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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齐梦 于 2014-4-13 13:59 编辑
校友庆祝我们相识50周年聚会,我非常思念,而且总想回报他们点儿什么的一对夫妇,没有来,很是遗憾。尤其得知他们身体一直不好,更加不安,当然思绪万千,难以自拔。
这对夫妇在校时,与我并不在同一个班,两个教室紧挨着,比较熟悉而已。可下乡时,我们乘坐同一列火车,到了同一个连队,应当成为好朋友的。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更难以理解我当时的做法。回城后,我们仅见过一次,本以为利用聚会,我会重新开始,继续我们曾经的友谊。可他们体质太差,无法承受同学见面的激动和兴奋,只是短信发来了祝福。我的心被自责包裹着,难道这个自责将继续折磨着我。
68年,我们班级的同学,都去了凤凰山。我因为曾被个别同学当做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了课堂,再不敢进入学校。下乡开始,我想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因此,我与他们俩不约而同来到了同一个地方。那对夫妇年龄比我们大了3岁,所以成熟得比较早,当时已经恋爱了。他们了解我的情况,奔赴边疆的一路上,两人对我体贴备至,他们俩用行动温暖着我这颗脆弱的心。
在连队里,他们二人对我更是关心有加。劳动时他们手脚麻利,干完自己的活,又来帮助我完成任务。家中寄来好吃的,先分出一份给我。还告诉我干活时,别过于拼命,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那时,他们几乎成了我的依靠,我也因此经常帮他们传递消息或互送东西。我们依然兄弟姐妹般团结在一起,我感到了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幸福。他们的关爱,我牢记于心。
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热恋,被别人发现。可想而知,犯了青年不能谈恋爱的禁忌,遭到了连队严厉的批判。他们不肯认错,强调他们恋爱完全符合婚姻法的规定。这下更激怒了一些激进分子,批判更加残酷,不仅晚上开会批判,中午在田间地头也要批判一通。什么流氓行为,什么破坏知青上山下乡,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等等,一顶顶帽子接踵而来。激进分子找我谈话,让我揭发他们的反动行为,告诫我不要同他们同流合污,与他们划清界限。我刚刚建立起的那点点自信心,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心中充满了恐惧。
怎么办?我怕极了。他们俩看出我的为难,有意躲避着我。我只好借高下驴,远离了他们。因为当初班级的打击,在我幼小心灵已经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真的吓破了我的胆。可是我们天天见面,那种尴尬,时时鞭挞着我的心。还好,连队为了荣誉,把他们俩甩包袱,送到了新建连队劳改去了。在新建连,他们一如既往,始终拼命干活,无论多难多苦的活,都争取完成得更好。只是迫害和打击,使他们爱得更深,任何人也别想把他们分开,连队毫无办法。他们俩这一走,成全了我。我恢复了平静,安心的工作,努力的学习,跟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表现得很出色。只是时而在心底挂念着他们,却丝毫不敢显露出来。我感觉成了个忘恩负义的两面派,心中产生一种难以启齿的滋味。
70年,我调到车队。一天夜里,指导员带领保卫股长敲我宿舍的门,问我:“是否有连队知青留宿。”我回答:“有。”指导员让我们立即起床。等打开门后,保卫股长一看不对,便再次追问:“见到你那俩流氓同学了吗?”“我真的没有见到他们,宿舍的知青可以作证。”保卫股长告诉我:“等见到他们时,一定立即汇报给保卫股。”我答应着,心里非常担心,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接下来,我是睁着眼睛,胡思乱想地熬到了天明。第二天,团部像炸了锅,传说两个哈尔滨流氓知青伤风败俗,偷偷跑回哈尔滨结婚去了,保卫股公路拦截,水路堵截,都失败告终。一时间,整个团里像蒙受了奇耻大辱,对他们俩恨之入骨。我无奈地躲避着这一切。
一个月后,女同学挺着个大肚子,在男同学的搀扶下,回到了连队。原来他们为了表达坚贞不渝的爱情,竟偷吃了禁果。为了爱的结晶,为了保住无辜的小生命,他们俩打报告申请结婚,领导不批。无奈,只好擅自做主,偷跑回家完婚。连队为了严肃纪律,惩治歪风,天天开批斗会。女同学临盆前,还挂着大牌子接受批判呢。是爱的支撑,使他们忍耐着。好多知青只能偷偷地帮助他们,帮他们做些生活准备。连队领导看木已成舟,只好把一个四面透风的窝棚给了他们俩。老职工看不下去了,帮助他们俩修缮整理了窝棚。在好心家属的帮助下,一个浓眉大眼的小男子汉来到人间。可惜的是在娘胎里就经受了凌辱和打击的孩子,体质太差,骨瘦如柴。此时连队领导也动了恻隐之心,或许不准谈恋爱的政策有些松动,准许大家来看望孩子,也可以送些营养品了。可我在团部,并不知道这一切,所以,什么也没有为他们做。不久我便上学回到了哈尔滨。我忙着学业,完全忘记了他们三口的存在。
前些年,各地知青回访连队。曾经带头批判过他们俩的指导员(上海青年)无颜来哈,他们俩给指导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诚挚地约请指导员来哈团聚。当大家见面的那一刹那,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男同学深情地说:“那都是历史,翻过去了,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指导员的泪水真如断线的珍珠,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看得出,那时悔恨和自责的泪水。我被眼前的一幕感染着,我更被他们俩的包容和大度感动着。然而,我能说什么呢?只有发自肺腑的祝福他们,一切安好。
那年见面之后,我由于工作忙,没有再联系他们。只是偶尔打听一下他们俩的情况。知道他们身体都不好,可非常要强,从来不给大家添麻烦,我爱莫能助。多亏他们的儿子争气,用自己的智慧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抚慰了父母曾经深受伤害的心。这次聚会他们俩没来,我感到非常愧疚。我知道他们不会挑我的理,可我的确应该早早看望他们的。我总觉得在他们最需要帮助和安慰的时候,我为了自保,不敢接近他们,我实在是太自私。他们的身体一直不好,完全是那时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加上超出体能的艰辛劳作,留下的烙印。这些留至今日的恶果,愿连长?愿指导员?愿激进的知青?我当时对他们的疏远和躲避,是否完全愿我呢?哎,谁之错呢?我要为我的过失,做些弥补,这样,心里能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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