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山野静悄悄 于 2014-6-9 14:42 编辑
春 播 睡了一冬的三江大地惊蛰之后渐渐复苏,残雪消融,春风吹过,土地便有了新起色。此时机务排开始忙碌起来,把冬时检修好的农机具拉到地头,先耙上两遍地就准备春播。 春播是一场不亚于秋收的硬仗,在连队管这叫会战,这需要几路人马同时上阵,协调配合。机务排要保证机具的完好率和使用率,做到人停(倒班)车不停;二排(场院排)负责装种子、拌化肥农药,并把拌好的种子用马车运到地头;三排(田间排)全副武装下地,配合机务排播种。此外食堂、水房、马号等后勤保障也要抢前抓早,全部到位。 播种是由机械操作,我原以为人站在播种机上把好播种箱的开关就行,是一件挺轻松的活儿。我在场院班,出于好奇参加了一次播种。首先把拌好农药和化肥的种子倒入播种箱,装满之后便站在踏板上操作播种器。机车把播种机牵引到位后,便打开播种器,机车牵着播种机匀速前进,种子均匀地撒在被播种器豁开的垄沟内再被后面的拖杆拖土覆盖。农场的土地都是以垧为计算单位的大块地,从这头到那头都在一千米以上,到了地头,将播种器收起,机车转过头调整到位后,填够种子再接着播,就这样来回往复播完为止。 播种的工序不算复杂,对开车师傅来说,技术上的要求是平稳、匀速、走直线,如果忽快忽慢,走走停停,播下的种子肯定不均匀,要是跑偏了,等苗出来后庄稼就不好看,要被人家笑话。对于播种机上的人来说,主要面临的考验就是脏和累。播种看上去是站播种机,要是站上个一天半日,加上机具颠簸,身上如同散了架子。填装种子的活儿也是不能忽略,小半麻袋种子少说也有五六十斤,你要把它从地头搬到播种机上,再倒入播种箱。一架播种机有三个台面,加一次种子大约需要十六、七袋,够你喘的。不堪忍受的还是脏。前面我讲过播种时的一个细节,就是播种器豁开垄沟和拖杆覆土时,播种机下面是要蹚起灰尘的,尘土中还含杂着拌种子的农药和化肥。要是顶风播种,还勉强对付,如果是顺风或者无风,那可就惨了,腾起的尘土会始终跟着你,围着你,裹着你,从远处望,根本就是一排扬尘在大地上向前翻滚,看不到机具和人。所以,春播时连队要发一个口罩和风镜,但知青们不在乎,要的就是这个战天斗地的劲儿。一天下来整个人像从灰堆里扒出来的一样,只有眼睛和嘴巴还留着缝隙。 春播小麦是用播种机,而大田播种有时就是人工操作。那时连队正值农业学大寨高潮,上面有人对玉米种植提出一种科学优产种植法,叫“一眼双株抓把粪”。据于滨回忆,那时我们连西南头有一块地,最适于种植玉米,人工播种之前先把垄备好,播种的时候,女知青在前面拿着锄铲按株距刨好坑,再往坑里撒两粒玉米种,男知青跟在后面挎着一个粪篮子,在每个玉米坑里抓上一把粪,然后覆土。抓把粪用的都是有机肥,那个气味可想而知。我分析,用手抓粪是因为手里有准儿,如果用铁锹或是别的什么工具肯定比不上手抓得均匀,但我觉得如果当时有勺子或是搪瓷缸子之类是否更合适一些。还真别说,采用一眼双株种植法,长出来的玉米秧苗高、茁壮,而且不用间苗。只是在生产方式上有点原始味道。用手抓了一上午的粪,中午在地里吃饭时还没有洗手水,我们只能用嘴含一口饮用水,然后吐在手上简单冲洗一下,有的人干脆不洗,伸手就去抓包子吃。 无论哪种播法,播种时遇到的种种脏和累当时没有人在乎,准确地说,不存在那种保护意识。如何对待劳动中的脏和累,在当时被看作是检验知识青年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对待脏和累人们想到的只有怕与不怕,而不是合理预防,预防就等于是怕。所以我们播种时,只需脖子上系一条毛巾便解决问题,反正收工后要统统洗净。那么,呼吸道和肺里的吸入能够洗净吗?长期风化以后的皮肤能够再生吗? 其实,当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也还是可以因陋就简做些防护措施的。最要命的是那个充满战斗气息的“不在乎”,是那时人对生命自身的轻视与忽略,使得知青们把自己等同于一个物品,一件工具,只要不缺胳膊不缺腿就是健全的。为此,他们拒绝了一般生产条件下应有的保护,无视与地斗其乐无穷背后的隐患与险恶,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和城市生活的同龄人相比,当然要老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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