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吴永大 于 2014-6-8 06:03 编辑
自 给
——下乡散记之四 张冠立
在下乡的山中岁月里,我还有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屯子里的庄稼人封闭在群山里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日子。这种生活模式让他们为活着动脑动手,向大地讨饭,从而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生存本领。他们是大山里的“精灵”。 我们知青下乡的当年,按政策给了个集体粮本,可以到几十公里外的罕达罕的国家粮库领粮食,像音德尔城镇居民一样买粗粮、细粮,打豆油。安顿下来不久,生产队派了一挂马车,拉着点儿长去了趟罕达罕,回来时,大米、白面、豆油都有了。队里派的大师傅隔三差五给我们煮顿大米饭,或者烙块油饼。赶上我们吃饭的社员看上去很羡慕,跟在后面的小孩儿,拽着大人的衣襟,偷眼看我们一张一合的嘴,不自觉地往下咽唾液。细心的女知青会撕一条儿饼,站起来躬身送到孩子的手边。孩子不接也不说不要,只是期待地望着大人的脸。那是一个能吃饱了但还吃不好的年代,一块油饼会让孩子大人都很为难。我们的滋润日子没过多久,第二年就被断了“奶”。这是因为秋收之后,队里打下新粮,我们可以就地分粮了。从那时开始,我们和社员一样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地里种什么,饭桌上就有什么这样一种农村日子。 下乡的当年,我们队里有六十二垧地,三年之后总量就蹿升到八十多垧。大片的土地上种的都是苞米。苞米比其他作物产量高,追求产量的年代只能让玉米做主打作物。公社下任务,大队定指标,生产队必须保证一定的玉米播种面积。队里自己起名的几大块地,什么“大椅圈”、“小椅圈”、“沟鼻子”、“西大片”都种着苞米。入伏以后,放夜牲口的人说,半夜里站在苞米地旁,能清楚的听到“啪啪”的声响。这是苞米在拔节猛长。接着,人们看到一片片的地上相继蹿蓼儿、拔红缨,长在节上贴在杆棵旁的鼓包眼见着就长了起来。鼓包变成穗子,越长越往外散,鼓胀鼓胀的,像个大棒槌。品种好,肥水多,苞米棒子就又粗有长,一颗能长出三个。看着这样的苞米,心里快慰极了,因为那里孕育着产量,编织着希望。 秋天,苞米上面的蓼儿播完了花粉,失去了振作,穗上的红缨也没了往日的鲜艳,这时,你能看到成熟的籽粒已经爬上了穗尖,露出金黄。收获的时候,人们挎着篮子,在一条垄沟里走,兼顾着两条垄上的苞米,见到穗子攥住,使劲一按,咔嚓一下贴根劈下,回手进了自己的篮子。做这个动作时,眼睛早已扫射新的目标去了。快手几乎像在走路,根本不在单株前逗留。这种收获方式叫做“站杆劈”,是当地人习惯的做法。柴火多的地方,他们不在乎那点苞米杆子。我们屯里的人是从五家户迁来的,惯于精耕细作,认为这种方法使春耕时地里乱糟,影响覆土,我们到的第二年就不再学样,改做“割铺子”。用镰刀把苞米杆子先放倒,有间隔地放成铺子。然后再站在铺子旁集中劈苞米。躬身向下,一手捡杆儿,一手劈穗,动作同时进行,空杆集在腿前,棒子扔到铺间空地,干活的人没功夫蹲在堆旁磨蹭,只能哈腰站在那里飞快地翻动,眨眼功夫就转场下一铺子。完活后,地里留下一趟趟苞米堆。拉庄稼的车接着就跟上来。车上搭着跨杠,围着榛柴串成的簾子,车被做成大大的方形“笸箩”。老板子赶车顺着苞米趟子走,跟车的脚步不停地拎筐在车堆之间往返,哈腰收,起身倒。笸箩里挂了尖儿之后,车就摇摇晃晃地离开奔向场院。 年年场院里的苞米穗子都堆成小山。粮食都进场院之后,主攻的任务也是打苞米。活计只有两步,一是扒苞米,二是脱粒。说简单,干起来都是费工的活。那个苞米“山”得一穗一穗地把它数完。扒开穗上的叶子捋到后面,贴根儿掰断,顺手扔到大堆,这简单的动作从早晨重复到晚上,吃过晚饭还要夜战。季节已经入冬,坐着干活更觉得冷,使劲地往身上披挂衣裳,再没什么可穿的了,还是不好受,最后想了一招儿,把掰下来的苞米叶子堆积在自己的周围,让它齐脖深,只留出两支胳膊在前面舞扎。月夜里,青辉如淹没世界的冷水。月黑之夜,高挑的马灯也在寒风中战栗。入场时盼望苞米堆越大越好,扒皮时又盼望苞米堆尽快缩小,前后矛盾的“盼望”白天黑夜地折磨着人。单调,寒冷,漫长是偎身在苞米叶里时留下的深刻而长久的记忆。 那个年代脱粒还用着笨法。冻了冰的场地上摊开厚厚一层光棒子苞米,人们拿着一种叫“连枷”的东西在上面敲打。连枷由一根长木把和一个短木棒用绳子联结而成。绳子不长,主要是让短木棒能万向地自由活动。长木把和短木棒拴绳的地方刻一圈凹槽,把绳子系个拴马扣勒到里面,庄稼人拴绳子的办法各式各样,都很妙,越拉越紧,从不松套。前面拴的短木棒要有体积和重量,抡起来获得了加速度,落到苞米堆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就这样把苞米粒从苞米瓤上连磕带碰地弄下来。工具再简单不过了,但发明中充满了巧思,不然一根独棍无论如何都不能充分接触地砸到地面上的。据说大队的那个屯子已经有了玉米脱粒机,空闲了还到别的生产队包活挣钱。我们队没闲钱去买那洋东西。社员闲着,再花一份儿钱去雇机器犯不上,只要交公粮的期限不紧,就会用连枷一直抡到底。 人们长期以苞米为生,发现它一身是宝,可吃可用的地方太多了。脱了粒后,苞米可以伐碴子做饭,可以磨苞米面贴大饼子。苞米瓤子还是好烧柴。场院里成堆的苞米瓤子按筐分给各户。搭了炉子以后,先烧这些东西,干净方便,用不着像木头那样有劈又剁的。苞米的可用远不限于这些。苞米可以烀着吃。其实苞米最好吃的时候就在灌浆的乳熟期。那时把苞米棒子劈下来,烀青苞米,是人间的一道美味。一大锅青苞米浸在水中,上面盖着一厚层青绿的嫩叶,在大锅里煮熟借味。烀好后捞出来,在根部扎进一只筷子,用手举到嘴边,一圈一圈地往下啃甜滋滋、香喷喷的。味蕾灵敏的人能吃出一穗苞米和另一穗的味道区别,穗穗都让人不舍,直吃的肚皮发胀。那些粉绿的内皮,妇女把它们剪成小块,穿起来晾干,蒸豆包时托在豆包底下代替屉布子,一次性使用,既卫生又环保。庄户人家冬天还炒爆米花作为零食,糊香可口,酥脆生津,一吃就上瘾。有些人家还拿苞米做炒面,条件好的,再拌点儿糖,给老人和孩子冲糊糊喝,又香又甜,易于消化。最好吃的苞米是地方品种火苞米,棒子短小,籽粒饱满,种皮晶莹,像堆聚拢在一起的圆圆的红宝石,只可惜产量不高。为了追求产量,生产队都按上级的要求种双交种马牙苞米,棒子大,粒子深,籽粒的表面刻着褶皱沟回,抠下一粒子,真像捏着一颗马牙。双交种产量高,但远不及火苞米好吃。当年我在脑子里总结了一条“定律”,天老爷很能制人,他不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少得好吃,多得乏味,质、量自然平衡。各家为了吃青苞米,炒爆米花,都在自家的小园或者自留地里坚持种着笨种火苞米。年年留种,种穗串成串儿挂在房檐底下晾干,一串一串的,再加上同样处理的红辣椒,红黄照映,勾勒出农家秋韵。 种谷子为了人吃,也为了马喂。谷子是好东西,尽管大帮哄的年代,人们吃不上细粮,小米饭成了苦日子的代名词。从古到今,人们都给产妇煮小米粥煮鸡蛋。这经验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现在已被科学膳食理论证实,小米有不可替代的营养价值。屯里人承认这里打的小米不如南面五家户的小米滑溜好吃,那里有适于谷子的“土头”。尽管这样,年年也不能少种,队里的十多匹马得有草吃。一冬一春,花谢了,草枯了,甸子里没有了马能吃的东西,就不再放牧,拴在圈里由饲养员一天按时按顿地添草加料。这草就是从地里的谷子身上一步一步地加工儿来的。长在地里的谷子又粗又硬,马只能吃下那些茸软的叶片。庄稼人就想法改变这种状况。在场院脱粒时,他们把谷捆打开铺成一个大圆圈,用马拉着磙子在上面碾。赶场的人把长长的缰绳系在腰上,手执大鞭驱赶着一马一磙牵连在一起的马磙长队。马带着小跑顺着缰绳做圆周运动。赶场的人几乎就在圆心处转陀螺,人马互动,气势宏伟,着实让人羡慕。能干这活的自然是老板子,别人很少有份。马喷着白气跑上一大阵子,停下来,赶到一边去。翻场的人拿着两齿木叉过来一条一条地抖落碾压过的谷子,让碾下的谷粒落地,铺匀铺平,再来新一轮的碾压。这样反复几次,谷粒压掉了,草棵压扁压碎了,就开始收场。翻场的人这次拿着镰刀一绺一绺地把谷草勾到一起,一边勾一边用大腿顶着,足够多的时候放下,取一把草打靿,把草捆紧。到这个时候,谷草已经很柔软,打靿紧捆都比割地时容易得多。捆好的谷草用抬子抬走上垛,地上的粮食装进麻袋入库。一年冬天,翻场的活我干了很久,摆弄草捆越来越娴熟,但受不了的是我的棉裤。粗粗啦啦的谷草老在大腿上磨来磨去,一条罩裤很快就麻花,露出底下的棉裤面,找人帮忙打补丁,补丁上再打补丁,褴褛得不像样子。 谷草能到马嘴里还有一道工序,铡草。铡刀是个笨重的装置。刀座是粗原木砍出四面,带着圆角的方子,一米多长。刀座上开了一条深槽,槽两侧各镶一条厚铁板。和刀座等长的一把大刀就在两条厚铁板中开合。刀面有半尺多宽,刀刃锋利。每次铡草,续草的人先把大刀从刀座上摘下来,在大磨石上反复地杠,让它锐不可挡。刀头上做一个大马勺那样的裤,但粗的多,透进一个粗木把。按刀的人双手握着这个把儿,两腿微开,踮起脚尖,憋一口气,收紧腹肌,将大腿做一个由直到屈的剧烈下蹲,靠着重力、冲力和拉力的有机结合,让刀刃“嚓”的一声切进那一大团谷草,从后向前冲进刀槽。随着这声闷响,刀的一侧留下齐齐的草茬;另一侧铡下的断草蹦飞散落到地面。一个激烈的运动之后,按刀的人伸直腿抬起刀,恢复到起始状态。续草的人把用小臂压着那团草向前送一段,刚刚到位,接着又是一声闷响。熟练的一对儿会让闷响的声音间隔很小,创造着连续不断的“嚓,嚓”声。续草是技术活,要老农来做,按铡刀是力气活,要年轻有劲儿的完成。我不止一次地被派去铡草,也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一件往事。念初中时,我进入心理反叛期,不愿听“权威”的话,专愿和班级重量级人物唱对台戏,他们说东我说西,不管对错,就是要当反方。一次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活动上,主持人说我们应当学习刘胡兰的榜样,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听后,立刻在头脑中搜索出反论,不以为然地说:刘胡兰有牛顿对世界的贡献大吗?这句话马上遭到了抨击,指责我拿一个资产阶级科学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相比,这是没有阶级立场的表现。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成了学校“走资派”宣扬的“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面对这把有切削伟力的大刀,我心里产生了震撼。刘胡兰,山西汶水的一个十五岁的女孩,竟然没有屈服于这样的铡刀,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宁死不投降,最后身首异处,刀铡血溅。设身处地,令人发指。材料说刘胡兰性格倔强,敢于冒死,难以只靠性格的力量,重要的是“主义”的支持,她是一名共产党员。想到这儿,我非常后悔当年只是为了反对,创造说辞,忽视了英烈。那时我由衷的感言是,为人民而死的人,人民不会忘记,也不应忘记,愿英雄的浩气在中华大地永存。 队里也种高粱,为吃点儿高粱米,也为了用秫秸。高粱地很好看,秋天里,高粱头红灿灿的,沉甸甸的,压得高过头顶的高粱秸颤悠悠的。割高粱时,斩断了根部,你会发现它头重脚轻,难以控制,常常在你的怀抱中耍叉子。我们这些新手没本事像老农那样稳稳当当,捋捋刮刮地把它们降服在自己的臂弯处。捆高粱也用高粱杆打靿,捆成的捆不再是圆捆,而是一个个三角捆。拉回去后,在捆上用镰刀潲下高粱头,剩下一捆无头的秫秸,尖端留着一个个削头时的小斜面。这些秫秸捆顺势就分给了社员,戳在各家的园子里。冬天夜长,人们会点着一盏煤油灯,就着那晃动的光亮劈秫秸、刳葞子,让滚圆的秫秸变成只留外部硬皮的细条子。它们柔软但很有强度,可以用来编炕席编茓子。老年人多数精于此道,一天例行的事情完毕,闲下手的时候,就会拿出葞子捆,在地当心比划,从第一个井字形的压别开始向外一条条地续葞子,有规律地让一条葞子在众多辐射状的条子中或上或下地穿过,里面则不断地积累着葞子宽窄咬合在一起的方格格。到了边上时,编席的人会按一条直线把葞子斜折过来。含有水分的葞条会顺从地转向并不折断,压到一个节里之后就被斩断。就这样四围逐一封好后变为成品。无论是席子还是茓子都可以卷成卷儿留存。生产队需要茓子囤粮食草料的时候就从各家手里收,算工分。过年的时候,讲究的人家按习惯要换一领新炕席,整洁干净,给年增加万象更新的年意。 秫秸在农村日子里有你想象不到的作用,被人们发掘利用到了极致。小孩把撅短的秫秸叫箭杆儿。箭杆儿外面的硬皮一条一条地剥下来叫细葞儿。剩下的圆柱,叫箭杆瓤,白白的,虽然酥松,但有弹性有强度,可以用细葞儿连缀在一起构建小东西。孩子们拿三个等长的短箭杆儿瓤用细葞儿别在一起做成一个三角形的底,再用三个等长的长箭杆儿瓤从底的三个角上接起,顶端连在一块儿,做成一个三角棱锥的框架。框架上等距离地穿上细葞儿,间隔要适当的小,留一个位置做活口,一条细葞儿可以穿入或拔出,于是便做成了一个小笼子。夏天,上甸子里抓蝈蝈,抓到后,把它们从活口放进去。笼子透气透光,蝈蝈呆在里面很自在,能被全方位地观察,只是逃不出来。有时孩子想象着往里放些它们能吃的东西,尽可能让它们长久的活着。蝈蝈吃饱了喝够了,踮着后腿,颤动着翅膀吱吱的叫。孩子们骄傲地拎着蝈蝈笼子,携带着叫声,去会自己的玩伴,比试谁的笼子好,谁的蝈蝈强。孩子们也会纯粹用细葞儿编成一种扁圆形的蝈蝈笼,样子像个鳖,他们叫它王八笼子。用这些细葞儿、箭杆瓤可以组合成车马、房屋等多种造型的玩具,那兴趣不亚于现在孩子玩积木。大人用秫秸上端的细箭杆儿串盖簾。紧紧穿在一起的一排箭杆儿构成了一个面,两个这样的面横竖迭在一起立刻变成一个硬板,再把它们削成圆形即为盖簾。大的可以盖锅,小的盖盆,也可以当托盘盛东西,轻巧,干净,是很好的餐具。人们还拿箭杆儿棒当“洁具”,一根圆棒劈成两半,用那条直棱揩赃物,只要贴着皮肤一刮就可以,不必像用手纸那样磨叽。农村妇女用这伺候孩子用得很娴熟。不懂得拉尿的孩子在炕上爬,忽然把赃物便到了炕上,在地下忙乎的妈妈发现了,会不假思索地跑去找来两样东西,一段劈了的箭杆儿棒,一把苞米叶子。用那箭杆儿棒揩净孩子的身上,再用苞米叶去包裹炕上的赃物,如果是夏天,又开着窗户,这些东西顷刻间就丢到了院子里。在外面溜达的猪和狗会闻风赶到,抢着把院子清净。一场雨之后,窗前什么痕迹都没有了。这是农村自洁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有机会借用谁家的茅房,你会看到什么地方插着一束箭杆儿棒。蹲坑里散着横躺竖卧的半拉瓢的箭杆儿棒。全不像街头的茅坑,覆盖着粉红色劣质的卫生纸,或者废书的纸页。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文革”期间,一天,有人在音德尔客运站的厕所里捉到一个“反革命”。他在内急之后,没有粉色的东西可用,只好从随身携带的红宝书上撕下两小页,做了他想做的事情。结果被身边的“革命派”看到,抓了个“现行”,扭送到“群专”。这个组织也郑重其事地接受了这个专政对象。在那里他尝到了什么滋味,我不得而知。只是替他想,要是带条箭杆儿棒就不会碰上这次厄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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