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知青情结 于 2014-7-5 19:45 编辑
回想我的一九六四 刘焕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回想起来,如同昨天。 一九六四年,这个曾决定我命运的一年,永远铭刻在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我和千万个知青一样,在毛主席的“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指示引领下,在邢燕子、董加耕等知青楷模的感召下,放弃升大学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奔赴农村—双城县水泉公社仁义大队(现水泉村)当了农民,在那里渡过了我人生最宝贵的青年时代。想起1964,有些事一直萦绕心头……。 (一)过“五关” 一九六四年,我于哈十三中高中毕业,毕业前夕,我决定放弃升学,报名下乡。当我把这个决定告知老师、家长及亲朋好友时,得到的大多是反对
、阻止和劝说。为得到亲人的支持,我是一关一关的过,如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可那时的情景仍一幕幕的浮现在眼前。 第一关,妈妈的支持。 妈妈是抗战老革命,一辈子最听党的话,尤其是毛主席的话。当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时,她先是一楞,接着问道:“你不考大学了吗?”我摸透了妈妈的性格,赶紧把毛主席的“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等话说给她听,又把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告诉她,我还说:“我们班和学校好多人都报名下乡了”。妈妈听了后笑了:“既然毛主席都号召下乡,听毛主席的话没错,我支持你。”就这样我轻松地过了第一关。 第二关,大爷大娘的阻止 大爷大娘这关可不大好过。我家在军工大院里是个特殊的大家庭,不仅我家孩子多,兄弟姐妹九个,还有我的大爷大娘和我们一起生活。他们无儿女,视我们如同己出,从我到最小的妹妹,都是大爷大娘带大的,大爷大娘是我家的大功臣。当时,我爸爸己调到北京工作,我家的大事小情,都是大爷大娘说了算。大爷是我家的顶梁柱、大管家。听说我不考大学要下乡,老俩口气坏了,把我痛骂了一顿,还说:“你在家里是老大,怎么这么不懂事,不好好念书,能给弟弟妹妹带好头吗?”大娘也在旁边帮腔:“焕新你决不能下乡,赶紧复习功课考大学。”大爷还说:“你再不听话,我告诉你爸,让你爸爸打死你,也不能让你下乡。”我来了倔劲,但又怕大爷大娘生气,就只好嘻皮笑脸地跟他们说:“我这是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呀?”我把大爷噎得没词了。 第三关,老红军的劝阻 大爷见我不进盐酱,就把对门的老红军任伯伯找来做我的工作。一天,任伯伯突然来到我家,笑呵呵地跟我说:“焕新,听说你不考大学要下乡?”我明知他是大爷找的说客,却故意装糊涂地说:“是呀,任伯伯,你听谁说的?”任伯伯马上换了个面孔,严肃地跟我说:“你不能下乡,你家祖祖辈辈没有大学生,到你这儿眼看就要考大学了,你却要放弃,干嘛非要下乡呀?你这么没出息,怎么对得起你的爸爸妈妈、大爷大娘呀?”我反问任伯伯一句:“任伯伯,照你这么说,只有考大学,才有出息,才对得起父母,不考大学,下乡就没出息了。那毛主席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干啥?那号召是错误的了?”这句话可把这个大老粗的老红军闹得脸红脖子粗。赶紧起身跟大爷说了句:“焕新这丫头嘴太厉害,我说不过她,赶紧给她爸爸去信。”说完摇摇头,起身走了。 第四关,爸爸的反对 大爷见任伯伯也做不了我的工作,就给在北京工作的爸爸发了电报,让爸爸马上回家,当爸爸接到电报时,正在沈阳开会,开完会马上坐飞机回哈。看到我都没理,径直走到妈妈跟前,劈头盖脸地把妈妈骂了一顿,爸爸埋怨妈妈不但不管我,还支持我下乡,没头脑。妈妈说,她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才报名下乡的。看到爸妈吵架,我急忙劝阻,说:“爸爸,是我自己自愿下乡的,不怨妈妈。”爸爸急忙把我拽到里屋气呼呼地说:“你必须考军工,不能下乡,你要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我说:“我已经报名下乡了,我不能出尔反尔。”爸爸又生气地说:“你是不是也唱《朝阳沟》呀?”我看爸爸这么说,我也来气了,就顶着爸爸说:“就唱《朝阳沟》,怎么啦,咱家那么多孩子,总有人上大学吧,干嘛非指望我呀?反正我是铁了心非下乡不可。”爸爸看说服不了我,就扔了句:“你自己看着办吧。”气得第二天就飞回北京,再也不管我了。和爸爸这次谈话不欢而散,但不成想,这是我当姑娘时最后一次与爸爸交谈。 第五关,老师的热心劝说 爸爸都没能说服我,我本以为没事了,可没成想,班主任孙鼎重老师托嘱爱人在军工工作的贺家瑞老师找我谈话。大概意思是:你的家庭和自然条件都好,应该报考军工学院,班主任老师对我很关心,让我再认真考虑考虑,不要盲目报名下乡等等。我认真地告诉贺老师,我已经决定放弃考大学,插队下乡了,请转告孙老师,也感谢老师对我的关心,我是认真的。贺老师看我的态度挺坚决,不再说什么,摇摇头叹息地走了。 除了妈妈的支持,我没有说服任何一个亲人,虽然亲人们不理解我的决定,但是以后再也没人阻挡我,就这样我按着自己的意愿插队到双城县水泉乡仁义村。 十几年后,在我回农村拿我的档案,发现在《高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中,学校对考生的意见栏写道:该生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本人立场坚定,社会主义觉悟高,考生系革命干部子弟,可以报考绝密专业。 看来,当时我真的是辜负学校和班主任老师了。 我在家是老大,在我这个大姐的带动下,除了六九、七零届两个妹妹被分配到哈市工作,还有一个上大三线的妹妹外,其余五个弟弟妹妹全都下了乡。 (二)不怕“苦、脏、累” 能否闯过“苦、脏、累”的关口,是知青参加生产劳动的第一张考卷。 一九六四年冬天,知青的大多数人回哈积肥,利用冬闲时间,为农村做点贡献。由于我们所在的各个学校提出“每人一筐粪”活动地大力支持,加上我们知青自己掏厕所和马葫芦,各校的操场,我们的作业点粪肥堆积如山。当时急于找运输工具把这些粪肥运到火车站,再用火车运到双城。当时我们什么运输工具都没有,怎么办?我忽然想起父亲曾经在军工运输处工作过,我们积肥时父亲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不在哈尔滨。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我只好厚着脸皮找到汽车队长李叔叔。李叔叔是爸爸的老部下,他看着我长大。我找到李叔叔跟他说请他帮忙派车运大粪,听我说完,他一楞,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我只好把我下乡回哈积肥的事告诉他。他听我说完很有感触地说:“刘处长的大千金下乡还掏大粪,真不可思议。好,我帮你,看在老首长的面子上,我给你派几台车帮你拉大粪。”我高兴地蹦了起来:“谢谢李叔叔,”说完飞也似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第二天李叔叔真给我们派来车,就这样我们把所有的大粪,一堆堆装上车运到火车站,装车卸车一直忙乎好几天,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把所有的大粪都运到了火车站。通过联系的车皮,把大粪拉到了双城,大队用马车一车车拉回屯子。 我们这些人从掏厕所、马葫芦到装车卸车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更没有一个怕脏的。我们走在大街上,身上的臭味常常熏得周围的人捂着鼻子直躲。可我们却光荣的、自豪的、骄傲的象个凯旋归来的英雄,美滋滋的。有时在吃饭时,有的人脸上还沾着粪珠,但吃起饭来却香喷喷的,真是“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除了积肥,我们早上还挨家挨户的收尿。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两个大姑娘抬着一个大尿桶,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喊:“收尿了!”把一盆盆的尿倒入桶中,再把收满桶的尿倒在粪堆上。要是遇到好人家,顺顺当当地来倒尿盆,可遇到捣乱的,一脚把尿盆踢碎,也不让倒,常常闹得我们这些大姑娘脸红脖子粗的。尽管如此,我们没被吓倒,一直坚持着,后来感动了社员,他们也积极配合我们了。 几十年过去了,水泉大队的老农一提起当年这些插队的知青,还照样竖起大拇指:“好样的”。 除了积肥,我们还学会了扶犁、点种、铲地、割地、打场等庄稼活。我们用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通过了“苦、脏、累”这张考卷。“劳动最光荣”,不仅印在脑海里,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我们不仅炼成了“黑皮、铁骨、红心”而且成为当代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式农民。 昨天—一九六四,仅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起点,是我们风华正茂、朝气蓬勃青年时代的开端。路漫漫又短暂,转眼间五十年飞速而过。 今天—二零一四年,我们已是两鬓如霜,满脸流金岁月的老人,但回顾昨天我们依然激动万分,仿佛回到了的年轻时代。 有人问:你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农村,不后悔吗? 我的回答是:不,不后悔。 因为,农村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纯朴、善良的美德;同时也学到了勤劳,智慧和各种劳动本领。这是我们一辈子都受用不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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