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回忆 （二）、（三） 马桂兰

                       （二）

     是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务农，还是升学实现自己做人民教师的理想，我的内心再一次掀起了波澜。想到自己和雷锋有着几乎相似的童年，难道我真的就忘记自己童年的苦难吗？

     我在河北老家的童年生活经受的苦难是刻骨铭心的。我忘不了在日本鬼子狂轰乱炸的日子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失去了养父和大伯两位亲人，接着养母在沉痛的打击下精神失常，我又摔断了右臂，由于皮肤感染，浑身长满脓疮，不得不剪掉了所有的头发，我和养母俩孤苦伶仃地在死亡线上挣扎。失去生活勇气的养母几次想要自杀，可是又不忍把我一个孩子抛下......。就在我们一家人处于绝望的时候，河北省解放了。我们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我上学了，第一批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回哈市后荣幸地担任过儿童铁路“北京站”的站长；参加过哈尔滨市少年宫的核心小组；多次主持哈尔滨市少年儿童的集会活动。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我深深的体会了新旧两重天的巨大变化，让我对党有再生父母的感恩情怀。

     升入高中以后，通过政治课、毛主席著作以及对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学习，使我坚定地树立起以党的号召为指引的革命信念，以及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理想和追求。并逐步把报答党的恩情的朴素感情升华为把党的需要当做自己自觉行动的高度。于是产生了放弃个人利益和理想，像当年革命老前辈那样，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志向。

      这种志向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过好家庭关的方案，首先从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的二哥身上做思想工作。因为二哥平时特别关心我的成长，也是我最信任的兄长，我想他一定会支持我的。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想法刚一出口，就遭到了他的反对。他说我是一时冲动，头脑发热。还说：“学校一动员你就要报名，想当榜样啊？”这话真刺痛了我的心，让我难以接受。他最后还叮嘱我说：“这是决定一生前途的大事，不要过早做决定，一定要用心备考。”

     几天以后，二哥又把四哥的来信拿来给我看。十六开纸一共写了四页，全都是对我弃考下乡的看法。不过四哥在信中的一句话却对我启发很大。他在信中说，不管你选择走哪一条路，一定不要带有私心杂念，否则走在路上一定会摔跤的。

为了说服二哥，我趁二哥不在家的时候，跟二嫂聊了好长时间，二嫂也是一位国家干部，想不到她和二哥想得却不一样。她不但肯定了我的选择，还把她到农村搞社教的所见所闻讲给我听。我当时就觉得她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二嫂还嘱咐我到农村以后“一定要放下学生架子，与农民打成一片，爱农民之所爱，恨农民之所恨.....”

     二嫂强调了一个我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说：“你已经是个大女孩儿了，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还有坏分子，你千万要提高警惕，学会保护自己。”最后二嫂答应我的要求，帮我做二哥和家里其他人的思想工作，我心里就甭说有多高兴了。

      春节到了，除夕之夜，我们全家人老老少少围在一起包完年夜饺子以后，就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哥哥姐姐们又唱又跳，说笑话，猜灯谜......就在这个温馨的家庭聚会上，二哥站起来提议让大家共同举杯祝贺，他说：“我提议，咱们全家人为桂兰选择了“农业大学”，到农村广阔天地里去锻炼成长而干杯吧！”

      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当时真是不知所措，兴奋到了极点，眼泪都流出来了。我真没想到，他们的态度都改变了，都成了我的支持者。这是春节之际家人送我最特殊而珍贵的礼物。我也暗下决心：绝不会辜负家人的支持和期望，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做出成绩来向你们汇报。

坚定不移的走工农结合道路，好样的！

二哥同意了，下一步呢！

不要另起主题，在《我们的1964》后边连续发出最好。

       1964年的下学期，我在上初中三年级（1965年初中毕业），那时候，我经常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阅读介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章。班级里，每周都由几个同学轮流站在讲台朗读这些文章。能够走出这一步，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首先我就做不到。因此，马大姐的行动让我非常佩服，下乡插队是很苦的一件事，我敬佩您。

                                    （三）

       坚定下乡务农并作各种准备。毕业的时间渐渐临近了，学校对毕业生的教育工作显得更加紧迫。一方面是进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另一方面又是“把祖国的需要当成自己的第一志愿，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教育。还请往届下乡青年和老贫农到学校来做报告，向毕业班同学进行“以农为荣，以农为乐”的教育。到了高考前夕，全校有十五名高中和三名初中毕业生放弃升学，报名插队务农。这些同学在学校里几乎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其中不乏干部、专家、教授和革命军人的子女。

      上级教育部门得知学校毕业生踊跃报名下乡的情况以后，曾经派工作组来到我们学校，对放弃高考下乡务农的学生逐个认真的谈话。找我谈话的是工作组组长王老师，他曾经在我们学校担任过团委书记和教导主任，我当时是学生会副主席、团委委员，所以王老师对我很了解。我记得他当时非常清楚地告诉我说|“你如果将来想当教师的话，我可以向学校建议，政治保送你到东北师大。”又说：“目前团市委准备从高中毕业生当中选拔几位团干部，充实团市委工作队伍，你已在推荐选拔之列，希望你认真考虑考虑。”听到这些话，我不知道王老师是在考验我，还是真有这些打算。反正早已坚定了志向的我也毫不隐瞒地向王老师表白了我的理想和志向，没有丝毫动摇的想法。

      我们这十五名同学的志愿终于得到了学校的批准。一个个就像即将出征的战士，摩拳擦掌，雄心勃勃，心中充满了自豪。

为了增强体质，每天早晨我们都在学校的操场上练长跑；为了适应农村生活，我们到附近的“小屯”儿练习用辘轳从井里打水；想到今后在农村自行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学习骑自行车；摔得好几处受伤也不在乎；我们还挤时间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遍又一遍地学习董加耕、邢燕子的先进事迹。后来看到了《中国青年》杂志上侯隽写的文章，深受感动，当天晚上我就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思想觉悟、政治理论水平、阶级立场与侯隽相差很远。在学校里当了多年的小干部，到农村以后能够放下学生架子尽快与农民打成一片吗？侯隽带领农民搞文化活动，占领文化阵地，我没有这方面的特长怎么办？她能在农村搞科学种田，搞科普宣传，我现有的文化水平能胜任吗？她独立生活，管理自己的能力很强，而我在养母家是独生女儿，在生母家是老闺女，我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针线活儿，这怎么行呢?只有热情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式农民吗？”

      从那以后，我从午餐费里省下钱来买了《农作物栽培方法》、《科普知识》、《怎样学识谱》、《如何设计黑板报》等书籍，经常跟家人学缝衣、做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

       高考结束了，参加升学考试的同学们离校了，我们准备下乡的十五名同学焦急地等待上级领导的出发号令。

      7月里的一天，我们终于接到了通知——7月16日到团市委报到，参加由团市委、市青联、市学联、市安置办联合举办的《哈尔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培训班》。

      这次培训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天时间，但是在我们人生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把来自全市十几所中学的五十多名高中毕业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学习党在农村的方针和政策，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举行文娱联欢，学习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集体观看豫剧电影《朝阳沟》，还一起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参观，访问，参加劳动，与农民一起搞文娱联欢活动；在江北“青年之家”举行军事露营......。

      出征前的8月31日，学校的所有领导以及我们这些同学的班主任老师与我们十五名下乡同学举行座谈会，下午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全校师生为我们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欢送大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走上主席台，代表下乡同学表达我们的信心和决心。热烈的场面让我激动得几次哽咽，说不出话来，泪水也打湿了我的发言稿；我还清楚地看见，下面有的老师和同学也被这少有的场面打动得眼含泪花，她们坐在下面不时地用手绢擦着眼睛。几年来我们师生间结下的深厚友谊此时真让我们难舍难分......。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走向农村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我都要勇敢前行......。

      9月1日下午1时，市委、市政府部分领导同志在市青年宫接见了我们这五十多位放弃高考、立志下乡的同学，市委候补书记石青同志、胡传经副市长、市教育局局长、团市委书记等多位领导在青年宫门前与我们合了影。石书记、胡市长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除了热情的嘱托，还对我们寄予了殷切的希望，鼓励我们尽快过好“五关”，早日取得合格社员的资格，并叮嘱我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同贫下中农在一起”，“在实践中奋发学习，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一定要记住今天在领导面前表示的决心，千万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一定要做出成绩，不辜负领导的关怀和希望。

      9月3日早晨，我们在道里、南岗两区欢送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登上火车，奔向农村广阔的天地，开始用我们全新的生活谱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篇章。

      直到今天，回忆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总是让我心潮起伏，热血澎湃。回顾自己走过的五十年，虽然艰辛，但是无愧，虽然平淡，但却无悔。因为我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选择，我兑现了在党旗下的庄严宣誓，我为此感到欣慰，为自己的人生感到满足。

欣赏佳作

你们是早下乡的知青，还准备了挺长时间，我们是报名后，通知就出发。

     文革前下乡的，都是志愿的，而且，都是好学生。你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马桂兰是我敬重的大姐。她出生十几天就送到“马”姓家，她本姓“刘”，随养母到天津农村干农活，受伤误了学习。生母惦记她，找到她，她回到哈尔滨读小学。她一生怀着感恩的心为人，处事。内心阳光，向上。在小学就被选为哈尔滨儿童公园小火车北京站的站长。还参加少年宫航模小组，被新华社记者照相发在报纸上。她高中毕业立志当人民教师。但高中毕业时，学校动员下乡。她经过思想斗争还是选择了下乡。在乡下，她是新一代青年的播火者，办夜校，教农民和农民的后代学文化。文革爆发，闹到乡下，她当农民也当不成，辗转到外县。为生存，她当过小工到铁道线搬运货物。后来教书，连续几年，她教的学生在劳改系统学校都是第一名。她的老同学看她生活太艰难，帮她办回哈尔滨，她继续教书，仍然是学校、家长和学生都尊敬的优秀教师。她不愧为是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式的教师！她的事迹真可以拍一部电视剧。可惜我没那本事，只写了一篇报道，发在《党的生活》上，就算是我表达对她深切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