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磋

                                                 嵯岗

                                                                           张冠立

      前些日子，我去满洲里参加一位致密朋友家的婚礼，有机会乘车又一次穿越嵯岗。这个巴尔虎草原上的小镇，曾是重要的“关口”。九十年代初期，如果你不持有公安部门的边防通行证，会被毫不留情地请下火车。因此，你想接近它，或穿越那里走向边城不是一件心想即可事成的事情。我听说它有这样不可接近的“尊严”是在三十多年前。
      一九六六年我初中毕业。毕业前夕的五月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中考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下一步要干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准备暂时像往年暑期那样到哪个维修队（人称老头队）或工程队找点儿活干，帮家里挣点儿钱。正在托人介绍的时候，学校里传来消息，有个工程准备在学校里招一批工。工程是修磋岗大桥。听说那地方在岭北草原上，在接近中苏边界的地方，不免叫人一阵遐想。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玩伴，叫包福生，是个蒙古族小孩，在五十年代末就跟随父母移民到巴尔虎草原的一个地方去了。我在课本上读过赞美草原的句子，当时大家都用尽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它的迷人。包福生能到哪里去定居，真是三生有幸。这次有被征召的机会到那里光顾，尽管是卖苦力，也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我刻不容缓地跑到学校报了名。公布的那天，办公室门前的篮球场上挤满了人。任北奇主任站在一把椅子上，高声宣布入选人的名单。他那西部口音的普通话使这宣布更显别样的庄严。不用维持纪律，大家都屏息静听。我也当然那样，生怕漏听了自己的名字。庄严的宣布结束了，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张冠立这三个字。用不着向别人打听，更不用到领导那里去核实，不会错的，我的申请没有获准。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说。我忘记了我是怎样离开人群的。我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我昔日的教室。教室封了门，我无权再进去了，只能在四周徘徊。上课时，分担区有人打扫，校园一向很整洁。现在人去室空。蒿草在七月暑天疯长，看上去荒凉得很，我无声地落泪了。去不成那个磋岗有些沮丧，这倒可以压抑。但在开始分析不批准的原因时，我倒真的感到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失落中。我猜想，批判校长李云兴时，已经捎带着把我定性为学生中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都知道我当时正在拼命地学俄语。学俄语很容易有投修的倾向。不批我肯定就是这个原因。不信任和防范使我大受其辱，我从内心感到伤痛。可能任北奇他们这些决策者根本就没这么想，但当时的我坚持只能这样认定。
       那个夏天，我跟随人家多处干活，有着般般样样的经历。
       在武装部的院里扒土墙，几个人奋力地在墙根上刨槽，等到够深后到背面去推。谁知雨季里土墙底部潮湿，不如平常结实，没等去推，自动就倒塌了，七八尺高的一面墙慢悠悠地向我们倾斜过来。远处不是好声的惊叫才使我们几个躬身奋力的人发现了险情，迅速地拔腿散身。退了两三步，我被旁边的一块石头绊倒。厚厚的高墙轰然落地，我的小腿被压在土块的底下。人们扑上来掫那土墙，发现那块石头误了我，可它又救了我，让那倒下的墙没有直接压在我的腿上。骨头未断，只是软组织受伤而已，一瘸一拐的我，还能自己走回家。
      在生产资料公司换房盖儿，我从墙上往一堆木头上跳，没想到板子上一根尖朝上的钉子从我的胶鞋底扎进了脚心，血流不止，疼痛钻心。那时的人谁都不能娇气，也不懂什么破伤风，塞点儿消炎粉，包扎好，点着脚走路，也得坚持上工。
      在猪场盖房子（就是日后武斗“攻坚”的那个地方），我一个人侍候两个瓦工（这个安排肯定是巧使唤人），和砂浆，挑砂浆，还要举到一阶跳上。那是个暑天的下午，赤日下，我汗流浃背。有那么一阵，我觉得自己要晕倒。为了不把狼狈相留在瓦匠师傅的眼中，我借口去厕所，到那里去暂寻平静，恢复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的心悸和虚脱。自己心里想，已经被抛进社会，只能咬紧牙关不示弱，要不然将来怎么活。缓解了之后，我又若无其事的回到了工地。
      还有一次，我找到了一份简单有趣的活儿，去给食品公司赶一群牛到泰来，那是准备上火车，押运到广州的菜牛。一百三十里路走两天，年轻气盛的我们把它看作儿戏。不料路上要过一片一片的庄稼地，牛群见了庄稼，疯了似的往里钻，要挡住或驱除它们，不知要跑多少冤枉路。在跨越铁路路基的时候，凑巧赶上火车驶来。老牛不知危险，在那里集结盘桓。火车鸣着汽笛迅速靠近，接着会发生什么让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和两个小伙子不约而同地冲上了路基，站在铁轨中间，挥舞鞭子向两边驱赶牛群。好歹分开牛群之后，跳下路基，眼前已是列车在飞奔，四十节车厢一个一个地闪过。这飞闪可能用时不长，但我觉得是难熬的太久，因为我们惦记着那边的散牛能否跑丢。丢了，挣不到钱，还得赔钱，那怕一头牛当时也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天价。火车驶过之后，我们重新聚拢牛群，数了一遍又一遍，动态之中，谁也不敢确信是否无误。向晚时分，把牛群圈进了办事处的大圈里，对上了数，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晚上睡觉，火车扑来的情景，在梦中令人一惊一咋，重复着白天对人的煎熬。
      返回前，在泰来逛了一天，好像进了一次城，主要因为那里有往来穿梭的火车，给偏乡的孩子带来新异的壮观。街上到处都贴着标语和小字报。有的印着鞋底的图样，说那上面的纹理是反动话，要人们算谁谁的帐。看了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心中充满不解和惶惑。不知当下的文化大革命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离开了学校，觉得自己像个无根的浮萍，无着无落的，心里空空荡荡。
      秋天的那个学期，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并且要求毕业生也回去参加。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号召他们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步行的，乘车的，各种类型的长征队游走在祖国的大地上，求索革命的真理，播撒革命的火种。
      去磋岗的那批学生，大桥竣工后，如期地返回了学校。我见到了有幸应招的同班同学李文安，不厌其烦地打听他们在那里的种种经历。令人吃惊的是他没有说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见闻。只说工余，他们常到西面山坡上去观景。草原很美，可不像咱们家跟前的草甸子，一望无际。我问他们看到对面的苏联了吗？他回答说，“没有，有纪律，要求散步时，不能离开住宿处过远，绝对不能越过西面的山坡。据说上了那个山坡，不远就到了苏联了。”可革命的纪律如铁，他们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听人说的这些话说给了我，并在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我第一次穿越磋岗，走过他所说的那道山坡是在一九九一年。那时，我被调到呼盟教育学院搞校长岗位培训。我们要带上一批学员去满洲里考察满一中的管理。学院开出介绍信，有人到公安处为每人都办了边防通行证。一纸证件发到我手时，我不免翻来覆去地审视上面的文字，努力去读出它的庄严。凭着这一块儿纸，我们一路无忧无虑，坦荡前行。来自全盟各地的校长也都首次向国界靠近，一路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唯独我专注磋岗的来临，环境的展现，以及西去的地貌，寻找着对李文安当年描述的印证。令我失望的是，列车停而复启，逐渐加速，投入眼帘的始终是茫茫的草原，根本没有国界的影子。我问其他旅客满洲里还有多远？回答说，“远着呢，还得一个多小时”（那时火车还没提速）。我心中惊叫，太远了！哀叹李文安少年轻信，以至于此。

往事如烟

谢谢大哥的转载。

不错，写的有声有色，欣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