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我的知青岁月,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这次移民潮从68年开始,大约持续了十年,移民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这个运动的本质是解决城市人口过剩问题,把城里的年轻人转移到农村,减轻城市人口压力,保证社会的稳定。令人惊奇的是,这次运动却以政治为目的,涂上了政治色彩。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要把知识青年改造成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用政治推动的这次运动最有效的,就没有任何阻力,进行非常顺利,非常的彻底。 我是72年毕业生,下乡到辽宁省,海城县,西柳公社西谷树子大队插队落户,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的农村生活,76年回城,回到我的故乡,鞍山市进厂当了工人。四年的农村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绚丽的青春岁月,是那个时代我的青春之歌,是我的青春热血冷却的地方。我没有上过大学,四年的下乡生活,也相当于我的大学生活。这四年使我对农村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农民的生活非常的艰苦,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披星戴月的劳作,却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 中国的农民是整个中国现代社会里是的最底层,生活是最苦的。在文革时期,城乡差距非常大,农民的梦想就是进城当工人,但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他们无法实现这样的梦想。有的农村姑娘宁可嫁给城里的残疾人,也不愿嫁给农民。我听说一个在郊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说:有一个到城里上班的机会,每个月只给五块钱,她都要去。因为她就想看看五块钱到底是什么模样?这就是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知识青年下乡,本质上是转嫁危机。本来生活就非常苦的农民无疑是一场灾难,使他们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对于那时候大多数农村并不缺少劳动力,我们的到来,不是给他们带来幸福,而是去分食他们的本来就不多的收入,结果使他们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 正文: 1973年1月19号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我的一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是我离开城市,就要离开家的日子,也是我真正长大,参加工作的日子。我像一只刚刚出飞的小鸟一样,就要离开父母的身边,离开校园,离开熟悉的城市,飞向远离家乡的农村。就在那天的早晨,天还没有亮,我父亲就把给我准备好的行李,和一个箱子,还有洗漱用具,用自行车给我送到,学校的操场上。这一天非常的冷,冬天的北方天亮的比较晚,不到七点来到学校天才刚刚蒙蒙亮,严冬的晨雾笼罩整个四十八中校园,许多的同学的家长也都陆陆续续来到学校,送孩子下乡。 那时候谁家的孩子下乡,家长的工作单位都送给一个新的涂着黄色油漆的木板箱子,以表示对下乡的支持。可是我父亲的单位没有给我做新箱子,我父亲在单位自己用木板钉一个木头箱子,拿回来。那个箱子很大,很重,很粗糙,没有油漆。我父亲就把他结婚时的一个不大的老箱子给我,做为我下乡之用。这个箱子一点也不好看,样式老旧,是大揭盖的,有点浅紫檀色,我不太同意,可是我父亲执意要我拿这个箱子,我也就同意了。可能现在的人们不懂这个箱子的意义,在那个年代,家庭条件不错的年轻人,结婚时的嫁妆就是一对箱子,仅此而已。可见给下乡青年礼品的分量。 到了学校,见到了老师,按照老师的分配,等待送我们的汽车。不大的功夫,送我们的汽车来了。老师就按照已经分配好的名单,依次让我们上车,我们的行李放在绿色老式的解放牌货车上,我们坐在各自的客车上。就在这时四十八中的操场上,是哭声一片。有的妈妈在哭,有点孩子在哭,有的是相拥而哭,尤其是女孩子哭的更利害,哭得像泪人一样,真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但是我非常的冷静,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有的只是勇敢的面对。但是这样的一幕我是不会忘记的:在寒冷的早晨,在雾气朦胧的四十八中的操场上,这撕心裂肺的哭声,每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耳边都仿佛听到操场上的哭声,这一刻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我的下乡与68届下乡那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那种欢乐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反差,同样是下乡人们的感受真是天壤之别,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我和百臣、小七还有几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一个生产大队,所以我们都坐上了同一辆大客车。当我们都上了车以后,汽车就开动了,直奔我们的下乡的目的地。汽车离开了我熟悉的城市,回头望一望家乡越来越远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感觉,空荡荡的,不知所措。还好我们班的董洁老师送我们,也跟着我们坐在同一个车上,和我们说话,给我们以安慰。心里上,有了董老师在身边,我在心里好像有了些依靠。 汽车向南行进在鞍海路上,由于天气非常冷,那时候汽车是没有暖气的,汽车的玻璃窗上,挂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挡住了观看窗外的视线。我用手把玻璃上的霜插掉,看见窗外路边的大杨树,不停的倒向身后,荒凉的大地在不停地旋转。在这寒冷的季节里,眼前的世界没有一线生机。看着让人不悦的风景,心情很低沉,同时心里也在想,我要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呢? 过了海城,汽车就向西南方向走了,这时的路是砂石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路就是二级公路。东北的道路的两旁大部分都栽种一些杨柳树,这条砂石路的两旁也种了许多的杨树。据说这样的道路,有利于备战,在战争中,有大树的阻挡,飞机看不清路上的汽车,有利于隐蔽,可以减少战争伤亡。 我下乡的地方离鞍山市不算太远,也就七八十公里,汽车走了一上午就到了。因为那时候汽车的速度也不快,路的等级也不高,所以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到了海城县,西柳公社西古大队。汽车是从村子的东面开进村子,进村的道路是有着两条深深车辙的土路。汽车在这样的路上行驶,速度很慢,车里的人颠簸的很厉害。汽车的后面卷起黄色的尘土,相距几米远就看不清前车。村子里的房屋建筑风格和我祖母家的村子的房屋基本相同。村子里草房和瓦房各半,这里的经济状况比我祖母家的经济要好些。生活方式也基本一致,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高高的柴火垛,也是以烧柴为主来生火做饭的。每家房前屋后都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外围是篱笆墙围着。与我祖母家不同的是,这里的房屋没有房岗,都是平地起,盖的房子。这是因为这个地区离山区比较近,地势比较高,周围也没有大的河流,不容易发水的缘故。 汽车在村子当中经过一个路口,向北面开去。到了村外的几栋砖木结构的房子旁边停了下来。来接我们的村子领导告诉我们:这就是西古青年点。青年点是在这条路的西边,孤零零的并排几栋砖瓦房。房子的前面几十米的距离就是当地老农的房子,房屋的北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地,房子门前有一个柴火垛。冬日的太阳暗淡无光,像一个红月亮挂在天上,没有一丝暖意。凛冽的北风刮起地上的尘土,在房前打着旋,柴火垛的秸秆叶子被风刮的哗啦啦的作响。看到这些我的心和冬天的气候一样,已经凉透了。我就要在这里,扎根农村干革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没有时间表。 我们下了车进到屋里,屋里到处都是灰尘,四处透风,屋里的地面是土地面。土炕上铺着一领新的炕席,大队派来两个木匠,给我们钉箱子架。这个箱子架很简单,就用五六十毫米粗带着树皮的木杆,将不到一米长的木杆钉进屋地上,上面钉几根横梁和框架,木杆有的地方不平,木匠就用斧子砍平,这个箱子架就做好了。这就是当地的村领导给我们唯一的礼物。屋子里的北墙都是箱子架,南面就是土炕,这就是我们的卧室。 接下来我们就把箱子抬进来放在箱子架上,把行李放在土炕上,洗脸盆放在箱子架的底下,我们东西就搬完了。一个屋子里安排住五六个人,都住在一铺炕上,都是谁我也记不清了。搬完家大队招待我们吃午饭,这顿饭印象当中还可以,也就是白菜、大豆腐,高粱米,不限量,能吃饱。吃完了午饭后,董老师和那些送我们下乡的汽车司机就完成了任务,坐车回家了。我们和董老师挥手道别,临行时,董老师还嘱咐我们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 送走了董老师,大队书记通知我们到大队的会议室开欢迎会。大队书记给我们致欢迎词。当时西古大队的大队书记姓王,叫王广富。他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能有一米八高。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细长腿,有些驼背。满脸皱纹,脑门没有头发,有点扒顶。五官端正,长的不丑,大嘴,三角眼,眼角往下搭拉着,很健谈。 书记开始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说些文革的套话,先国内,后国际,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讲完这些话,就开始介绍村子里的情况,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他介绍西古大队自然情况,西古大队是个比较小的自然村,三个生产小队,八百多口人,有二千八百亩地,属于人少地多的村子。这个村子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有少量的副业,其土地特点是怕涝不怕旱,主要的农作物是高粱、大豆、玉米还有少量的水田。这个村子当年的收入每个工是八毛钱,在当地也属于高收入。我们听了心情都很高兴。因为在家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以前68届下乡到盖县的青年说,他们生活非常的苦,他们的收入每个工不到一毛钱,到年底还要欠生产队的钱,要从家里拿钱。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应该是幸运的。 接下来是妇女主任向我们介绍青年点的情况,我们青年点是个小点,加上我们新来的十来个人,一共才三十多人,有68届的,也有71届的,有鞍山的,也有海城的,他们都是先下乡的,都分配到三个生产小队里。这里的青年都是吃饭票,反应说很多男青年都吃不饱。以后要进行改进,实行盆伙,就是说吃饭不限量可以都吃饱。过去西古青年点在村子外面是挺乱,被当地的农民戏称是后花园,以后要将青年点搬到村里,便于管理。会后把我们新下乡的同学全部进行分配,都分配到三个生产队。我被分配到二队,小七分配到一队,百臣分配到三队,又给我们发了饭票。临走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一套干活工具,一把锄头,一把铁锹,这都是城里的一些企业支援的。我们拿着这两样工具一起回青年点了。 青年点离大队部不太远,我们走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此时已经到了做饭的时间,只见整个村子炊烟袅袅,夕阳西下。我进到青年点的厨房,厨房内人与烟一色,烟火和蒸汽共存,满地是柴火。厨房内满是烟和蒸汽,烟熏的人睁不开眼睛,人经过时得用手捂着鼻子哈腰走,可减轻烟熏眼睛。厨房的铁锅旁一个男青年正在做饭,只见他弯着腰,身穿一件漏棉花的黑色苏联棉袄,头上缠着白色的纱布。一只脚蹬在炉台上,一只手在往铁锅里贴玉米面的大饼子。 当我们走进厨房时,只见他抬起头,不屑一顾地扭头看了我们一眼,没吱声,就又继续做饭。我们看过了厨房,又在青年点的周围看看这里的环境。青年点的前面就是村子,其它三面都是空旷无垠的黄土地,离青年点不远处的地里有些坟地,那有几棵树的树枝,在呼啸的北风中摇摆。青年点内屋子里面没有吊棚,可以直接看到房梁的那种屋子。窗户透风,屋地是土地面(在那个年代,如果是用砖铺地都是非常奢侈的)。在这几栋房子的中间是女生宿舍,西头的那栋房子是大队的副业组。这里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这里的青年晾衣服都用竹子做的衣服架。当时在城里也很少有人用衣服挂晾衣服,这是很时尚的东西。我们就问老青年,这些衣服挂是哪来的?他们告诉我们是他们自己用副业组的竹子做的。因为副业组是用竹子做耙子,有都是竹子,取材很方便。 看完了这里的环境,就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就到厨房打饭。一个大饼子是四两,我拿四两粮票换了一个大饼子,不能多换,换多了,最后饭票吃了了,会挨饿的。我又打了一碗白菜汤,在屋里吃了起来。农村的大饼子还是挺好吃的,因为大饼子有一层糊嘎嘎,比城里的窝窝头好吃。屋里没有饭桌板凳,端着碗站着吃饭。 在吃饭期间,我们就和做饭的老青年攀谈起来。那个做饭的老青年,他叫赵世明,是68届下乡鞍山七中毕业的学生。他们一起下乡的同学很多已经回城了,只有他和少数几个68届的同学没有回去,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了。赵世明人长得很帅,一米七五的个头,体态匀称,身材苗条。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五官端正,有些消瘦。他说他有胃溃疡,所以很瘦,怎么得的病他没有说。他就是说话的声音有些女生的音,对于我们的到来,似乎很麻木,不以为然。 我们吃过了晚饭,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了。在这寒冷的冬天,屋子里和外面没有多大区别,又是凉炕没有一丝热乎气,既来之则安之。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天气冷一样能够睡着觉,就这样我们就在这冰冷的炕上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一看,我们的被上一层雪花。原来夜里下了一场小雪,我们的窗户透风,把雪刮进来了。不管多么艰苦,生活还是要进行下去。吃过了早饭,我穿着新的蓝劳作服裤子,上身穿着苏联棉袄和郭新春一起拿着铁锹到二队上班去了。因为郭新春和我分配到一个生产队,所以我们一同去上班。 郭新春是和我一起来的,也是我们学校同一届,不是一个班的学生,以前我们是不认识。他是因为这个村子里有他的亲戚,自己申请来到这里,希望能有些照顾。他是一米七八的个子,大眼睛,尖下颏,身材苗条(那时候大多数人都很苗条,基本上没有胖子)。他见人时都是先笑后说话,说话时眼珠直转,人很精明。他在班级里当过班干部,很会说话,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我和他一起结伴同行,心里上有一种安全感。可能人是群居动物,骨子里就有一种相伴性,喜欢结伴,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更是如此。二队的队部是在这个村子的南面,村子的外面,和我们青年点正好相反,是一南一北。但是村子不大,我俩穿过村子,东北的农村的景象基本一样,总是那样的安静,就连鸡犬之声,听起来都是那样的悦耳,一会就到了队部。 没进院子就能闻到,牲口圈味,这就农村所特有的气味。二队的队部院子大门朝东开门,队部的院子很大,都是黄土地面。正房有十来间,东西厢房各有十来间房子,所有的房屋都是泥草房。西厢房的南面是二十多米长的牲口圈舍,有十来头骡马,还有五六头牛和几头驴。院子里有四辆马车,两辆牛车。院子的南面是喂牲口的几座草料垛,还有铡草的的铡刀。院子的东南角有十来个猪圈,养了多少头猪就不清楚了。整个队部占地面积差不多能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队部的外围是一米多高的土围墙。这些基本是二队的全部财产。 队部的正房是中间开门,进了门就是厨房,屋里有锅台,东西两边各有一个特大的铁锅砌在锅台上,里屋也有火炕。东面的屋子都是穿堂套,基本上是会议室,最东面的屋子是队长和会计的办公室。房门西面的那几间房子是仓库,装的都是种庄稼种子。 我俩到了队部,屋里屋外都是人,男男女女能有百十来号人,等待分配工作。进屋之后我俩找到队长,并和队长相互认识。队长就把我俩介绍给组长二美子,说:这是新来的青年,你就安排他们干活。二美子就答应了,叫我俩在屋里等待分配工作并在考勤薄上给我俩划了工。 冬天是农闲时间农活不多,女工挑豆种,男劳力大多数人就是参加往地里送粪的工作。在农村赶车的车老板是个技术活,一般的情况他们的工作是不变的,只有每天的跟车的人,由组长指派。当天有一辆车是到城里拉活,其余的牛车、马车全部往地里送粪。有几个人倒粪,其余的剩了几十号人都负责装车,我俩就跟着一起装车,分配完工作大家就各自干活去了。 我俩就跟着干活的人来到队部外的道东,这里有一个几十米大的粪堆,这些粪是夏天猪圈里的猪粪和土的混合物,现在这个粪堆的粪已经少了三分之一了。这里的冬天非常的冷,粪堆的粪都冻住了,冻层能有一米来厚,所以把这些粪装上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的人拿来两个工具,当地人管叫锛子,我就管叫巨型扁铲,能有几十斤重。直径有一百毫米,上园下扁的铁制工具。高度有500毫米,上头镶一个400毫米长直径与锛子一样的圆木,圆木的顶端安上一个铁环。用的时候,一个人负责扶锛子,把锛子立在粪堆上,三个人拿着大锤,轮流击打锛子的上端。锛子往下进入冻粪堆中,冻块就掉下来。扶锛子时是用两个用绳子拴在一起的木棍夹着锛子。因为那个鼓形的十八磅大锤,三个人同时工作时,大锤像雨点一样打在锛子上,稍有不慎就可能打偏,用手扶锛子是有危险的。通过这样的工作就能把冻在一起的粪劈成小块,我们就把这些小块装上拉粪车,粪堆的底层没有冻,我就用铁锹把粪一锹一锹的装到马车上,马车就把粪拉到地里。 队里的一辆马车最少是两匹马拉车,一匹马驾辕,一匹马拉套。马车是木头车架子,车上是木头箱套,车轮是橡胶车轮(这一时期木头车轮已经全部淘汰了)。马车装满后,大家就帮忙把马车推走上路了,在继续刨粪。我也试着去抡大锤,可是力量不够,不能像他们那样把锤抡起来,只能是端锤,效果很不好。 粪刨得差不多了,大家就一起到队部里去休息。到了队部里,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屋地的板凳上,还有的站着。很多人都拿出旱烟用纸卷成烟卷抽了起来,整个屋子是香烟缭绕。边抽着烟,边聊着黄色笑话,什么四大红、四大累、四大黑、四大黄等等,都是有色情内容的顺口溜。比较能够说出口的,并能够写到纸上流传的,就是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十八岁大姑娘叼着大烟袋。说这些黄色笑话是他们最好的娱乐和精神生活,我们青年点的68届青年,外号叫特务的男青年,还特地把这些顺口溜记了一本子。此外他们就说些家长里短,总之他们说每句话都有啷当,不说粗话,就不会说话。就连这里的女人说话也一样,一点没有禁忌,也说粗话。等马车回来,我们就继续刨粪装车,工作就是这样循环着。 我在和当地的社员交谈中了解到,这里按劳分配落实的还不错。干活的多少与工分挂钩,挣工分最多的是队长,接下来的组长,赶车的车老板。车老板是一个工是22分,壮劳力是20分,一般的18分,新来的青年就是18分,此外还有就是新上班的小孩和老头就是16分,叫半拉子。 一般的来说,一辆马车一上午能往庄稼地里送四五趟粪,牛车能送三四趟粪,这与地块的远近有关。跟马车的都是一般的劳力,跟牛车的是老头和小孩,壮劳力是不许跟车,因为跟车的活比较轻。据二队的老农说:他们队的最远地块距离村子有六七里路,现在的时间离村子近的地块,都已经送完,剩下的都是比较远的地块。 人在年轻的时候想法都是比较原始和简单,当时我就觉得跟车这个活不错,虽然比较冷,但是不累。据老农说这是在农闲的时间,装车这种活都是轻活,可是我依然觉得十分的劳累。更使我没想到的是,当地农民为了省粮吃两顿饭。等到下午两点多钟下班的时候,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乱叫。到了青年点吃饭时,我的肚子像没有底一样,吃了六两的玉米面大饼子还是没吃饱。但不能再吃了,再吃就超量了,到月底就没有吃的了,就这样吃了半饱回宿舍了。 这是我来到农村干的第一天活,这在农村还不算是重活,我们几个人的手,都已经起了水泡很疼。青年点的老青年告诉我们:没事,过几天回天,手上长了茧子就好了。到宿舍屋里,屋子还是那样的冷,还是冰凉的土炕,没人烧。还是漏风的房子,没人管。睡凉炕不怪别人,完全怪我们自己。因为外面有柴火,自己可以烧炕,但是我们几个人一个靠一个,没有一个人去烧炕,宁可睡凉炕也没人去烧炕。到了晚上我们又都谁在冰凉的炕上,一会的功夫就睡着了。现在回忆起来这样经历,当时的自己也是很可耻,很平庸,为什么不能高尚些呢?多干点活又能怎么样呢?利人利己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所谓的平等思想在作怪,也是当时年轻不懂事的结果,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太斤斤计较,不要意气用事,也许会有好结果。(未完待续) 2014年2月19日星期三 作者:尹子文于河北普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