所以他把你关起来，或者把你书查禁，所以呢指着和尚骂贼秃，不但不可以骂贼秃，你也不可以骂和尚，这就是独裁国家。

可是呢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说不是骂他，你说他独裁，不是骂我，因为我不独裁，至少你没有说我独裁，那就不是我，这个表示他有度量了，有这个度量容忍你指桑骂槐，这就是民主国家。那最妙的是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跟你一起骂，他也骂贼秃，这是天堂啊。这就我讲的三个境界啊，所以我觉得我写得这种中文，我必须很自负的，我忍不住又有点要来炫耀，是非常犀利的，有趣的。

我再念一遍，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说是骂他，这是独裁国家；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说不是骂他，这是民主国家；指着和尚骂贼秃，贼秃跟你一起骂，这是天堂。大家注意，用三段来表示三个意思，可是呢这个句子的构造的方式是值得大家批评指教。

再看，“动口动手和政权”，对某些政权不能动手只能动口；对某些政权非动口不能动手；对某些政权非动手不能动口；对某些政权不能动手，就何必动口。这是四种情况。我再念一遍，对某些政权不能动手只能动口，你只能骂它，你不能打它，不能革命，不能玩真的，只能骂它。对某些政权非动口不能动手，你不能先用嘴巴改变它，你动手也没用。对某些政权非动手不能动口，对某些政权，不能动手就何必动口。这个有四种情况，请大家指教。

这一段“资本家与共产党”，富则为资本家，穷则为共产党，此人性之常也，有钱了就变成资本家，没钱了就变成共产党，此人性之常也。这是人性，因为有钱以后呢，他就很容易变成守财奴，他没钱的时候他很容易变成共产党，这是人性，没有什么说是高低对错的问题，这是人性。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说是守财奴呢？就有钱以后他反倒更爱钱，可共产党它有那种博大的人道的心怀，可是共产党大部分都是穷鬼。所以我说富则为资本家，穷则为共产党，此人性之常也。

“保护三段式”，保护私有财产的最好办法是人人都变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是人人都变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最好方法是信财神代替信上帝。为什么你说保护私有财产的最好方法呢？因为共产党才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最好方法，所以人人都变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是人人都变资本家，大家都均富，你也有钱，我也有钱，人人都变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最好方法，信财神代替信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你信上帝以后呢，你会发现你会为很多的目标分散你的财产了，可是信财神你就不会，信财神你就会保住你的财产，你的视野很狭小。

当然，这三段话都是反讽的啊，讽刺性的啊，保护私有财产的最好方法是人人都变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是人人都变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最好方法是信财神代替信上帝。我再念一遍，保护私有财产的最好办法是人人都变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是人人都变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最好方法，是信财神代替信上帝。

所以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个新旧约全书里面有一段话，你不能同时信奉上帝又侍奉财神，它英文叫做mammon，不能同时信奉上帝有侍奉财神，mammon就是财神，mammon跟上帝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呢在基督教的理论里面，上帝跟财神是对立的，财神虽然也是神，可是它绝非上帝。

我最后的再念一段，“走资前后”，共产党不走资时，你去店里买东西，售货员因你买而生气；共产党走资时，售货员因你不买而生气。共产党不走资时，你去店里买东西，售货员爱理不理你的，所以你要买，他不高兴啊，因你买而生气。共产党走资时，他愿意卖东西了，售货员因你不买而生气，这也是代表一个售货员阶层的人的这两种心态。如果他只是一个公务员，可卖可不卖，他就懒惰；如果他卖的东西这个利润跟他有关，他可以分摊利润，吸收这个利润的时候，他就乐于卖东西给你。所以呢，前者你买他生气，后者呢你不买他生气。

我举这个些例子都是告诉大家，都是从人性的这种面来看这些问题的，并不是针对哪个党哪个制度，好坏的问题不谈，从一个个人的立场而言，人的确在有钱和没钱的状态底下，他会对表现和反映有不同的表现和反映。（完）

一月十三日（第２２４集）肉麻的知识份子
【全文】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号，我的敌人蒋经国死掉了，现在他死了十七年，我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曾经跟大家说，我愿意谈谈他。首先我谈到他的一个不要脸的私生子，名字叫做章孝严，他做过国民党的秘书长，做过台湾的外交部长，他跟着李登辉一起做坏事，现在又以蒋家第三代的身份在海峡两岸招摇，代表他是蒋介石蒋经国的继承人，现在他也当选了所谓的立法委员。

我跟大家说，这个人是不可靠的，我把他那些丑事啊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给揭发出来，并且告诉大家，请大家注意台湾有些人是骗子，章孝严就是一个，诗人余光中，所谓的诗人，又是一个。


为什么他们是骗子？我举出证据来以外，并且告诉大家，我的一个奇怪的标准，我认为知识分子绝对不可以谄媚当政者，任何知识分子对当政者应该是个监督的力量，应该是一个即使不敌对，也是一个不断的来监督你的一个力量。可是当对当政者赞美、谄媚的时候，这种知识分子，我认为就是骗子，决不可靠的。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号，蒋经国死了以后，我看到一批名单，这批名单里面，大家向蒋经国的太太，就最近死掉的蒋方良，这个俄国女人，这个老毛子，来吊唁的这个名单，吊唁是人之常情，可是你们跟蒋经国什么关系，你们要跑去向他的老婆来表达你们的哀思？报上说中央研究院国内院士等电请经国夫人节哀，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这些人，看到里面有些人不是院士啊，有的人像丁邦新，吴大猷，这些人有的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有的还是院长，有的还是学术界里面的重要人物，你们跟蒋经国什么关系啊？你们在蒋经国死了，要向蒋经国的太太表达慰问，有这种关系才有慰问啊，你跟他没有这种关系，人家家里死人关你屁事啊！我就怀疑这些人到底跟蒋经国什么关系。


我再举个例子给大家看，看到没有啊，香港的学者，像劳思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在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发表谈话，他说蒋经国最重要的成就什么呢，就可以使台湾最后在转型，决定了台湾解严，劳思光这种知识分子，他有没有想到蒋经国临死以前说要开放，要解严，什么人在使台湾不开放不解严的？捏在他们手里使台湾二三十年不开放不解严的是什么人啊？不是别人就是蒋经国。他临死前一年的前几个月忽然说开放了，他过去打压那二三十年就不算了，就不提了，就开放，就等于赞美，可以这样讲话吗？等于你这个恶霸，你的脚啊一直踩在我脚上面，踩了二三十年，后来你临死以前，这脚拿开了，我还要感谢你，谢谢你啊，你的脚拿开了，这种劳思光这种知识分子不在干这种事情吗？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叫金耀基的不也在干这种事情吗？看到没有蒋经国逝世一周年，那个人追思，追思个屁，可是他在追思啊，为什么你们这些香港的知识分子这么恶心呢？台湾的这些人讲没有，看到没有，说是高瞻远瞩的伟人，说他是人格上的领导，领导我们什么？领导是把情妇杀掉，这是他干的事，使台湾这么多人坐牢，这么多的冤狱，使老兵不能够回乡，台湾搞戒严，搞言论自由被打压，这都是蒋经国干的事情，这都是他人格领导吗？


我们再看这是一个艺术家，赞美蒋经国，坚实宽厚的手，要不要脸？你们是艺术家啊，干这种事情看到没有，这漫画家然后就赞美蒋经国什么是大家长，要不要脸啊？你们再看这些啊，蒋经国逝世十周年，追念经国先生，大家你看马英九讲的话，他说的那个话啊都是赞美这蒋经国，我觉得很肉麻，我们再看马英九说，如果蒋经国现在参选，仍会当选总统，看到没有，请问这什么话？你看马英九说，马英九并提及当初经国先生曾要他查戒严的定义，你戒严了二三十年，还要查定义？马英九遍查香港字典资料后，报告经国先生，说戒严以由军事管制没有法律的意义。经国先生听后说，我们并不是如此二个字抹黑，两千字都说不清，可见经国先生的改革心智。你戒严了二三十年，然后再怀疑戒严两个字什么定义啊，还问马英九什么意思啊？你们不是开玩笑吗？今天马英九还替蒋经国说好话，台湾有没有是非啊？台湾没有是非。


所以我李敖就在这里，就是要争这个是非，所以马英九说看到没有，他永远活在你的心中，马英九追忆经国先生的怎么怎么样，请问你们是投靠那种当权者的没有人格的知识分子，所以蒋经国死了以后，马英九会下跪，会磕头，你们都是那种货色的人，我李敖怎么会看得起你们？他活在你心里，当然，他是你的恩人，他是你的主子，可是我李敖不承认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荒谬。


再看看，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负责人，叫彭歌，写了这么大一篇肉麻的文章来赞美蒋经国，恶不恶心啊，当然恶心，为什么呢？这些字数连郭沫若都写不出来。我们再看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发所写的文章，叫做面对新时代的醒思，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赞美蒋经国。


你们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啊，恶心不恶心？！都是这样的，出版界然后怎么感怀得意，看到没有，然后蒋经国热一波波，就是赞美蒋经国。这都是这个在我看起来，都是属于荒谬的和无耻的这部分。


我们再看蒋经国评传发表的时候，什么中央研究院前所长陈三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在赞美蒋经国，你看陈三井说，除了十大建设以外，绝不能忘记经国先生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和开放大陆探亲等重大的决策。刚才我讲过了这种不许办报纸，不许回家乡探亲，不许大陆老兵回去，一戒严一搞搞二三十年啊，这不都是蒋经国干的事情啊？直到他临死前几个月才表示要开放啊，这帐就可以一笔勾销啊，过去一笔勾销啊？他们可以这样子颠倒是非。


所以我们看到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叫做许倬云，看到没有，他写了悼念与反省，写在蒋经国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你看我全部给打个叉子，为什么打叉子？都是胡说八道，我把他文章打了叉，大家看到没有，缅怀蒋经国晚年作为感觉到他的历史性，这种肉麻的话，看到没有，经国先生对中华民族的民主化与自由化，实在有推动之功，胡说八道！真正的使台湾没有自由的，打压台湾自由的，跟使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这种错路的，就是蒋经国跟他爸爸干的事，不是吗？


你看看许倬云，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不要脸的话，蒋经国先生是权威性领袖中，未被权力腐蚀的特例，没被腐蚀吗？请问顾正秋案子什么案子，他要搞人家唱戏的一个女孩子，把这个女孩子的那个情人都关在牢里，说是共产党关在牢里，什么坏事没做出来。


我们再看这个对蒋经国的赞美，大家看啊许倬云这学者们，这种中央研究院院士，这种无耻，蒋介石先生一身的事业，历史家至今还不能取得定评，我个人对他的作风基本上并不赞同，不过我们终究欠他两次情，一次是抗战期间坚持了八年，另一次欠他情，就是中共席卷大陆时，他挽回了台湾不被浪潮卷去，什么鬼话？抗战八年的时候，蒋介石跟日本秘密谈判三次，干什么？要停止抗战啊，日本人加码太严，蒋介石才搞不下去啊，他不出卖我们吗？说是蒋介石保护台湾，没让中国共产党席卷而去，谁搞得整个大陆丢掉啊？什么人搞的民不聊生啊？什么人搞得大家反对他，要把他赶走，赶到台湾去啊？就是你蒋介石啊，觉得蒋介石还保护了台湾，这什么话啊？你为什么不讲蒋介石为什么丢掉了大陆呢？


所以我说这些人、这些文章，我看了就气，为什么呢？他们不是普通人啊，他们是在台湾有头有脸的所谓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是这种人啊，你们做这种无耻的，颠倒事实的，颠倒黑白的这种谄媚权贵的这种话，可不可耻啊？


你看连战，连战说经国先生让权威政治过渡到民主化，胡扯！我在讲过制造权威政治的就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过渡到民主化，没有，过渡到今天的是民主化吗？这种旁门左道妖魔鬼怪的民主化，假民主化过渡到这边了。


我们看连战的话，连战说我们不宜坚持，最好能做些弹性，那时里外情势是法国的戴高乐、美国的肯尼迪都曾劝我们弹性，国内无人作此建议，敢做此建议，连战至此摇摇头，如果我国在联合国内的体制当时就确定，今天也不至如此，祗是我想当时经国先生也没办法，这意思是说，当时不该退出联合国，所谓汉贼不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来，台湾应该委曲求全，也在联合国里面。现在美国档案整个公布了，公布什么结果？蒋介石愿意把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让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希望自己所谓中华民国也在联合国里面做一个会员国，根本没有坚持“汉贼不两立”。今天台湾骂蒋介石，说当年因为你态度强硬，所以我们丢掉了联合国，现在美国档案公布了，清清楚楚的，蒋介石根本屈服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连战对蒋经国的这些赞美都是胡说八道。这些肉麻的文章，我们看的太多了，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宋楚瑜，宋楚瑜谈到的这些话，当然他在蒋经国身边，也是让我看起来是胡说八道，当时国民党的这种文工会，就是文宣部部长，就说，把戒严时期的旧帐算在蒋经国身上实在不公平，是有不少的冤假错案，很多是下面人的问题，不能都怪罪蒋经国。其实在蒋经国接任国防部长之后，有关情报的业务就管得少了。请问这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谁用的？不是你蒋经国用的吗？不是你们蒋氏父子用的吗？你养了狗去咬人，然后说是主人不负责，狗负责，有这种事情吗？可见啊这些替国民党替蒋经国做文化宣传上这种颠倒是非行为的，说把戒严时期的旧帐算在蒋经国头上不公平，这话就是典型的混蛋话，为什么？蒋经国就是祸首啊。刚才我讲过啊，你养狗咬人，主人不负责吗？那怪狗吗？


总而言之我所说的，都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一个无耻，并且知识分子颠倒是非所造成这个现象。当然这里面不能够忽略掉李登辉，李登辉说得很清楚，在经国先生逝世周年会致词，李登辉说经国先生是爱国者，是宗教家，是改革家，看到没有还是宗教家，肉麻到这个程度啊。然后李焕说经国先生是民主实践者，这是李焕的胡说八道，我就刚才讲过，他是民主的迫害者，民主是误导者，把民主的方向整个错乱，今天这个台湾的假民主，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这都是整个的实际情况。然后李焕举了一些小故事，他说蒋经国对三青团的刊物以他为封面，相当不以为然，他指责到底谁在为我宣传，还是为谁宣传，不登跟青年有关的事，而登我的照片干吗。蒋经国讲这话这能证明什么，三青团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嘛，三青团干什么？三青团就是当年为了跟陈诚夺权，特别成立的团体，来跟陈诚来抢青年人。可是最后陈诚死掉了，整个天下都是你的了，结果三青团当然对你是多余的了，可是还是你的啦，登不登你的照片已经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这又是蒋经国死了十周年李登辉写的文章，说他是人道的民主的，当然整个都是胡扯。整个的结论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看到在蒋介石蒋经国的这个威权统治之下，有那些老百姓对他盲目的崇拜也好，歌颂也好，歌功颂德也好，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对任何的知识分子，高层的知识分子，对蒋氏父子的任何赞美，我李敖通通都要把他们抓出来，并且逐一检讨，并且觉得看不起他们。


告诉大家，知识分子如果谄媚当政者，这个知识分子是绝对要不得的，这是我的一个定律，请大家用我这个定律去检验全世界的任何知识分子，任何高等知识分子最后要谄媚当局，谄媚当道者，这个人绝对是人格有问题的，请大家记得这是我的李敖定律。

三月十四日（第２６６集）勇敢迟到四十七年
【全文】


最近台湾又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人说，台湾应该有防御性的武器来防御自己，换句话说呢，来抵抗中国大陆。台湾前后花了好多钱，这一次呢要花到六千一百零八亿，相当于一千五百亿的人民币来交保护费，来买美国的武器，就所谓的军购事件。这一次台湾人民受不了了，说我们老是买个不停，这一次太贵了，我们要有意见。在这些意见的声音里面，有一个声音被鼓动起来了，就是台湾有所谓的中央研究院，相当于内地的中国科学院，中央研究院选出来所谓院士，有十一个院士他们联名发表一个意见，请大家看啊，十一名中研院的院士联署反对军购，我们现在看这院士里面有劳思光，许倬云，还有林毓生，然后呢还有张灏，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一再沉默下去就是灾难的到来，所以呢他们深思熟虑以后，跳出来反对军购，反对买这些武器。
注意啊，这些所谓院士级的知识分子有十一个人终于站出来反对台湾买美国这些武器，他们的声明里面指出来说，六千一百零八亿的军购案是“中华民国”知识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为什么是重大事件呢？也可能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是分水岭呢？因为台湾的政治走向已经让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挺身而出，台湾目前的困境使人忧叹，但我们不能只做忧时的旁观者，人类史上种种的困难总必须由人类来克服。

我看了这段消息以后啊又好气又好笑，为什么又好气又好笑？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所谓中央研究院院士，你们终于吭气了，终于站出来了，终于在沉默多年以后，你们站出来了，终于现在认清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挺身而出”，你们终于挺身而出了，对不对，你们终于不做忧时的旁观者了，为什么呢？你们知道人类的困难必须由人类来克服了。这个情况啊历来所没有的，就是由一堆中央研究院院士出来发表这么一个谈话，汉唐以来所未有，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我说又好气又好笑的原因呢，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早不吭气呢？怎么到了现在才吭气呢？早为什么不觉悟呢，怎么现在才有觉悟呢？早没有良知，为什么现在才有良知呢？为什么早不讲话，早在沉默，现在才吭气呢？

大家记不记得，我在我的节目里面曾经给大家看过这个画面，就是当蒋经国死的时候，也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些院士他们发表一个电报，请蒋经国的太太节哀，这里面呢当然有这么多的有头有脸的院士级的人，当时我就骂过这一点，我说蒋经国跟你什么关系啊你们这么关心？很多民间老百姓大家受苦受难死掉了，你们有没有关心啊？你们没有，蒋经国所谓总统死了，你们向他老婆表示致意，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是拿这个资料跟这个资料两张比较之下，我们能说不夸奖他们吗？终于这批人看不惯，看不下去了，总要出来讲几句话，虽然讲的不疼不痒，并且讲的就讲他们自己，证明了你们自己是那么多年在沉默，不是吗？好，我们还是要说夸奖他们，总算站出来了，有十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军购。

其中这个人大家特别注意，就挂名的叫做劳思光，这个人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现在呢是台湾这边的清华大学的教授，我们可以知道他一点点履历。大家知道他一点啊，好比说劳思光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荣休的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过，他也在台湾的这个清华大学做教授，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到他呢？劳思光大家记得这个人，当年雷震和殷海光他们在办《自由中国》杂志的时候，大家知道殷海光是我的老师，他是在台湾这么多的知识分子里面，我所能够佩服的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国民党到台湾来以后，这些国民党的统治者他们开始反省为什么我们到台湾来，反省出来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说我们独裁的不够，专政的不够，所以给共产党占了便宜，结果呢我们被打到台湾来；另外一批人反省的结果是说，我们自由民主的不够，所以我们被共产党打到台湾来。属于后面这种反省的人，他们觉得我们国民党独裁 无胆，民主无量，没有胆量没有度量，所以到了台湾，到台湾我们要努力地推行民主，从雷震到殷海光他们都是属于这种反省的人，所以呢才出来《自由中国》杂志。

这个杂志一开始还是蒋介石花钱，后来呢就走样了，他们开始就跟蒋介石对干了，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这篇文章就是我的老师殷海光写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当时的这个情况。后来蒋介石就翻脸了，把这个杂志掐死了，把雷震关了十年，可是殷海光因为他是文人，所以呢就没有被关。自由杂志前后办了十年，在这个十年之间，有一次打笔仗，这个笔仗里面就是殷海光跟劳思光，刚才我讲的这位所谓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劳思光的一次笔仗。

打笔仗打得结果，劳思光就写了一段话，很伤人的一段话，他说殷海光这个人啊，我们先讲这一段史记里面有一个人叫辕固生，他有句名言，他说我们应该“务正学以言”，要光明正大的，正正当当的来讲话，记住这个真理来讲话，“无曲学以阿世”，不要歪曲我们的学问来迎合世俗的权力的需要。所以我们说骂这个人曲学阿世，就是你歪曲了你的学问而拍时代的马屁，这个是不可以的。结果劳思光最后就说殷海光，说这个人啊不阿世，不向世俗低头，可是呢他曲学，学问不好，歪曲了他的学问，曲学而不阿世，结论就是殷海光曲学而不阿世。

殷海光就很气，跟我就骂这个劳思光，说他太可恶了，殷海光很气。我说你不要气，有什么好气的，不要气。这件事情呢就过去了，后来呢殷海光也死了。没想到殷海光死了以后，死到今天啊，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大家看到报上，李敖，罗大佑，龙应台，侯孝贤，殷海光这五个人是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台湾有五个人上榜，就是我们五个人上了榜，可这里面呢殷海光死掉了，换句话说呢四个活人一个死鬼，现在呢是比较能够影响到中国大陆的这么五个人，殷海光死了以后，死而复活，咸鱼翻身，现在大家蛮喜欢他，并且蛮追念他，大家觉得殷海光值得我们纪念。

在这个时候呢香港大学这边的劳思光也老了，他先到台湾来，他就一方面，你看没有，我们买十艘潜舰，中共会再买二十艘，劳思光讲的话是正确的。这个就是殷海光，大家看这两光看起来很像，这殷海光年轻的时候，劳思光老了，这两人长的都是其貌不扬，长的都是矮小，都是两腮无肉啊，长的都不怎么样。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啊，现在的劳思光就这样，他印了一套书，其中有一本呢整个的书叫劳思光学术论著新编，这第十三本啊有一本叫家国天下思光时论文选，这里面有一段话，大家看啊，在第七十八页里面有一段话。他说近几年来，台湾论战的风气以为骂战所代替，从《自由中国》半月刊未被查封以前，殷海光用本名及化名所写的那些东西，就是这种骂战的东西，他开始骂殷海光，然后就开始骂我。看到没有，到了李敖的《文星》杂志的时候，出现骂战，开始骂别人，便成为台湾言论的主流，新人如李敖，从头到尾以骂为荣，老人们年在六十左右，那个时候我李敖只三十出头，三十岁上下，那时候老年人在六十岁左右者，也居然老性勃发，挺身大骂，跟着李敖一起大骂。以李敖的《文星》开风气之后，骂战行之既久，大家似乎习以为常。李敖他们若与三十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比较啊，则台湾的骂的文字另有一种特色，就是一边拼命的骂人，一边拼命的吹捧自己，一边骂人一边吹自己，连吹带骂毫不脸红，这是以泼辣文字著名的三十年代文人所没有的作风。三十年代文人只是骂人，还没有捧自己。刻毒的鲁迅在骂人的时候，也尚未口口声声恭维自己，台湾这种骂风，骂吹并行的文风，不知道是否应以李敖为创始人，不过无疑的李敖是这种文风的显著代表。

他的话说得蛮有趣的啊，别人只是骂人，你李敖不但骂人，同时还捧自己，这个劳思光讲的我承认他说的话，我一边骂人一边捧自己，可是我必须说，这种正人君子如劳思光者，他们出这本书，他们捧不捧自己呢？也在捧啊，所以出一本书以后，我们一翻下来，写总序的人呢，大家看到没有，“劳思光先生治学素称严谨，与学术上树立典范”，别人捧你的文章，印在你的书里面，请问算不算捧自己的一种？别人的文章印在别的文章里面，怎么印在你书里面呢？印在每一本书前面呢？看到没有，劳思光学术论著新编，编导范例里面捧劳思光，你自己的书里面，拼命有别的文章来捧你，请问跟我们没人捧，而自己捧自己，又相去几何啊？

我讲这个故事证明什么？大家注意我为什么这样讲，好象有点小气巴拉的，在清算劳思光？不是的，而是谈到了大家在这个军售案，这次军售案，他们十一个中央研究院院士终于站出来跟政府对干，过去他们从来不干。可是我告诉大家，是在殷海光跟政府对干以后的多少年你知道吗？是在殷海光跟政府对干以后的四十七年，这些孬种的知识分子才敢站出来跟政府对干。而这个政府呢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威风了，政府已经势力变小了，他们才敢站出来，晚殷海光四十七年。

为什么四十七年？怎么算的？四十七年就是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杂志，在没有被掐死以前的《自由中国》杂志意气风发，跟劳思光打笔帐的时候，殷海光距离现在正好四十七年。那时候四十七年前，你劳思光骂殷海光，曲学而不阿世，可是你劳思光一直在“阿世”啊，你不“曲学”，可是你不敢吭气，你对世俗的权力、世俗的权威，你一个屁都不敢放，你藏在那里，藏在香港藏在台湾，尤其你老了，在大家群情愤激的时候，在政府势力垮的时候，你一个人还不敢，你们联合十一个人才出来讲出刚才我所朗诵给大家的那段窝囊话。我承认他们是站出来跟政府对干了，可是在四十七年以前，在政府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在众神默默的时候，当大家都不敢讲话的时候，那时候被你劳思光讽刺的，曲学而不阿世的殷海光能够站在第一线跟政府来对抗，那时候你劳思光，你敢吗？你挖苦殷海光曲学而不阿世，你不曲的学在哪里？你不曲的学原来是不敢站出来跟政府对干。

我今天讲这个故事，翻来覆去代表一个意思，当年跟殷海光平起平坐打笔仗的人，原来你们是孬种，你们这些学者们你们是孬种，你们在学识界里面，逃避现实，最后你们成功了，为什么呢？殷海光四十九岁就怄气怄死了，而你们能够活到七八十岁，活到现在名也得到了，利也得到了，寿命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和平跟太平世界你们也得到了，然后忽然你们站出来了，你们敢讲话了，这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没有，开始来“不再沉默下去了”，看到没有，这时候你们才知道，“深思熟虑以后”，跳出来反军购了。深思熟虑需要四十七年吗？你们不是深思熟虑这四十七年才由孬种变成了勇士吗？如果今天的表现算是勇士的话，你们藏藏躲躲四十七年以后才冒出头来，比起勇敢的殷海光来，比起勇敢的先行者殷海光来，比起勇敢的先知者殷海光来，你们是什么东西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什么东西啊？

何况这里面我们看到劳思光，看到没有林毓生，林毓生他是殷海光的学生啊，这张灏也是殷海光的学生啊，你们口口声声说是老师殷海光，你们哪一点赶得上你老师的一点点？老师的勇敢，老师的先知，老师写文章的那种漂亮，你们哪一点赶得上啊？通通都是一些学术界的骗子，学术界的孬种，还打着殷海光的旗号，今天每个人都当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学术界卡位卡到了最高的位阶，可是你们做的什么事情呢？

所以大家看他们这些照片，大家看这些资料，这就是挂名的第二人，许倬云，整天在拍权贵马屁的就是许倬云，国民党时代拍权贵马屁的，现在忽然站出来反军购了。你看看这是林毓生，还写文章纪念殷海光，逝世三十年的时候还写文章，诸如此类，你们好意思做这方面捧场吗？你们的老师如果是死而有知，发现自己的学生四十七年以后才敢抛头露面跟政府干一下，跟政府对干一下，他会变得哭笑不得，不是吗？为什么呢？你们的勇敢来得太晚了，如果是勇敢的话，来得太晚了，来得太迟了。

英国的首相格兰斯东讲，说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我们愿意把它看作正义，可是总觉得这个正义未免来得太迟了，而对你们这些所谓的最高阶层的知识分子而言，你们亲身做了一个孬种懦夫的表现，就是如果你一辈都不吭气也算罢了，忽然在你们垂老之年，在殷海光四十七年以后，你们忽然变得勇敢了一下，我们觉得什么？觉得就是哭笑不得，这就是我今天的感觉，真的是哭笑不得。（完）

工人 发表于 2014-10-29 08:25
三月十四日（第２６６集）勇敢迟到四十七年
【全文】

“。。。汉朝人骂人曲学阿世，劳思光说殷海光曲学而不阿世，歪曲学术，可是呢他对政治的评论很敢讲话。当时殷海光看了他文章很不高兴，跟我表示不高兴，我说不要理他。可是殷海光的勇敢劳思光他们没有，他们现在忽然有了，可是是在殷海光勇敢以后的四十七年，请大家注意啊，四十七年，这批知识分子才开始能够向政府发表一点点抗议，那是殷海光已经做了这个运动以后四十七年，这批人才敢吭气，才敢打破沉默，才敢表现一点点勇敢。所以他们怎么跟殷海光来比较呢？所以我说在台湾的知识分子里面，我非常佩服我的老师殷海光，另外一位就是胡适，其他人呢我还都没看到眼里，我要佩服的人我常常自己照镜子。
”

三月十五日（第２６７集）要胜利不要得胃癌
【全文】


我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台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不断支援台湾的伪政府，加强军备的竞赛，跟台湾海峡对面来做军备的比赛，前后花了很多钱向美国买武器，这一次的武器是六千一百零八亿，相当于人民币一千五百亿，这一次比较麻烦，因为台湾的老百姓开始讲话了，觉得太贵了，我们台湾买不起了。台湾的小学生，中午有营养午餐，现在营养午餐都吃不起了，所以大家闹起来了。
在群情愤激的时候，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就相当于内地的中国科学院，有十一个院士他们出来，发表声明说，我们觉得不要买这些武器了，他们站在最高位阶的所谓知识界的人总算出来，手拉着手，因为一个人不敢啊，害怕，你拉我我拉你，十一个人互相壮胆，发表了一篇宣言，就是说我们不要买武器了。我还赞美了他们，虽然我也挖苦了他们，为什么挖苦他们呢？因为他们那个带头的叫做劳思光，这个院士啊，他在四十七年以前跟我的老师殷海光打过笔仗，当时他结论是说，殷海光很有勇气，他不阿世可是学问不好，他曲学。

汉朝人骂人曲学阿世，劳思光说殷海光曲学而不阿世，歪曲学术，可是呢他对政治的评论很敢讲话。当时殷海光看了他文章很不高兴，跟我表示不高兴，我说不要理他。可是殷海光的勇敢劳思光他们没有，他们现在忽然有了，可是是在殷海光勇敢以后的四十七年，请大家注意啊，四十七年，这批知识分子才开始能够向政府发表一点点抗议，那是殷海光已经做了这个运动以后四十七年，这批人才敢吭气，才敢打破沉默，才敢表现一点点勇敢。所以他们怎么跟殷海光来比较呢？所以我说在台湾的知识分子里面，我非常佩服我的老师殷海光，另外一位就是胡适，其他人呢我还都没看到眼里，我要佩服的人我常常自己照镜子。

我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要检验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有些事情知识分子应该有他的勇敢，他的心怀，来不做这个事情，你可以不做而你做了，这个时候我们对你的评价就不一样了，怎么样鉴定？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常常发表一个言论的时候啊，它推动一个众口一声的方法，什么事众口一声啊？全国大学教授签名表示一个意见，今天这个运动全体教授签名，明天另外一个运动全体教授签名，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签名，就证明了你跟我政府过不去，政府就对你另眼看待，你心里就害怕，怎么办呢？只好签名。这就是我李敖所说的，这种独来独往的性格，最好的鉴定方法，就是看你敢不敢签名。

签名的时候，我的姐夫叫石锦，他是台湾大学的历史系老师，现在在美国了，他就是不签名啊，不签名怎么样？在台湾大学就不好混了，最后就只好去美国了，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我的姐夫石锦博士他不愿意，还有呢我的老师殷海光他不签名，就会出事。

我们随便找个例子给大家看啊，像（民国）六十八年就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号，国内各公私立大专院校教授联名发表，发表什么呢？发表“反共爱国自强团结宣言”，大家看嘛，密密麻麻，什么？都是所谓的大学教授在签名，就是这样子啊，你敢不签吗？所以在我李敖通通看不起这些人，什么原因呢？你有本领你就不签，没人敢，就签，我们看到密密麻麻。为什么不让中学老师签呢？中学老师人更多了，代表性不够，专门找大学教授签。

我们再看，这又来了，在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号，八百零一位大专教授学者联合发表声明，签署，看到没有，这是谴责黄信介等美丽岛的这个叛乱案，大家看又是密密麻麻，大家细看每个都是名字啊，这样子密密麻麻。

过去有一次签名的时候，我的老师殷海光就不签名，这是殷海光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一张纪念性的照片，这是他，他其貌不扬可口才极好，并且手势丰富，你看没有，他的手里面拿三支粉笔，然后做这个手势，来描写当时这个情况。

殷海光当年跟雷震办自由中国杂志，搞了十年，最后这个杂志被掐死了，雷震判了十年徒刑，可是殷海光因为没有做政治的活动，并且他是台湾大学教授，蒋介石就放他一马，他就没有坐牢。没有坐牢还是没有放过他，为什么呢？当时有一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叫做胡秋原，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过，他到北京去的时候，邓颖超李先念还跟他见过面，我对这件事情啊还有微词，我说周恩来在的时候，不会跟这种杂碎见面，为什么呢？当时一个说法，按照新闻天地的说法，他当时没有来台湾，当时预备跟共产党在一起，可是周恩来不要他，他再重新回到台湾，这种人在多少年以后又跑到北京，就这种人。

他跟殷海光结了梁子，这个梁子结法呢据说是跟我有关，原因就是说因为李敖写文章骂了他，而殷海光是我的老师，所以呢这胡秋原就迁怒殷海光，胡秋原怎么做呢？写封信给台湾大学的校长要求把殷海光解聘，后来殷海光把整个的经过写了一篇文章，《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殷海光就讲了整个的故事。这篇文章我后来把它排版排出来，殷海光说的，本年上学期末，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是批驳费正清等美国的国会证词等，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是官方雇用文人的写作精华。谁写的呢？就是胡秋原写的。

殷海光说“这宣言表面上是自由签名，实际呢则为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果不签名将被怀疑为不忠于某党的政权。于是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大部分都大学教授啊，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这种间接强迫的准共党作风”，殷海光是反共的，所以拒绝签名。所以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胡秋原要求台湾大学把他解聘，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是台湾国民党的一个官僚，做监察院长的钱复的爸爸，他怎么做？就跟殷海光说，薪水照样给你，学校的宿舍你照样住，学校开学的时候那个功课表照样挂，可是你不能上课，不许你上课。这殷海光当然在家里很怄气，就变成这个情况。

胡秋原写信给台湾大学校长，胡秋原说把殷海光解聘，还要大学发表声明，叫所有被殷海光教过学生，给你们一段时间要忘掉殷海光教你们的东西，你们要给我忘掉，因为那些都是毒素，胡闹到这个程度。殷海光在家里就生闷气，后来得了胃癌就死掉了，整个的过程就这个过程。

可是会牵连到我，为什么牵连到我呢？我把这个事情整个的都写出来以后呢，这个胡秋原，国民党的这个胡秋原，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起我来了，我跟他打官司，前后我们官司打了多久啊？前后打了三十多年，过去我一路被他打败，后来我出狱以后啊，我又告他，逮到一次机会，他赔我多少钱？赔了我一百万，相当于二十五万人民币。后来他又告我，我败诉，为什么我败诉呢？他说，你李敖说我胡秋原叫殷海光解聘，问台湾大学，台湾大学怎么说，你看没有胡秋原在法院里面，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号，胡秋原签名，他要法院去查台大和警备总部殷海光因为什么原因被解聘和被监视，看到没有？我李敖这样做和这样写的原因，就是殷海光在台湾大学被这样待遇啊，我们看当时台大的文学院长，后来的叫朱立民，他的口述看到没有，在我到台大的时候，好像殷海光事件已经被钱思亮校长以不让他开课的手段解决了。钱思亮这种做法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可见我李敖说的是真的。

法院到台湾大学去问，台湾大学耍赖，说我们请他了，然后警备总部说把殷海光监视。我请殷海光太太来做证人，殷海光太太叫夏君潞，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号，在美国加州经过法院律师的见证，说我的前夫殷海光住台北市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的，确有被情治人员，这是情报的情啊，情治人员监视的情况，真的。胡秋原叫法院写信给公安单位，给警备总司令部，警备总司令部回信，可想而知说我们从来未派人去干涉别人自由，从来没有这个事情，这就好像说张三强奸了一个女孩子，法院写信给张三，说你有没有强奸这个女孩子，这个张三回信会承认吗？他说我从来没有强奸过女孩子，就这样子，就得到这样一封信。然后得到台湾大学耍赖的信。法院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种信能信吗？法院信，判我败诉，这就是台湾的法律。

现在胡秋原也死了，这些法官也老了，也走了，这种事情只有我来说，就是大家绝对想不到，在殷海光死了三十多年以后，忽然我还有这种官司缠身，就是这种事情，可是我把这个证据拿出来给你看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好玩，很好笑吗？这是殷海光的家，就这个巷子进到尽头，就是一个房子，一个门，就是监督他的人就站在这边，那时候站在这边，或站在这个巷子口，有个小店的地方，巷口，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看到法院判决怎么判决，法院说殷海光是胃癌病逝，看到没有，殷海光受迫害而死的，其在台大的教职也无不保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法官说更无任何不法行为，被前警备总部派人监视，法官在开脱，证人，李敖找证人来了，证人有四个人，虽然分别作证时证明了殷海光的课程表有贴出来，但是不能修他的课程，殷海光门口有人监视，这四个证人都作证明了，这里面有台大哲学系主任证明。法官说何与上述警备总部，公安单位的警备总部的函的内容不符？你的证人讲的话跟我们治安单位的话不符，治安单位说我们从来没有干涉别人自由，从来没有在人家家门口监视过，所以你的证人的话呢跟这个不符。而台湾大学既然聘请了教书了，且课程表都贴出来了，若为你李敖所说，学生不能修他的课限于事实及经验法则与由为，故上诉之证言不足采信。同样的就是说，你李敖提个证人讲的话不足信，殷海光太太的这个信，当事人老婆的信，证词，存证的信也不足采信，什么人的话能信呢？要信国民党大员胡秋原的话，要信治安单位警备总司令部这个否认的话，要信台湾大学这个信，作证的信的话，台湾大学的教授殷海光的夫人，你李敖讲的话通通不可信。

你想想看官司打到这样，你会怄气的话，气死了吧？我李敖不气，为什么不气？我气我就不能活了，我早就得胃癌了，我不要，殷海光就是得胃癌死的，为什么呢？怄气啊，所以死掉了。

殷海光太太跟我讲，说殷海光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蒋介石，忽然就拍桌子就骂起了蒋介石来了，骂到后来也不能吃饭了，筷子摆下来，站起来还是喘气，这不是找死吗？后来得了胃癌死掉了。胃癌死的原因很多，可是心情不愉快是重要的原因。可是殷海光你是哲学家啊，你是哲学教授啊，你怎么学哲学的人，怎么这样想不开啊，哲学家得了胃癌死掉，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一样，你神父什么病不好死，怎么可以得梅毒死掉呢？跟你这个人不搭调。神父不可以得梅毒死掉，哲学家不可以得胃癌死掉。

我手里拿这个书，《逻辑基本》，我还写了这个字，第三次买这本书，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号，这一天殷先生殷海光托人转告他又没钱了，向我要钱。请看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的？大家看，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出版，就一九三七年出版，殷海光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七年出版这本书，大家算算看他那时候几岁啊？十八岁，十八岁就翻译了这些哲学的著作，你看这本书纸都黄掉了，大家知道我的老师是天才，可是他在处理实际的人生方面，他未必是天才。他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一个被人家欺负的环境，一个怄气的环境，他最后怄气怄死了。我李敖活过来了，为什么？我不生气。

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啊，由于我老师的案子，我替他讲出这公道话来，被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而被国民党的这种烂法院判决我败诉，大家看没有，完全是个笑话，明明是真的，殷海光被解聘，不能够上课，不能够开课，明明那是真的，家门口被人家站岗，被人家监视，整个就用透过法律的程序，帮着国民党的大员胡秋原赖掉，然后判我李敖有罪，我还怄气，我也得胃癌死掉了。我所以能够熬过来，笑嘻嘻的熬过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种虐待自己的事情啊？我们要胜利，我们不要失败，今天看到我是个胜利者啊，不是吗？胡秋原死掉了，这个法院垮掉了，我今天可以扬眉吐气的把这个资料搬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遭遇到这种司法上的不公正，这种国民党大员的对我们的迫害，可是我还不是活过来了，活到现在。所以就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的怀忧丧志，不要轻易的得胃癌而死。（完）

五月二日（第３０１集）在表达觉悟前先忏悔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给大家看了一些资料和演示文稿，告诉大家，我在台湾的所谓“国会”里面，怎么样的大闹了“国防部”以后，又大闹“教育部”。我跟大家展示的资料表示了，我怎么样把“教育部长”，台湾的所谓“教育部长”跟五个大学的校长，国立大学的校长，使他们站成一排然后骂他们。骂他们什么呢？就是你们虽然在位阶上面是第一等的知识分子，最高位阶的知识分子，可是你们没有敢对当政者的胡闹讲出话来。像过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可以公开站出来，跟坏的政府来对干，表达知识分子的风骨。今天的台湾的所谓的大学校长这些人他们不敢，当然那个“教育部长”尤其是可恶的。当他可恶的时候，你们大学校长不敢出来指责这个“教育部长”，所以呢，全体都被我大骂一顿。
我把这个资料给大家看，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所要求的，一个最高位阶的知识分子的标准。这种标准呢，就是我能够跟统治者能够对立的、能够对抗的。大家不要忘记啊，在宋朝的时候啊，皇帝坐这里，对面坐的就是太学祭酒，就是大学校长。他们跟皇帝，也是面对面这样子盯住的。干什么？表达知识分子的尊严。可是今天在台湾的这个岛上面，知识分子从大学校长以下都没有尊严，被我臭骂了一顿，他们都不敢向我李敖反抗。如果你有尊严，至少向我李敖反抗啊，你羞辱我们都不敢。证明什么？证明这批人，实在是太糟糕的一批人。

我曾经在我节目里面，谈到过台湾的另外一批知识分子。这批人里面也有大学教授，也有比大学教授位阶还高的，那种头衔的叫做中央研究院院士，相当于我们内地的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在国家标准里面，最高位阶的院士。这些院士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这一次台湾反对向美国人买武器，各地闹得风起云涌，风起云涌反对的时候，有十一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们也凑热闹，或者说忍不住了，或者说天良发现了，他们也发表一个宣言，表示支持。

其中带头的这个人叫做劳思光，他是香港大学教授，现在到台湾做了清华大学教授。我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展示了画片，告诉我怎么样骂清华大学的校长。这位劳思光做了清华大学教授，他这一次参加了反对军购的这个宣言，并且还是由他起草的。我在节目里面曾经告诉大家，这位教授在四十七年以前，跟我的老师也是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先生，有过一次笔仗。笔仗结果呢，这位劳思光教授他下了一个结论，说殷海光教授啊，“曲学而不阿世”。

“曲学”这是汉朝人的典故啊，曲学就歪曲学术，可是他不“阿世”，他赞美这个殷海光教授，你虽然歪曲学术，你的学问不怎么样，可是你能够对抗政府，你有很勇敢的去抵抗它，而不阿世。殷海光教授听了以后跟我讲，气的不得了，他说“乱讲我”。没想到四十七年以后，注意啊，这次笔仗以后四十七年，劳思光教授也老了，殷海光教授早都死掉了，他居然他也愿意出来跟政府对抗一下。可是比殷海光教授晚了多久呢？晚了四十七年。换句话说呢，殷海光教授你说他“曲学而不阿世”，啊，他“不阿世”的那种勇敢，早在你劳思光以前，四十七年就表现出来了。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代，殷海光教授敢站在最前面，那个时候你们都不敢。今天台湾的白色恐怖力量，恐怖已经减缓了，或者烟消雾散了，这个时候你们才敢出来讲一句话，你们不太可耻了吗？虽然如此还算对的，我认为你们总算做了一件敢跟政府对抗的事情。

我这个节目做完以后，凤凰电视台网站有一些打印出来的文件，他们就转给我听。我给大家看一看，看到没有啊？大概网站上说，哭笑不得心里气，中央院士放香屁，四十七年终一想，阴曹地府再继续。这种他们挖苦他们的话，那有的嘛写信给我。

网站上说，李先生微言大义，痛陈史料，以不骂为骂，不知四十七年以后的勇士有何感慨。也在同样的挖苦他们这些教授四十七年以后才敢讲话。有的说，我是《李敖有话说》的忠实观众，我欣赏《李敖有话说》大部分节目，我敬佩李敖大师，但我不赞成三月十四号《勇敢迟到四十七年以后》这一集的说法，不赞成把那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称为孬种。在他们站出来反对台湾军购以后，仍强调称他们为孬种。有错误，改了就好，不分先后，这样不好吗？那意思就是说，我李敖不该称他们做孬种，他们已经改了。这个网站上说，我反对李大师这样说其它几位院士，毕竟他们在今天大是大非的情况下说出了心声，难道小偷就不能再见义勇为吗？难道劳改、劳教过后的就不能够再做一次高尚的人吗？

我们再看啊，请李敖大师口下留情，十一位院士反军购，这是一股和平的力量，有利于海峡两岸人民的，是有利于和平统一祖国的积极因子。请大师不要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办大事就要有广大的胸怀，要有容人之量为好啊，像鲁迅 、李敖先生之辈，在中国还能找到的人肯定很少。

我们再看啊，李大师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共同打击最应该首先打击的敌人。在人民内部应该能够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而又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李大师，你有这个胸怀吗？

我们再看啊，李先生，李敖先生今天终于出了？于在心里四十七年的一口恶气。殷海光怄气怄死了，可见气大伤身。冷静思索已经物转星移，一切还是向前看，浪子回头金不换，不是吗？不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我们再看，迟到总比不到好，出声总比沉默强。我们再看四十七年以后的觉悟，也总算觉悟了，比那些还没觉悟，至今还不敢反对军购的人，也算是进步的。建议更猛烈的抨击那些执迷不悟的中央研究院的人。再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迟来的勇气仍是勇气，李大师……这个断掉了。

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网站上看法。有的是觉得你李大师，你李敖批评这些迟来的，这些四十七年以后才敢对政府讲一句狠话的这批中央研究院院士是正确的。那么还有一批朋友呢，他觉得，你李敖求全责备，他们四十七年以后，已经认错了嘛，他们已经愿意责备政府了，你应该团结他们，不要再责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