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徐凤云 于 2014-9-11 09:01 编辑
五十八、战友们都在寻找“归宿”
我是乘坐大冯开的“尤特”回到团部的。他是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北京知青，我俩儿在二十连时，一起住在马号旁边的大宿舍里。他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年纪比我大好几岁，是从驻北京某部队家属大院出来的。他平时说话口气挺冲，喜欢高谈阔论，同宿舍住的上海知青都不太愿意理他。有可能是我在他说话时候，比较认真地听，从来不扫他的兴；还有可能是我俩儿同一批上机务排的缘故吧，他平日里和我挺近乎，在一起时总是愿说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几年不见了，大冯显得特别兴奋，他让我坐在驾驶室的副座上，一路上和我说个不停，他已离开二十连两年多了，现在六连开“尤特”。他还是那样的开朗、乐观、健谈、风趣儿。只是说起话来不象以前那样吹吹呼呼的了，变得现实了许多。他告诉我说有对象了，是北京知青，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两个人准备过些日子回北京结婚。他还热心地问我有女朋友了没有，我摇了摇头，他不相信的用鼻子“哼”了一声说： “你还是那个样子，什么事情都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很适合在保密局工作。” 我无语了，不知道怎样和他解释，其实，也没必要解释，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尤特”在崎岖的坡路上喘息着，不停地发出“嘟嘟嘟”的刺耳响声，我也陷入了沉思之中。在我有病的这几年里，团里知青的思想变化太大了，连从北京部队家属大院出来的大冯都要在兵团结婚了，我一个小小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还能有什么盼头，看来我面对现实，回到十五连重新开始，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回到十五连后，碰到的人很少和我说话，许多人都用异样的眼神在看着我，是同情还是其它的什么意思就不得而知了。齐齐哈尔知青小孙将我的被褥放在他睡觉的炕上，对我说： “你先在这个炕上挤一挤，我已办好了转插手续，过几天便回齐齐哈尔，我睡觉的地方归你了。” 我无言地看着他，除了为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高兴外，心中也多多少少的有些失落感，唉，我本来在十五连能说知心话的人就很少，现在又少了一个。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万学春从学校回来，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 “钱红玉结婚了，她是和周副连长结婚的。”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戴着眼镜，个子不高，长得比较敦实的上海男知青形象。他和小钱是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份确定恋爱关系的。那时，我患重感冒在团卫生队住院，小钱因阑尾炎手术也住院了。我们都是高射机枪连的战友，她为人随和、热情、说话办事喜欢直来直去，大家对她印象挺好的，提到她的时候，一般不喊她名字，都“二炮、二炮”地叫着，她也入乡随俗的默认了下来，时间长了，好像还产生了一种自豪感。 小钱手术后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我烧退了后就去看她，她眨着那双很有神、很坦诚，但是单眼皮的眼睛对我说： “徐凤云，你真行呀，没几天就从战士升到五班长了，升的也太快了，过些日子得叫你徐排长了吧”！ 她在一个月里，两次和我说了这样的话，每次说话的声音都很大，表情也很严肃，这就是她的风格，佩服和夸奖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让人听了有痛快淋漓的感觉。 在小钱住院期间，周副连长几乎每天都去看她，在病房里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人用上海方言聊得挺热乎，一来二去的确立了恋爱关系。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昔日的“钱二炮”成了周夫人，我一定要到她家里去拜访一下，看看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回来好几天了，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一直也找不到去看“钱二炮”的理由。李连长见到我时，阴沉着个脸说： “你的工作由周副连长安排，你找他去吧。” 我找了几个地方，也没见到周副连长的影子，有个好心的老职工说： “到他家找找，可能在家里。” 周副连长家在一排家属房的中间部位，我站在他家门槛上，看见小钱光着脚丫子坐在炕上发呆。她抬头见到我后楞了一下，赶忙拽过一件衣服盖在脚上，看样子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夏日的阳光透过窗户上的玻璃照在她略显憔悴的脸上，眼睛也没有以前那样有神了，头发乱蓬蓬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她家的炕比其他人家的炕小了能有一半，这样显得地面要大一些。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似乎在等着我和她打招呼。 过了大约有一分钟的样子，我问了一句： “你爱人在家吗？” 她摇了摇头，表示不在。 我又问了一句： “他到哪里去了？” 她还是摇了摇头。我疑惑地看着 她，难道说这就是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钱二炮”吗？怎么刚结婚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勉强咧开嘴笑了一下，很费力地说： “我这几天感冒了，嗓子发炎，说不出话来”。 我点点头，看了她一眼说： “有病就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的胸口堵得难受，有点儿喘不上气来，用力的捶了一会儿，才感到好受了一些。知青们都到了一定的年龄，许多人已无法在耐着性子等下去了，纷纷行动起来，寻找自己的“归宿”。我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回到了十五连，面对眼前的一切，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惑之中，我的“归宿”在哪里呢？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