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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情重胜大山
——读习近平总书记的《忆大山》
今年1月13日，《光明日报》转发了习近平总书记1998年发表在第七期《当代人》杂志他在正定县工作期间的回忆录《忆大山》。习近平回忆了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期间与作家贾大山之间历久弥坚的交往的深厚情谊。
大山是河北省著名作家，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正定县文化馆馆员、县文化局局长、县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为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他的作品《取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另一篇散文《花市》一起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
这篇回忆录共分3节。第一节，1982年，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习近平第一次登门拜访大山。习近平既欣赏大山作品“和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更佩服他“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在他担当县文化局长时，该县文化领域“无不浸透着他辛劳的汗水”。第二节，1985年5月，习近平离开正定县前的一个晚上，二人长谈一个晚上，而且双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别离6年后的1991年春节，习主席第三次看望不到五十的大山。那时大山改任县政协副主席，正是他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期，硕果累累。第三节，1997年2月9日，习近平第四次看望大山。这次相见，大山身体已远不如从前了，“身体的能量几乎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在习近平的敦促下，才留下了他们最后的合影。不久，当习近平从电话得知，大山于1997年2也20日晚因病去世。噩耗传来，习近平“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忆大山》全文不过3280多字。但是读后令人感到文风朴实，人情真实，读来厚实，通篇充满了既有欢乐、信任、期望，又有悲痛、留恋、怀念。从他们之间深厚的同志情谊与朋友的情丝难尽以及交往的寓意深远中，看得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与民众根底深厚的领袖。他为人谦恭情怀和为政之道的平民意识；也掂出了他们之间质朴淳厚情谊的珍贵。恰似“故人一别几时见，春草还从旧处生”的同志情缘。他在正定县工作期间就从不搞特殊化：他常骑自行车下乡视察，他说“这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他拒不接受为他开小灶，他说“吃大锅饭好，大家都一样嘛。”
亲民情感是我们党领导人的一贯作风。1961年除夕，周总理与邓颖超把在北京的亲属、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请到西花厅过年，除夕宴就是肉包子、小米稀饭；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飞赴陕西铜川慰问，午饭与矿工围坐井下巷道的铁轨上聊天、吃包子；曾任国务院总理、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在一次参加某大企业挂牌仪式结束后，用餐时他未并未坐主宾席位，而是在宴会大厅角落里与工作人员吃工作餐；一直到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庆丰包子铺，排队点餐吃包子的热议，这些虽说都是“吃一顿饭”的事，但它们折射出了一个国家领导人亲民的热度、平民意识的深度和与民同甘共苦品德的高度。这些国家领导人，既不是“作秀”那么简单，更不是“摆样子”那么轻松，而是身为国家高官身体力行的一种神圣职责、严格兑现“人民公仆”的一种践行承诺。这不仅是我们党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验证，也是国家领导人是“人民勤务员”的身份再现，更是我们共产党人修炼素质的一生遵循。
当然，这不是共产党作风的全部，而只是从这里开始，直到奋斗终身。有一位作者在《石家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习近平在正定》的短文。那里有些事例是颇值得遵行的榜样力量。他的呕心沥血，勤政为民，在正定县这块热土上留下了一串串闪光足迹。诚如老干部们的口碑：“他是个年轻干部但很老练，他是高干子弟但非常朴实，他身为县委书记而无架子，他工作严肃认真，办事稳妥，善于密切联系群众。”
他刚到正定时，许多同志都知道他是革命老前辈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下过乡，当过农民，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清华大学毕业，曾在国务院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工作，担任过老辈革命家耿飚的秘书。可是1982年仲春时节，他却主动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申请下基层锻炼。来到了河北省后他又主动要求到一个县的公社当书记。他刚刚调正定任县委副书记时，每当中午他总是坐在树荫下，在水泥板搭的简易饭桌上吃饭，边吃边拉家常那样亲切，那样熟稔。
由是观之，领导作风是一种榜样的示范，一种无声的号召，一种行动的鼓动，一种凝聚人心的力量。上行下效。有这样的领导作风，就必然会训练出、培养出、锻炼出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而今，这就是振兴中华、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坚强精神支柱和攻无不克的战斗堡垒。
【附录】
《忆大山》
习近平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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